zt：節錄：廬山會議由糾“左”轉為反右的原因分析

廬山會議由糾“左”轉為反右的原因分析

——廬山會議五十年祭

郭建波

 

一九五九年召開的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五十年了。這次會議從七月二日召開，到八月十六日結束，共一個半月的時間。它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期的八屆八中全會。以七月二十三日為界，此前側重於糾“左”，此後側重於反右。半個世紀過去了，許多參加會議的當事人業已作古，評論這段史實的利害得失的因素逐漸淡去；同時，一九七八年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以一種不同於以前的路線實現著中國的現代化，兩相比較，使得我們能夠以今天的視角來回望那段不平凡的歲月。廬山會議本來是糾“左”的，但是在彭德懷的信印發、特別是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後，會議急轉之下，由糾“左”變為反右，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最終被定為反黨集團，而後在全黨發起了反右傾鬥爭。由糾“左”變為反右，撲朔迷離，讓人難以理喻，這到底是為什麽呢？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在廬山會議期間，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處同王任重談話時，念起明代楊繼盛（號椒山）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並說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從青年時代就喜歡，且照此去做。遺憾的是，在廬山會議上他卻沒有做到這一點。共產黨人有了缺點、錯誤，自己講出來，做自我批評，誠然可貴，同時也應讓別人講，歡迎別人進行批評，應該有讓人‘麵折其過’的政治雅量。當然，這是需要有很高的黨性修養的，要做到、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始終堅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黨性原則、黨性修養不可謂不高，大家對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廬山會議上，卻未能實踐‘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究竟還有些什麽思想原因和社會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滿意的答案。大家還可繼續研究。……據周穀城同誌回憶，當時有一次在中南海遊泳池邊他和毛主席進行交談中，毛主席談到西漢的趙充國時說：趙充國主張在西北邊疆實行屯田，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主張。他的主張在開始，讚成的人不過十分之一二，反對的人達十分之八九；到後來，他的主張逐漸被人接受了，讚成的人達十分之八九，反對的卻隻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總要有個過程，無論是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又比如，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給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議他讀一讀〈漢書·賈誼傳〉，並說：賈誼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讀。’賈誼給漢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它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出一些謀策，雖措辭激烈，但切中時弊，毛主席稱它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足見他是很讚賞賈誼的居安思危、痛陳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精神的。毛主席稱頌趙充國‘能堅持真理’，稱頌賈誼的上書為‘切中當時事理’的‘最好政論’，是對的，很有道理，確屬真知卓識。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幾乎就在他讚揚這些古人，推崇他們上書的同時，當彭德懷同誌把他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和流弊寫成信件，並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居安思危的憂慮和意見，送給毛主席後，毛主席卻沒有稱讚彭德懷同誌‘能堅持真理’，像看待趙充國那樣，也沒有稱讚他的‘上書’是‘切中當時事理’的‘政論’，像看待賈誼的上書那樣，反而把彭德懷同誌的信看成是‘反黨意見書’，並給他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帽子。毛主席評古人的話和評彭德懷的信兩相比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這中間是何緣故？大家也還可以繼續研究。不能說毛主席不重視不堅持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據我了解，他是很注意這方麵修養的。我覺得，不能光從毛主席個人的思想、作風、性格等方麵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從我們黨的成長經曆、黨內製度、黨內生活的整體來加以曆史的探索的研究。”[1]本文擬從曆史的角度談一下個人的認識和看法，作一些分析，並駁斥一些人在這個事件上對毛澤東的指責和錯誤觀點。

 

毛澤東的艱辛探索及三麵紅旗的本質內涵

毛澤東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一九五八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一九五八年五月黨代會製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並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分社是可行的。赫然掛在河南新鄉縣七裏營的牆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裏營人民公社’。我到襄城縣、長葛縣看了大規模的生產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誌，中央〈紅旗〉編輯部李友九同誌，同遂平縣委、嵖岈山鄉黨委，會同在一起，起草了一個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這個章程是基本正確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並舉，亂子就更多了。於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係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抓。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隻解決了集體、國營兩種所有製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了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製問題。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雲同誌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六五0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一三00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現了一個小小馬鞍形。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麵仍然被動，直至於今，管農業的同誌，和管工業的同誌、管商業的同誌，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麵思想（形而上學思想）。”[2]這是毛澤東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所寫的文章《十年總結》裏的話。在這段話裏，毛澤東勾勒了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在探索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特別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基本概況。

毛澤東探索有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表現在那些方麵呢？一、政治: （1）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3）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4）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5）通過整風，探索大民主的實現形式。二、經濟 : （1）《論十大關糸》。（2）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3）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三、文化: （1）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2）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四、對外關糸 : （1）反對帝國主義，支持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2）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糸的準則。等等。

三麵紅旗也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探索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嚐試。總路線，也被稱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它和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什麽關係呢？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產生於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過渡時期總路線產生於社會主義製度尚未確立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過渡時期總路線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與過渡時期總路線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指導方針。雖然它們產生的曆史時期不同，但是在根本點上卻有著相似之處。（1）就在不同時期的作用而言，它們都是本時期全黨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照耀全國人民奮鬥方向的燈塔。（2）它們都是要探索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新路。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在人民掌握政權，國家控製經濟命脈的情況下，通過贖買的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就是根據中國人力資本比較雄厚的特點，如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找到一條將中國由落後農業國快速變為先進工業國的正確途徑。（3）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矛盾是製定兩條總路線的根本依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核心是“一化三改”，也就是逐步實現工業化，完成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體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統一的原理。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指導下，開始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是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人民公社化，是對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是高級社的進一步發展。同樣，也體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協調發展的原理。我們揭示了兩條總路線之間的內在邏輯聯係，有利於我們從曆史的角度來認識廬山會議分歧的深遠背景，有利於我們理解毛澤東判斷的形成和思想變化的深層動因。據胡喬木回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爭論和宣傳。主要指毛主席同梁漱溟的爭論，很多人作了文章，甚至出了書。有些文章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沒有把爭論的實質說出來。在這個問題上要為毛主席說幾句公道話。毛主席發火不對，但為什麽發火？當時關健是對待工業化的問題。不少人認為中國窮，要與民休息。搞工業化哪裏來的資金？同梁的爭論主要在這裏。梁說農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業化農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覺得這個完全是為了國家大計，非作不可的事。梁漱溟講得那麽尖刻，毛主席氣得很。爭論不僅是對梁漱溟一個人。當時在黨外民主人士中，有人對立即實現工業化有疑慮。對社會主義改造有意見還不是第一位的。這些人認為，戰爭過後要有一段休養生息，搞工業化使人民的負擔大為加重。梁漱溟是一個代表。黨內也有爭論，如對統購統銷。說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不是那麽平靜的一件事。”[3]當然，關於黨內的爭論，胡喬木說得很含蓄，沒有明確得講。據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講，一九五一年關於山西省委在農村進行合作化被劉少奇否定，後來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才進一步在全省推行。[4]既使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劉少奇的觀點也沒有變。據袁寶華回憶：“合作社問題，少奇同誌有不同的意見，一直到1965年，在他的家裏開一次會，我去參加了，他還講，首先得機械化，然後才能集體化。沒有機械化，集體化不能實現。他抱了一大摞馬恩列斯的書，他說，一直到現在我仍堅持我的意見。”[5]這說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在黨內外是有著不少分歧和爭論的。前麵已經說過，這兩條總路線是有著邏輯聯係的，兩條總路線提出後又同樣麵臨著不少爭論和反對，毛澤東將廬山會議的爭論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爭論聯係起來看，路線鬥爭的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

