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穆魯紹璞
舒穆魯紹璞
附：
鄧曉芒：當代中國教育的病根
（根據
[鄧曉芒，華中科技學哲學係教授、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德國哲學》主編]
教育問題在中國討論已經很多年了，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的教育，尤其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問題何在。我今天想講的題目，就是想探討一下當代中國教育的病根。什麽叫病根？我特別采用了這樣一個詞。病根跟一般講的病灶是不同的。醫學上講，人哪個地方生了病，那麽我們就治療。但是它的根在哪個地方，你不能治標不治本。所以它跟病灶不一樣，跟一般的病象、病症更不一樣。它不是那種表麵的。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呢，主要的探討中國教育在我們民族文化的心理上所植根的那個生長點。這個並是從那裏生長出來的，我們要追根溯源，不是說看到哪個地方不行了、不順了，我們就把那個地方改一下。現在兩會基本上是在這個層麵上麵，哪個地方不行了，我們把它改一下。你說大學行政化、官本位不行了，我們把大學的行政化、官本位取消了行不行。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沒有部級、廳級、副部級這樣一些頭銜了，但是是不是就能夠避免官本位了呢？恐怕這還是一個治標的辦法，或者說連治標都不是，隻是換一個說法而已。那麽關鍵就是它的根子何在。當然我今天談的這個根子呢，恐怕不能夠拿到兩會上做一個提案。因為它是務虛的，因為你講到這個深層次的東西的時候，就不是采取一項或兩項措施就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我們這個民族進行一種整體的反思。就是說，我們以往對教育的觀念、教育的理念怎麽來的，要追根溯源。所以我認為當代中國教育的病症和病象、表麵的這些現象，我們都可以追溯到我們的教育體製。這個體製呢，當然一般大家都已經公認了，這就是所謂的官本位體製。但是這種官本位教育體製的形成有它的根源，特別是它的思想、文化、觀念上的根源，教育理念上的根源，我把它稱之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文化心理模式，這個心理模式就是“忠孝立國”。我們要追根溯源要追到這上麵來。你光講那些表麵的，哪怕好像是一些硬件方麵的，比如說體製啊、製度啊、安排啊，還不夠。真正追溯就要追溯到忠孝立國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所以我這個題目，《當代中國教育的病根》後麵可以打一個破折號——忠孝立國。
下麵我就來證明。當前，中國教育正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國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麽樣的人，在這方麵，可以說已經完全失去了目標。我們的中小學教育，甚至從幼兒園教育開始，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獨木橋上趕；而大學教育則多半成了職業培訓，有的連職業培訓都不如，隻是在做培訓狀，純粹是為了混文憑。當然文憑是一個人受過教育的憑據了，但問題是我們受過什麽樣的教育？孩子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歸結起來最主要的是兩點，一點就是服從，即無條件地服從地位比自己高、權力比自己大的人，比如說從幼兒園開始，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哪怕隻是一個小小的班長，你也得服從，一個小組長，你也得服從。受了這種教育，一個孩子從小就會認為官本位是天經地義的，並且內心一心想自己成為更大的官。這是我們教育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弊病。另一點就是潛規則。什麽是潛規則？潛規則是不能說出來的東西，但是是你必須遵守的。每個人都知道明規則可以違反，那個問題不大，甚至於可以說假話、空話、大話，可以厚顏無恥地做缺德的事情，甚至違法的事情，沒有任何底線，但潛規則是不可違背的。你聽話聽音，哪怕他用明規則說，你也要從裏麵體會出潛規則來。我們天天看報紙，我們要從報紙的字裏行間看出潛規則來，這才叫做會讀報。要善於會言外之意。比如前幾年的大學教學評估，明明是勞民傷財、貪腐泛濫、公然造假，這已經是違背明規則了。比如說改檔案，我們當
人們近年來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此做了研究和解釋，這些研究和解釋看起來也能夠說明部分問題，但給人的感覺卻總是沒有說到根子上。例如一講起“官本位”，人們都認為是教育中一個巨大的毒瘤，這個沒錯。但是有一個問題，究竟是官本位導致了教育的腐敗，還是腐朽的教育思想導致了官本位？我想提醒大家，中國的官本位跟一般的官本位是不一樣的，它是一種特別的“君私合一”的官本位，也可以說是“官私合一”的官本位。君王就是最高的官嘛，官和私是合一的。官本位也可以說是私本位。別的國家也有崇拜官員的，我舉德國為例，德國曆來也是崇拜官員和頭銜的，“官大一級壓死人”，他的官比你高一級，那你就得對他惟命是從。這個現象不是我國所獨有，日本其實也是的。你看日本人在上級麵前點頭哈腰、規規矩矩的，挨了巴掌也不敢動一動的，他們也是官本位。但是他們不像我們這裏這樣，官大一級就成了年的教育者。官大一級壓死人，是權力壓人，此外他還可以教育你。中國的“一把手”成為了手下一切人當然的“教育者”，不光是你的上級，而且成為了你的老師。這是中國的特色。一個單位出了問題，哪怕不是教育單位，那個單位的領導首先就要檢討自己“沒有教育好自己的員工”。這是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特色從古代就開始了。像古代的法家韓非子早就講了“以吏為師”，就是官吏就是你的老師，農民老百姓不要學什麽東西，你就跟著當官的學，你有什麽不懂的，就問當官的。孔子提倡的是“以師為吏”，他跟韓非可能是有點差別，就是說有學問的人就應該當官，即所謂的“士而優則學，學而優則士”。師和吏是一回事。當然西方人有的很欣賞，說中國人實行的是哲學王，哲學王是柏拉圖的一個理想，哲學家要當王。中國人從來都是，當老師是人就是為了當官，孔子教那麽多的弟子，最滿意的就是能不能夠成為當官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我們今天教育的真正病根出在我們幾千年來的教育理念上，這就是以忠孝立國為鵠的的官方教育理念。這種教育理念不僅僅是教育問題，而且是整個政治體製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的政治體製，按照儒家的理想是以德治國，講德治。那麽德治歸根結底是忠孝，是以忠孝立國。教育理念的變革，我認為是當前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人們經常講，教育體製改革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部分，其實這種觀點還不是很到位，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部分，它是整個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因為我們是教育立國，以德立國，所以教育的問題不解決，觀念上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改革朝何處去，這個方向就有問題。這就是我們今天教育領域的改革比其他領域的改革都更艱巨的原因。下麵我就來說明一下我的理由，所謂忠孝立國為什麽導致了這樣一種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的種種亂象。
