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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人物:中國航空發動機之父吳大觀

(2009-06-30 22:32:27) 下一個
Zt:人物:中國航空發動機之父吳大觀



2009年3月18日上午8時10分,中國航空工業中心醫院,一位93歲的老人安詳地閉上了眼睛,平靜而滿足。他,就是有著60年黨齡、被譽為我國“航空發動機之父”的吳大觀。

  吳大觀,江蘇鎮江人,中學畢業於百年名校揚州中學,後在西南聯合大學求學並赴美留學。
1941年,因親眼看見日寇飛機肆虐神州,無數國人慘死,而毅然由機械係改報航空係,
從此68年與航空相依相伴。

  吳大觀的外孫女梁焱說:“如果說,每個人都有欲望,那麽我外公這一生唯一的'欲望'就是研製出我國自主研發的航空發動機,為中國的戰機裝上一顆‘中國心’。”

  揮戈藍天、亮劍蒼穹,保衛祖國領空的"製空權"必須培養出一支飛機和發動機自行設計隊伍。其中,發動機研製更為關鍵。因為,它是飛機的“心髒”。

  建國初期,毛主席就反複強調:“我們不僅要有強大的陸軍,還要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揮戈藍天、亮劍蒼穹,保衛祖國領空的“製空權”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航空工業,培養一支飛機和發動機自行設計隊伍。其中,發動機研製更為關鍵,因為它是飛機的“心髒”,對飛行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作戰性能等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1956年9月,吳大觀到沈陽黎明發動機製造廠任新中國第一個發動機設計室主任。
五年後,又在沈陽主持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發動機設計研究所——國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發動機研究所。他始終堅持一個觀念:即使能從蘇聯引進發動機,但關鍵技術是學不到的,最終還是要靠自己。
受他影響,廠(所)裏的科研人員刻苦鑽研技術資料,努力學習數學和英語。每天晚飯後,辦公樓裏總是燈火通明,學習蔚然成風。

  1958年5月,由吳大觀主持研製的我國第一台“噴發-1A”發動機試製成功並通過了20小時的長期試車。7月26日,裝備著“噴發-1A”的 “殲教-1”型飛機首次試飛成功,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型噴氣式飛機從此飛上藍天。緊接著,1959年9月,吳大觀帶頭設計、試製的“紅旗2號”噴氣發動機上台試車,
為慶祝國慶十周年獻禮……

  從沈陽黎明發動機製造廠到沈陽發動機設計研究所,從噴發1A、渦噴7甲,到渦扇6,航空動力的先行者們以“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邁氣概為祖國的航空發動機事業走出了一條從測繪仿製、改進改型向自行研製轉變的道路。

  吳大觀在自傳中寫道:“盡管在初期的摸索中也盲目幹了一些工作,但是大家的熱情還是值得鼓勵的,而且也向全世界證明了我們中國人是能夠造飛機和發動機的。”

  “亦於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即使在“文革”期間遭批鬥左眼失明,他那顆航空報國的赤子之心也未曾動搖過。“我們真的是想搞出自己的發動機啊!” 他就這樣用一隻右眼如饑似渴地工作著,
直到生命終結的那一天。

  然而,好景不長。同那個時期的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吳大觀沒能逃過“文革”帶來的厄運。造反派給他安了個“特務”和“走資派”的罪名,用鞭子打他,要他交代是如何從美國回來的,甚至有人懷疑他的眼睛裏安裝有美國特務的微型照相機。原本對黨忠誠、每月多拿出一半工資交的黨費也成了“罪狀”,變成他從事特務活動的經費。挨批鬥、關“牛棚”,原有的病痛不斷惡化,最終導致左眼完全失明和胃出血。然而,即使在逆境中遭受磨難,一個共產黨員、一個科研知識分子那顆航空報國的赤子之心卻從未動搖過。

  “亦於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1972年,吳大觀逐步開始恢複工作。1977年底,他被調到西安航空設計廠任技術副廠長,主抓英國“斯貝”發動機的專利引進試製生產。

  為了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年過60的他每天如饑似渴地用一隻眼睛學習和工作。據當年在西航共事的同事回憶,為了怕他走路摔倒,晚飯後他的夫人華國都會用手電筒引路,把他送到廠門口,晚上12點再由秘書送他回家。幾年如一日,天天如此。

