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蘑菇"戰術顯威 彭德懷陝北戰場初戰三捷

ZT：蘑菇戰術顯威 彭德懷陝北戰場初戰三捷


　　解放戰爭時期的西北戰場，形勢異常嚴峻，陝北兵力對比敵眾我寡尤甚。戰爭初期，毛澤東的本意還是想守住延安，不教胡宗南的軍隊渡過延河。以此吸引和牽製國民黨軍的一大戰略集團於陝北，從而利於它區作戰。毛澤東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麵力爭最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麵，也作了最壞的準備——放棄延安。但在1947年3月10日前，毛澤東的立足點還是放在守住延安上。如何保衛延安？方案之一是從內線保衛延安。11月1 日至14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連續發出十幾份電報，命令陳(賡)、謝(富治)縱隊三個旅，楊(勇)蘇(振華)縱隊三個旅、張宗遜縱隊兩個旅從山西過黃河，協同邊區部隊保衛延安。

　　考慮到邊區人口稀少，供給十分困難，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設想的第二方案是從其他戰略區調集主力，從外線配合內線保衛延安，粉碎胡宗南對延安的進攻。這也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關於保衛延安的主要方案。

　　這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彭德懷都還沒有設想放棄延安，其基本原因是毛澤東對守住延安抱有相當樂觀的態度。1946年12月9日，當美國記者郝戈登就國民黨是否仍然企圖進攻延安詢問毛澤東時，毛回答說:“進攻延安的計劃是早已定了，還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們把進犯的軍隊打垮。”同樣，這時彭德懷也對守住延安比較樂觀。1947年2月24日，他在為軍委起草的電報中估計，胡宗南進攻延安兵力不超過十五個團，“敵指揮差，兵力疲勞，士氣不振，我可擊破敵之進攻，保衛延安。”

　　不過，作為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彭德懷在貫徹毛澤東保衛延安的總意圖時，也有著自己的獨立見解和在長期實踐中得出的認識，這就是在強調內外線配合時，他較多地考慮內線獨立作戰的問題，在強調保衛延安的同時，也設想放棄延安後的處置。

　　1946年11月11日，彭德懷在保衛邊區和延安的幹部動員大會上指出:邊區主力部隊要決心殲滅進犯蔣軍的全部或大部，遊擊隊、自衛軍要展開普遍的遊擊戰、地雷戰，困死和餓死打進邊區的敵人。在其他人都在談論保衛延安、盡可能禦敵於我境之外的時候，他提出了開展遊擊戰，困餓打進邊區之敵。雖然這還隻是一般的號召，但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彭德懷當時的想法。

　　1947年春，彭德懷還設想過陝甘寧內線部隊以主力向外線突擊，遲滯敵進攻延安企圖。2月24日，彭德懷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張宗遜、習仲勳等人的電報中指出:以教導旅在正麵利用地形、堅固工事，頑強抵抗進犯軍，待敵主力進攻時，向南突擊，收複關中，奪取中部(今黃陵)、宜君、同官、白水等地。或在胡軍進攻前，向隴東之西峰、寧縣、正寧地區進攻。

　　設想陝北部隊獨立作戰，勢必要預料到延安不守時的處置，因為陝北麵臨的形勢是敵強我弱，陝北以3萬餘人的野戰兵團和地方部隊抵禦20多萬敵軍的進犯，雙方實力相比過於懸殊。3月2日，彭德懷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張宗遜、習仲勳等的電報中提出了陝甘作戰的三個方案:(1)迅速消滅隴東敵四十八旅，然後主力轉向關中；(2)我主力迅集張村驛、直羅鎮線，準備殲擊北進或東進之一路；(3)“讓敵深入延安、延長後待敵困難增多時再從敵側後殲擊。”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方案均未設想內外線配合的問題，從這點看，這似乎表明在對待外線配合內線保衛延安的問題上，彭德懷更強調內線獨立作戰。此其一。其二，第三方案設想到了放棄延安，誘敵深入，在內線殲敵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但是，這第三個方案很可能不是毛澤東當時強調的重點，而是最壞情況下的處置。3月6日，毛澤東仍強調:我們“須保持延安及邊區，以便鉗製胡軍。隻要延安與邊區存在，即能鉗製大量胡軍不敢東調。”毛澤東的意圖仍是利用延安吸引和牽製胡宗南集團。