教育，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家庭社會的紐帶，也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教”字，按許慎《說文解字》，從孝從文，“上所施下所效也”，上麵有所思，下麵你就仿效，你就跟著做就是了。上麵要你怎麽做，你就怎麽做。古孝、效通用，作“仿效”解。對“育”字的解釋則是：“養子使作善也”，按段玉裁的說法，育字上麵是一個倒寫的“子”字，下麵是一個肉字，育和肉古代音是相通的。段玉裁說：“正謂不善者可使作善也。”就是說，你的孩子是倒著的，你要把他順過來，他本來是不善的，你要使他成為善的。顯然，教育在中國首先是家庭教育，你養了兒子，子不教，父之過，你養了兒子你就要教兒子。怎麽教？就是要上施下效，就是要讓他服從你。這種家庭教育就是長輩對晚輩“上施下效”的垂直式訓育；社會教育也是圍繞家庭教育而建立起來的，而家庭教育的核心則是“孝”。這一點最明顯地體現在中國傳統儒家教育的基本教材《孝經》之中。我們今天講國學，講傳統文化要從娃娃抓起，一開始就要讓他們背，要他們讀孝經。《孝經》其實就是“教經”，孝就是教。它是以家庭教育為基點，而擴展至社會教育的。社會教育其實也是家庭教育，它是大家庭教育。國家跟小家相比，它還是家，所以家庭教育跟社會教育是相通的，因為國家就是大家庭。所以中國的教育本質上是孝的教育，而孝的教育就是叫人服從，上施下效。《孝經》處處借孔子的口來言說教育的道理。如開篇就說：“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之本，它是教之所由生。教，就是教育，教育是從孝生出來的。《孝經》裏麵的話顯然是來自《論語》裏麵的話。《論語》裏麵，有子是這樣講的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君子要掌握權力，那麽你就必須要抓根本的東西。什麽是根本的東西？就是孝弟。孝弟就是仁之本。仁義道德最後是建立在孝字上的。或者說，仁義道德是由孝所生長出來的。仁之本不外乎著幾種解釋，要麽就是孝是人的根本，要麽孝是人生長的地方。那麽孝弟為什麽就是“仁之本”、“德之本”、“道之本”，本立而道生嘛。為什麽它就是道之本？為什麽就是人類社會生活之大本？有子的解釋是這樣的：“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孝弟，他就不好犯上作亂了，很少犯上作亂，那整個社會不就和諧了嘛。
但有子的解釋隻是從後果上來解釋孝弟的這種教化作用，就是說，如果人孝弟了，產生的後果就能使整個世界和諧了，沒有人犯上作亂了，那多好啊。而《孝經》講得更詳細，它闡明了其中的道理。不光是講它的效果，而是說明了其中的學理。為什麽孝弟之人就不好犯上作亂呢？《孝經》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一個君子如果對待他的親人比較孝的話，那麽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忠心轉移到君王身上他對待兄長守住他做弟弟的這個道，那麽他順從他的兄長這種精神可以轉移到年長的人；如果有人孝弟了，他們居家就會有條理了，家庭關係就會和睦了，那麽這種家庭的治理可以轉移到官家的治理上麵，可以變成官本位。在這裏，官本位就出來了。一個人孝弟的話，他就可以在社會上當官，而且可以搞得井井有條。《孝經》又講：“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聖人之德對孝是沒有什麽可加的了，就是一個孝，沒有超出孝的。親生的兒子，父母養育他，每天嚴格地要求他，那麽聖人根據父母教兒子的嚴格來教導底下的臣民要敬重、敬畏這些當官的人。根據這種對自己的親人、對自己兒子的教育來教老百姓敬愛之心。就是說，當官的人要把他治下的這樣一種政治關係，當作他家庭的關係一樣地來看待，就像父母一樣地對待他的子民。我們講父母官嘛，什麽叫父母官？就是當官的就像為人父母，就像父母一樣地對子民，一方麵是嚴格，另一方麵是愛，要有愛心、慈愛。所以，聖人之教，不是板著臉孔，但是他能夠成就他的教化，他的治理看起來好像很寬鬆，但是天下大治。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他根據的是本，而不是末。什麽是本？就是孝弟。隻要你抓住了孝弟，這就是聖人之教、聖人隻得了。原來孝弟可以轉變成為忠君，移於君，移於長，移於官，就是可以把家庭裏麵的孝弟轉移到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上麵去。或者說，忠是更高的孝。我們忠於某個君王，我們忠於某個領導，這是更高的孝。這就叫移孝作忠，把我們的孝當作忠來看待，把我們的領導當作我們的生身父母來看待。一個人在家裏對長輩、父母服從慣了，到社會上去對有權有勢的人也就會習慣性地服從。他不需要威嚇，不需要武力強製，也就是說，孝可以培養人的順從性。說得不好聽，就是培養人的奴性。
但孝的根源又是什麽呢？那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如《孝經》雲：“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父子、君臣，這都是天性，天經地義，人生下來，自然就會有孝心。誰不愛自己的父母？誰不愛自己的兄弟姐妹？這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德義，而民興行。”先王，如堯舜這樣一些聖賢，他們看到教育可以化民，所以教給那些臣民博愛，這種博愛使得沒有一個老百姓把自己的親人拋開不顧的。自己的父母年老了，沒有不贍養父母的，父母也沒有不養育自己的兒女的。也就是說，先王正是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中這種天經地義的屬性，才因性施教，使得孝被提升為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法則。這種孝的地位，可以說是根本性的，它來自於天經地義，來自於大自然。這樣，孝就放大成了整個社會的一種政治體製。孟子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的政治不如善的教育能夠得民心。好的政治體製你可以得民財，可以讓老百姓把財富都聚集到你這裏，隻有好的教育才能夠得民心，老百姓才會把心交給你。所以，中國政治體製在理論上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而“得民心”要靠“善教”，即教民成孝，由孝而忠。忠其實乃是大孝。什麽是忠？忠就是以孝順的心態來為君王做事，把君王看作“偉大的父親”。文革中跳“忠字舞”時就唱著“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不過，上述《孝經》所言之“博愛”其實並不“博”，跟我們今天理解的博愛是不一樣的。儒家講愛是有差等的，跟墨家講的兼愛是不一樣的，墨家講的兼愛有點博愛的意思。什麽叫差等呢？就是說，首先要愛自己的親人，這是第一要愛的。然後是愛自己的其他的親戚，然後是愛自己村子裏麵同姓的人，然後再一步步擴展開去。這是根據血緣關係的親疏來愛人差等，這是儒家強調的。所以它有一套禮法規範。這個規範很嚴的，現在都失傳了，對什麽樣的人應該說什麽話，應該說什麽樣的敬語，現在都失傳了，現在百家講壇裏麵又在恢複這一套東西，告訴你們對什麽樣的人應該敬。我們現在不知道敬了。《孝經》裏麵是這樣講的：“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敬愛其親人和敬愛他人，兩者不可得而兼之，也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後、有禮數的。為什麽說是“禮數”？因為是有很多層次的，有數量可以計算的。比如說五服之內應該怎麽怎麽樣。你作為孝子，你的親人死了以後，什麽樣人可以披麻，什麽樣人可以帶孝，什麽樣人不行，都是有規定、有禮數的。所以“博愛”在這裏隻不過是人人皆有之愛，但是每個人跟每個人之間是不相通的，並不是對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愛。所以它其實還是私愛。私家的，私人的，一個家庭內部的愛。那麽這就這帶來一個個嚴重的問題，即每個人的私親之愛主觀上都是要優先於愛他人，但現實中一個人之親與他人之親之間又總是會遇到一個客觀的先後問題，也就是說，不同的家庭，你把你的父母放在第一位，他也把他的父母放在第一位，在客觀現實中到底哪個是第一位？這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一個解決辦法，你們兩家就會打起來。所以即使每個人都講孝道，也免不了整個社會陷入各家各戶爭先恐後，各為其家，互不相讓。雖然有孝弟，整個社會仍然會混亂。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一個人來裁定各家之親的先後。