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屈原的人格 ：知我者謂我心憂

ZT：屈原的人格 2008-01-02 03:41

從《離騷》看屈原的人格美

從《離騷》看屈原的人格美歌德說：“在藝術和詩裏，人格確實就是一切。”(《歌德談話錄》)《離騷》這首氣貫長虹的詩作之所以打動人，就在於它表現出了一種崇高的氣勢磅礴的人格美，一種執著追求和勇敢捍衛人類尊嚴的人格意識。但是，曆史上對屈原的評價特別是對屈原的人格褒貶不一。劉安稱屈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則認為“過矣”。顏之推說：“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李白則說：“屈平辭賦懸日月”。孟郊說屈原“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王國維則說：“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曆史證明屈原是偉大的，對其人格不公正的評述，是不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的。筆者擬從《離騷》入手，談談屈原光輝的人格。

1 通過對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表現出屈原的人格美。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礎，也是人格美的最高體現。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離騷》)，“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舉賢任能，立法富國。楚國本是當時的大國，但由於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趨黑暗，屈原的治國方案就是挽救楚國命運的良藥。細讀《離騷》，我們可以感觸到詩中充滿了詩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熱情。“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為了楚國的強盛，詩人奔走操勞，希望君王能趕上前代聖君的腳步，並主動承擔起開路先鋒的重任。

詩人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遭到楚國一夥奸佞的阻撓，連楚懷王也疏遠了他。但是，詩人的決心從未動搖。詩人反複表示：“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獨立不遷，橫而不流，百折不撓，寧死不屈，是其崇高人格的體現，是其人格美的核心。信念是人格的支柱，隻有確立了堅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具有審美價值。美國思想家埃裏希·費羅姆在《愛的藝術》中指出：“信念與其說是一種特殊的信仰，毋寧說是一種分布於整個人格中的性格特征。”屈原兼政治家與文學家於一身，政治家的頭腦決定了他要為崇高的政治理想奮鬥不息；放棄理想和信念也就等於放棄了人格。屈原一旦認定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就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充分表現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2 通過對邪惡勢力的鬥爭表現出屈原的人格美。

當時楚國黑暗腐敗，賢者遭斥，奸臣橫行，這就給屈原的政治道路罩上了灰色。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記載：“上官大夫與之(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賢妒能，楚王是非不分，這就斷絕了屈原實現其政治理想的道路。後來，楚懷王的繼承人頃襄王聽信令尹子蘭等人的讒言，把屈原放逐到更偏遠的地區。屈原處在奸黨的圍攻之中，八麵受敵，勢單力薄，處境十分艱難。但他並沒有低頭屈服，而是用詩歌向奸黨進行了有力的回擊。他在《離騷》中這樣勾畫他們：“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麵對眾惡，詩人勇敢地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列舉曆史上的昏君，並指出其可悲的下場：“(澆)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後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他總結了一條曆史教訓：“固亂流其鮮終兮”，以此警告統治者。詩人還熱情地歌頌了曆史上的明君，“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揚，表明了詩人的鮮明態度，展示了與奸黨鬥爭的決心。

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說：“憤怒出詩人”。中國孔子主張“詩可以怨”。富有頑強鬥爭精神的屈原則響亮提出“發憤以抒情”(《惜誦》)。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中對屈原的文學觀進行了闡釋。他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屈原“發憤以抒情”的文學觀，直接來自於當時社會黑暗勢力的重壓，是“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以抒其情”(朱熹《楚辭集注》)。屈原曾身兼內政外交重任，勵精圖治，渴望改革，渴望國富民強。但是，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這使屈原內心深處鬱結著強烈的憤嫉之情，這種感情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便以火山爆發之勢噴薄而出。詩人上指蒼天，下瞰大地，縱橫馳騁。詠香草鮮花以頌君子，斥惡草臭葉以責小人。他還把矛頭直指楚王。賣國賊、專權者、嫉妒者、誹謗者，統統成了他筆下鞭撻的對象。

人格美，一方麵表現在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另一方麵表現在對邪惡勢力的鬥爭上。勇敢地與惡勢力鬥爭，就是對人格的捍衛；反之，也就談不到人格美。屈原以傑出的作品向黑暗勢力展開鬥爭，而且是如此英勇頑強，其人格美如日月，光明天下。

3 通過對基於內在美的儀表美的追求表現出詩人的人格美。

屈原非常注重儀表修飾，他在《離騷》中寫道：“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詩人對儀表美的追求是從幼年就開始的。他在《涉江》中說：“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應該指出的是，屈原是把儀表美與內在美結合在一起的。他說：“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懷沙》)屈原從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內美”的美學觀念，表現了他的美學思想。這樣，華美的儀表與質正的心靈構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進一步闡釋了這種內美與外美的統一。“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他在《橘頌》中把兩種美的結合高度概括為四個字 “精色內白”。