　　3月10日、11日，彭德懷前往南線金盤灣、三十裏鋪和挪縣(今富縣)坊，檢查防禦部署，在部隊他聽取了前方指戰員對防禦的意見，越發感到長時期堅守延安是難以做到的。部隊子彈太少，平均每槍不到10發。實際上隻能堅持5天。彭德懷要求盡可能阻擊敵人，但不死守，爭取能夠防守一個星期，使中央機關撤出延安有充裕時間。這次調查，彭改變了幾天前提出的內線防禦要堅持20天的設想。

　　3月上旬，西華池一仗，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未達到戰役預期目的。此時，胡宗南主力已經在洛川、宜川等地集結完畢。相反，作為外線配合的主要行動，劉鄧出擊平漢線和陳謝在晉西南的攻勢尚未準備就緒。麵對這種日益嚴重的局麵，中央書記處於11日第一次鄭重討論延安棄守問題，決定在必要時放棄延安。3月 18日，中央軍委在給各地的電報中說:“待敵進延安之後，我當集中五個旅尋機打運動戰，各個殲敵。”“以邊區地域之廣，地形之險，人民之好，有把握鉗製胡軍並逐漸削弱之，保持廣大地區於我手，以利他區作戰取得勝利。”這個指示表明毛澤東和彭德懷在退出延安進行內線運動戰一點上，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3月13日，在完成掩護中央機關疏散轉移的任務後，彭德懷即命令除以一部兵力與敵保持接觸外，主力轉移集結待機。敵向延安發起進攻的第三、四天，彭德懷命令新四旅即刻派人到延安東北的青化砭詳細偵察地形。撤離延安前一天，他又命教導旅派人到青化砭偵察，預設戰場。青化砭位於陝北的唯一公路—— 鹹榆公路上，彭德懷判斷，敵在占領延安後是一定要打通這條公路的。可以說，青化砭之戰，是早就醞釀於彭德懷胸中的一著棋子。

　　3月18日，彭德懷在送毛澤東撤離延安後，馬上同前方部隊通話，規定部隊撤退路線，告訴了意圖和撤退時間。他特別指示三五八旅裝成主力大搖大擺向延安西北的安塞以北撤退，待達成誘敵北進目的後，即向青化砭方向靠攏。他命令一縱獨一旅二團三營偽裝主力，節節抵抗，引誘敵主力向安塞進攻，達到遠離青化眨預設戰場的目的。西北野戰兵團主力則埋伏於青化砭隱蔽待機。

　　按彭德懷最初部署，以主力待機，休整七天，待判明敵人動向後再作決定，不料魚兒很快上鉤。胡宗南誤以為野戰兵團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隨即於21 日以五個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向安塞前進。為保障其主力的側翼安全，另以整編第二十七師三十一旅(欠一個團)由臨真鎮向青化砭前進，建立據點。25日，剛進入青化砭的三十一旅即被早就張網以待的西北野戰兵團包圍，僅僅1小時47分鍾，2900名敵軍全部就殲。

　　青化砭之戰是西北野戰兵團撤離延安後打的第一個勝仗。這一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陝北優越的群眾條件和有利地形，正像彭德懷說的:“青化砭這一仗，要不是在陝北，是很難打的。”這一仗同時也表明，由於地形、群眾條件優越，運用小部隊佯動，牽著敵人主力轉圈，以主力尋機殲滅孤立、突出之敵是完全可能的。經過青化砭一仗，這種適合陝北戰場特點的運動戰戰法就初步形成了。

　　青化砭之戰當頭給了還沉浸在攻占延安“大勝利”喜悅中的蔣介石、胡宗南一記悶棍。胡宗南認為青化砭之敗是因兵力分散而被殲。西安綏靖公署則在其 “得失檢討”中總結:三十一旅被殲，一因兵力單薄，二因疏於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專用川道，遇伏擊不能立即占領高地作堅強之抵抗而使全軍覆沒。鑒於這三條教訓，胡宗南迅速改變戰術，采取國防部為其製定的“方形戰術”。所謂“方形戰術”，即采取寬正集團式的“滾筒”前進，隊伍開進時，全軍輕裝，攜帶幹糧，布成橫直15至20公裏之方陣；集結幾個旅為一路，數路並行，縮小間隔，互相策應；白天走山竄嶺，輕易不下山溝，每日前進10至15公裏，夜間露宿山頭，構築工事，穩紮穩打。這樣既可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殲，又可以使西北野戰兵團在其寬正麵進攻麵前無處藏身。