  由於“斯貝”發動機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因此我國不僅購買了技術專利,同時還向英國羅·羅公司買了50台發動機。之所以買發動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家賣專利隻是賣了製造權,而不是設計權,關鍵的高新技術不會告訴我們。隻有買了發動機,我們才有機會去英國看他們裝配、試車、考核、驗收,才能一邊學習一邊自主研製。

  為了更好地消化、掌握英方先進技術,吳大觀把辦公桌搬到資料室,對有關設計技術資料一件件過目,一句句進行中英文對照,一遍遍地驗算。四個月裏,他看了上千份資料,記下了幾十萬字的心得筆記,並督促廠裏技術人員“一定要吃透技術,為我所用。”

  1979年春節前,我國購買的第31台發動機在英國進行交付驗收時出現葉片斷裂事故。“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國人思想還比較保守的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小小的葉片斷裂頓時給引進工作蒙上了一層陰影。很多人懷疑這是英國人在故意搗亂,提出中止購買並停止使用“斯貝”發動機。

  怎麽辦?吳大觀深知,我國的航空發動機研製已經經曆過幾次徘徊,這個“板”拍下去將關係到整整一代發動機的研製和我國航空事業發展的進程。為了澄清事實真相,他頂住壓力,帶領三名設計人員趕赴英國。從事故模擬還原開始逐一進行研究和分析,最終判定這是一起因生產過程控製不嚴而造成的偶然事故,並非成批性問題,從而使“斯貝”發動機的引進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把‘斯貝’搞出來!”吳大觀曾經在英國羅·羅公司總設計師貝凱特麵前許下這句諾言。可以說,“斯貝”國產化研製工作傾注了吳大觀的全部心血。然而,80年代初,由於國民經濟調整和飛機研製進度推遲,“斯貝”發動機研製不得不中止。

  麵對一個無疾而終的結果,吳大觀內心的苦痛可想而知,但他從未向任何人說過。隻是後來調任北京後,每次貝凱特到中國約見他,都會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中間人”說:“請代為轉告貝凱特,就說吳大觀已經死了。”

  沒有 “斯貝”,就沒有 “秦嶺”;沒有 “渦扇6”,就沒有“"太行”。當我國自主研製、代表著中國先進水平的新一代戰機“飛豹”和“殲10”振翅九霄、礪翼長空時,背後是他多年來默默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2008年底,吳大觀在例行體檢中查出患有腸癌,身體每況愈下。麵對死亡,他沒有想盡辦法延長自己的生命,相反,抓緊最後的時間堅持學習,《人民日報》、《求是》、《中國航空報》……
他心心念念的始終是祖國的發展、是他熱愛並為之奮鬥了一輩子的航空發動機事業。

  2009年初,吳大觀的身體浮腫已經非常嚴重,他所在的中航工業集團領導指示一定要送他到最好的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他拒絕了,堅持去集團自己的醫院--航空中心醫院住院治療,並一再表示不要用昂貴的進口藥品,“不要為我這種治不好的病浪費國家的錢”。每當他從昏迷和熟睡中醒來,發現護士正在給他靜脈注射進口藥品,他總是掙紮著起身把針頭拔掉……

  作為吳大觀的學生,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劉大響和老人相交數十年。老人在彌留之際曾拉著他的手說:“我有三句話。第一,我這一輩子,沒有為國家航空發動機事業打下一個好基礎,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我應該檢討自己;第二,航空發動機一定要加強預研、動力先行,基礎打不牢不行;第三,你們一定要敢說真話,不要怕得罪人。拜托你們一定要轉達給有關領導,隻有這樣,才有可能把航空發動機搞好。”