這就需要一個超越於各家之上的大家長，也就是一個“父母官”，他以“大家”的名義既在各小家之間擺平了先後。不光是國家委派的官員，在農村裏兩家吵架，首先告到族長那裏。家族就是以大家的名義來調和。政府官員也起這樣的作用，而且起的作用更大。因為家族的族長畢竟隻是一姓，那麽兩姓之間爭起來怎麽辦？農村裏麵經常搞械鬥啊，兩姓之間的械鬥，這個村子跟那個村子，有的有世仇，世世代代都在打來打去。那麽由誰來處理？必須有一個大家長，在各個小家之間擺平先後。這樣就既可以維護了“孝”的根本原則，又使孝變成了“忠”。就是說，你們雖然是兩家，但是我們還是一個縣的，我們還是本地人，大家都要相互照顧一點，互相讓一點，這個時候需要有一個政府官員出麵來調解。那麽，這樣一個大家長的權威呢，它就帶有了一種需要人們效忠的含義。你服從它就是忠。忠並不是不孝，我犧牲了我們小家的利益，服從了大家的利益，還是孝。但是這個孝已經提升到忠了。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發明，其他的文化很少有這種情況。隻有中國人才會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幹”。其實應該是反過來的，大河的水是小河來的。但這在中國人聽起來很順耳，你首先要顧全大局嘛，大局如果不存在了，你小局就好不了。中國人的思維實際上是通過這樣一種發明而建立起來的。我們可以跟有些教派、包括意大利的黑手黨比較一下，他們那就是家族仇殺，世世代代沒辦法解決。連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內部都打來打去，不能一致對外，就是統一不起來。中國為什麽能夠統一起來，成為這麽龐大的大一統的帝國，跟這一發明很有關係。它以大家的方式來調和了各個小家之間的矛盾，雖然不能徹底解決，但至少是暫時可以調和。我犧牲了小家不算是吃裏扒外，因為我服從了大家。通過這一發明，孝的教育意義便提升到了國家“政教”的層次。我們大學裏有政教係，什麽叫政教，就是政治教育，政教跟德育是不可分的。孝的教育就是服從的教育，服從的教育就是政教。政教變成了一種國家政治。本來是家庭的一種規則，現在變成了國家的政治法則。中國的教育曆來就是道德和政治不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一。隻有通過這種大家長式的專製主義，形成一種國家體製，“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才能在全社會落實有差等的“博愛”。這種愛是和而不同。我們今天講的和諧，和諧並不是說大家都一樣的，而是說是有差等的，有等級的，有層次的，但是大家又很和諧。個人、小家、大家、國家等等，秩序井然，這就是和諧。
因此，看起來溫情脈脈、人情味十足的孝道，裏麵其實隱藏著國家專製主義的必然邏輯，根據我剛才的推理，這是少不了的。否則的話，這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互相打來打去，報世仇、報私仇、報家族的仇，永遠鬧下去的話，那國將不國了。必須要有人出來調解。這種調解是少不了的，而且是帶有根本性的。它跟每個家庭自己的孝的原則不但不衝突，而且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今天社會生活中“官本位”在傳統文化中的根源。我們為什麽那麽相信官說的話，為什麽一切都要以官本位來衡量，就是因為這樣一套體製，從孝到忠，從父母，到父母官，一脈相承的脈絡所建立起來的。而官本位一旦建立，在教育領域裏麵，人人都追求成為“學官”，這就是“學而優則仕”。每一個當老師的，幾乎都要給自己一個名分，是屬於哪一級，教授是屬於副處級，有的說應該屬於處級，講師屬於科級，一一對應。“學而優則仕”是很好理解的的，因為這無非意味著想要成為更高的教育者和大家長（父母官）。他本來是教育者，你說他當官了，不是教育者了，那不對，他當了官還是教育者，因為他當了官才能真正成為教育者。你教授還不是真正的教育者，真正的教育者是書記，他可以教育教授，他們是父母官，是更高的教育者。他有權，他就是你的父母官，他就可以教育你。至於官員治學，即孔子講的“仕而優則學”，我們現在當官的人都有學位了，博士、碩士不足為奇。或者按照韓非的說法“以吏為師”，也是上述邏輯的逆命題，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這無非意味著隻有行政級別上更高的大家長才能成為權威的教育者。所以當老師的總想當官，而當官的呢，他自然而然就有一個頭銜。他要搞一個博士學位，你敢不給他？你敢說他不配？他有權教育你。所以，這種看起來好像荒謬的教育體製，隻要懂得傳統儒家教育是以孝為本，以“上施下效”的政治服從為目的，也就一點也不荒謬了。這甚至不僅僅是教育體製問題，而是國家體製問題。中國的官本位本身就是教育性質的官本位，我們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官本位，但是我們沒有太多地考慮到我們的官本位是一種教育性質的官本位。最高的官本位當然是皇帝本位了，皇帝是最高的官嘛。皇帝是最高權力兼最高教育者，就是我剛才講的柏拉圖的“哲學王”。柏拉圖視為理想的哲學王其實在中國早就實現了。中國曆來的君王都是講哲學的，都是在學問方麵至高無上的。中國的皇帝經常采取庭訓甚至庭杖的方式教育他的大臣們，庭杖就是當場打屁股，打多少下，這是一種教育，就像家裏父母打孩子一樣的，不管這個大臣是不是老臣，有的甚至七八十歲了，照打不誤。所有的下屬都是皇帝的孩子，都屬於未成年人。所以毛澤東不接受林彪吹捧的“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隻接受“偉大的導師”。他說偉大的導師還可以接受，其他的都不要。這個在古代其實早就有先例，《周書·泰誓》中也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上天保佑下民，為他們樹立了君和師。後人還加上一個“作之親”，這三作，形成了（天地）“君親師”的倫理架構，也就是忠孝為教的教育模式。君你必須對他忠，親你必須對他孝，師就是教育。
在這裏，我必須聲明一點，我並不一概反對在家庭教育中實施“孝”的情感教育，孝當然是一種美好的情感，父母生了孩子，孩子孝順父母，特別是在古代那種自然經濟條件之下，父母年老力衰、體弱有病了，那麽有兒女在維係他們的生存，供養他們的需要，這是很美好的一種現象。但我反對把這種教育變成一種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對把它視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內容，反對將它拔高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我認為這個關係應該顛倒過來，“孝”的情感不過是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愛心的一種表現而已，或者說，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應該把孝建立在仁之上，而不是相反。你把“仁”建立在“孝”之上，成為孝之本，那就狹隘了，“仁”還有別的很多內容。我所理解的“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愛之心，這個是超越家庭的，不管是誰，你的父母也好，別人的父母也好，別人的兒女也好，超越家庭，人人平等的博愛之心，這就是“仁”，這個應該是更根本的，孝是建立在這個之上的。你之所以孝順你的父母，是因為你對一般的人應該有同情之心，何況你的父母跟你最接近。但是並不是說你對別人有同情之心、仁愛之心，是因為你孝順你的父母，然後推己及人，像孟子所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從吾老吾幼開始，然後推到人之老、人之幼，這個是搞反了的。應該是首先你對一般的人應該建立一種同情心、仁愛之心，然後在這個裏頭當然包括你對你的父母的孝心，這就順了。當然儒家裏麵也有一些講仁義道德，像惻隱之心，見小孩子入井，我自然要去拉他，而不會考慮這個小孩子是我家的還是別人家的，孟子有這樣的說法。這種惻隱之心是人的一種本心，它沒有考慮到孝。那麽這裏頭就有矛盾了。孝和仁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儒家也是沒有把它理清楚的。我認為明確地把仁放在孝之先，作為孝之本。那麽這種博愛之心、同情之心，應該包含有平等儀式，包含有公平感和正義感。這些東西都是孝沒有辦法包括的。孝是不講公平和正義的。你跟你的父親講平等那還行。那你就是不孝了。