　　3月下旬，胡宗南集中10個旅8萬大軍開始在崇山峻嶺中打轉。其間，除了占去幾座空城外，連西北野戰兵團的影蹤也沒發現，反而部隊疲憊不堪，給養發生極大困難。5日，敵不得不除以一部守備外，主力南撤蟠龍、青化砭休整。這就是人們譏諷的胡宗南第一次“武裝大遊行”。

　　不過胡宗南的這一戰術，的確一度使西北野戰兵團難以找到可戰之機。西北野戰軍幾次想殲擊敵一部，均因敵兵力密集而未打成。毛澤東曾指示西北野戰軍準備於青化砭附近再打第二仗，殲滅一三五旅；彭德懷也曾幾次準備伏擊東進之敵，“但因敵間隔很小，縱深大，在南北35裏東北45裏縱深以10個旅布成方陣，故停止伏擊，隱蔽撤至蟠龍西北地區集結。”

　　敵變我變，彭德懷開始摸索對付胡宗南“方形戰術”的辦法。3月26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胡宗南目前尋求我主力決戰”，“我們擬順應敵人企圖，誘敵向東。以新四旅之兩個營，寬正麵位置於青化砭東及其東南，節節向延川方麵抗擊”。然而，這個電報也提出，以新四旅主力位於青化砭至永坪之線縱深“ 防敵北進”。彭作這一打算是想保持以瓦窯堡為中心的一小塊相對穩定的解放區。在同一天的另一份電報中，他說:“我們正在部署力爭停止敵人於蟠龍、永坪、延川之線以南，此種可能是較大的存在著，惟力爭此種可能實現。”有意思的是，一直對從外線配合不抱希望的彭德懷這時卻建議:“陳謝縱隊應開始向同蒲路南段進攻”，牽製胡軍北進。第二天，毛澤東在回電中除稱讚彭電方針“極為正確”外，也設想到光誘敵東進還不夠，因東出不遠即是黃河。所以毛澤東提醒他:“現在不怕胡軍北進，隻怕他不北進”。另外還指出“陳謝遲幾天行動不為不利”。毛澤東不愧為大戰略家，他提出放手讓敵北進的原則，正是“蘑菇”戰術實現的關鍵一著。如果不放手讓敵北進，僅在蟠龍、永坪、延川以南狹小地域是難以“蘑菇”掉胡宗南的十幾萬大軍的。

　　依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彭德懷於3月31日和4月3日，連續致電各縱隊、各旅，提出主力隱蔽待機，讓敵大膽前進的想法:“敵愈深入愈分散，殲敵機會亦愈多。”要求各部隊采取誘敵深入，擾襲與分散敵人，利用根據地條件，尋找敵之過失，各個殲滅敵人；應動員黨政軍民團體在預計敵可到之處，進行堅壁清野，埋藏糧食，增敵困難，餓敵肚皮，飽自己肚皮，這是達到戰勝敵人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從上述思路看，彭德懷對付敵“滾筒”戰術(彭亦稱之為“小米碾子”戰法)的辦法已逐漸成形。

　　4月2日，彭德懷在給毛澤東的一份複電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戰術:“敵人此種小米碾子的戰法，減少我各個殲敵機會，必須耐心長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尋找弱點。目前敵疲勞掉隊落伍逃亡日漸增加。為對付敵人此種強大集團戰法，擬分散三個營兵力，以一連至兩連為一股(現群眾遊擊戰未開始)，派得力指揮在敵前左右後四麵襲擾，斷敵交通，將敵疲困，使敵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備交通，達後予打擊分散與打援敵之機會。”

　　彭德懷這裏提出的新思路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後來概括的“蘑菇”戰術的基本精神。第二天，毛澤東複電，同意彭習對密集之敵避免作戰，隱蔽待機的做法。此後，彭德懷在實施2日提出的辦法的同時，還與毛澤東就陝北作戰的戰術問題有過多次協商。

