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震驚蔣介石的軍統電台特支案:女英雄越獄失敗

ZT：震驚蔣介石的軍統電台特支案:女英雄越獄失敗


　　1939年，共產黨員張露萍由延安被派往重慶，與戰鬥在國民黨軍統電訊總台的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席珍組成特別支部，特支由張露萍負責，受南方局軍事組直接領導。“電台特支”源源不斷送出的情報，對打退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避免特務機關對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襲擊和破壞，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7人被捕，先後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看守所和貴州息烽監獄。1945年7月14日，7人犧牲於貴州息烽快活嶺。由於他們從事的是極為秘密的工作，人們不了解他們的革命事跡，幾十年來寂寂無名，經過艱難的調查，1983年，他們的事跡才為人所知。比英勇就義更難的是委曲求全。能為主義獻身者，必重人格。犧牲眾人眼中的人格，而為主義獻身，則更為難能可貴。

　　一、軍統局裏的“紅色”電台

　　1940年的一天，坐落在山城重慶最高點浮圖關下遺愛祠的軍統電訊總台，像挨了一顆重磅炸彈一樣，幾乎癱瘓。停止收發報，更換密碼，武裝特務封鎖了進出口，將所有人員挨個查問。原來這裏發現了一個共產黨的“紅色電台”。

　　軍統電訊總台電訊處科員張蔚林，電訊總台領班、報務副主任馮傳慶都是電台的骨幹，他們處在國民黨軍統的這個秘密機關裏，看到了太多的醜惡。

　　張蔚林，江蘇無錫人，1916年10月，出生在無錫一個士紳家裏。在中學讀書時，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他聰明好學，尤其喜愛進步的文藝作品。因此，他常常到一個進步的語文教師那裏去借書，然後在晚上偷偷地閱讀。在這位老師的熏陶下，他不但學到了文學知識，而且初步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不久，這位使他十分崇敬的老師突然失蹤了。後來他才知道，這位老師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後殺害了。這件事對張蔚林的觸動很大，他想，這位知識淵博，善良可親的人，怎麽會是“殺人放火”的赤色分子？從此，他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就開始抱懷疑的態度。

　　1936年秋，張蔚林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校長是後來成為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長的魏大銘。魏原是上海國際電台的國際報務科長，因私設電台、從事金融投機而被國民黨交通部開除。因魏與戴笠是同鄉，在戴的介紹下參加了複興社，並被委派為三極無線電學校的校長。

　　在三極無線電學校的學生中，魏大銘每期以動員到軍隊服務為名，誘騙一些學員去軍統工作。張蔚林在魏的欺騙下，被轉往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第八期受訓。半年後畢業，分配到軍統南京無線電總台擔任通訊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領南京。軍統在撤離南京前，派張蔚林到皖南贛北一帶，在敵占區從事秘密電台的潛伏工作，任景德鎮分台台長。在此期間，他目睹了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不戰而退，大片國土淪陷在敵人鐵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的累累罪行，激發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憤慨。而共產黨的軍隊，裝備雖然落後，卻能出奇製勝，消滅敵人，又使張蔚林由衷地佩服。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傾向於革命，相信共產黨是真正領導人民抗戰的革命黨。

　　不久，軍統又派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等人，到皖南補充那裏的潛伏電台通訊人員。由於身在偏僻的敵占山區，生活較為艱苦。加之，國民黨的法幣不斷貶值，上層人員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張蔚林的嚴重不滿。腐敗的國民黨官員大發國難財，大肆貪汙，對他們這些前線人員也不放過，經常克扣他們的薪水，張蔚林與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等抓住時機，聯絡其他秘密電台工作人員聯名向軍統局拍發電報，要求增加工資，這在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的軍統局內部是絕不允許的。因嚴重違反紀律，他們被調回重慶。

　　張蔚林來到重慶後，看到了國民黨大後方的黑暗、腐化和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的種種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悶、彷徨，決心尋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訂了一份《新華日報》，暗地裏和馮傳慶、趙力耕等人傳閱。他們在一起議論時局，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被專門監視內部人員的督察室發現，報告給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董找他單獨談話，他以“隻是好奇看看，沒別的意思”遮掩過去，加上他曾是董的得意門生，此事才沒有被深究。