  聞者落淚。人們不會忘記,正是這位總稱自己“沒有做好”的老人,在晚年回到北京退居二線後,依然主持完成了我國第一部航空發動機標準規範的編製,因為有矩可尋,我國才成功生產出第一個自主研製的“昆侖”發動機;人們不會忘記,當他背駝得實在無法去單位辦公時,還堅持在家上網了解最新航空動態,為理順發動機研製的體製機製殫精竭慮;人們更不會忘記,當我國自主研製、代表著中國先進水平的新一代戰機“飛豹”和“殲10”振翅九霄、礪翼長空時,背後是他多年來默默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1964年,吳大觀組織自行研製的我國第一型大推力渦輪風扇發動機——“渦扇6”(代號910)開始方案論證,並很快完成了全部設計圖紙,準備作為“殲9”和“殲13”飛機的動力裝置。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於“文革”十年動亂,“渦扇6”四次上馬、三次下馬、五次轉移研製地點,近十年未能加工出一台試驗機。1984年,裝備空軍的配套飛機機型停止使用,“渦扇6”胎死腹中。當中止研製的消息傳到這些“航空人”耳裏,平日再苦再難也不吭一聲的漢子們忍不住嚎啕大哭。

  “渦扇6”下馬了,但是它先後攻克的發動機起動、喘振、振動、高溫等114項技術關鍵卻為後來“太行”發動機的成功研製奠定了良好的技術、材料和人才基礎。

  1985年底,吳大觀與其他8位資深專家一起聯名上書鄧小平,令久拖不決的“太行”發動機立項起死回生。18年後,“太行”終於研製成功,我國實現了從第二代發動機到第三代發動機的跨越。而當年下馬的“斯貝”發動機也“變身”為“秦嶺”,為我國自主研製的“飛豹”殲擊轟炸機裝上了一顆“中國心 ”。

  中國航空百年!飛機翼下一個世紀的強國之夢,讓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為了一個理想和信念,奮力探索、無畏前行。從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一顆顆“中國心”跳動著他們“航空報國”的責任與使命。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麽我國能夠在航天領域取得載人航天飛行和首次月球探測工程的圓滿成功,而航空工業發展的進程卻如此艱難?發動機的自主研製究竟難在哪裏?

  “航空人”的答案是:第一,發動機的研製周期很長,通常,發達國家是10至15年,我們國家是15至20年;第二,航天動力裝置主要是保證升空的幾十秒鍾,而航空動力裝置則要保證飛機飛行幾百、幾千,甚至是幾萬小時不出故障。

  “發動機製造是既要接近材料的極限,但是又不能到達極限。即它的重量越小、推力越大越好,但是要把握好這個尺度非常難。”原沈陽發動機設計研究所總設計師李誌廣說,保證發動機的3萬餘個零部件在高溫、高壓和高轉速等極端條件下長期反複使用不出任何問題,不僅是對研製技術的挑戰,同時也是對一個國家機械、冶金、材料等工業基礎水平的考驗。目前,世界上能夠自主研製航空發動機的隻有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

  中航工業科技委原副秘書長彭友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多年來,我國總是“先有飛機型號、後研製發動機配飛機”,沒有意識到‘預研先行、動力先行’的重要性。而相比發動機,飛機的研製時間要快很多,一旦飛機等不及不“買單”,就會造成發動機無法批量生產,研製一個丟棄一個。

  “經過不斷地探索和嚐試,現在,我國航空發動機研製已經形成了‘生產一代、研製一代、預研一代、探索一代’的良好發展格局。”

  2009年6月6日,我國大飛機項目總裝製造中心在上海掛牌成立,標誌著我國大飛機項目設計研發、總裝製造、客戶服務“三大中心”布局開始全麵推進。劉大響表示,我國有望用20年左右的時間,讓裝有“中國心”的“國字號”大飛機飛上藍天。

  今年是中國航空百年!飛機翼下一個世紀的強國之夢,讓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為了一個理想和信念,奮力探索、無畏前行。從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一顆顆中國心跳動著他們航空報國的責任與使命——給祖國的飛機提供動力,給中國的戰機裝上“中國心”!