那麽這樣一種仁心，這樣一種公平感、正義感，往往會和片麵的孝發生衝突。所以，如果談到道德教育的話，把教育僅僅局限於“孝”和由此擴充開來的對權威的服從，那是極其狹隘的，對受教育者來說是一種片麵化和畸形的教育。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內容，我認為應該包括對每個人的自由意誌的肯定，在這方麵是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自由的追求。你跟你父母也是平等的，這個內容應該包括進去。還有如何運用自由意誌的方式和原理，必須加以說明，加以闡明。因為要把人教育成為成年人，而不是教育成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應該討論的這樣一些問題，比如說，自由意誌的問題，人性的善惡的問題，罪與罰的問題，義務和權利的問題，以及責任的界限等等。這些東西，當然在儒家的倫理裏麵有時候也涉及到，但是往往當作教條不討論。你必須要當作原理來加以討論，應該有實踐理性的推演。我研究康德，康德是比較強調實踐理性，這是理性的最高的運用。人都有理性，那麽在實踐中我們如何運用這些理性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這個是康德非常強調的。在道德教育中，沒有什麽天經地義的東西，隻有合理的東西。而我們的道德教育往往從天經地義的東西出發，不講理。你要講理就要挨罵。你必須要確定有些東西是不可懷疑的，從來如此。
再一個，即使是正確理解的道德教育，也不應該是教育的唯一內容。教育應該以培養健全的人格為最後的目標。道德教育雖然是健全人格教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看作核心內容，但並不是全部，我們一講到教育，往往就講到好像就是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隻是其中內容之一。而且也不是能夠孤立地建立起來的。道德教育本身就需要有其他方麵的豐富資源，例如科學知識，社會和人文知識，包括對人生和宇宙的哲學思考，包括對於興趣的培養，你這一輩子要幹什麽，這都是道德教育。人生的價值問題，人生的意義問題，這都屬於教育內容。思維方法的訓練（邏輯、語法、修辭等等），還有審美和藝術，再就是技術實踐（動手能力），所有這些都是教育本身應該關注的，由此也才能使道德教育成為活生生的自由的人格的培養和教化，而不是呆板僵化的教條甚至偽善的說教。當然，在中國傳統儒家教育思想中，也包含有上述某些要素，尤其是審美教育和人生哲學；但非常缺乏的是科學知識、思維方法和技術實踐方麵的內容。這些儒家是不重視的，孔子特別不重視。有弟子問他怎麽種菜，他說不知道。等人家走了，他就說這是小人，小人才關心這些技術事情。其實孔子自己很知道，他從小當吹鼓手嘛，他也知道自己怎麽謀生。但是他說，他小時候，出身貧寒，所以經常能夠做一些下等人做的事情，他不主張他的弟子們學他。更重要的是，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即使有其他方麵的內容，它們和其他方麵的內容也都被看作在以忠孝為本的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屬成份，而並沒有自身獨立的意義。比如說審美教育，離開了道德，就沒有審美教育。儒家講，文以載道，樂通倫理，什麽都要跟道德倫理掛起鉤來，才有意義，其他的都是多餘的，都應該取消。科學技術也是被排斥，直到今天我們才開始意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開始大力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在教育中更是強調智力培養，這是今天才有的現象，這個不是我們的傳統特色。但所有這些都仍然是為道德政治服務的手段，並且要以道德政治的需要為轉移。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國人已經認識到“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開始把儒家正統教育思想所不屑一顧的科學技術列為富國強兵的一項政治任務來抓，這是近代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的改進。以往是不重視這個的，當外敵入侵的時候，那些士大夫們百無一能。閑來無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平常就談心性，性和理到底那個重要，沒有一點用處的事情。到了危機的時候呢，就自殺嘛。所以這個國家強盛不起來。強調科學技術是一個重大的改進。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授在古代隻是作為民間家庭傳承的一種謀生手段，中國古代有非常豐富的科技資源。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裏麵就講到這個問題。中國古代有很多從民間生發出來的、自發的知識，但是折中知識的傳授多半都是家庭秘傳的，靠這個來謀生，傳出去了我們競爭不過人家，我們這個家族就要衰落了。所以它是民間家庭傳承的，登不上正規教育的大雅之堂。如果你開門辦學，把祖傳秘方都講出去了，那你不想活了。還有宮廷對具有某些奇技淫巧的專門技術人才隻是簡單地網羅進皇家私自加以利用，如天文曆法象數醫學，並無意於普及成為社會教育的科目。正規教育的理想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個是可以公開講的，每個老百姓都可以聽。嶽麓書院、白鹿洞等等幾大書院，都在講這樣一些東西。這鞋知識叫做“誠明所知”，以自己的誠心明了天理。而那些被視為“奇技淫巧”科學技術被稱為“聞見小知”。“聞見小知”跟“誠明所知”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張載說的。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聖人、君子和官僚，是堪當大任的國家棟梁，對小民百姓隻關注如何使他們成為順民，而並不關心他們的人格培養，最好是沒有人格。這種教育基本上是反智主義的，愚民式的。即使是聖人
近代中國人終於意識到僅僅以君子和官僚為培養目的的政治教育的片麵性，從而廢科舉，開新學，引進了西方一整套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科目。然而，這種引進仍然是片麵的，甚至於是變形了的，我們真正想要引進的隻是技術，而不是科學。技術與科學是有很根本的區別的。它們的區別在於，技術隻是遵守規則，科學則要探討規則、建立規則；技術知其然，科學要知其所以然；技術隻對後果和操作程序感興趣，科學則對原因和原理感興趣。技術也是知識，但可以是一種愚昧的知識，可以是一種愚民式的知識。技術上非常高高超的人也可能是非常愚蠢的。比如像錢學森，錢學森當年論證畝產可以達到十三萬斤，這不是愚蠢嘛。他是一個技術官僚，後來又搞氣功。科學才可以啟迪智慧，才可以對抗這種愚民教育。科學和技術當然都是知識，但技術知識不會和傳統道德政治發生衝突，而隻可能臣服於道德政治之下，既定的政治體製就可以用你，你就是人才。科學則不然，它有可能揭示傳統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虛偽性，從而顛覆已有的道德規範，因為它有自己不受道德政治影響的獨立標準，它可以評價道德。當然道德不可以還原為科學，但科學可以鑒定道德的真偽。比如說，近代西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以來，西方近代科學對舊道德的衝擊是決定性的。知識就是力量，我們今天還不能完全否定這樣一個命題。知識可以衝決舊道德的羅網，同時為新道德開辟地盤。在中國，如果教育完全由官方機構來執掌，教育的目的就隻會是鞏固和延續這個政權的統治，官員們就會運用自己的權力盡可能地把科學研究納入到自己的“政績”中來，教育者也會極力在這個官階體係上往上爬，追求升官的目標。這些都會極大地限製科學研究自身的獨立性。把科學變質為一種技術，僅僅是遵守規則和服從規則的一種技術。因為政治上的政績和科學上的成就遵循的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規範。