那麽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者之間是一種什麽關係呢？一九六三年六月，毛澤東在武漢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三麵紅旗時說：“總路線是父親，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兒子。”後來又說：“什麽‘三麵紅旗’，這是三元論，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元論，隻有一麵紅旗，就是總路線。”[6]由此可以說，總路線是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目。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總路線指導下，中國人民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領域的具體探索和實踐，其目標是為了把中國盡快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什麽要提出大躍進的口號呢？一是中國落後，快速實現現代化，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築固人民政權，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二是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後，更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進程。至於人民公社是在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下出現的。當時中國農業要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積累，而農業發展也需要資金。為彌補資金不足的劣勢，便利於集中必要的人力資源，修建大型水庫，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較大轄區內，統籌兼顧，合理調配勞動力，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提高農業生產力。隻有建立人民公社，才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些目標。同時，要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建立現代農業，推動農村的工業化進程，也同樣麵臨嚴重的資金短缺。而使原來的高級社合並成為人民公社，就便於集中公社內的資金，建立社辦工業，逐步實現農村的產業化經營。還可以建立社辦學校，普及文化教育，建立農村合作醫療機構等等。這是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為了集中必要的資金，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的社會保障水平，對社會生產領域的一次必要變革。

那麽，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又有什麽特點呢？（1）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主義製度確立後，人民在國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樣就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社會主義建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2）速度和效益的統一。在總路線中，就有多快好省。多快講得是速度，好省講得是效益。在總路線的內容中就孕含了速度和效益的統一。（3）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戰爭年代，我黨走群眾路線，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取得了新民民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這是由我們政權的性質，建設的目的決定的。發揮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是我們中國與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上所具有的不同特色。（4）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前提下，在中國工業化建設資本缺乏、市場狹小、技術落後的條件下，就要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使億萬人民群眾的精神變為實現工業化的物質力量。（5）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要有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證。群眾內部有了不同意見，不能強迫、命令、壓製，要說服教育群眾，如何將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如何激發群眾自覺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都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因而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發揮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使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變為建設社會主物質力量的重要保證。（6）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係的辯證統一。大躍進當然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人民公社化運動當然是變革生產關係。在大躍進進行的過程中，適時地提出了變革生產關係的要求，人民公社化運動應運而生。人民公社化運動反過來又推動了大躍進的發展。

剛才我們對大躍進的特點作了簡要分析。我們在分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時候，應將其本質與具體表現形式區分開來。在具體表現形式中，應將其對本質反映的正確表現開式與對本質反映的錯誤表現形式區別開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是對其本質的錯誤表現形式，這些形式是對其本質的歪曲反映。無庸諱言，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由於沒有經驗，有些幹部好大喜功，“五風”盛行，出現了不少缺點和問題。比方說全民煉鋼、小土群、公共食堂等等這些具體的形式，是屬於探索中的問題，這樣做究竟有沒有優越性？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不通，改了就是了。至於像“五風”、“一平、二調、三收款”、“廢除商品，消滅貨幣”等，不過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認識，是對其本質的歪曲反映。可是現在有些人，卻把這些在探索中出現的錯誤以及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歪曲的反映不加分析地等同於本質，並以三年經濟困難為證，以此來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用這種探索中的失誤以及歪曲反映的觀點去評價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實際上是采取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而沒有進行辯證的分析。這種作法本身就是荒謬的。毛澤東首先發現問題，並領導全黨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糾“左”。毛澤東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它探索的方向和開辟的道路是正確的，因而是在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前提下來糾正已出現的“左”的錯誤。在糾“左”過程中，各級都要承擔責任，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不追究個人責任，要注意保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全黨沒有經驗，應采取必要的措施，找到糾“左”的辦法，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納入正確的軌道。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糾“左”，號召全黨讀書，要求分清“兩個界限”（共產主義全民所有製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的界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與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的界限。），反對兩個平均主義（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製，製定《人民公社六十條》，要重視價值規律，人民公社不能自給自足，要搞商品生產等等。這些錯誤，通過糾“左”，本來是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後，因何印發大會討論？

本來廬山會議是繼續糾“左”的，會期預計七月十五日結束。彭德懷覺得自己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欲言未盡，於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於七月十四日晨將寫好的信直送毛澤東。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後，可以有三種處理辦法：（1）參考參考算了；（2）找彭德懷談一談；（3）印發大會討論。為什麽毛澤東沒有采取前兩種方式，而將信印發了呢？因為毛澤東已意識到當時不僅黨內外，而且就是在廬山會議這樣黨內高層的會議上，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有著相當嚴重的分歧。如果這此分歧消除不了，全黨的思想就不能統一，那麽就不能團結起來完成下一步的工作。況且寫信的人又是一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自然不能采取參考參考算了，不當回事的方式。至於為什麽沒有找彭德懷談一談呢？一方麵毛澤東開始也沒有認識到信有那麽嚴重，作為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陳述不同意見，從組織程序上看，也是正常的；就信的內容，除去裏麵的個別用語外，也基本是屬實的。既使後來批判彭德懷時，毛澤東也仍然這麽講。吳冷西說彭德懷的信還沒有他們起草的《議定紀錄》尖銳。在吳冷西回憶田家英的文章裏，吳冷西轉述田家英講的毛澤東與田的談話，也證實毛澤東開始也沒有將彭德懷的信看得那麽嚴重。[7]我們不能因為後來批判彭德懷，將彭德懷等人定為反黨集團，就說毛澤東一開始就有那樣的想法。實際上形成廬山會議那樣的結果，原因是複雜的。隨著會議形勢的發展，毛澤東的認識也在不斷的變化。這在下文當有揭示。另一方麵，毛澤東也許認為當時尚不具備和彭德懷談話的氣氛和條件。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說我要掛帥時，彭德懷說過去你不是掛帥嗎？當場頂撞毛澤東。[8]這可能是毛澤東沒有找彭德懷談一談的原因。至於毛澤東為何決定將彭德懷的信印發會議討論？毛澤東也許認為彭德懷提出的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是彭德懷一個人，而是相當一批人有這種看法和認識，將信轉發為會議討論，便於進一步統一思想，消除分歧，以利於今後的工作。