　　馮傳慶出生於北平的一個電訊世家。由於他聽力特別強，技術特別好，從國民黨廬山無線電訓練班畢業後，被留在南京國民黨政府交通部無線電台。軍統知道後，拿著國民黨軍委會的公函將他從交通部調到國民黨軍統電台。

　　馮傳慶在同事們的眼中，是一個勤奮好學、愛讀進步書籍、思想進步、為人樸實、技術好的年輕人。他在天津電報局工作的時候，就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西安事變以後，馮傳慶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馮傳慶早就聽說蘇聯是一個到處充滿光明、沒有欺壓、人人平等的國家，非常向往，他曾動員妹妹和自己一起去解放區投奔革命，但因為母親孤身一人無人照顧而作罷。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是：“國難當頭，好男兒當為國分憂。”

　　1939年1月，國民黨拋出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後，在全國各地製造了平江、確山等慘案，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醜惡麵目更清晰地顯現出來了。受抗戰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產黨堅持抗戰為民族利益奮鬥的精神吸引。8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下午，張蔚林、馮傳慶突然出現在曾家岩周公館，他們想見周恩來和葉劍英。因不明底細，第一次葉劍英同誌沒有見他們，而是派另外的同誌與他們談話，了解情況。

　　為了使共產黨能夠相信自己，張蔚林、馮傳慶第二次來到曾家岩，他們向葉劍英提供了軍統電台的一些機密資料，以證明自己的誠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葉劍英、曾希聖介紹，張蔚林、馮傳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他們又介紹了具有進步思想的軍統電台報務員楊洸、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安文元入黨。

　　至此，在軍統這個所謂“固若金湯”的首腦機關裏，有了第一批共產黨員，他們源源不斷地向我黨提供情報。每次取送情報都是張蔚林、馮傳慶他們親自取送，雖然安排得非常的隱蔽，但確實有很大的風險！葉劍英正在考慮必須有人代替取送情報的時候，一個令葉劍英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現在他的麵前。

　　這個人就是由延安派回四川，利用自己家庭關係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黎琳。

　　黎琳，原名餘薇娜，四川崇慶縣人。1935年以餘碩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國中學，她的同班好友車崇英常帶她到自己家裏去玩。

　　車崇英是成都抗日救亡運動領袖車耀先的女兒，家裏常常有進步書籍。餘碩卿活潑伶俐，天資聰穎，好學上進。她常與車崇英等談論國家大事，發泄對黑暗的社會和軍閥統治的不滿，還在一起閱讀進步書刊，特別是車耀先主辦的《大生周刊》，更是愛不釋手，非要一口氣看完不可。車耀先發現這個可愛的幼苗，常常介紹文章給她讀，餘碩卿也經常向敬愛的“車伯伯”提出問題，她最愛聽車伯伯談話，有那麽多她不明白的事情，經車伯伯稍稍一點撥便豁然開朗，她真羨慕崇英有這樣一個好爸爸。

　　1936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迅速在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16歲的餘碩卿沒有辜負車伯伯的厚望，她參加了成都的學聯，擔任宣傳和交通等工作，天天奔波在農村鄉鎮，帶領大家唱《鐵蹄歌》，在成都街頭揮舞著小拳頭演講，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在她讀完初中二年級時，學校當局認為她是個“危險分子”，強令她“另轉他校”。不久，她跳級考入了蜀華中學高中部，仍然參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劇演出。

　　1937年6月，餘碩卿參加了成都地下黨組織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民先隊”她如魚得水，積極工作，還承擔了交通、宣傳、組織等工作，成了“民先隊”的骨幹。

　　1937年12月初，餘碩卿的父親逼迫她與重慶一個大官的兒子訂婚，為了“盡快擺脫這個所謂的家”，在車耀先的鼓勵支持與安排下，她與幾個同學約好，悄然逃離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1938年2月，曆經千辛萬苦的餘碩卿才到達延安，改名黎琳。