在中國，科學研究的自由隻有在政府權力比較薄弱甚至管不著的地方才曾經有自身的發展空間，如北洋政府時期和西南聯大時期。49年以後，中國的教育完全統一在官方的領導之下，僅存的一點點科學精神也慢慢喪失了。最開始還有一點，從國外回來的還帶來了一些慣性。這些人逐漸老化以後，就越來越不行了。大學理工科成了純粹的技術培訓場所，而且，就連這種技術培訓也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限製，被斥之為“隻專不紅”、“白專道路”，教育的目的被限定在培養紅色官僚或“紅色接班人”，這是沒有科舉製度的科舉複辟。比如說清華大學從政的人最多，這是他們的政績。在科學上有什麽造就，好像還看不出來。至於人文社會科學，則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科舉製度的延續，科舉製度無非就是培養官僚嘛，如果你回到這個道路上去，那就是科舉製度，是沒有科舉製度的科舉製度。不光是文科，理工科也是這樣，也是為了培養官僚，甚至於理工科比文科更像是科舉製度。在文科方麵各個學科都成了對國家政治意識形態進行詮注和灌輸的技術，文科也技術化了，你不要以為文科就沒有技術了，文科有一套技術，在這方麵，甚至比理工科還要理工科。我們現在衡量文科的標準是什麽？一整套量化標準。你達到了幾篇論文就可以提教授，少一篇不行。你得到的項目達到了多少萬，就算你的功勞。都有一套量化標準。當然這個量化標準是改革開放以來才特別突出的，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這樣赤裸裸的。在1958年已經提出的教育方針，在中國一直延續下來，幾十年，被歸結為這樣兩句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前一句是政治教育的總綱，後一句則包含實用技術教育，但同時兩者都有強烈的道德教育的意味。因為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無產階級”被視為道德的化身，他們對解放他們的“大救星”具有最深厚的階級感情，視為再生父母；而另一方麵，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既然都被視為“知識分子”，他們就被當作了改造對象，因為“知識”的規範和“忠孝”的規範永遠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服務”和“結合”的意思都是“改造”，即拋棄知識分子與忠孝體製格格不入的“傲氣”，從感情上納入到對作為“衣食父母”的勞動大眾盡孝和對各級“父母官”盡忠的規範中來。有這種說法嘛，知識分子兩天不整他，他就翹辮子，就有傲氣。要把這種傲氣首先打下來。不管是教師也好、大學生也好，都是知識分子，都屬於改造的對象。我們當年上山下鄉，還是初中生就已經是知識分子了，就必須改造。這就是58年的那個教育方針的實踐了。那麽打掉知識分子的傲氣，從感情上就納入到了忠和孝。對什麽忠？對各級父母官的忠；對什麽孝？對勞動大眾，對衣食父母的孝。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你穿的是工人織的布，你吃的是農民種的糧，他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孝敬父母首先要孝敬勞動大眾。
所以，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國20多年間的教育方針雖然帶上了一些時髦的意識形態字眼，但與蘇聯和馬列主義其實並沒有多大關係，本質上還是中國幾千年沿襲下來的忠孝立國的教育方針，而對於現代教育理念來說，則勿寧說是“限製教育”的方針、“不教育”的方針，甚至打擊和摧殘教育的方針。這個打擊和摧殘非常明顯，到“文革”中發展到頂峰了。“文革”中解散大學或名存實亡是極端的例子，其實是多年一貫教育思想的必然結果。經過這20多年“培養”的中國知識分子，除了少數的例外，基本上都是一個模子，即奴性十足，知識貧乏老化，缺乏創造力，互相內鬥互相扯皮互相算計的勁頭卻不小。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中，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生存下來，我們今天不能夠責怪他們，他們是當時生存狀況必然的產物，稍有個性的都被淘汰掉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方針有了一些新的提法。1983年鄧小平提出教育要“三個麵向”，即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顯然是痛感中國教育30年來走入了自我封閉的死胡同。與之相伴隨，在各種場合下中央對教育的提法也有所變化，一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不大提了，改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等等；二是加強了“文化”、“知識”的份量，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擴展為“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社會實踐就更加廣闊了，按照毛澤東的規定，包括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試實驗。而且還提出要“培養合格的勞動者和各類專門人才”。但所有這些提法其實並沒有對我國的教育方針有實質性的改變，隻是換了個說法而已。在這裏，教育是官方集中獨攬的權力這一點並沒有動搖，隻是更加強調了教育的技術性和工具性。比如說合格的勞動者和各類專門的人，這完全是從技術性和工具性上麵來談的，專門從人才這個角度來談的。
這種技術性和工具性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與經濟效益掛鉤，使教育除了衙門權力的特色外又帶上了金錢的特色，知識被看作是賺錢的技術，那專門人才就是最賺錢的了，知識分子成了“知本家”。那麽這兩種特色結合起來，一個是官本位愈演愈烈，一個是跟金錢掛鉤，導致了大規模的教育腐敗，使教育管理部門形成了利益集團。而在學校的管理方麵，這種技術性和工具性則使整個教育成為一種量化管理的重災區，一切人文指標都按照量化原則作了標準化的製定。教育大躍進、擴招等等，無非就是量上的大躍進嘛。這些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是在幹這件事，就是使一切關係都“理順”，變成可以輸入電腦操作的數據。教學的行政管理越來越“健全”，規模越來越龐大，而教學本身則越來越死氣沉沉，缺乏活力。回顧我們三十年教育改革的曆程，我們會突然發現，中國教育最有生氣、最有活力的時代恰好是教育體製最不“健全”、甚至百廢待興的80年代，而目前則是空前“健全”但也空前死板的時代。
有人把這種技術化和量化的管理歸咎於引進了現代西方大學的分科體製，其實大謬不然。西方大學固然有嚴格的學術化、專業化的分科體製，但沒有哪個大學有我們這樣完善的量化統計標準：什麽核心期刊和權威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權威出版社，什麽論文的篇數和影響因子，什麽省級項目和國家項目，一般項目、青年項目、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什麽省部級獎勵和國家級獎勵，什麽博士點碩士點、博士後流動站，什麽一級學科和重點學科，什麽國家重點實驗室和院士人數，……這些都是評價一個大學的排名指標，我不知道國際上大學排名是不是按這些指標來排的，總而言之，我們好像沒有一所大學能夠進入前一百名。這些都是國家投入教育經費的憑據，官本位嘛，由官僚來投入經費，那麽他們按什麽呢？他們又不懂行，於是就根據這些數據。教育部門和各級院校領導的大部分工作都被糾纏在這些競爭的指標裏麵，根本沒有精力做一些實際有意義的事情。在我看來，所有這些都要溯源於中國大學衙門化的管理體製。就一個從事科研教學的教師來說，從他的學術發展本身出發根本不需要這些指標，這些都是空的。我在以前也申報過，但是我最近七八年來，再不申報任何項目。因為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不需要。這是行政部門的需要，行政部門製定的政策逼著那些大學教師去申報和爭取這些繁多的名目，否則他既提不上教授，也無法獲得必要的科研經費。這個對於文科來說無所謂，對於理工科來說是致命的。沒有科研經費，你怎麽做研究？沒有實驗室，沒有實驗材料，你怎麽做研究？西方大學中學術化、專業化的分科再細再嚴，也是科學本身發展的一種方式，科學本身今天越來越分得細，那還是符合科學規律的。但我們中國學術評價的標準被按照行政級別加以肢解，這是根本違背科學發展的規律的。你說A期刊上麵發表的文章就比B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學術水平更高？根本不是那回事，隻是一種行政級別。我們今天不論你怎麽呼籲加強“素質教育”、“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和開展“跨學科”、“交叉學科”的研究，也沒用。這些做法有可能變形，變成了學術外行的領導控製各門學科的方便手段。