當然今天我們回憶起來，這封信也有讓毛澤東心存疑慮的地方：（1）寫信的時機。糾“左”進行了九個月，以前也不寫信，為什麽在廬山會議快要結束的時侯，在國內外、黨內外、直至黨內高層的廬山會議上出現比較嚴重的分歧的時侯才寫信？（2）寫信這種方式。據黃克誠回憶：“我記得７月１７日到達廬山。上山後剛進住房，彭德懷就拿著他寫給毛主席的信給我看。我仔仔細細看了一遍，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讚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幹什麽？他說：實際情況那麽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我說：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相互了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麵交談，何必寫信。”[9]以前彭德懷沒有采取寫信這種方式，解放後十年，直接向毛澤東請示匯報的次數少，後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活會上，當著彭德懷的麵，毛澤東說：十年九次電話。[10]這次采取寫信的方式，自然引起毛澤東的注意。（3）寫信人的身份。寫信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副主席，當然會引起毛澤東的重視。

有人認為，彭德懷上了萬言書，為民請命，觸怒了毛澤東，毛澤東容不下不同意見，所以才把彭德懷打下去，其實這是一種片麵的、偏激的觀點，並不符合曆史真相。無庸諱言，在曆史上毛澤東與彭德懷確實是產生過不少分歧和矛盾，還存在著誤解。但從根本上並不妨礙他們的合作。在不同曆史時期，毛澤東仍然重用彭德懷。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任命彭德懷擔任八路軍副總司令。解放戰爭時期，任命彭德懷擔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朝鮮戰爭爆發後，任命彭德懷擔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委，赴朝作戰。戰爭結束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並兼任國防部長。高饒事件時，彭德懷被保護過關。後毛澤東同意在軍內批判蕭克、粟裕，支持彭德懷。一九五五年授軍銜的時侯，僅次於朱德總司令，名列十大元帥第二位。廬山會議前曾幾次要辭去軍委領導職務，毛澤東沒有批準，讓彭德懷繼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由此看來，雖然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生活中，盡管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有不少分歧，但毛澤東仍然信任並重用彭德懷。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也說過：“過去毛主席就長期敢於用反對過他的人”。[11]因而那種把廬山會議由糾“左”變為反右，簡單地歸結為毛澤東因容不下不同意見才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是沒有說服力的。從毛澤東為彭德懷信所擬的標題來看，命名為“彭德懷同誌意見書”，可透射出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信是不滿意的。但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信是很慎重的，在批示印發會議討論時，他既沒有對信作任何評論，更沒有對信進行定性。這也可以從另一方麵反映出當時毛澤東對信本身看得並不嚴重，希望通過將信印發會議討論，來統一思想，協調行動，完成今年的任務。

 

毛澤東因何發表七月二十三日談話?

從毛澤東七月十六日批示印發彭德懷的信供各同誌參考，到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批評右傾的講話，在這期間究境是什麽原因導致了毛澤東由糾“左”變為反右呢？據吳冷西轉述的田家英的回憶，毛澤東一開始也並沒有把彭德懷這封信看得那麽嚴重，更沒有就此要批判彭德懷。有人在文章中說，在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批發彭德懷的信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要討論這封信的性質。這是不確切的。一個是有前麵所述田家英的回憶為證。同時，據李銳說：“7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時，我坐在周恩來的旁邊，我有意問道：你看彭總的信怎麽們？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麽吧。意思指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12]如果毛澤東在七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作為常委的周恩來肯定是知道這件事的，那周恩來是不會對李銳這樣說的。就是在毛澤東講話後的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來同國務院副總理座談時碰到彭德懷，談到那封信。周恩來對彭德懷說：“主席說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有指名。要注意，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那個情況，有那麽一個趨勢。你停止了，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在周恩來談到要壓縮基建時，彭德懷在一旁說：“你這個東西為什麽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周恩來回答說：“你不曉得，開始講，好像我這淨是訴苦的事情，誤會成為泄氣就不好。”“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衝口而出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那麽一通。應該謹慎吸取教訓嘛。今年你代替我了。”[13]通過這番話，我們不難理解，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采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據薄一波回憶，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薄一波在地方考察期間和彭德懷相遇，交談之後，他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有相似看法，彭德懷建議他們共同給中央打電報反映看法。薄一波還倒是比較謹慎，說道，還是我們各自反映為好。[14]就是在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後，彭德懷的問題也沒有當年反冒進時周恩來、陳雲那樣嚴重，之所以後來和周恩來、陳雲那樣迥然不同的結果，彭德懷方法不當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批準印發彭德懷的同時，還采取了其它措施：一是“建議北京來的同誌參加各大區小組的，即日改換一下，例如：參加華東小組的，改為參加中南、華南聯合小組或他區，參加西北小組的改為參加華東或他處，如此類推。今日立即排出一個新表，明日起，照新表辦事。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二是建議“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幹部長，三委若幹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請他們來此參加最後一星期會議？主持北京的工作，則由此間調動幾位同誌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頂住幾天。以上請酌。又陳雲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請他來此參加七天會，請征詢陳雲意見，能來則來，不能來則不要來。此點也請酌。”[15]