屈原把奸黨小人的審美觀與自己的審美觀作了對比。奸黨小人也追求儀表美，他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鋥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可見，奸黨小人是以醜為美的。屈原的審美標準與奸黨的審美標準是方枘圓鑿。審美觀的不同，體現了人格的不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屈原的高尚與奸黨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比!盡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偉大人格光照千秋，萬代景仰；奸黨小人一時橫行天下，卻永遭後人唾棄。這就是人民的審判。

還應指出，屈原的內在美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和豐富的社會內容。它包含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堅持正義，勤奮好學，剛直不阿等美好的品質。這種內在美是詩人不斷探索、追求的結果。他“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明了他對內在美的培養。屈原認為，內在美是本質的，起決定作用的。如果僅有外在美而無內在美，隻能是“羌無實而容長”。他在評價宓妃時說：“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人格美表現在人身上就是內在美與外在美的統一。一個具有內在美的人，往往也追求儀表美。有諸內必形諸外，內在美要通過儀表美表現出來；有諸外必顯諸內，儀表美是內在美的體現和反映。屈原的儀表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儀表美，它是一種象征，一種標誌。屈原的儀表美表現出他對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個濃黑的社會裏，高雅的服飾，烘托著他那高潔的氣質和傑出的風貌，宛如一朵聖潔的蓮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剛勁的鬆柏，遭風雨而不撓。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類最完美的心靈與外在美的統一體。從美學的意義上講，屈原的儀表美是人類審美心理某種共性的顯現，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4 從詩中表現出的清高思想看屈原的人格美。

清高本屬內在美的範疇，但考慮到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涉及傳統文化，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故專列一節加以論述。

“清高”一詞，本義是清潔高尚，不慕榮利。此詞最早出自王逸的《楚辭章句》。王逸說：“凡百君子，莫不慕其(屈原)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誌焉 ”。後來杜甫在《詠懷古跡》(五)中說：“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可見，“清高”最早是用來評價屈原人格的，後專用來讚揚那些誌趣高尚的偉人，是一個褒義詞。

屈原的清高思想在《離騷》中表現得很突出。如“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體現，如《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屈原的清高思想包含以下三個方麵的內容：一、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執著追求；二、對榮華富貴的蔑視；三、對世俗觀念的鄙棄。

屈原清高思想的產生有其社會基礎。屈原生活的社會是一個泯滅個性的社會，誰要想在仕途上站穩腳跟，必須放棄高尚的人格。詩人的悲劇就在於他想在堅持高尚人格的同時獲得政治上的成功，他寧死也不願意把自己從高尚降為卑汙，結果隻能是“抱香而死”。因此，黑暗的社會現實是產生清高思想的土壤。屈原的“獨醒”、 “獨清”反襯出周圍環境的險惡汙濁。屈原的清高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後代的知識分子。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等都是對這種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清高成為封建社會中反抗邪惡的武器，維護人格的盾牌，雖然它會導致消極。

要說明的是，屈原的清高與莊子的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清代錢澄之把屈、莊相提並論，說“莊屈無二道”(《莊屈合詁·唐序》)，實是一大誤解。屈原的清高思想是建立在堅持正義、愛國愛民的基礎之上的，既包含著濃厚的憂患意識，又包含著與惡勢力進行抗爭的精神，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的。他說：“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然遭受坎坷曆盡蹭蹬，卻對人生表現出極大的熱愛。莊子則主張生不如死、逃避矛盾，追求天馬行空無拘無束的生活，其人生態度是消極遁世的。二者相比，不是涇渭分明了嗎?至於後世一些人，借清高之名，或獨善以明哲保身，或隱逸以沽名釣譽，或嘯吟以孤芳自賞，像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所諷刺的那種“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的假清高之士，隻能令人作嘔，其人格與屈原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5 通過對香草美人的追求表現出詩人的人格美。

司馬遷讚屈原道：“其誌潔，故其稱物芳。”《離騷》在寫作上常常以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政治製度和高尚的人品。在詩人眼裏，各種香草顯得那麽可愛，詩人愛香草幾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們佩戴在身上。王逸說：“行清潔者佩芳。”張德純說：“蘭芳秋而彌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屬。”(均見遊國恩《〈離騷〉纂義》)這充分說明了香草的喻義以及它與人格美的關係。