　　延安沸騰的革命生活讓她興奮不已，她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像出籠的小鳥一樣，開始了朝氣蓬勃的新生活。在陝北公學集訓3個月後，轉到抗大學習。因為沒有合適的軍裝，她仍穿著從家鄉帶來的紅毛衣，把衣袖挽得高高的，走路也像小跑一樣輕快地一蹦一跳，嘴裏輕輕哼著歌，每逢開大會，會前和中間休息時總有歌詠活動，隻要啦啦隊呼喊：“女生隊，唱一個！”黎琳就猛地站起來，甩一下短發，打著手勢指揮：“黃河水，黃又黃，一二三唱！”

　　黃河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

　　昨天燒了王家寨，今天又燒張家莊。

　　逼著青年當炮灰，逼著老人送軍糧。

　　青年打死丟山坑啊！拿起刀槍幹一場！

　　因為最後一句唱得最有感染力，大家都親切地叫她“幹一場”。

　　1938年10月，黎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非常激動地向黨表示：“要為人類的理想，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在延安緊張的學習和歡樂的生活中，經組織批準，黎琳與她剛到延安時在招待所認識的李清同誌結了婚。1939年秋，剛結婚的黎琳接受任務，利用她的身份去重慶工作。在延安兵站，黎琳與新婚丈夫告別，“等著我，等勝利了，我就回來。”

　　幾十年後，李清回憶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難忘：“當時天氣很冷，但她的心卻熱呼呼的，充滿了戰士出征前的豪情。我們互相鼓勵，別後雖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於黨，奮發地為人民工作。”

　　在曾家岩，看著前來報到轉關係要去成都的黎琳，葉劍英是上下打量，隻說了一句“你先在這裏住下”的話，就上樓去了。一頭霧水的黎琳被南方局的工作人員帶到了宿舍住下，可她沒有打開行李，因為她一直認為在這裏接上關係後，就趕快去成都開展工作。她靜靜地坐在床前仔細地想，是自己出了什麽差錯嗎？行前，中央組織部的同誌交代自己，先去重慶與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聯係，接受南方局具體布置的工作任務，可為什麽是這樣？……

　　正當黎琳在那裏苦苦猜想的時候，上樓的葉劍英非常興奮地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他向周恩來匯報了延安派回四川做統戰工作的黎琳來報到和接受任務的情況，還沒有等周恩來講話，葉劍英立即向周恩來匯報了他的一個大膽的建議！他提出：改派黎琳在重慶做與軍統電台張蔚林、馮傳慶的情報聯係工作！黎琳從延安來，經受過革命的鍛煉，又有城市姑娘的氣質和風度，很適合作聯絡掩護工作。周恩來在聽了葉劍英對黎琳情況分析後，果斷地同意了葉劍英的建議。

　　在“周公館”負責南方局軍事工作的葉劍英同誌派人跟黎琳談話，要她白天開始對重慶的街道、對重慶的城市進行熟悉，要她上街購買衣服、化妝品，打扮自己，晚上派專人輔導她學習黨的文件、學習有關開展秘密工作的紀律和規定。

　　住在“周公館”的黎琳在休息和業餘時間愛笑、愛動、愛唱，深得同誌們喜歡，葉劍英同誌有時也笑著叫她在延安時的外號“幹一場”。在20多天的時間裏，黎琳上街、學習，很快就完全熟悉了環境和掌握了秘密工作的知識，而且漸漸地變得沉穩起來。

　　一天，葉劍英同誌親自找她談話，向她具體交代了新的任務：一是領導軍統電台支部，掌握思想情況、加強教育和組織領導；二是通過建立中轉站轉送情報給南方局；三是在軍統電台裏繼續發展秘密黨員。葉劍英同誌鄭重地告訴黎琳：做地下工作，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我們必須牢記地下工作紀律：絕對忠誠，嚴守秘密，甘做無名英雄，哪怕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南方局軍事組決定，黎琳改名為張露萍，裝扮成軍統電訊處科員張蔚林的妹妹，假說從上海老家來。11月底張蔚林從電訊總台宿舍中搬出來，在牛角沱附近租了兩間房子，與張露萍在那裏住下來。南方局軍事組對張露萍穿什麽衣服，如何化妝，上街要注意什麽問題，如何與中間聯絡站聯絡的方法和暗號都進行了布置。“軍統電台特支”由南方局軍事組直接領導，單線聯係，不與重慶地下黨組織發生關係。從此，穿著闊氣，風度翩翩的張露萍，經常以給哥哥帶東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為名出現在電訊總台會客室和馬鞍山軍統人員宿舍。