吳大觀 先生 簡曆:

吳大觀先生,原名吳蔚升,1916年11月13日出生於江蘇鎮江縣(今鎮江市)農村商人家庭。
自幼家境困難,常靠借債度日。19311937年,他在江蘇省立楊州中學學習。1937年,
吳大觀被保送進入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前身)機械係。1938年隨校搬遷,
進入昆明西南聯大學習。求學期間,他目睹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的侵略行徑,
下決心走“航空救國”之路。讀完機械係三年級,便申請轉讀航空係,1942年8月畢業。
他在大學期間,受到劉仙洲、王德榮、金希武等教授的教育熏陶,學習刻苦,勤奮儉樸。

西南聯大畢業後,吳大觀被分配到貴州大定航空發動機廠任設計課技術員,這個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的航空發動機廠。他用了兩年時間,潛心研究美國萊特公司的活塞式發動機整套技術資料,較全麵地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空發動機工藝技術。

1944年,吳大觀被選送到美國萊可敏航空發動機廠以設計試驗工程師名義進行深造。在該廠學習期間,從零部件製圖到整台發動機設計性能計算,從部件試驗到整機試車,經過了係統的學習鍛煉,僅用半年時間就基本掌握了活塞式發動機設計的全過程。他抱著抓緊學習的熱望,先後掌握了齒輪工藝、工裝夾具、刀具設計及其加工技術。而後,他又在美國普惠航空發動機公司學習。






學習期間,他見到噴氣發動機離心壓氣機葉輪和渦輪部件在車間加工,引起他的極大興趣,當時研製航空渦輪發動機在美國尚屬起步階段。通過美國朋友介紹,於1946年加入美國自動車工程師學會成為該學會會員,他作為業餘愛好者,開始研究噴氣技術,這給他以後從事航空發動機設計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吳大觀在美期間,廣泛接觸公司各階層人員,在技術領導、工程師、車間工人中廣交朋友,並借此宣傳中國。他兩次被當地教堂請去做抗日戰爭中中國婦女的抗日活動和中國兒童教育的報告。他揭露日本侵略軍蹂躪、殘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宣傳中國人民抗日的鬥爭精神。在美期間,他感到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人,極大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拒絕美國有關單位的高薪聘任,於1947年3月毅然回到祖國。他沒有帶回貴重物品,僅有裝滿書籍和技術資料的兩個箱子。他唯一的願望是,把在美國學到的航空技術貢獻給祖國。

吳大觀回國後被安排到貴州大定航空發動機廠廣州分廠做籌建廠工作。他看到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腐敗,已不可能再搞什麽航空發動機行業,不得已憤然離職。 1948年,他來到北平(今北京市),在北京大學工學院機械係任專任講師,講授航空發動機設計及齒輪設計和加工兩門新課,頗受同學們的歡迎。在教書的同時,吳大觀參加了學生的反饑餓、反迫害、罷課罷教運動,參加演活報劇,做反蔣反內戰的宣傳。

1948年冬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將吳大觀及其愛人、孩子和弟弟一家四口人送到解放區石家莊。吳大觀從實踐中認識到,發展航空唯有依靠中國共產黨。他到達解放區時,心情萬分激動,對自己的愛人和弟弟說:“我們現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國的航空事業,祖國的繁榮昌盛全靠共產黨的領導,我要為它而獻身。”此後,聶榮臻親切接見了他,鼓勵他為祖國的航空事業貢獻力量。從此,他走上了新的航空救國之路。

1948年12月,吳大觀隨解放北平的隊伍,參加了入城接管礦冶研究所的工作。1949年11月任重工業部航空籌備組組長,1951年航空工業局成立,他在局機關參加發動機生產管理,孜孜不倦地學習蘇聯新的噴氣發動機生產工藝資料,抓工廠生產管理先進典型,在局領導下組織各廠交流。



在蘇聯援助下,1956 年沈陽410廠試製渦噴—5發動機成功。吳大觀不滿足仿製成功,
他給航空工業局打報告,請求自行設計、自己製造發動機,並建立空氣動力研究和航空發動機研究機構,航空工業局很快采納了他的這些重要建議。

1956年,吳大觀調到沈陽410廠組建中國第一個噴氣發動機設計室。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開始設計中國第一台噴氣教練機動力發動機。經他和設計室副主任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條件和存在難點後,決定利用410廠剛生產定型的渦噴5(蘇BK—1)發動機為原準機,用相似定律進行縮型設計殲教1飛機的動力噴發 1A發動機。此方案可利用410廠已有的鍛鑄毛坯、工裝設備,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製造出新的發動機。這是最經濟、風險最小的研製方法,也是研製周期最短、耗資最省、較有把握的設計方法。



