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劉仰：日食、異象與天人感應

科學家說，西元2009年7月22日，在中國境內部分地區，將發生500年來難得一遇的日全食。日食、月食經常發生，所謂500年難得一遇，是指其規模等外在現象。天文學家指出，這次日食的整個過程約2個小時，日全食的持續時間可長達6分鍾。而且，觀測日全食的最佳地點，在我國長江流域，號稱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因此在500年間顯得很特別。為了這個500年一遇的特別，暫時先不說嶽飛，說點與日食有關的事情，湊個熱鬧。

人類觀測到日食的曆史，早得無法考證。大白天，天上的太陽沒了，連動物都能察覺到，隻要是個人，眼睛不瞎，都能看到。但是，人與動物的不同在於，自從人有了思想，就開始琢磨日食等現象的原因。它看起來與人類生活的關係並不直接，但是，做這些似乎無用的事情，正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中國人很早就開始注意各種特別的自然現象，包括天文現象和旱澇、地震等大地現象。在對於各種自然現象還不能充分合理解釋的時候，中國人一般將它們分為祥瑞和災異兩大類。日食作為一種天文“異象”，在中國曆史上不屬於祥瑞。

西漢時期，董仲舒因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著名，他還完善了一個“天人感應”理論。這個理論簡單來說，有兩個方麵，一是將皇權的獲得視為“天意”或“ 天命”，從而使得最高權力具有了無可爭辯的合法性；二是把各類自然界的異常現象與人事聯係在一起。也就是說，如果自然界出現了異常現象，一定是君主做錯了事，這也是所謂“天譴”的由來。以日食來說，截止到清朝結束，曆朝曆代都非常重視。因為太陽代表君主，太陽被侵蝕，代表君權被侵蝕，它是陰盛陽衰的體現。所以，當日食出現，帝王就應該反思自己的行為，或舉行一些特別的儀式。

用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天人感應”充滿了唯心主義色彩。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人們對各種自然現象發生原因的深入認識和理解，“天人感應”理論已基本沒有了市場。再用這種理論來暗指當今的人事，基本上隻有“法什麽功”和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借機發揮。例如，去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國內外個別無知的，或者心懷叵測的人，的確就是這麽解釋的，結果遭到全中國人民的憤怒譴責。

我們今天對於儒家學說的態度，應該是有所繼承，有所拋棄。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天人感應”理論呢？從應用層麵上，今天，我們當然應該拋棄這一理論。但是，從提出這一理論的內在邏輯上，它還是有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事實上，早在董仲舒時代，西漢時期，中國人就已經清楚地認識了日食發生的真實原因。西漢著名學者劉向說：“日蝕者，月往蔽之”。也就是說，日食是因為月亮遮蔽了太陽的結果。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已經清楚地知道了日食的真實原因，為何中國古人還要在此後漫長的曆史歲月中，繼續把這一自然現象，當成“天人感應”的異象呢？前麵提到“天人感應”理論有兩個主要方麵，一是君主的權力授予和獲得，二是君主行為與“天”的互動。後人在分析評論“天人感應”理論時，往往把上述兩者分開論述，因而忽略兩者內在的必然關係。

近代西方理論把中國曆史上的皇帝製度描述為專製製度，這個描述不算錯。但是，如果繼續引申，將“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樣的結論加到中國皇帝製度的頭上，就不完全正確。“天人感應”理論中，帝王與“天之異象”的互動，實際上就是製約皇帝權力的需要和手段。以日食來說，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它的自然發生原理，因此，漢代以後，不斷有人對“天人感應”理論提出質疑，其中包括某些皇帝本人。東晉時期，麵對皇帝對“天人感應”的懷疑，一位大臣說：“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因而，還是將“天人感應”理論，像緊箍咒一樣，套在皇帝的頭上。