由此看來，彭德懷的來信使毛澤東更進一步感受到黨內高層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存在的分歧和不同意見，毛澤東改變中央領導同誌參加會議分組辦法的建議，是為了使中央領導同誌不要局限於一個區域，對全國各地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以利於開闊眼界，加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整體認識，為統一思想打下基礎。毛澤東讓留守北京的中央領導同誌甚至包括養病的陳雲來參加會議，當然是為了通過討論，消除分歧，統一思想，加強團結，避免分裂，完成下一步的工作和躍進任務。

從現有的資料分析中，我們尚未發現這個時候毛澤東為彭德懷定性的可靠證據。事實上，七月二十日淩晨一時至三時半，毛澤東在聽取楊尚昆匯報各組討論情況時，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麵的意見。[16]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雖然意識到會議出現的分歧、爭論和矛盾，但仍然在采取措施解決會議出現的紛爭和不同意見，以期維護黨的團結，其主旨仍然在糾“左”，而並非反右。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犯了錯誤不認帳，這種說法也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這次七月二十日談話認錯沒有？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說：“同誌們，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說恩來、陳雲，現在應該說我。．．．．．．我有兩條罪狀：一個是一0七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責任是我。一個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會議決議是我建議寫的。．．．．．．如果講責任，李富春、王鶴壽，有點責任，農業部、譚震林有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17]那麽，這算不算認錯呢？據胡喬木回憶說：“在廬山會議開會前，毛主席曾開過一次政治局會議。毛主席在會上表示他不能搞經濟工作，他不懂。他認為他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還是陳雲搞得好。這話在廬山會議前期也講過：國難思良將，家貧念賢妻，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出來。”[18]這是不是毛澤東聽不進不同意見，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不認帳呢？

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長篇發言，肯定了彭德懷的信，為一些受到非議的觀點進行了辯護，係統闡述了自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認識，並從理論上作了分析說明。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召集協作區主任開會，了解情況，征求意見。七月二十二日晚，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議，準備第二天召開大會。[19]注意，這是在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議後決定第二天召開大會。應該是開完會後，已到深夜，中央辦公廳第二天清晨發的會議通知。有人就在這方麵做文章，說召開大會是毛澤東一人做出的決定，據傳別的常委也是臨時通知的，甚至有的人的親屬也出來證明。但我們現在不知道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談話的具體內容，劉少奇、周恩來的意見和看法如何？因而給研究帶來一定的困難。前麵我們知道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雖然對會議一些人的發言有所不滿，但主旨仍然是糾“左”。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毛澤東發表七月二十三日那樣的講話呢？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一：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廬山會議上出現了尖銳的爭論，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有相當多的不滿和意見。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如果思想不統一，不但會影響以後中央大政方針的貫徹執行，難以完成中央規定的目標和任務，而且還會影晌黨的團結和統一，甚至導致黨內分裂。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二：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黨內也存在嚴重的分歧和意見，甚至出現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指責和否定。一九五九年五月間，在江西省委黨校學習的八十多個縣委幹部，學習討論鄭州會議、上海會議上所確定的鞏固人民公社的方針。討論中，學員們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了十分尖銳的否定性意見：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東西，是浮誇、謊報的結果；大煉鋼鐵則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眼前糧食、副食品供應的緊缺，就是農副業沒有大躍進的證明。“人民公社是早產兒”，“群眾不是自覺地入社，是被風刮進來的”，搞人民公社根本缺乏條件，實際表明：“公社的缺點大於優點”，“現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在社會主義階段，匆匆把兩種所有製抹為單一的全民所有製，違犯了客觀必然性，違犯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是“左”傾思想的結果。[20]同年六、七月間，國務院秘書局幹部在學習討論中，同樣認為辦人民公社的條件不具備，更不成熟，發展太急太猛，急性病！全民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不僅基層幹部中有許多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持否定態度，黨的高級幹部中也有不少人有抵觸情緒，甚至采取抵製行動。[21]就在廬山會議開始的後兩天，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到無為縣檢查工作。他在新民公社五福大隊，果斷向幹部與群眾宣布“三還原”：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並且要求縣委書記全麵貫徹。沒有幾天，全縣政府6000多個食黨：“一風吹散”了。[22]七月五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緊張有抵觸情緒的材料。在這個材料中，有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緊張表示抵觸和不滿，認為經濟生活緊張是全麵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優越性，攻擊地方幹部，對黨在經濟生活方麵的各項規定也有不滿，認為經濟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同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國家機關黨外人士對國內經濟情況看法的材料。在這個材料中，有些人對去年大躍進仍有懷疑，認為去年全民大煉鋼鐵的口號是不正確的，認為去年的群眾運動有偏差，認為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速度太快了，對市場供應緊張的原因發生猜疑，對現行政策發生懷疑。[23]毛澤東七月十日講話中說：“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誌缺乏全麵分析，要幫助他們提高認識。得的是什麽？失的是什麽？比如說，為什麽大躍進之後又發生市場大緊張。不要戴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24]從黨內這些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有著相當嚴重的不滿，也出現了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聲音。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三：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社會上有一些人也是諷刺、挖苦和嘲弄，趁機向中國共產黨施加壓力，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章伯鈞說：19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胡來。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主義製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到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是唯心。陳銘樞說：要是過去發生這種事情，早該“下詔引咎”了；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他們施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於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裏長城。等等。[25]毛澤東在七月十日的講話中說：“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麵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裏長城’；說‘過去曆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得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而且農民、工人都不讚成了。”[24]毛澤東將這些人的議論和黨內的分歧結合起來，就會產生黨內外合力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認識。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四：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擺出大國沙文主義的麵孔，嘲笑中國人民探索本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妄圖使中國重新皈依於莫斯科的指揮捧下。而廬山會議的糾“左”已經發展到有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一旦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種關於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的探索，就可能重陷蘇聯模式，也難以擺脫莫斯科指揮棒的控製。蘇聯對中國探索本國式社會主義的冷淡與議論，與黨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揭露與批判相呼應，這可能是糾“左”變為反右的國際原因。本來，二戰結束後，在蘇聯支持下，東歐建立了一係列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允許東歐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冷戰開始後，為確保蘇聯對東歐地區的控製，禁止東歐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照搬蘇聯模式。對中國一九五六年後，沒有繼續照搬蘇聯摸式，開始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赫魯曉夫是反對的。表現在對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甚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蘇聯報刊都禁止宣傳等等。據吳冷西回憶：“在赫魯曉夫1958年7月訪問北京之後，中國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從1958年年底開始，赫魯曉夫不斷地對中國進行影射攻擊。1958年12月1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同美國參議員漢弗來談話時，不指名地攻擊中國內政。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1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擊中國內政。”[26]七月十九日，毛澤東批示印發《蘇聯一些同誌對我大躍進議論紛紛》的材料。這是中國駐蘇使館七月二日給外交部並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認為，這些議論的基本特點是拋開問題的主要方麵，對中國的成績避而不談，專講毛病，結論是中國黨犯了錯誤。但也有不少幹部聽了這些話後，表示懷疑和不同的看法。[27]蘇聯是十月革命的發源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對中國具有重要影響，而在黨內也存在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當時中蘇之間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和國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加劇，致使中蘇關係繼續惡化。一方麵蘇聯對中國具有重要的影響，黨內對蘇聯盲目崇拜的風氣還相當濃厚；一方麵中蘇之間的矛盾在激化。這兩者之間的作用更進一步強化了毛澤東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決心。毛澤東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和開辟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是中國探索發展社會主義的一條新路，這條新路能夠使中國衝破蘇聯模式的束縛，同時有利於中國擺脫蘇聯指揮棒的控製，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走上一條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當廬山會議的糾“左”已經發展到可能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時，毛澤東由糾“左”變為反右。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五：彭德懷的信印發後，在討論期間有人揭發彭德懷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評，以及彭德懷在發言時所持的不冷靜態度，令毛澤東深感憂慮。在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一日的小組會上，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更過火了。”[28]作為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副主席，在長征中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時，曾向毛澤東提出扣押人質、武力解決的建議（當然，被毛澤東拒絕了，毛澤東說黨內鬥爭不能這樣搞。）[29]，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了這樣尖銳的意見，又剛剛從蘇聯回來，這些意見恰好有些又和蘇聯領導人講得相似。在這種背景下，說出“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的話，自然令人生疑。比如在小組討論期間，彭德懷曾說，華北座談會罵了我四十天娘，我罵你二十天娘不行？彭德懷感情衝動，意氣用事，首先聯係曆史舊事，無疑被人們認為對批評不服的表現，使會議形勢陡然升級，更為複雜多變。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六：彭德懷的信印發後，更進一步激化了一些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判，要深挖思想根源，發展下去有可能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指導思想。彭德懷的信印發後，實際上有不少人發言讚同彭德懷的信。據黃克誠回憶：“１８日到期１９日開小組會，討論彭德懷的那封信，不少人發言同意彭的意見。我也在１９日發言，比較全麵地闡述了自己的對點，支持了彭德懷的意見。當時組裏除羅瑞卿、譚震林二人外，其他同誌似乎都對我表示有同感。”[30]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三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肯定了彭德懷的信，係統論列了大躍進以來的缺點和錯誤。後來有人統計：全文8000多字，而成績隻有270餘字；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 “太急”、 “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31]張聞天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的發言，引起毛澤東的特別注意。