　　源源不斷的情報送到南方局軍事組，甚至敵人密碼也被偷了出來，有時情況緊急來不及再往“周公館”送，就利用敵人的電台直接把情報發向延安。他們就像安在敵人心髒的“X光透視機”，把敵人的一舉一動都看了個通透。他們發回的情報，對於打退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當時被我們的同誌稱為軍統電台中的“紅色電台”。

　　為了開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張露萍在山城出入穿著打扮非常時髦，再加上她與張蔚林以兄妹相稱，經常出雙入對逛街、看電影等。而當時往來於延安與重慶的一些同誌，曾經在街上看見過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卻不理，有同誌興高采烈想與她打個照麵卻被冷漠地拒絕！改名為張露萍的黎琳出於秘密工作的紀律，隻能夠這樣。於是，黎琳到了國統區變了、學壞了，與軍統人員糾纏在一起等等說法傳回了延安，甚至還說她成為了叛徒！這一點，也成為了多年後不能宣傳張露萍事跡的巨大障礙。

　　二、“紅色電台”遭受破壞

　　一個意想不到的原因使張露萍領導的軍統電台特別支部遭到了破壞！

　　1940年2月中旬，張蔚林工作時不小心燒壞了收報機上的一個電子管，而當時電子元件管理得特別嚴，出現這種情況就要被關禁閉，禁閉期間無法與黨組織聯係。怎麽辦！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經驗的張蔚林趁離交班時間還有2個小時的機會，離開工作崗位，徑直向南方局軍事組去匯報。

　　張蔚林跑到南方局軍事組後，匯報了發生的情況。南方局軍事組的同誌經反複分析研究，認為燒壞電子管僅是業務上的過失，敵人扣押他隻是為了懲罰，若逃走反而會暴露自己和組織，加上他與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有師生之誼，可以求他說情，掩護過去。所以，軍事組要求他立即返回工作崗位。

　　張蔚林當即返回浮圖關軍統電台處，敲響了軍統電訊處副處長、他的老師董益三的家門，正當他在向董求情時，電話響了，董接完電話出來對張蔚林說：“你的事發了，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對戴笠說吧！”隨後，幾個特務進來，將張蔚林押了出去。

　　原來，當張蔚林離開崗位去南方局軍事組報信時，恰遇軍統督察處處長葉翔之檢查，發現無人值班、電台又處於非工作狀態，立即派人找當班的張蔚林。在沒有找到的情況下，葉翔之搜查了他的值班住處，發現抽屜裏有張露萍寫給他的暗語信：“蔚兄，現將媽媽借用的東西奉還，天冷了，要注意防寒。”另外，葉翔之還發現了張蔚林抄寫的軍統局職員名冊。憑著經驗的判斷，葉翔之覺得張蔚林有問題。但是，當他想到，張蔚林是電訊專家、副處長董益三的得意弟子的時候，他決定先向董益三通報情況，結果董益三告訴葉翔之，張蔚林正在他那裏。於是，張蔚林被逮捕。

　　張蔚林被關在軍統看守所裏，他非常擔心特務去抄他在七星崗四德裏村租的房子，那裏也是秘密聯絡點。想到組織和同誌們的安全，他心急如焚：“一定要把我被捕的消息送出去，通知同誌們轉移。”

　　張蔚林把目光鎖定在新上任的看守所長毛烈身上。於是張蔚林假稱要取錢用，請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崗四德裏，並許諾信送到即給毛烈50元“辛苦費”。毛烈對情況不熟，隻知道張尉林是違紀的軍統重要業務人員，為了拉好關係，毛烈幫助把張蔚林的信送到了七星崗四德裏，並且得到了50元的犒賞。在秘密據點的人員全部轉移了。