而這種惡性膨脹的量化指標也正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無害、甚至有利於政治穩定的工具。為什麽一定要搞這些量化指標？因為這些指標的評比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可以用來支配教師的科研教學活動，從學術標準內部迫使教師服從“上施下效”的權力控製，而且可以按照官方的意識形態隨時對教師的這些研究加以調節，向官方所認可和喜歡的某些方麵傾斜。這個官方當然包括各級官方。我覺得你朝那個方向走，在我為官這幾年之間，恐怕出不了什麽成果，那我就不讓你研究。你研究的東西如果能夠成為我為官幾年之內的政績，那麽我就鼓勵你。他是按照行政、按照政治操作來規定你的學術研究方向的。在理工科方麵就是有意識地使你的研究更加技術化和實用化，在文科方麵就是使你的研究更加意識形態化、“無害”化、空洞化和無聊化。我們隻看到當前學術腐敗中頻頻出現的抄襲剽竊現象，卻往往忽視了占用大量科研經費產出一些千人一麵、空洞無物的垃圾“成果”，這是更為普遍的腐敗。哪個人抄襲了一篇文章，這涉及到他個人，問題還不算很大。危害更大的是那些冠冕堂皇的重大成果，拿出來都是些垃圾，拿出了以後就要丟到垃圾箱裏麵去。得行政官員的眼光看來，得不得諾貝爾獎不要緊，要緊的是不要“出格”、“出事”。隻要在大學中為官一任不出事，則烏紗可保，升遷有望。
當然，外國也有國立大學和官辦大學，比如說德國，德國基本上都是官辦的。但這些大學並沒有家長式地絕對壟斷教育資源，民辦私立大學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和獨立性，這個在美國比較突出；另一方麵即使在官辦大學中，它的有實權的領導者也不是官僚，而是由政府所聘請的教育家，他們隻對教育質量負責，隻對學校的地位和發展負責，而不向行政官僚負責。而我們的學官是在忠孝立國這個大前提下從事教育事業的，真正的教育者不是教育部門，而是不懂教育的政府部門。然而我們說他們不懂教育也未必，他們懂得政教。整個教育界都要受到這個政府部門的“教育”。我們的國立大學不是政府在辦教育，而是政府在通過政教迫使教育為政府這個大家長盡忠盡孝。
所以我的結論最後是：忠孝立國是當代中國教育的病根。謝謝大家。
（下麵是講座後的互動問答）
問：有人說如果官方把權力交還給大學就會亂，你怎麽看？
答：我覺得就目前來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官方來管教育或辦教育，而在於教育的指導思想和理念能不能改變一下。我考慮更多的是一些深層次的、文化心理方麵的和教育理念方麵的問題。體製問題當然也要考慮，但是體製問題後麵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所以，這一次兩會有的代表提出來，如果取消行政級別，大學地位會下降，我覺得有一定道理。在現存體製不動的情況下，如果你取消了大學的級別，那我們的校長和黨委書記到底屬於哪個級別就成了問題，又不是民辦的機構，還是官辦的機構，在和其他部門打交道的時候，比如說一個大學跟財政部要錢的時候，你以什麽身份去要？這些都會成問題。所以我覺得，小打小鬧的改革等於不改，或者是換湯不換藥，僅僅在體製方麵做一點小小的修補是無濟於事的。要真正改變的話，得徹底地改變。我有一個觀點，就是說，教育的改革必須以整個政治體製改革作為前提。如果整個體製還是這樣的，那教育再怎麽改，都等於不改。
問：針對中國教育的病根，你有什麽好藥方治療嗎？
答：沒有。
問：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教育中缺少的是真正的、純粹的、形而上的哲學教育，請問您是怎麽看這個問題的？
答：中國教育裏麵，你要說它沒有形而上呢，也應該有的。比如講到忠孝立國，也有它的一套形而上的東西，形而上者謂之道。在理學家那裏，他們有一套教育理念，是從孔子那裏一直延伸過來的。但是問題是那一套東西呢，其實並不形而上，它還是形而下的。中國的一切哲學都過分地形而下，太實用，知行合一，跟現實的效果結合得太緊密，要立竿見影，馬上要得到效果，而沒有從一個真正形而上的超驗的層麵來討論人是什麽，人的教育是什麽，人格是什麽。這些問題都沒有搞清楚過。那麽在這種前提下，你把人當作一個物來看待，天生萬物，人也是其中的一物，這個物當然是萬物的靈長，比其他的物要高一點，但也是一物。這樣來看待教育，怎麽樣把人的靈魂捏成一個什麽樣子，以為這樣就可以造就出一代什麽信任，這在形而上的方麵是站不住腳的，真正從哲學的角度、超驗的層麵來分析的話，可以分析出很多問題來。我們今天正在探討這樣一些問題。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中國傳統自認為是教育大國，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是儒家意識形態嘛，儒學占統治地位，那麽儒學主要是從教育觀念，我們自認為是教育非常發達的一個民族，一種文化。這個在以前是不錯，在1840年以前整個兩千年的曆史發展中中國的教育確實在世界上非常突出的。但是拿到今天來說，西方的教育發展到這個地步了，我們如果還停留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的教育理念之上，就顯得非常不夠了。所以我們現在欠缺的是，要從頭對我們的教育理念進行一種形而上的探討，分析儒家教育理念究竟有那些缺陷。這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項工作。
問：你對現在正在進行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教育改革抱多大希望？
答：朱清時搞的一個改革的臆想吧，我想他是一種實驗，我沒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我覺得值得讚賞，至少作為一種突破，試一試，因為沒有人是上帝，沒有人能夠預定一種實驗的結果就注定是怎麽樣。雖然我不看好，但是我覺得這種嚐試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每個大學都有朱清時這樣一種校長的觀念在起作用的話，也許會從裏麵東撞西撞可以撞出一條路來。但是傳統的力量、體製的力量還是太大，所以我們至今不是抱很大的希望。
問：假如這個病根是是幾千年忠孝立國延續下來的話，為什麽在台灣不一樣？
答：台灣走的跟49年以後中國大陸是不太相同的一條路，雖然蔣介石也講儒學，也試圖把儒教和基督教相結合來立國，但他畢竟作為一個出身於上海幫會的“政治流氓”，他的眼界要比毛澤東還是要寬一點，他對西方的東西知道的要更多一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態度要更加謙卑一點。所以他對西方來的知識分子是非常尊重的。蔣介石在大陸的時候已經有這個苗頭了。他到了台灣以後呢，雖然他主要崇揚的還是儒學，但他做的實際上已經開始把一些很關鍵性的因素引進到了台灣。一個是土地改革和私有化，一個是依靠美國的扶持，我們以前是嗤之以鼻的，但是這無形中把一些普世的觀念引進到了台灣。當然他自己的觀念是非常保守的，他還是那種傳統的專製主義，但是他的兒子蔣經國在這方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蔣經國的開明，是的台灣在80年代開始了真正的起飛。這個起飛有它的條件，就是在以前的幾十年台灣已經作了這個準備，他們的私有化搞得很好，他們不需要再來一次動亂，他們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搞得很好，它一直在跟世界交往，沒有像我們文革以及文革以前這幾十年的封閉。所以盡管他們的意識形態和觀念裏麵儒家成分的表現可能比我們更加濃厚，但是在新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之下呢，儒家的東西能夠發揮它的好的那一麵。