毛澤東講話的原因之七：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和各大區負責人的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32]這成為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的導火線。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主要批評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了錯誤，但聽不進不同意見，觸不得，一觸即跳的人，勸他們要聽壞話；另一種是動搖的人。這種人“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邊，向哪個方向講的。……我勸這一部分同誌講話的方向要注意。講話的內容基本正確，部分不妥。這些同誌，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33]當然，毛澤東在講話中也作了自我批評，指出了自己的錯誤。從毛澤東的講話來看，雖然毛澤東用詞激烈，情緒激動，但毛澤東還是相當慎重的。這表現在：毛澤東在講話中，批的是彭的觀點，但並未點彭德懷的名，而倒是點了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了錯誤的領導人的名；對彭德懷的信及一些人的言論，並未全盤否定，而是肯定其基本正確，但指出部分不妥，關健是講話的方向問題；明確指出他們不是右派，是中間派，就是說彭德懷等人不是敵我矛盾，而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說彭德懷等人距離右派還有三十公理，顯然比批評反冒進時說周恩來、陳雲距右派還有三十米要遠得多，這並非僅是一個數字的差別，說明當時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等人的錯誤尚未到周恩來、陳雲那樣的嚴重程度。這固然是因為彭德懷等人的言論不少還是反映了事實的，但也客觀上反映了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錯誤的判斷程度。既然當年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等人在毛澤東的判斷中比彭德懷等人要嚴重得多，但他們能夠通過適當的方式擺脫難關，而彭德懷等人卻被定為反黨集團，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彭德懷等人與周恩來、陳雲兩種不同的結果，這是發人深思的。

前麵根據當時的國內外情況分析了導致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的原因。現在我們從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或模式的角度來進一步分析導致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的深層原因。

本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已經暴露出了不少缺點和錯誤，而且當時黨內外、國內外已對此有許多批評，甚至出現了否定性的意見和看法。從現已公布的毛澤東批示的文件和材料中可知，毛澤東對當時存在的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同意見和批評是知道的。雖然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人都是在肯定其基本正確的前提下發言的，但根據事態的發展進程，毛澤東認為這不過是一種策略考慮，擔心這種批評有可能導致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會導致什麽樣的結果呢？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不是孤立地看待會上的爭論，而是回首過去，透射到未來，他自然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待廬山出現的這場爭論。毛澤東從思想的深處可能意識到，如果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必然會導致如下結果：

（1）否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控索。盡管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並不是一回事，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表現在除去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還有沒有另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如果有，那麽這兩者之間就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不必然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還可以找到別一條探索之路；如果沒有，就沒有什麽區別。在一定時期內，可能存在幾種不同的發展方式，但正確的發展方式卻隻有一種。毛澤東認為，雖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存在不少缺點、錯誤和問題，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和開辟的道路是正確的。那麽這種判斷有沒有道理？是否失於武斷？後來有人指責說毛澤東沒有從指導思想上認識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這是毛澤東認識上的局限。其實毛澤東並未否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的錯誤和缺點，這也是毛澤東幾個月來進行糾“左”的原因。但毛澤東始終認為這是執行過程中的問題，是由於探索過程中經驗不足造成的，這些缺點和問題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得到完善和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作為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一種嚐試，方向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過渡時期總路線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後適應生產力要求的進一步發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選擇，除此之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另一條正確的探索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道路。一九七八年後，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造成嚴重的“三農”問題，國企的大麵積破產，國民經濟的殖民化傾向加重以及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深遠意義。因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探索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也就使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走入歧途，這種探索不會出現有真正意義的碩果，也就實質上否定了探索本身。那麽否定了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會導致什麽結果呢？