　　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聞訊，感覺事關重大，他親自查處此事。當他發現張蔚林居然還在外麵租房子住時，立即派人去抄家搜查，但是，特務撲向這個地下黨秘密聯絡站時，已是人去樓空。

　　當戴笠知道是看守所的所長毛烈送信後，他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槍斃了毛烈。當晚，軍統特務總隊包圍了電訊總台，由台長倪耐冰集合總台全體人員點名，並且逮捕了平時與張蔚林接觸密切的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楊洸、安文元。當軍統特務總隊包圍了電訊總台時，電訊總台領班、報務副主任馮傳慶正在報房值班，突然發現一輛輛軍車開到電訊總台大樓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隊隊荷槍實彈的特務已將整幢大樓包圍，樓道內也布滿了軍警，他聽說張蔚林被逮捕的消息後，知道情況不妙，借著夜幕，他機警地翻後牆逃了出去。

　　馮傳慶一路狂奔到“周公館”曾家岩，同誌們正在為張蔚林回去後的情況焦急萬分時，突見馮傳慶闖進來，軍事組的同誌們萬分地驚訝！

　　馮傳慶急促地說：“電台已被包圍，正在抓人，張蔚林已經被逮捕，我是翻牆跑出來的……”葉劍英同誌從三樓走下來，了解了情況後，決定立即將馮傳慶轉移出重慶，護送他去延安。馮傳慶焦急地對葉劍英同誌說：能不能想辦法，把張蔚林他們救出來？葉劍英同誌安慰馮傳慶不要難過，要他鎮定，並且簡要地給他分析了出現的問題，告訴他怎樣轉移及轉移途中的聯絡地點和暗號。

　　看到馮傳慶因倉促出走，穿得單薄，葉劍英同誌脫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銅色皮袍，披在馮傳慶身上，又幫他化上裝，戴上禮帽，手拿文明棍，裝成一位有錢人，還交給他200塊大洋做路費，並一再叮囑：“路上要住在旅館、大飯店，不要暴露身份。”深夜兩點，兩位同誌帶著馮傳慶從周公館下麵防空洞鑽出來，到了嘉陵江邊，經過偵察沒有發現特務，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過江。經過半夜的折騰，加上又驚又累，馮傳慶過江後在江邊一個漁民的草棚子裏一倒下便睡著了。早晨漁民來，發現一個打扮闊氣的人睡在草棚子裏，頓起疑心，就報告了警察。馮傳慶被帶到警察局時，正遇軍統發出的通緝令，上麵有馮傳慶的照片，警察局一對照片，就把他認出來了，然後立即將他交給軍統局。至此，軍統電台的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楊洸、安文元7人全被逮捕。

　　三、被捕入獄

　　在個別審訊中，安文元在酷刑下叛變，交代了由張露萍領導的電台特別支部的全部情況。戴笠知道這個情況後，認為這是整治共產黨的最好把柄，他下令嚴格仔細清查被捕人員的全部物品，結果發現了與成都張露萍的聯絡地址。軍統經過推敲，以張蔚林的名義向成都的地址發出了“兄病，速回渝”的電報，按照紀律規定，張露萍在給南方局軍事組拍電報報告此事的同時，買票動身回重慶。

　　南方局軍事組收到張露萍由成都發回的電報後，知道張露萍中了軍統局設的圈套，趕快派人到車站守候，希望能夠營救張露萍。但是，當張露萍在兩路口車站一下車，就被守候的特務逮捕了，根本使營救無法實現！張露萍也被捕了！

　　張露萍被捕後，軍統特務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在嚴密的監視看管下，故意讓張露萍出現在“周公館”附近，並且讓她來回在“周公館”大門外走動。張露萍識破了特務的計謀，她強壓淚水，慢步在中山四路，離“周公館”大門隻有一米遠，跨一步就可進到院子裏了，那裏麵有她敬愛的首長，有親愛的同誌們，這是她日夜思念的“家”呀。隻要跨進去，她就可以自由地說想說的話，可以再大聲唱“拿起刀槍幹一場”，但她沒有進去，她就是不往曾家岩看一眼，雖然她是那樣的熟悉那個地方、向往那個地方，但是為了同誌們的安全、為了黨組織的利益，她堅強地走向前方！最後，監視和跟蹤的特務隻得失望而回。