北宋神宗時，王安石為了變法，提出“天變不足畏”。曾經任宰相的富弼對此說了一段話，充分體現了“天人感應”理論在皇帝製度中存在的本質意義。富弼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富弼的意思是說，皇帝的權力很大，在人世間沒人可以超越和管束，隻有“天”能讓皇帝感到害怕。如果皇帝連“天”都不怕，還有什麽事情做不出來？我們知道，“天人感應”理論的解釋權主要是在儒家知識分子手中。隨著這一理論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深入人心，它的一部分解釋權也在老百姓手中。因此，“天人感應”理論在中國古代，實際上扮演了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共同約束和製約皇帝濫用權力的作用。正是由於這個政治製衡的作用，中國古代真正的儒家知識分子，並不特別在意所謂“異象”與“人事”究竟有沒有必然關係，而是注重利用各種“異象”，隨時向皇帝發出警告，以達到限製皇帝濫用權力的目的。

這種做法還促成了另一個奇跡：中國古代對天文等現象的記載，是人類曆史上最完整、最豐富、最準確的，以至於當今全世界的天文學家，都需要借助中國古代的天文記載，才能從事很多天文學研究，或者為現代天文學理論提供驗證。這無疑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個巨大貢獻。

從曆史事實上說，利用“天人感應”理論來限製皇帝濫用權力，也是有實際效果的。因此，中國古代的皇帝雖然在理論上是專製的，是超越人間所有凡人的，但是，儒家知識分子利用“天人感應”理論，設計了一個類似“剪刀-石頭-布 ”的循環套索，成為製約皇權的重要手段。曆代皇帝為此而發布“罪己詔”的不少，為此而改變不良政策的不少，為此而發布“罪己求言詔”（要求大家向皇帝提出批評意見）的也不少。古代皇帝並不都是笨蛋，北魏孝文帝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謂“天人感應”理論並不是真有道理。孝文帝說：這種理論實際上是“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誡”。也就是說，孝文帝很明白，這套理論就是為了防止皇帝胡來而專門設置的。但是，他並沒有像王安石要求宋神宗那樣，廢除這套理論，而是嚴格遵照執行。因為，即便皇帝不信它，當時很多老百姓還是相信的，皇帝並不想明目張膽地違背老百姓的意願。

同中國曆史上皇帝權力受到“天人感應”理論的製約相比，歐洲曆史上的專製君王，的確是毫無製約，無法無天。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經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朕即國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就是在清楚地表明，他是沒有任何製約的，連歐洲宗教的上帝都不能製約他。歐洲人根據他們自己的曆史認識到，專製君權為所欲為是非常可怕可惡的。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曆史並不非常了解，以為中國的皇帝也像歐洲的國王一樣毫無製約。對於歐洲人來說，這種誤解我們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中國人跟在西方後麵人雲亦雲，鸚鵡學舌，就難以真正認識和理解中國曆史的真實麵目。我們可以說，從董仲舒完善“天人感應”理論開始，中國人就找到一個製約皇帝最高權力的有效辦法，而且，這隻是中國古人製約皇權的辦法之一。因此，所謂“權力製衡”說，並不是近代西方人的發明和貢獻，中國儒家知識分子早就這麽做了。

對於今天來說，中國的確需要改變。當現代科學和唯物主義精神已經普遍地深入人心，“天人感應”理論製約最高權力的作用已徹底消失，隻剩下類似迷信的無稽之談。但是，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要求，最高權力始終是需要製約的。“天人感應”理論失效後，就需要其他的製約方式來填補，這就是我們今天提倡的道德、民主和法製。在500年一遇的“日食”發生之際，借“天人感應”發一通議論，目的是想說明，對待中國傳統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天人感應”理論的應用，在今天的確屬於糟粕。但是，中國古人創設“天人感應”理論背後的目的——對最高權力的製衡和約束，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當然，在某些西方理論的錯誤指導下，全盤否定中國曆史的人，是不容易看到或承認這一精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