(2)照搬蘇聯模式。因為從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當時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象東歐國家那樣，照搬蘇聯模式；一條是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前麵已經說過，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有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在否定了這種探索之後，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隻有照搬蘇聯摸式。照搬蘇聯模式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這是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隻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產生革命的能動性，才具有變革世界的物質力量，才有可能找到一條探索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照搬蘇聯模式恰巧是教條式地對待蘇聯經驗，直接違背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毛澤東善於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在民主革命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又創造性地施行和平贖買的政策，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創舉。同時，鑒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蘇聯革命經驗，結果給中國革命帶來殘重損失的教訓；而蘇聯也已暴露了他們在經濟建設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當時蘇聯領導人仍然堅持大國沙文主義，不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而照搬蘇聯模式，就很難擺脫蘇聯的指揮棒，難以維護中國的民族利益，這也與毛澤東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相違背。照搬蘇聯模式，隻能使中國走上一條不健康的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其後患是無窮的。因而，中國不會去照搬蘇聯模式。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頂住黨內外、國內外的巨大壓力，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繼續沿著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探索之路奮勇前進。雖然在這條路上有險象環生，充滿了曲折，也確實負出了重大代價。但從曆史角度看，這是毛澤東作出的一個關係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戰略抉擇。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深刻的洞察力。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後，更顯現了當年毛澤東抉擇的偉大和英明。

（3）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會主義改造前。既然探索之路被否定了，蘇聯模式又走不通，那麽中國極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之前。因為社會主義隻有在發展中才能得到築固，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實質上就否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也就否定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正確途徑，而照搬蘇聯模式又後患無窮，凡事不進則退，中國極有可能向後退，一直退到一九五三年之前（但不會退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因為那就否定了黨的領導。）。毛澤東一定聯想到一九五三年圍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製定發生的激烈爭論。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核心是“一化三改”（既逐步實現工業化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與梁漱溟在政協會上爭論的實質就是要不要立刻實現工業化的問題。後來，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多次說：“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34]毛澤東將廬山會議上的爭論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爭論結合起來，就會發現這兩次爭論的某種邏輯聯係。這也是後來毛澤東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35]的原因。況且在當時情況下尚有許多退的因素在起作用：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尚不築固；黨內外特別是黨內高層有人反對向社會主義過渡；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仍然大量存在；社會上的守舊勢力和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國際壟斷資本在境外虎視眈眈。因而在探索中出現挫折，照搬蘇聯模式又走不通的情況下，那麽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國極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毛澤東曾說：三大戰役那樣的勝利都沒有使我高興，而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使我高興了。這說明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毛澤東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為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畢竟在改造私有製，消滅剝削階級方麵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倒退就意味著開曆史的倒車，就會導致資本主義複辟，因而毛澤東是堅決不允許倒退的。為防止倒退，毛澤東又提出了“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從這裏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麽當初毛澤東在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排除萬難，執著地、義無反顧地堅持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這既展示了戰略家的遠見和洞察，又彰顯了革命家的情懷和使命感、責任感。今天我們回顧曆史，取係當前的現實，有許多問題難道不是發人深醒的嗎？

 

因何提出“對事，也要對人”？

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講了四點意見：（一）會議也還要繼續展開，相互什麽意見都講完，敞開來講。（二）現在對事也要對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糾“左”，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四）要劃清界線，要跟動搖的、右傾的劃清界線。[36]七月二十六日，各組傳達了毛澤東的四點意見。同一天，會議又印發了毛澤東對李雲仲來信的一個很長的批語，並擬了題目《對於一封信的評論》。毛澤東四點意見特別是“對事也要對人”這一條的傳達、和這個批語的印發，使得對彭德懷的批判進一步升級。小組會上的討論，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彭德懷的思想實質，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黨的總路線進攻”；“彭德懷的錯誤，不僅是立場問題，而且是組織問題，鋒芒是對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來代替黨的總路線”；彭德懷的信是別有用心，等等。據黃克誠回憶：“7月26日傳達了主席的指示：要對事，也要對人。這成了會議的另一個轉折點。批評的火力大大增強，而且目標集中在人了。除了對彭總外，所謂‘軍事俱樂部’、‘湖南集團’的提法也都出來了。”[37]毛澤東七月二十五日講得這四點意見，表明他的觀點又有那些新的變化呢？毛澤東認為：鑒於右傾現已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因而現在應該主要反右傾；在反右傾過程中不僅對事，也要對人，這不僅意謂著批判升級，也表明要對犯右傾錯誤的人做相應的處理；指出要劃清界限，不僅要孤立那些犯右傾錯誤的人，盡可能團結黨內的絕大多數同誌，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完成下一步的目標和任務；繼續在會議上暢所欲言，明辨是非，以求達到思想統一，目標一致，凝結成堅強的戰鬥力。

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隻是批評了右傾，就事論事，沒有點名，而七月二十五日的談話卻講到“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既要對事，也要對人。”毛澤東觀點變化的原因是什麽呢？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主要是批右，而七月二十五日談話則提出反右。毛澤東由批右轉為反右的原因是什麽呢？毛澤東提出批右，隻不過是向全黨敲響警鍾，就右傾這種現象而言，就事論事，要人們認識右傾。而反右則要鎖定堅持右傾觀點的人，要開展鬥爭，變為實際行動。毛澤東認為，雖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不少問題，但其方向和開辟的道路是正確的，因而，糾“左”要在維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方向正確的前提下進行。七月二十五日談話，毛澤東之所以提出“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就是因為廬山會議內外出現的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判，有可能導致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一旦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就實質上否定了有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而否定這種探索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蘇聯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而這兩種發展方向都是毛澤東所竭力避免的，因而，要避免這兩種結果的出現，就必須堅持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必須堅持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而在會內外出現的批判有可能否定這種探索的情況下，隻有將對右傾的認識變為對右傾的批判，反對右傾，才能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使沿著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進行下去。

