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冷戰中的社會主義盟友(7）

ZT :中國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冷戰中的社會主義盟友（7)

這份記錄表明，根據蘇聯與中國之間簽訂的政府內部的協議約定，設想蘇聯方麵將為中國21個企業及27個個別的車間和工廠提供總價值為96億盧布的設備並完成工程項目。195156年，蘇聯方麵履行了自己的約定，有26個企業建成投產，31個企業部分建成；此外，17個個別的車間和工廠已經投入生產。蘇聯各部門須向中國提供85億盧布的設備；1950－56年期間，有5092名蘇聯專家在華工作，其中包括工程師、工人、工長等等。在蘇聯援助下建成的企業都配備了先進的蘇聯機器，有些是蘇聯企業也尚未裝備的。北京燈泡廠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該廠於1956年開始投入生產。

中國代表在與蘇聯官員的會見中，強調了蘇聯援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958年1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到1959年底，將有450個企業建成投產，其中有57個是蘇聯援建的，此援建總數以後增至156個。他還指出，實際上，投產企業的數字要比報紙公布的數字多。

同時應該指出的是，中方從軍事合作一開始就想限製蘇聯專家在中國的政治影響。我們認為，有必要就此問題援引蘇聯大使尤金與劉少奇在1956年10月 30日的一次談話。劉指出，顧問們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作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因為他們對“所工作著的這個國家的特色很不了解。一些顧問們的政治性建議有時會帶來相反的結果”。根據劉的意見，蘇聯專家培訓各地人員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現在到了提出他們回國問題的時候了。這實際上是一個策略，稍後即產生了作用。到1957年，蘇聯專家的人數已減少了三分之一-947人。

4、合作中的一些裂痕

1995年春，俄國的大眾媒介發表了幾份談及50年代中蘇軍事合作的記錄材料，。其中有兩份看起來最有意思，它們勾勒出了蘇聯如何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導彈部隊的圖景。

第一份材料說的是1959年10月7日，3枚防空導彈在北京上空擊毀了一架台灣軍隊的高速飛機RB－57D。這幾枚導彈是由中國的一支特種部隊用 C－75防空導彈發射裝置發射的。武器的準備和人員的培訓都是由蘇聯軍事顧問進行的。隨後在60年代，C－75裝製用於越南，它們發射的導彈使美國空軍損失了2500架軍用飛機。

第二份材料也很有意思。它刊登在1995年5月13日的軍方報紙《紅星報》上，講述了蘇聯軍人是怎樣在50年代後期幫助中國建立他們自己的導彈部隊的。

幾名蘇聯火箭專家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司令員指揮。他們由曾經參加過二戰，任副旅長之職的經驗豐富的專家亞力山大·薩韋列夫上校率領，他作為使用地地戰略導彈作戰的總顧問，在中國幾乎呆了一年。

薩韋列夫上校領導一支獨立的專家小組，該小組直接隸屬於帕維爾·巴托夫將軍。後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指揮官，他曾是二戰的軍事領導人之一；當時是蘇聯在華軍事總顧問。

薩韋列夫上校雖然正式歸巴托夫將軍指揮，而且軍銜比將軍低好幾級，但他實際上可以不執行巴托夫將軍下達的那些，與他從莫斯科接到的指示不一致的命令。換言之，在星級將軍帕維爾·巴托夫麵前，薩韋列夫上校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這或許不是偶然的，特別是在關於活動半徑超過3000公裏的戰略戰術導彈技術不轉讓給中國這一問題上。而該項技術的轉讓正是巴托夫將軍所一再堅持的，但薩韋列夫上校找到一個機會設法避免了執行這一命令，因為此命令與莫斯科的指令不符。這是上校自己當場作出的決定。上校使命的重要性表現為，他的莫斯科上司是兩位導彈部隊的指揮官，即炮兵元帥米特羅凡·涅傑林和陸軍中將米哈伊爾·尼克爾斯基。這隻是許多這類事例中的一個例子，在當時有限的軍事合作中，莫斯科將它關注的重點大量放在向中方轉讓技術材料的“量”的問題上。

1959年秋，薩韋列夫上校抵華數天之後，涅傑林元帥被任命為蘇聯國防部負責特種裝備和火箭技術的代表，並從1959年12月起領導建立了戰略導彈部隊。薩韋列夫上校從莫斯科獲得的援華權力僅限於SS－2和SS－1導彈，這種導彈的總設計師是謝爾蓋·科羅廖夫，他是負責設計第一個人造宇宙飛船的富有實踐經驗的著名學者。

在北京的“導彈小組”由蘇霍多爾斯基少校率領，他是卡普斯京亞爾火箭試驗地的測試工程師。該小組人員主要負責向此工業項目介紹軍事代表，並將建立在中國東北的試驗基地轉往戈壁灘。薩韋列夫上校對小組的工作進行總指導。

中國方麵對蘇聯專家的專業技術培訓工作評價很高。“蘇聯用新的、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我們的軍隊。還幫助我們掌握這些武器，蘇軍司令部派出了一名最好的導彈專家來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在歡迎薩韋列夫先生的宴會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