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國際觀察：別用“誤解”掩蓋中日問題

ZT：國際觀察：別用“誤解”掩蓋中日問題

日前，日本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在訪問鄭州大學時演講稱，中日問題“70%是誤解或不了解”。宮本大使的“誤解論”被報道後，中國網絡輿論既有讚同，也有不滿。那麽，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大使的中日“誤解論”呢？


中日問題不都是因誤解而生


可以肯定，作為兩個文化、社會製度、政治製度不同的國家，彼此之間不夠理解乃至誤解的情況，是存在的。而且，從“誤解論”提出的背景來看，這也是希望解決中日之間存在的互不信任現狀的一種嚐試，在此意義上，大使的努力值得肯定。


不過，筆者以為，“誤解論”是外交詞匯，事實證明，克服中日兩國關係存在的問題，曖昧、模糊的語言可能在某些場合有效，但 “誤解論”對中日關係現狀的解釋力不強，適用範圍有限。我們可以試想，假如中日之間的問題多來自“誤解”，中日之間的對立問題可用“誤解論”克服，那麽現在中日兩國之間就不會存在如此複雜的困難。


因此，我們考察當代中日之間的問題，仍須從根源、本質這兩點切入，即影響中日兩國國民感情的根源仍在近代以來日本侵華曆史，本質仍在於雙方曆史觀的差異。當然，這個判斷並非是指現在的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否認侵華戰爭的曆史事實。事實上，日本學界和主流社會，均對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持批判態度。


不過，不少人雖承認侵略戰爭的性質，卻又很不甘心地加上一個“補充背景”，即“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日本對外侵略乃不得已而為之”。不論政界還是輿論界，這種模糊的曆史觀都很流行。我們至今仍然不能忽視這個問題對兩國關係發展的製約，從這個意義上講，“誤解論”無助於解決目前中日兩國仍然存在的曆史與心理芥蒂，反倒容易徒增誤解。中日之間存在的那些固有問題，如曆史認識問題、領土問題、東海問題、經貿摩擦問題等，如果不去加以有效控製和處理，仍然可能成為激化兩國矛盾的焦點問題。


小心翼翼照顧雙方民族情感，克服中日關係的脆弱麵


事實上，迄今為止，中日在解決雙邊重要問題時，均未使用“誤解論”， 而是強調中日關係中現存的問題根源，從而站在一個更現實、更廣闊的地平線上看待中日關係，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


筆者認為，今後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還需超越“誤解論”的認識層麵，正視中日兩國曆史對現實問題造成的複雜、曲折的折射和影響，不回避問題，不模糊地將問題歸之於“中日之間存在誤解”。在這個意義上，中日雙方都要最大限度客觀介紹對方，盡量摒除民族主義框架的媒體報道。


中日關係屬於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在中日之間，卻又存在一個極為脆弱的“阿基裏斯之踵”。去年，幾袋有毒餃子竟撼動了世界這兩個最重要經濟大國的雙邊關係。可見，兩國國民內心深處仍然存在強烈的互不信任乃至懷疑。麵對這種現狀，我們無法僅以“誤解”說明。這個事件雖然已過去一年有餘，但對兩國國民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而更要注意的是，造成這種事件的社會心理環境並未消除，今後仍然可能以其他的方式爆發。


麵對中日關係如此脆弱的一麵，中日兩國外交、政治負責人，都不敢掉以輕心。中日關係繼續前行，除了依賴兩國共同利益擴大外，還需要一點點維護兩國民間的善意，為敏感問題和突發事件的解決找到回旋的餘地。每當問題發生，雙方既要積極麵對具體問題，同時更要小心翼翼照顧雙方民族情感。例如中方對毒餃子事件，除了自己主動調查外，也積極配合日方有關部門的偵查，努力增加公開性，以高度負責的政治態度應對這一事件。這種應對方式，筆者以為體現了“最大誠意、最大善意”，而中日日前舉行的第十次副外長級戰略對話中也強調要加強各領域合作，“增進政治互信，改善國民感情”。今後，兩國都應以這種原則來處理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


要克服兩國民間心理畏懼


目前，中日兩國已經成為關係極為密切的經濟合作夥伴，而這次危機也讓日本認識到中國市場對日本的重要性。不久前，有一位日本經濟學者寫了一本書，指出中日雖未建立共同體，但是從兩國經濟關係的密切程度來看，已然成為一個巨大的事實共同體。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巨大的事實共同體，卻處於自然生長的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兩國民間的心理畏懼。


中日兩國民眾的人心基礎不牢，中日關係的基礎也就不穩固。為此，應提倡中日之間立體式的交往，即雙方對兩國文化、藝術、教育等方麵的交往，應與經濟交往同樣高度重視。應該說，中日恢複邦交前及初期，兩國在經濟力量方麵尚不對稱，那個時代的雙邊關係，基本靠政治力量驅動，但如今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讓兩國之間交往轉以經濟為中心。不過，以人為本的政治外交，必須重視文化。促進中日關係，必須以強大的政治力量推動經濟與文化兩輪，這兩個經濟巨人，需要更多、更強烈的文化感動。因此，雙方政治家，都應對兩國文化交流更加重視，隻有這樣，才能實現兩國關係的平衡發展。


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盡管兩國之間發生過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各種問題，但兩國領導人都能及時溝通並從兩國關係大局著眼，及時予以解決，這與兩國敢於正視問題的態度有關。雙方從大局著眼，“求同存異”，保持了雙邊關係的穩定發展。而這種穩定關係背後，存在兩國領導人的互信。當時，中日之間接觸渠道雖然比較少，但卻強而有力，高層之間保持著良好的個人溝通渠道。廖承誌與日本政界、財界的密切關係，胡耀邦與中曾根康弘之間的信任，仍然值得回憶。


發展兩國交流，不能“隻見物不見人”。兩國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人的交流、人與人之間信賴關係的建立。近幾年來，由於中日政府關係的不斷改善，中國民眾對日本的認識出現好轉的態勢，特別是2008年日本救援隊參與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贏得了中方輿論和民眾的普遍好感，而這種正在改善的民意還需要持續的民間交流進行維護。


1988年，當時的中日友協會長孫平化先生曾憂慮地對我說：“我們這代人快要退出曆史舞台了，現在中日關係得趕快培養新人。”他的話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中日邦交不能前不見“故人”，後不見來者，需要立足未來，為將來儲備友好力量，加強青年俊才的交流。此外，中日之間近年對媒體交流已經開始重視，但主要限於高層，年輕一代媒體人的思想交流尚未受到重視，媒體中堅層的相互了解也尚待發展。

▲（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