至於毛澤東提出的“既要對事，又要對人”，毛澤東可能出於下列考慮：（1）既然右傾現在已經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因而要開展反右傾鬥爭。而不確定鬥爭對象，勢必會嚴重影響反右傾鬥爭的深入發展，所以，確定批判對象，是反右傾鬥爭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2）毛澤東將這種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判定性為右傾，而非右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當然不在打倒之列，而確定批判對象，就可以有針對性地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進行教育、啟發和開導，促進有右傾觀點的人及時轉化。這不但有利於防止矛盾激化為敵我矛盾，而且還體現了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有利於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3）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銳到黃克誠住地。周小舟說：毛澤東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隻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李銳說：這樣的講話不是“翻雲覆雨”嗎？他不能一手遮天。他們三人出來時碰見了羅瑞卿。[38]當然，他們在這天晚上講得話，當時別人是不知道的，但他們的這種活動會引起別人的警覺。此外，還有那些因素呢？由於缺乏必要的史料，目前尚難以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關於導致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為反黨集團的原因分析。

本來，在毛澤東七月十六日批示印發彭德懷的信時，並未將信看得那樣嚴重，就是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時，說犯右傾錯誤的人離右派還有三十公理，顯然比批評反冒進時說周恩來、陳雲離右派還有三十米要遠得多。黃克誠回憶：“彭還在碰巧能單獨說話時，勸我別緊張。我說：右傾機會主議還不要緊，‘反黨’可就要緊了，我確實是很緊張。”[39]由此可以看到，將他們從右傾機會主義定為反黨集團是經曆了一個過程的，是什麽原因導致了這種變化呢？

一是當時他們出口隨意，態度不冷靜，進一步加劇了形勢的緊張與惡化。比如彭德懷說在華北工作座談會上“罵娘”的話，要請“蘇聯紅軍”的話，在會議上傳播開來，更進一步加劇了形勢的緊張。據李銳回憶：“小組會上有人揭發我在火車上說過：1958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我這是轉述胡喬木的一種比喻。我的發言和我當時的思想，也決不是這個意思。這時我就一口咬定，這是我自己打過的一個比喻（從而撇開了喬木，有延安的經驗，有事自己承擔，不牽連別人。）我說車不按軌道走是要出軌的，隻是講綜合平衡中出了問題。這位揭發的同誌當時並不在火車上，我就追問，那麽是聽見誰說得呢？他說是柯老說的。這更奇怪了，柯老又不在火車上。當時這位同誌就收回‘李銳說大躍進翻了車這句話’。當時我太不冷靜，太少年氣盛，不該接著說這樣傷人的話：“我同你今後隻能談風花雪月。”從此，‘李銳說去年翻了車‘就講不清了。”[40]李銳在這裏為自己辯解說，自己不是那意思。不過你轉述胡喬木的這句話，又不加以限製說明，難道是別人誤解了你的話嗎？聯係到他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言，與這句話又有什麽本質性的區別呢？自己又抱怨什麽呢？李銳又非要追問這句話是誰傳播的，那又有什麽意義呢？你追問的動機是什麽呢？其實，關健是你講過這句話沒有？在黨的會議上，在人家已經收回自己所說的話的情況下，李銳卻說出那樣刻薄的話，這難道是對待同誌間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正確態度嗎？這隻能加劇形勢的緊張。這些話雖然是七月二十三日以前說的，但隨著形勢的發展，當他們更為嚴重的言行被揭露後，前後聯係起來看，這些話就具有了另一種含義。

二是七月二十三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銳到黃克誠處被視為小組織活動。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銳也確實說了一些偏激的話，黃克誠對他們進行開導、批評，那些話當時尚未傳出去。但他們幾人在會議發言時是讚同彭德懷的信的，在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的當晚，卻聚在一起，很容易使人產生某種聯想，產生小組織活動的猜測。

三是在人們的追逼下，而不是由他們主動地交待出“斯大林晚年”問題。從而使會議形勢急轉直下。據黃克誠回憶：“大約在8月10日，組裏正在追問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銳到我那裏到底談了些什麽。這時羅瑞卿帶著李銳到我這組來參加會議。我馬上緊張起來，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們說的話被揭露了。這裏最關健問題是議論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話。我深知他們當時很衝動，又都是一貫忠於革命事業的正直誠實的人，所以並不認為這話有什麽了不起。但後來會議情況變得緊張、嚴重，我也明白這話必被誤解。早些時，我曾勸過周小舟：23日晚你們出門便碰見羅瑞卿，定會引起注意，你們說過的這句話很容易被認為是反對毛主席，最好你們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說明情況。小舟說：晚了，現在去說，隻會惹出禍來。因此，我也隻能保持緘默。但這件事在我心裏是個疙瘩。說不得，說了會加害無辜；不說又是在隱瞞，作為一個中央委員，也覺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顯得‘心虛’，顯得事情嚴重麽？組裏正在窮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問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員，怎麽能對組織隱瞞，隻好如實說了那晚的前後經過，並說明我認為說話人並無不良用心，隻是一時的衝動失言。這就像爆發了一顆炸彈，全組立時嘩然。我的解說毫無用處。他們又追問是誰說的？我當時並沒對這話特別在意，實在記不清那一個講的。這時看到李銳，以為他說了此事，心想以他的為人，一定會自己承擔責任，於是就說：可能是李銳說的，但也記不清了。後來周小舟承認是他說的。這個‘斯大林晚年’問題一出，會議就像燒開了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似乎‘反黨集團’、‘湖南集團’等均由此得到了確證。我前一段在小組會上那麽理直氣壯地辯論，現在看來，都成了瞪著眼睛說瞎話，證明我這個人是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於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帽子都給我戴上了。身處此境，真是百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裏的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可是還得開會，還得檢討，一次又一次，總是被認為不老實。其它幾個人也和我處於同樣境地。聽說彭德懷和張聞天也這麽議論過毛主席，同樣被揭露了。這就使參加會的同誌都憤慨起來。毛主席在黨內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擁護。到此時，那些在批‘右傾’時內心裏還對我們抱有同情的人，也改變了態度。毛主席當然更加重了‘黨內有階級鬥爭的看法。他以前著重在批鬥彭德懷的右傾，還對我們做了許多爭取工作。到這時，就完全認定我們是個‘反黨’集團了，隻把周惠區別出來，說是沾了點邊。按黨內地位，我應排在張聞天之後，但我既是‘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又是聯結‘湖南集團’的紐帶，罪狀嚴重，所以把我名列第二，放在張聞天之前，說成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李銳是毛主席的兼職秘書，因而也參加了廬山會議，又因和我們觀點相同，也陷入此案，但由於不是中央委員，沒有和我們一道並列點名。主席這時已確認我們是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反黨活動。常委也同意這個判斷。”[41]在八月九日下午第二組的會上，關於同彭德懷交談過什麽，張聞天被作了這樣一些交代：彭德懷談到中央常委會上隻有毛主席一個人講得多，別人很少講話，他一個人說了算。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對反冒進的同誌，是否一定要采取那麽個鬥爭方法，是否隻注意了個人威信。還講過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說到這裏，會場頓時驚訝不已），以及毛澤東讀中國的舊書很多，熟悉舊社會對付人的那套辦法，很厲害。[42]八月十日上午小組會上，有人問周小舟：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麽？周小舟說：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反“左”到反右。毛澤東同誌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我認為廬山會議原來提出18個問題，現在不提了，隻提反右，並提彭的信是反總路線的綱領，我有抵觸。還講到黨有分裂的危險，主席對彭這樣的態度，到底是怎麽回事？這中間有什麽原因？是不是毛澤東同誌一時的憤慨？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見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決定的，還是主度一個人決定的？是否會造成黨的分裂，影響毛澤東同誌的威信？[43]八月十日臨時第四小組會上，彭德懷在別人追問下，說道：張聞天有兩次到我那裏去，我與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時我們談過幾次，也談過南寧會議的問題。張聞天說，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什麽情況也不了解，他不滿意。我對毛澤東同誌有成見，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沒有結合在一起，有時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會議批評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是張聞天講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時講的。我聽到後沒有表示態度。[44]上麵所引的史料說明他們確實在背後議論過“斯大林晚年”問題。對黨的領袖有意見，可以直接向領袖自己提出，幾個人在背後議論，又是在追逼的情況下交待出了問題。這與他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評攪在一起，就使問題變得複雜起來。