　　蔣介石知道了這件事後是萬分震驚！一反常態地將戴笠罵了個狗血淋頭：“你一再在我麵前吹噓軍統如何厲害，如何打入共產黨內部，現在共黨的尖刀都插到你心髒裏了，我們的電台快成了共黨的電台了，你還有臉來見我嗎？”

　　戴笠更是氣得瘋了一般，在他一向以為組織嚴密、牢不可破的軍統局內部，竟出了這樣的事。在軍統局“總理紀念周”上，向全體特務訓話，大罵：魏大銘(電訊處長)真糊塗，共產黨睡在身邊都不知道。總台長也有問題，還敢出麵保共產黨。共產黨都打進我們團體來了！他當場宣布，在軍統局督察室成立“防奸股”，將軍統內部可疑人員列入黑名單，經常派人監視。

　　此後一兩個月，戴笠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整天拉長馬臉，垂頭喪氣，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動輒對部下拳打腳踢，他曾懊喪地對一位親信說：“這是我一生的奇恥大辱，是我同共黨鬥爭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戴笠親自主持了對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楊洸、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的審訊。經過數次審訊，戴笠絞盡腦汁，使出慣用的狡詐欺騙，酷刑拷打，利誘威脅，始終隻得到張露萍的“我是川軍師長、眉山專員餘安民的女兒，因不滿家庭包辦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後來吃不了苦，逃了回來。在重慶，路遇張蔚林，發生戀愛。至於馮傳慶、楊洸、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是因張蔚林認識的”的供詞。張蔚林也隻承認：“同張露萍在路上相遇認識，彼此戀愛，並無政治關係。”馮傳慶、楊洸、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詰訊，堅不承認”，馮傳慶還一把撕碎了特務替他寫好的“自首書”。

　　戴笠黔驢技窮了，他命令司法科長餘鐸判張露萍等7人死刑，暫不執行，等抗戰結束後，作為中共破壞統一戰線的證據，與我黨鬥爭。經蔣介石批準，他們7人被釘上死鐐，以“軍統特別嚴重違紀”分子囚禁於白公館。在白公館看守所，張露萍堅持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她始終堅持對軍統電台支部的領導，把在延安學習的情況不斷地講給同誌們聽，她始終教育大家要絕對保守秘密，在任何情況下不公開自己的真實情況，做到絕對忠誠，嚴守秘密，甘做無名英雄，哪怕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張露萍等7人與其他被囚禁者一道，由白公館被轉押到貴州息烽監獄。

　　曾在息烽監獄、白公館先後被關押14年的韓子棟，也就是紅岩小說中瘋老頭的原形人物，在1948年越獄回到解放區對息烽監獄有過這樣的描寫：

　　在他們慘絕人寰的秘密監獄中，不宣判刑期，誰也不知道誰的命運，誰也不知道誰哪天生死，與社會隔絕，連父母妻子都不準通信息，無希望，無寄托，成年累月淹在惴惴待斃的恐怖裏。沒有一定信仰，沒有堅強意誌的人們，說什麽他不發神經呢？！秘密監獄，無經常的辦法，無一定的規矩，朝令夕改，夕令朝異，造謠生事，製造恐怖，讓恐怖震懾犯人的神經，摧毀犯人的精神，絕對沒有抗議的餘地。秘密監獄絕對與社會隔離，斷絕父母妻子的消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況，沒有撫慰，沒有希望，完全陷入到絕望痛苦的深淵裏。“不坐牢不知坐牢的苦。”隔離社會，斷絕親屬的味道，沒有經曆過的，是不容易想象出來的。

　　長不及兩丈，寬沒有一丈的監房，住17個人，而且借口休養人身體弱，容易傷風，把窗戶糊得嚴嚴的，這樣就造成了空氣不足、光線不足的黑屋子。這就是十六七個人的小天地，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在這小天地裏。