他以敢於拚搏,勇於創新的精神,與廣大工人日夜奮戰了210天,經過20小時的持久試車,首批4台發動機研製成功。 1958年8月1日這4台發動機裝在新設計的殲教—1飛機上試飛。這台裝有噴發—1A發動機的國產噴氣教練機試飛成功,標誌著噴發—1A型發動機勝利誕生。飛機試飛的那一天,葉劍英、劉亞樓專程從北京趕來參加慶祝大會。

吳大觀總結那段工作時說:“新設計發動機方案的選擇,走什麽途徑,承擔多大風險,是設計發動機能否成功的重要環節。”噴發—1A研製初步成功給新機研製闖出一條路子。這次初戰告捷,他起了關鍵作用。1959年9月,他負責設計、試製的紅旗2號噴氣發動機上台試車,為慶祝國慶十周年獻禮。





為此,航空工業局發來賀電。1961年8月國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設計研究所成立,他擔任技術副所長,
主持二所的發動機研製工作和試驗基地的建設。吳大觀努力探索發動機研製方法和研製程序的新路子,他多次出國考察,善於借鑒國外經驗。他認為,研製發動機必須先抓試驗設備、測試儀器和測試技術,鑒於在研製過程中有大量的部件驗證和整台發動機調試,他向上級提出建議設計所必須建設相當規模的試驗基地。經批準後,他在所內抽調有工作經驗的技術人員組建了試驗設備設計室。



他多次宣傳“ 當前計算機技術雖然能解決發動機設計中很多難題,但是發動機最後設計成功,仍然靠大量的發動機試驗”這一觀點。經國家批準,二所開始籌建0307試驗基地,從而為發動機研製創造了必備的試驗條件。

在發動機試驗工作中,吳大觀還抓住另一個重要環節,即測試儀表和測試技術。他主張高精度的溫度、壓力、振動、應力測量傳感器,都要立足於國內,自力更生,自己解決。這樣,即使受國際封鎖,也不會因此影響發動機的正常研製。他抽調一批技術人員,組成儀表設計試驗室和強度儀表試驗室。在研製初期,為解決應力測量問題自製了各種應變片、水銀引電器和滑環引電器。為了便於技術人員學習掌握電子技術,50年代末,吳大觀把他從美國帶回的6真空管長短波收音機拿出來,供他們裝拆練習。



六院二所成立後,吳大觀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建立了測試儀表試驗室,與試驗設備配套使用。在試驗基地,他不停地進行著大批發動機部件試驗,為發動機研製立下了功勞。他反複強調,設計力量、材料工藝技術和試驗設備是發動機研製的三大技術支柱,三者缺一不可。1957—1965年,



他訪問了英國、蘇聯、法國、聯邦德國、瑞士等國。在第二研究設計所工作期間,他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沒有節假日,以所為家。長年的勞累,使他染上嚴重的眼疾。在吳大觀左眼手術不久,


“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又遭受摧殘。從那以後,他的左眼永遠失去了光明。他的母親1971年在北京病危,急電催他回北京,當時他剛從“牛棚”裏解放出來,得到調試發動機的工作機會,他向組織上請求,為了工作暫不回去。他說:“彌補丟失的工作時間尚嫌不夠,對母病更難以盡孝。 ”82歲的老母病故,他也沒有離開工作崗位。

六院二所成立初期,適逢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吳大觀在二所裏數他工資最高,在國家執行低工資製度下,他心中感到不安。1961年,他兩次給組織打報告,堅決要求把自己的工資降下來,未被批準。於是,他決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資作為黨費上繳。從1963年起每月多交黨費100元,直到現在,30多年月月如此,累計多繳黨費近4萬元。


有人問他:“你為什麽這樣傻,多繳100元的黨費,現在哪有人嫌錢多?”可他回答說:“我們國家窮,困難多,我多繳黨費,我心裏就踏實些,在沈陽的20多年裏,吳大觀經常深入基層了解和關心工人中的困難戶,他常有三五十元或百元作為私人救濟,幫助那些家庭生活困難的同誌,而自己卻省吃儉用。1971年,他補發了6000多元“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資,隨即把4000多元交給了黨組織。

1972年底,葉劍英受周總理委托,主持召開航空匯報會議,吳大觀應邀來到北京。會議期間,葉劍英兩次單獨聽取他的工作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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