我曾經也講過，我批判儒家並不是說儒家一無是處，儒家的那些好的方麵，隻有在真正地把西方的普世價值引進來以後，特別是我們中國大陸，如果是政治體製改革一旦完成了以後，這個時候再去弘揚儒家的東西，就有了根底。而在此之前，你用儒家的這一套東西試圖來拯救中國，那是南轅北轍。所以我對於現在的國學的狂熱不以為然，這是一種倒退，阻礙了我們繼續往前跨步的一種思潮。不要以為我們現在兜裏有了幾個錢。我們就可以牛氣起來了，就又可以把孔孟那一套翻出來嚇唬外國人，我覺得這個是癡心妄想。你孔子學院辦得再多，也沒有用。所以我主張政治體製改革這一步跨出去了，儒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弘揚。在此之前，你必須要狠批，把儒家裏麵阻礙政治體製改革的那些東西批倒批臭。有很多先例，日本、韓國、台灣，他們的儒家，現在都比我們發揮得更地道更好。為什麽？因為他們跨過了那道門檻。中國如果能夠跨過那道門檻，我們回過頭來再來挖掘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的東西，那就有了根基，有了生根的地方。至少儒家可以作為一家，在言論自由、平等、人權一套普世價值已經普及了的情況之下，儒家當然可以作為一派意見加以發表。在那種情況之下，儒家的意見發表也許更能起到一種好的作用。而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你把它當作一種意識形態來弘揚，從娃娃抓起來強行灌輸，那是一種開曆史倒車的做法。
問：假如我們站在統治階層的角度來講，我肯定認為忠孝立國是一個強大的工具，但是從學者或崇尚真理的人來說，追求真理造福人類在是我們最高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來平衡這兩種目標呢？
答：我覺得忠孝立國這種觀念不是我們追求最高目標，它已經是一種過時了的東西，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是人類的普世價值，這才能使我們真正地強大起來，使我們的國家擺脫傳統帶給我們的包袱，使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格得到獨立。這次兩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強調人的尊嚴，什麽叫人的尊嚴？我們有了錢，我們有了經濟發展，我們沒有餓死人的現象，但是我們人活得沒有尊嚴，沒有人權，這是最大的問題。而要獲得每個人的獨立人格、獨立的人權，首先要把忠孝立國這樣的觀念破除掉。就是說，我們為國家服務不是忠，不是為哪一個人盡忠，不是為一個大家長盡忠。我們的孝，當然一種孝的情感，是值得提倡的，但它不是根本，它是一般的仁愛之心的一種表現而已，還有別的。所以我覺得自古以來我們所遵守的忠孝立國模式今天已經過時了。至於我們知識分子的理想呢，也不是一種空談的理想，我今天談的這種知識分子的眼光，是跟現實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跟當前我們中國所發生的巨大的變革結合在一起的。我每天上網都看新聞，都關注包括兩會的消息，都關注中國到底要往何處去。我們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刻，我想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關注，我們將來會朝一個什麽樣的方向。那麽這個方向絕對不再是回到過去，應該是在過去的基礎上往前邁一大步，要擺脫那種愚昧、蒙昧的狀態，要進行新的一輪啟蒙。這新的一輪啟蒙跟五四時代啟蒙還不一樣，跟80年代啟蒙也不一樣。那個時代的啟蒙確實是知識分子在那裏呐喊，而我們今天21世紀的啟蒙有深厚的社會經濟變革的根源。我們的市場經濟已經成了氣候，但是它走偏了，走到另外一個方向去了。盡管如此，但它跟以前已經大不一樣。我們今天的呐喊應該是有著它的現實基礎，比如說維權的問題，人格的尊嚴問題，拆遷的問題等等，我們說話有了底氣。你要講人權，在五四時代是空喊，頂多就是跟婚姻自主聯係在一起。但是今天要講人權，那就跟經濟生活聯係在一起了，跟農民進城聯係在一起，跟農民工聯係在一起。所以它不光是知識分子空洞的理想，它是一種現實的呼籲，現實的需要。所以我們今天的最高追求應該是經過這樣一種啟蒙，來達到我們中華民族跟世界各國真正地在這個地球上能夠平等，能夠表現出我們的長處。每一個人拿出去都能在世界上立得起來，不要讓人家鄙視。雖然他們承認中國的古代的文化很了不起，但是對現代的中國人在現在的世界上，仍然是人家從心底裏瞧不起。他們很反感，你越是表現自己的自豪、自尊，他越反感。為什麽？為什麽別的國家的人表現自尊自豪不會引起反感？他覺得你不入流，你沒有普世價值，你隻是一個狹隘的，雖然是大國但是小民心態，沒有獨立自尊的尊嚴。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中國人應該追求的，如果要說有最高目標的話，我想這個就是。倒不在於我們這個國家在軍事上能夠壓倒誰，能夠戰勝誰，而在於我們每個中國人在人格上能夠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問：一直以來，人們認為中國人的信仰是缺失的，但是我覺得你說的忠孝一直以來是維係中國人的道德信仰，如果我們擯棄這種信仰，那麽我們信仰什麽？
答：忠孝的根源是建立在一種自然天性之上的。自然天道，天地君親師，它是以天經地義這種自然的規範作為它的形而上的根據的。那麽這種天地自然的規範如果用一種超驗的眼光來看，它還是世俗的。雖然我們一講形而上者謂之道，就好像超世俗的了，但是我們時時刻刻不忘記這個天道天理歸根結底在本心日用中體現出來。朱熹有這樣的話，就是形而上，不管它們講無極講太極，講得多麽玄而又玄，最後落實下來，就是我們百姓日常日用，這個才是天道。在我們的一舉一動的日常生活中就體現天道。它是世俗的，包括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天下太平的理想，都還是世俗的。而真正的理想、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建立在超驗的基礎之上。什麽是超驗的東西呢？比如說真善美，你追求真理，追求至高無上的善、正義、完善、美，追求絕對自由，這些東西是屬於精神的追求。但是中國的理想裏麵不包括這些東西。雖然也有，比如說追求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這個理想追求不到嘛，我也可以抒發性情，像紅樓夢，也能創造出那樣世界級的作品出來，你當然也可以說那是對美的追求，也很美。但是那個美表示作為最高的追求，而是科舉考不上了，沒辦法了，就搞這些東西來表白一下自己的苦悶的心情，表明自己對人生的大徹大悟，看破紅塵，它是一種副產品。曹雪芹不是為了追求美而創作紅樓夢的，其他那些作家李白啊，杜甫啊，也都不是為了追求美，都是為了抒發自己當官當不成，然後又憂國憂民，世俗關懷，副產品就產生了詩。特別是儒家倫理，講教育，就不太關心這一方麵。培養一個弟子，是不是你專門去培養他追求一種藝術，一種美？藝術，琴棋書畫是士大夫那裏都是作為一種副產品，一種個人修養，不是自己追求的唯一目標。唯一的目標按正統的方式那就是當官。懷才不遇才激發出自己其他的一些潛力，比如說科學研究、中醫，往往都是在懷才不遇的情況之下搞出來的一些東西。也有的是為了官方的需要，如蔡倫造紙，為了公文書寫的方便，改進了造紙的技術，然後產生了一大發明。這些東西都不是為了這些事情本身，來探討它的原理，探討它的規律，去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不是的。所以，中國傳統道德裏麵，其實是非常世俗的。包括最高理想，最高理想無非就是治國平天下嘛，實現天平盛世，實現大同理想。三皇五帝，過去時代曾經有過的那種理想，還是一種政治理想，還是世俗的。但是在真善美的追求上，在自由的追求上麵，在自由人格的追求上麵，即算有，也是附帶的。所以我想中國人如果將來要樹立真正的信仰的話，恐怕要從這個地方入手。就是超驗的、超越現實生活的，這個現實生活不光是個人的現實生活，也包括整個社會的理想、世俗理想。比如說為人民謀福利，為人民服務，實現共產主義，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但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了拯救人民的疾苦，這跟儒家的救民於倒懸是一樣的。就是說，有那麽多天下勞苦大眾在受苦，我們要把他們救出來。現在救出來了，救出來了怎麽辦呢？他們肉體被救出來了，但他們的靈魂還在黑暗裏。有沒有人出來說要拯救他們的靈魂？