　　監房的水曆來是不夠用的，十六七個人，每天兩擔水，吃喝洗碗，洗牙洗臉，洗衣服，洗馬桶，洗澡，統由這兩擔水內開支，有喝的沒用的，有用的沒喝的，於是，水變成了寶貝。水是寶貝，新鮮空氣更是寶貝。管理員一近門口，多用手巾蒙起鼻子來。我這裏隻說的門口，門內呢？汗氣、炭氣、尿臊氣、大糞氣、黴氣，集氣體混合之大牢空氣極壞，光線壞，水少，可以說是監獄的一般現象。

　　除了這些生活條件不堪設想外，張露萍他們所麵臨的還有來自獄中難友的精神壓力！在息烽監獄，原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和成都救亡運動領袖車耀先等同誌秘密成立了獄中臨時黨支部。當張露萍等7人被押到息烽時，車耀先一眼就認出了那個自己看著長大，親自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時帶著沉重的腳鐐手銬，身體很虛弱。

幾個月來，張露萍他們除了被審訊就沒有再與自己的同誌打過交道，到了息烽監獄張露萍見到了她非常熟悉的羅世文、車耀先，當第一次看見他們的時候，張露萍竟然失聲大哭了起來！羅世文、車耀先利用一切機會要和她接觸，她卻總是盡量地回避！作為“軍統嚴重違紀”分子的他們，在獄中也不能改變這個“名不符實”的身份啊！所以，在息烽監獄，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席珍7人一直被獄中的共產黨員看做是國民黨的軍統違紀分子！看見自己的同誌，得到的卻是憤怒的目光！

　　車耀先怎麽也想不明白，這個從小與自己的女兒一起，充滿革命激情的青年怎麽會跟軍統特務違紀分子攪在了一起？他曾經試圖從張露萍嘴裏知道答案，但張露萍告訴他：“車伯伯，一些沒有必要知道的情況，我就不告訴你，你以後也別問，好嗎？”

　　1943年，息烽監獄主任周養浩，在息烽搞所謂的“感化教育”，獄中黨支部利用這個機會，爭取到解脫了張蔚林、馮傳慶、楊洸、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的腳鐐，住進感化院，可以在小範圍內自由活動。楊洸、趙力耕日語很好，每天定下課程教其他人學日語，還經常用日語對話。馮傳慶多才多藝，把廢紙盒做成撲克牌，供大家娛樂。

陳國柱新婚不久即被捕，難友開玩笑，說他是“新郎官坐牢”，他也隻笑一笑，說：“為革命坐牢，心甘情願。”趙力耕因長期關在陰暗潮濕的禁閉室，得了嚴重的風濕，幾乎癱瘓，他仍對難友說：“愛國何懼死，曆史將證明，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是正義的，而正義的事業是任何力量也扼殺不了的！”張露萍在獄中養了一隻雞，難友徐寶芝生了小孩後沒有奶水，孩子餓得哇哇哭，張露萍就每天把母雞下的蛋給小孩吃。難友們見她身體也不好，勸她把雞殺了營養一下身體，她回答說：“不殺，留下生蛋給小妹妹吃。”徐寶芝非常感動，給孩子取名叫“紀萍”。

　　監獄主任周養浩是個人麵獸心的家夥，早就垂涎張露萍的美貌。一天，他把張露萍叫到辦公室“個別談話”，沒說兩句便嬉皮笑臉，耍出流氓手段，張露萍厲聲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認錯了人！”厚顏無恥的周養浩又挨過身去，就要動手動腳，“啪！啪”臉上挨了火辣辣的兩巴掌，周養浩惱羞成怒，卻又不敢張揚，隻好啞巴吃黃連，指著張露萍威脅道：“你！你不識抬舉，等著瞧！”

　　張露萍痛打周養浩的事，很快傳遍了全獄，搞得這個衣冠禽獸坐臥難安，狼狽不堪。

　　按照息烽監獄開展感化教育的規定，張露萍利用了敵人允許她參加文娛活動、唱歌演戲的機會聯絡難友，策反看守，為越獄做準備。她利用演《女諜》過程中結識的李任夫，去做看守人員的工作，並通過李任夫與其他難友秘密聯絡。

