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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鳳凰網：中國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冷戰中的社會主義盟友（1）
中國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冷戰中的社會主義盟友
2009年06月26日 10:08鳳凰網
40年代後半期，蘇聯與中共建立了在滿洲實行軍事合作基礎上的相互信任。莫斯科表示，它準備將軍事合作問題作為兩國關係中一個獨立的重要問題來考慮。毛讚同。有一點很清楚，即50年代這兩個共產黨國家的軍事合作是在和平時期，而不是在戰爭狀態下開始發展的。
這裏可以談幾個影響莫斯科做出與中國進行軍事合作的決定的重要情況。
首先，蘇聯注意到中國軍隊的軍事訓練水平很差。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1954年12月24日與劉少奇會談時說:“蘇聯軍事專家對我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部隊的指揮員不是其所轄兵種的內行。比如，有些空軍戰鬥團的團長沒有當過飛行員，而炮兵團的軍官沒當過炮兵。”“劉少奇同誌說，中國的指揮員也應該接受培訓，以便他們能夠管理機械化的部隊”。在與蘇聯大使坦率的談話中，中國高層領導人並不掩蓋人民解放軍在軍事訓練中存在的問題。
其次，中蘇之間發展軍事合作是在大陸與台灣保持戰爭狀態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有著特殊的含義。一旦蘇聯公開援助中國，就意味著與美國開始衝突。朝鮮戰爭之後，亞洲出現了脆弱的和平，這種情況足以表明蘇聯麵對國際社會的不利狀況。此外，當時蘇聯新領導人公開宣稱要致力於緩和。這就是說，與中國的軍事合作隻能秘密地進行，而不給西方有譴責蘇聯企圖發動新的戰爭的借口。或許，這也能解釋蘇聯大使與中國高層領導人會談時所用的那種語調了。
劉少奇在1955年2月28日與蘇聯大使尤金會談時這樣說:“中國的遠程火力可以打到這些島嶼（馬祖和金門），但是我們現在不打他們，因為在布置這些武器的附近地區，既沒有鐵路可運送武器和彈藥，也沒有飛機場可停降飛機，以便利用空中火力來支援地麵炮火的打擊。現在鐵路和機場正在建設中。先讓蔣介石的追隨者在那裏呆一段，以後他們一個也跑不掉。如果現在增強炮火，他們就會跑掉的。”從會談的內容可以知道，尤金大使聽取了劉的談話，但未做出反應。隨後，他將此次談話記錄呈送莫斯科，也未作任何附加評論。
第三，莫斯科打算把雙邊的軍事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中關於旅順和大連港的協定，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涉及到兩國間的軍事合作條款，這可以用來作為雙方接觸的模式。
根據1950年簽訂的這一條約，中蘇同意采取所需的一切的手段，製止由日本及其盟國發動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破壞和平的侵略行為。當條約的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國攻擊，進入戰爭狀態時，另一方立即采取軍事或其它任何有利的方式來進行幫助。
在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特殊政治環境下，莫斯科實際上成了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獨立的擔保人，並在中國受到可能的侵略時，成為它的保護傘。此外，按照1950年的條約，一旦遠東發生戰爭時，蘇聯的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這樣實行了幾年，在1957年，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建議修改這一條款，因為這是一種“單邊原則”。
遠東在1945年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本戰敗，推翻國民黨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組成毛領導的中國新政府等等），這使中蘇雙方在像中長鐵路、旅順港這些問題上，有可能建立一種不同以往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合作關係。
蘇聯政府通過了無償移交該鐵路和與鐵路相關的全部財產的協定。協定涉及到蘇聯軍隊從雙方共用的旅順海軍基地撤出和移交基地設施的問題。莫斯科並不急於撤出軍隊，認為還需要簽署一些文件來確認雙方的立場（於1954年10月簽訂）。1955年2月中國政府建議蘇聯軍隊從遼東半島撤出，莫斯科考慮了幾個月後，於1955年5月撤出。
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協定。此項貸款規定蘇聯在5年內將提供相當於這一數額的設備和機械。中國政府同意從1953年起，用10年的時間償還。
在1952年8-9月周恩來訪問莫斯科期間，作出了組成一個接管長春鐵路委員會的決定（蘇聯共用的中東鐵路是在1952年底完全交給中國的），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港海軍基地協定的原因是由於遠東的緊張局勢。雙方還簽訂了建設穿越蒙古連接中蘇的鐵路。
斯大林之後:方向一致的新道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的外交政策有了一些變化。但沒有立即發生後來所謂的“非斯大林化”。這些變化是，重新確定蘇聯自20年代列寧在世時開始的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政策。蘇聯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發展至少有兩個主要方向。這兩個方向都直接涉及到中蘇關係。
第一個方向的擁護者（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是其中之一），雖然原則上意識到“冷戰”狀態需要“突破”，但仍然堅持從這樣一種事實出發，即基於內部鬥爭將繼續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思想，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應該保持不變。盡管蘇聯領導人宣稱“社會主義將取得最終勝利”，但蘇聯仍然是脆弱的，比以往更需要加強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中國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冷戰中的社會主義盟友