在儒家那裏沒有，佛家那裏倒是有一點，但是佛家那種拯救靈魂主要是消極的，就是在人失意的時候。在得意的時候人家不會信佛的，在失意的時候就信佛，就會當居士，給自己安慰，讓自己過得更愉快一點，更加無憂無慮一點，還是世俗的。而不是去追求我到了彼岸世界，我的精神升華了，我就可以創造出精神產品，人類的精神文化財富。我要創作一篇小說，舉世無雙，曠古未有，創造出極致的美，我要發現整個天體運行的規律，要在這個方麵得諾貝爾獎，得諾貝爾獎是後果了，就是說，首先是獎勵那些在科學精神方麵有所突破、有所創造的人，這是諾貝爾獎的宗旨。不是說你的這個東西實用，獲得多大的經濟效益，那個不算。現在中國人已經有一些人有這種追求。比如說袁隆平，研究水稻。當然他最開始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但是後來升華了，他就是對這個有興趣，哪怕一點希望都沒有，他一個人被下放到一個邊遠地區，他就埋頭在那裏做，他就是搞得有味。前不久網上說，袁隆平的身價達到1.7個億，袁隆平氣壞了，他說我的身價能夠用錢來衡量的嗎？他是一種精神追求，精神追求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你說紅樓夢的遺產值多少個億，這是很荒謬的。我們中國人缺的是對精神的追求。不是為了具體的、為了解決一些什麽問題，而是為了事情本身，科學本身，好奇。科學起源於驚異，對世界的驚異感。這樣的追求，我想在現代的中國人中，應該這種人越來越多，才會慢慢形成一種彼岸的理想，一種超驗的理想。追求不到不要緊，我為此獻身了，在這方麵我努力了，我就知足了。精神的理想是可以為之獻身的，一個人可以一輩子為了這個東西去追求，不管它的效益如何，不管它值多少錢，我也去幹，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經常講，人最難做到的就是一輩子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更難做。你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你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就是精神的追求，精神產品的追求，這個精神產品不一定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是切切實實的人類精神文化的遺產，你將來能夠添上一筆。我們中國人往往缺少這種精神。當然中國人也為人類的精神文化添了不少遺產，那都是無意之間添上去的。
問：整個西方教育在你看來是普世價值觀，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追求的但是以個人國家利益至上，以國家利益至上，我沒有看到哪個國家是以世界人民的利益至上，請你解釋一下。
答：這種普世價值是一種道德觀點，不是一種政治觀點。政治觀點作為政治家來說，他不可能是普世的。因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還是一個個的民族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是一種叢林法則。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要在政治上達到普世，還要走很長的路。但是在美國以及在西方社會，其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一種普世道德價值基礎之上的。這種普世道德價值是以每個人的自由意誌作為前提建立起來的。它的普世性不在於美國為不為它的利益著想，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他肯定要為他的國家利益著想，不然的話人民會把他選下去。所以他是叢林法則，跟其他的國家之間是一種利害關係，在國與國的關係中，沒有什麽普世價值、道德說教的餘地。我們總想用道德的觀點來衡量人家的政治作為，我想這是一種錯位。中國其實也不存在。春秋無義戰，互相打來打去都沒有什麽道德。既然是國與國的關係，就不能用道德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經常標榜我們對某某國家如何道德，我們對阿爾巴尼亞、對越南，給予了無私的援助，現在我們自食其果。人家還損害你，還打你。所以這充分說明了用道德評價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思路本身是不成立的。那麽我們怎麽樣才能夠理解所謂的普世價值呢？普世價值就是說，把一個人當一個人來看，這是一種道德上的前提。不管美國對其他國家人究竟怎麽樣，你看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民怎麽樣，它都是以這個作為前提。所謂社會契約論的前提，就是每個人是自由意誌的選擇，通過一種契約，來建立一個國家的政府，並且人民有權，而且有一套程序來監督這個政府。這一套東西在西方也是經過了好幾百年，甚至可以說是從古希臘開始就在探討，一直到今天摸索出來的一條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西方很多國家都行之有效，甚至於可以超越國家界限，比如說歐盟。歐盟現在已經統一成一個實體，將來的前景我們可以預料，國家的界限將被取消，根據森根協定，你可以在歐洲到處跑，不需要簽證了。這種後觀念是建立在什麽之上的？就是建立在普世價值之上的。那麽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普世價值的範圍越來越擴展，將來的整個地球的人類也許有一天在國與國之間，都會成立一個大的森根協定，那這個世界就得解放了。但是它的前提就是必須要有一種普世價值的觀念，這種觀念目前還不能夠在全球實行，但是在我們的道德中有一種道德底線，大家公認的，比如說在這個世界上，人的生命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這是普世價值，我們中國現在也承認了。這個承認是不容易的，這個承認是經過了幾十年改革開放才逐漸被承認的。在二十多年三十年前，這個觀念是不被承認的。我們可以用很多人去犧牲，去救國家的一根木材，去為了一些芝麻小事就犧牲一個人的生命。但是後來我們慢慢發現這是部隊的。比如說小學生在遇到國家財產受到損失的時候，該不該挺身而出？一個兒童，賴寧，很多這樣的英雄，我們以前都是拚命地鼓吹、拚命地讚揚，但是現在我們不鼓吹、不讚揚，我們知道要保護兒童的生命，這就是普世價值。這個普世價值是西方來的，中國沒有。中國古代一直不把人的生命當回事。比如說魯迅就曾經講到過，二十四孝，郭巨埋兒。郭巨的父親年紀很大了，遇到災荒，小孩子不懂事要吃，把父親的糧食都吃了，於是父親為了使父親有糧食吃，把兒子活埋了。魯迅當年就很恐懼，哪一天我也會被埋掉。年輕一代為了孝、為了忠而犧牲自己天經地義。人的生命不當一回事，反而作為美德來讚揚。這是中國傳統沒有這種普世價值所導致的。而今天，特別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在加上冷戰以後，這一條普世價值已經成為全球的共識，現在隻有恐怖分子還沒有承認，所以遭到全球的鄙視。所以，普世價值是不能否認的，雖然它的形式也可能表現為被某些政治所利用，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否認普世價值。普世價值還有很多，包括人格、包括人權，這不光是美國人需要，中國人也需要。但這些價值中國古代沒有，所以我們就說它是西方價值，說它不是普世的，這主要是那些利益集團喜歡這樣宣揚，但是那些受損害的老百姓，他們覺得這就是普世價值，為什麽美國人活得那麽有尊嚴，我就不能活得有尊嚴？為什麽我的房子隨便就可以不征求我的意見被拆遷？這不光是財產的問題，這涉及人權的問題。所以這個普世價值我覺得還、必須要大力提倡。啟蒙還在半道，我們還是一知半解，我們對基本概念還沒有搞清楚，由於遇到現實生活中一些具體的衝突和矛盾，我們就把本來應該汲取的東西拋棄，我覺得這是太沒有分析能力。是不是一講普世價值就是打倒共產主義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是不是能夠做到，當然不能做到。但是這個觀念首先必須要樹立起來，有一條標準，我雖然做不到，人類的有限性表現出來，人類處處表現出惡，但是他的內心有一條善的標準應該確立起來，才能評價這個惡，才能改善這個惡，才能改惡成善，曆史才能發展。這是我對普世價值的看法。（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