當時的楚國，君昏臣奸，政治黑暗。屈原遭嫉受壓，隻能通過香草來表達自己美好的追求。詩人種植了大片的香草。“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其目的是“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劉獻廷在《離騷經講錄》中說：“當屈子立誌之日，豈為獨善一身，隻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澤遍薰天下，與天下之人共處於芝蘭之室也。”屈原欲使多數人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充分表現了詩人的群體意識。“高尚正直則是促進和鞏固個人和集體幸福的。”(《歌德談話錄》) 可悲的是，這些經過詩人心血培植的香草，經不住淫風惡雨的侵襲而競相變節變質。“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但是，詩人並不隨波逐流，而是立誌不變。“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曆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離騷》中多處提到美女。前人大多認為美女代指明君賢臣。王逸說：“女以喻臣。”李陳玉認為：“言求女者，求賢君之譬也。”(均見《〈離騷〉纂義》)我認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內外美統一的女子。屈原想尋求一個與自己一樣既有美好之心靈又有動人之儀表的女子，來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來找去，總不能如願。

詩人對香草美人的追求，不僅表現了對人類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也表現了詩人的審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並非抽象的，而是具體滲透並表現在詩人的各種生活方式上。通過對香草美人的追求，詩人的人格立體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靈的偉大，然後我們才倍覺其美，他的追求、愛好無不打上美的烙印。

6 屈原的死表現出詩人的人格美。

《史記·屈原列傳》載：“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在《離騷》中，也能找出許多詩句說明他早就做好了死的準備。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鹹之遺則。”“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

在“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楚國，擺在屈原麵前有三條路：一是同流合汙；二是遠走他國；三是以死報國。第一條路屈原是絕對不走的。第二條路是可行的。司馬遷說：“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他反複考慮過，別人也勸他走這條路。但是，強烈的愛國之情終於使他選擇了第三條路。《離騷》字裏行間就流露出以死報國的決心。屈原的死，主要是因為“美政”不能得以實現，楚國毫無希望。秦兵入侵，都城失陷，則加快了屈原的自戕。

自漢代至今，對屈原之死評價不一。貶之者有之：班固指責屈原“忿懟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離騷序》)。劉勰認為屈原“依彭鹹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是“狷狹之誌也”(《文心雕龍·辨騷》)。清代的唐甄說：“為屈子計，當懷王入秦時，以死爭之不得，則從王行，如藺相如以頸血濺秦王。事若不濟，死得所矣。不然，棄其家室，從漁父於滄浪，孰得而非之?乃嗚咽悲泣，自捐其軀，吾嫌其近於婦人也。”(見《屈原研究論文集》，長江文藝出版社)但褒之者更多。蘇軾說：“(屈原)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死猶能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他又說：“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斫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屈原廟賦》)洪興祖說：“餘嚐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幹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他進一步指出：“楚無人焉?原去國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楚辭補注》)

貶之者主要是認為屈原“發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行為不守“中庸之道”；而褒之者實際上也未能切中肯綮。到了現代，人們的評價才逐漸深入、公允。聞一多先生說：“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麽，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郭沫若同誌說：“屈原的自殺，事實上是殉國難。很顯然，他是把自己造成一個典型悲劇時代中的典型悲劇人物。”還有的同誌說，屈原的死，是“他不忍見自己的祖國被秦所滅，不忍見自己家鄉的父老遭亡國之難。”(均見《屈原研究論文集》)

從屈原的人格上進行分析，他的死是其人格美的具體顯現。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壯的愛國之舉，其次是對高尚的氣節、神聖的人格的捍衛!同時又是對黑暗政治最強烈的控訴、最有力的抨擊!表麵看來他是自殺，實際是奸黨小人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我們必須看到，屈原身為貴族，有著階級的局限性。他可悲之處在於把強烈的治國安邦之心係附在楚王身上。他既不能得誌於上層統治者，也不能接觸百姓，便產生了“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思想，最後，沉江而死。但我們不能去責怪屈原沒去做什麽，而是應肯定他做了什麽。他始終保持了高尚的人格，並以死來捍衛，足以說明他的偉大。

附帶談談屈原的人格意識。統覽屈原全部作品，給人的突出感覺是：屈原不斷地、反複地強調人應該具備美好的品格，應該有所追求。這表現出詩人具有“人本位” 的進步思想。詩人衡量人價值大小的標尺，是人格的偉大與否。這是相當強烈的人格意識，這種意識實際上是人性覺醒的表現，與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有某些相通之處。《橘頌》是屈原人格意識最鮮明的體現。“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誌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屈原借樹以言誌，用自己的人格譜寫了一曲人類美好品質的讚歌。人格意識在人類發展史上彌足寶貴，曆史證明了屈原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