2009年06月26日 10:08鳳凰網
40年代後半期，蘇聯與中共建立了在滿洲實行軍事合作基礎上的相互信任。莫斯科表示，它準備將軍事合作問題作為兩國關係中一個獨立的重要問題來考慮。毛讚同。有一點很清楚，即50年代這兩個共產黨國家的軍事合作是在和平時期，而不是在戰爭狀態下開始發展的。
這裏可以談幾個影響莫斯科做出與中國進行軍事合作的決定的重要情況。
首先，蘇聯注意到中國軍隊的軍事訓練水平很差。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1954年12月24日與劉少奇會談時說:“蘇聯軍事專家對我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部隊的指揮員不是其所轄兵種的內行。比如，有些空軍戰鬥團的團長沒有當過飛行員，而炮兵團的軍官沒當過炮兵。”“劉少奇同誌說，中國的指揮員也應該接受培訓，以便他們能夠管理機械化的部隊”。在與蘇聯大使坦率的談話中，中國高層領導人並不掩蓋人民解放軍在軍事訓練中存在的問題。
其次，中蘇之間發展軍事合作是在大陸與台灣保持戰爭狀態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有著特殊的含義。一旦蘇聯公開援助中國，就意味著與美國開始衝突。朝鮮戰爭之後，亞洲出現了脆弱的和平，這種情況足以表明蘇聯麵對國際社會的不利狀況。此外，當時蘇聯新領導人公開宣稱要致力於緩和。這就是說，與中國的軍事合作隻能秘密地進行，而不給西方有譴責蘇聯企圖發動新的戰爭的借口。或許，這也能解釋蘇聯大使與中國高層領導人會談時所用的那種語調了。
劉少奇在1955年2月28日與蘇聯大使尤金會談時這樣說:“中國的遠程火力可以打到這些島嶼（馬祖和金門），但是我們現在不打他們，因為在布置這些武器的附近地區，既沒有鐵路可運送武器和彈藥，也沒有飛機場可停降飛機，以便利用空中火力來支援地麵炮火的打擊。現在鐵路和機場正在建設中。先讓蔣介石的追隨者在那裏呆一段，以後他們一個也跑不掉。如果現在增強炮火，他們就會跑掉的。”從會談的內容可以知道，尤金大使聽取了劉的談話，但未做出反應。隨後，他將此次談話記錄呈送莫斯科，也未作任何附加評論。
第三，莫斯科打算把雙邊的軍事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中關於旅順和大連港的協定，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涉及到兩國間的軍事合作條款，這可以用來作為雙方接觸的模式。
根據1950年簽訂的這一條約，中蘇同意采取所需的一切的手段，製止由日本及其盟國發動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破壞和平的侵略行為。當條約的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國攻擊，進入戰爭狀態時，另一方立即采取軍事或其它任何有利的方式來進行幫助。
在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特殊政治環境下，莫斯科實際上成了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獨立的擔保人，並在中國受到可能的侵略時，成為它的保護傘。此外，按照1950年的條約，一旦遠東發生戰爭時，蘇聯的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這樣實行了幾年，在1957年，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建議修改這一條款，因為這是一種“單邊原則”。
遠東在1945年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本戰敗，推翻國民黨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組成毛領導的中國新政府等等），這使中蘇雙方在像中長鐵路、旅順港這些問題上，有可能建立一種不同以往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合作關係。
蘇聯政府通過了無償移交該鐵路和與鐵路相關的全部財產的協定。協定涉及到蘇聯軍隊從雙方共用的旅順海軍基地撤出和移交基地設施的問題。莫斯科並不急於撤出軍隊，認為還需要簽署一些文件來確認雙方的立場（於1954年10月簽訂）。1955年2月中國政府建議蘇聯軍隊從遼東半島撤出，莫斯科考慮了幾個月後，於1955年5月撤出。
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協定。此項貸款規定蘇聯在5年內將提供相當於這一數額的設備和機械。中國政府同意從1953年起，用10年的時間償還。
在1952年8-9月周恩來訪問莫斯科期間，作出了組成一個接管長春鐵路委員會的決定（蘇聯共用的中東鐵路是在1952年底完全交給中國的），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港海軍基地協定的原因是由於遠東的緊張局勢。雙方還簽訂了建設穿越蒙古連接中蘇的鐵路。
斯大林之後:方向一致的新道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的外交政策有了一些變化。但沒有立即發生後來所謂的“非斯大林化”。這些變化是，重新確定蘇聯自20年代列寧在世時開始的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政策。蘇聯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發展至少有兩個主要方向。這兩個方向都直接涉及到中蘇關係。
第一個方向的擁護者（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是其中之一），雖然原則上意識到“冷戰”狀態需要“突破”，但仍然堅持從這樣一種事實出發，即基於內部鬥爭將繼續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思想，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應該保持不變。盡管蘇聯領導人宣稱“社會主義將取得最終勝利”，但蘇聯仍然是脆弱的，比以往更需要加強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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