四是彭德懷的言論引起人們對其與與蘇聯關係的猜測。赫魯曉夫批評、指責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彭德懷剛從蘇聯訪問歸來，他對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某些觀點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觀點相似，他也說過“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之類的話，因而被人懷疑為從“國際取經回來”，“裏通外國”。

五是彭德懷在過去路線鬥爭中的態度引起人們的疑慮。彭德懷在黨史上同李立三、王明（“左”、右傾）、高饒反黨集團的鬥爭中，彭德懷都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情況緊急的情況下，為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彭德懷向毛澤東建議，采取果斷措施，扣押人質，毛澤東說：黨內鬥爭，不能采取這種方式，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他們終究會覺悟的。現在，彭德懷作為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副主席，他在過去路線鬥爭中的表現，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憂慮。

剛才，我們從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自身的言行分析他們被定為反黨集團的原因。現在我們看，在會議上反對彭德懷等人，將批判推向高潮的盡是些什麽人呢？

一、保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人。據薄一波回憶：“由於毛主席的偉大功績和崇高威望，在我們黨內，從上到下，幾乎都認為毛主席一貫正確，沒有也不會發生錯誤。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總是從自己方麵檢查，找原因。記得我的一位老領導和老戰友曾不隻一次告誡我：毛主席講的話，如你覺得不對，千萬不要講，你回去想想，慢慢就會知道毛主席是正確的。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腦筋裏，的確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框：毛主席說對，就對；說錯，就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45]當時真正在頭腦中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開辟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確的，有這種明晰認識的人並不太多，不少人是隨大流，處於對毛澤東的擁護和信任而對彭德懷等人開展了批判和鬥爭。這樣，我們看到既使是保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人，也分為兩部分：一種人清醒認識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正確的；一種人是處於對黨和領袖的愛戴和信賴。據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本來毛澤東是要我們收拾東西，準備下山。但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們接到通知，不再下山。李銀橋沒有說明這些領導同誌是誰？也沒有交待毛澤東要他們收拾東西的時間。不過，據我們分折可知，此當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之間。因為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前，不可能出現有些同誌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要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此後，因要出席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不會提出收拾東西下山。據黃克誠回憶：“這時，有位中央領導同誌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決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46]黃克誠由於想見的原因，沒有說明勸他揭發的中央領導同誌是誰。但我們可以判定，這位中央領導同誌，肯定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人，不然，黃克誠是不會稱他為中央領導同誌的。毛澤東在八月一日中央常委針對彭德懷召開的生活會上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誌有此顧慮。”[47]由此也可以看到批彭在黨內確實有一股勢力。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說:“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48]毛澤東在這段話中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他具體對什麽事“不滿意”， 為什麽“不滿意”?他說的“他們”具體是指誰?不過，從講話的上下文來分析，“他們”是指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毛澤東為什麽“不滿意”? 看來毛澤東的意見沒有被接受。沒有被接受的原因是因為“盡是他們說了算”。毛澤東是對什麽事“不滿意”呢?毛澤東明確界定說是對“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指八屆八中全會，這次全會於八月二日召開)”，而不是此前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八屆八中全會有兩個議題:改指標問題和路線問題。改指標問題不會有什麽大的分歧。路線問題，集中到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和定性問題。毛澤東說的“不滿意”應該是指這個問題。當時“他們”的主張是什麽?毛澤東的意圖是什麽?中央決策時的情況到底如何?由於缺乏必要的史料， 不便於推測。不過從側麵可以反映出當時會議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力量很大，為大局計，毛澤東有時還不得不讓步。

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了錯誤，處於自身利害而去批彭的人。當然，這些人批彭的動機也比較複雜：(1)認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自己辛辛苦苦幹了不少事，結果卻遭受指責，心中委屈不平；(2)彭德懷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評，將會使他們的威信大跌，追究責任，最終會追到他們的頭上；(3)通過投機於反右傾鬥爭，不但可以避免了追究以前的錯誤，而且還可以在反右傾鬥爭中撈取政治資本。

三、在曆史上與彭德懷有積怨的人。彭德懷脾氣倔強，性情耿直，出口傷了不少人，因而，有些人借機批判揭發彭德懷，以泄私憤。甚至可能有些人想從彭德懷的倒台中為個人謀利。

從以上的分折可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定為反黨集團，原因是複雜的。既與他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態度密切相關，也與他們言行不當，甚至有些情緒化的表現有關。“斯大林問題”被揭露前，猶豫不決，抱著僥幸的心理，沒有主動的坦白交待，陷於被動，成為人的口實。這些又與他們的曆史問題聯係在一起，在保衛三麵紅旗的號角聲中，最終被定為反黨集團。

作者：郭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