　　正在彭德懷與毛澤東電報往來商討作戰方針時，新的戰機來了。4月6日，彭德懷乘敵第一次“武裝大遊行”結束，主力南撤休整之機，於永坪地區伏擊敵整編二十九軍一部，殲敵600餘人後撤出戰鬥。這一仗打得並不理想，但倒吊起了胡宗南的胃口。永坪戰鬥後，胡宗南判斷西北野戰兵團主力已轉移到蟠龍、青化砭西北地區，遂顧不得休整，於11日集中8個旅西向掃蕩，尋西野主力決戰，同時調守衛青化砭的一三五旅南下接應，開始了第二次“武裝大遊行”。據此，彭德懷認為敵一三五旅孤軍南下，殲敵戰機已經來臨，遂決心乘該敵在同整編二十九軍會合前殲滅之。14日，西北野戰兵團於羊馬河地區將敵一三五旅全殲殆盡，創西北戰場一次殲敵一個整旅的先例。

　　羊馬河之戰，彭德懷初顯“蘑菇”戰術威力。這一仗從戰機上說，並不理想。這一仗的關鍵是遲滯南敵8個旅的北進速度。阻擊所以成功，除了阻擊部隊頑強抗擊外，經過兩次“推磨”式的“武裝大遊行”，敵戰鬥力大受挫折也是重要原因。

　　毛澤東向各戰略區通報了羊馬河戰鬥的經驗，稱羊馬河之戰“奠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進而完整表述了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概括出了“蘑菇戰術 ”的形象稱謂。毛澤東在4月15日的一份電報中說:“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是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後尋機殲擊之。我軍主力不急於北上打榆林，也不急於南下打敵後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後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後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後消滅之。”解讀這一段文字，可以發現，這與彭德懷4月初以來采取的辦法是一致的，所謂“繼續過去辦法”，即是指此而言。這無疑反映了上下之間在作戰思想上的統一，也表明毛澤東對彭德懷創造的對胡軍作戰指導思想和實踐的積極肯定。

　　“蘑菇”戰術是適合陝北地形特點和群眾條件，對付胡宗南的集團滾進戰術的有效戰法，其基本特點是:憑借陝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的特殊地形和與共產黨同心同德的群眾條件，針對敵軍專走高原小道，集團前進的特點，牽大吃小，以小部隊與敵主力保持不即不離，引誘、牽製、纏住敵大部隊，將敵拖瘦拖垮；以主力隱蔽休整，尋機殲滅敵小部隊和孤立之敵。

　　4月下旬，國民黨軍空中偵察發現綏德、米脂以東黃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隻，又發現解放軍多路小部隊向綏德方向前進。敵統帥部據此判斷，共軍主力正向綏德附近集中，有東渡黃河模樣，遂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鹹榆公路北進，尋機決戰。26日，胡宗南部9個旅分別從蟠龍、永坪向北進犯，開始第三次“武裝大遊行”。彭德懷迅速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起蟠龍戰鬥。當天，他命令部隊加強偵察，準備圍攻蟠龍之敵。為造成敵更大錯覺，彭德懷“投敵所好”，他以三五九旅一部，並從其他旅中各抽出一個排，配合綏德分區部隊，偽裝主力向北撤退，節節抗擊，且戰且走，並沿途丟棄物資，製造假象，誘敵加快北上。當胡宗南主力擺成縱橫幾十裏的方陣向北疾進時，彭德懷也做好了攻擊蟠龍的準備。5月2日，胡宗南部進占綏德，同一天，西北野戰軍對蟠龍發起猛攻。當胡宗南連呼“上當”，急令綏德部隊南返時，西北野戰軍已大獲全勝，鳴金收兵。在撤離延安一個半月內，西北野戰兵團在敵強我弱、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取得三戰三捷，穩定了陝北戰局。作為西北野戰兵團的主要領導人，彭德懷善於領會中央的戰略意圖，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打破胡宗南集團進攻的“蘑菇”戰術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礎上，毛澤東肯定和總結出了“蘑菇”戰術。將帥協謀，運籌帷幄，贏得了陝北戰場初戰三捷，為扭轉陝北戰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