　　有一天，獄方突然搜查李任夫的鋪位，發現李與張露萍在來往的紙條中大罵周養浩是“活王八”。周養浩立即召集全體人員集合，當眾毒打李任夫40大板，打得鮮血直流，寸步難行，還加戴重鐐，罰吃鹽水飯一月。張露萍也被戴上重鐐，罰吃半月鹽水飯。賊心不死的周養浩，又利用這個機會假獻殷勤，再次找張露萍單獨談話，說她年輕漂亮，前途遠大，隻是受人欺騙上了當，還寫條子叫會計室發兩百元特別補助費給她。然而周養浩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張露萍抓過條子，“刷刷”撕成兩半。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監獄看守通知張露萍收拾行李，有專車送她和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席珍7人到重慶開釋。張露萍意識到最後的時刻到了。她輕蔑地對特務說：“你們不必隱瞞，死是決定了的，我們並不害怕。”她從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換上從延安回來時穿的那套咖啡色連衣裙，戴上紅寶石戒指，又從皮箱裏取出一件禮物送給一位難友，說：“這個打火機你留著吧，它對你有用。”她要與她一塊演過戲的一位女難友替她梳頭、化妝，說：“你再替我化一次妝吧，這是最後一次了。”難友顫抖著手接過胭脂盒，眼淚“刷刷”地流出來，張露萍安慰她說：“你不要難過，我知道要到什麽地方去，我現在心中很坦然。”

　　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席珍6位同誌都提著行李，站在卡車前，靜靜地看張露萍做完這一切，上車時都爭著扶她一把。

　　汽車發動了，張露萍等7位同誌微笑著站立車上，揮手向難友們告別，他們早就知道有這一天，他們早就為這一天做好了準備，他們要用微笑去麵對死亡，迎接永生。難友們早已是淚眼朦朧，目送汽車消失在滾滾塵煙中，隻聽到遠處傳來依稀的歌聲。

　　卡車行駛到離息烽縣城3公裏處快活嶺的軍統被服倉庫前停了下來，劊子手按事先計劃，謊稱汽車要加油，叫張露萍等7人下車，去倉庫搬服裝，裝上車，休息會兒再走。

　　當他們剛走上倉庫台階，罪惡的子彈從背後飛來，猝不及防，都中彈倒下了。

　　他們犧牲時，都很年輕，最大的陳國柱33歲，張露萍才24歲。由於張露萍等7人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他們在獄中也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解放後，張露萍以餘碩卿的名字被評為烈士，而她作為張露萍領導軍統電台特支的事跡卻不為人所知，張蔚林等6人更是與烈士資格無緣，一直無法得到人民的祭奠。

1983年，經過艱難曲折的調查，終於弄清了7位同誌的事跡。而一直惦記著這7位同誌的葉劍英同誌，在聽到“軍統集中營殉難人員複查小組”同誌匯報這7位同誌的事跡時，熱淚盈眶，非常激動，連聲疾呼：“啊，我記得記得，馮傳慶同誌走的時候我還送他一件皮襖呢。”葉劍英同誌親筆為他們寫了證明材料。張蔚林等 7人於1983年被評定為烈士，一直懸疑不決的軍統“特嫌案”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假如，他們當年在獄中向獄中黨組織講了他們的真實情況，他們解放後就不會背上“軍統特嫌”的名聲；但是他們沒有，特別是張露萍始終按照南方局的要求，不與其他黨組織發生關係，嚴守著組織機密。

　　假如，當年張露萍向獄中黨組織講出她就是延安的黎琳，她也許不會埋名20多年！

　　但是，一切的假如對那時的革命者來說都是假設！

　　今天，犧牲在集中營的還有一些無名的烈士，還有很多烈士甚至沒有一張照片！但是我們卻不會忘記為新中國成立而奉獻出生命的革命烈士！山城重慶，紅岩的曆史將永遠留下他們的感人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