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後,林彪失勢,他寄希望於“聯合艦隊”,希望兒子能更加“出息”,早日接過自己的班
1970年9月上旬結束的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是林彪、江青兩個同盟分解的標誌。這兩個暫時聯盟的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此時已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為奪取中國最高的政治權力,他們之間,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無法調和妥協了。
而最終決定這兩個集團命運的毛澤東,此次將權力的重心向江青集團傾斜,這便意味著林彪集團這幫在“十年動亂”中紅得發紫的暴發戶,以九屆二中全會為標誌,成為從發跡走向衰敗的轉折。
九屆二中全會首當其衝的犧牲品,是名聲顯赫的黨內大理論家陳伯達。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風雲一時的人物,可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說:“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這意味著陳伯達政治生命的結束。林彪反革命集團損失了一員重要謀士。
不僅如此,當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麵檢討上。嚴厲指出:“作為一共產黨人,為什麽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200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
10月25日,毛澤東又在葉群書麵檢討上批評道:“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11月13日,毛澤東又嚴厲地批評了黃永勝。林彪的夫人和“四大金剛”均遭批評,紛紛處於被圍攻的地位。
林彪反革命集團失勢了。
但他們決不會坐以待斃。為了從“合法鬥爭”向“刀兵相見”轉變,林彪鑒於“四大金剛”正在沉沒,於是,轉而倚重於林立果等少壯派。
在這種背景下,林彪終於把自己的預備隊—以林立果為首的“聯合艦隊”投入主戰場,進而寄希望於“聯合艦隊”身上。
而受命於“危難之際”的林立果和他的“聯合艦隊”,也就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時機,表現他“大將風度”的用武之地。
僅從九屆二中全會後林立果的表現,便可一睹這位超“天才”的“才能”。
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的一個月,林立果就把他的秘密武裝定名為“聯合艦隊”,並擴大編製,秘密招兵買馬,加強訓練,嚴密控製。
1970年11月,林立果在上海的軍界親信王維國,派人去廣州向林立果領受武裝政變的策略。林立果頗似沉穩地說:“現在還不到決戰的時候,但我們不能消極等待,眼下的任務:一要隱蔽,養精蓄銳;二要聚集力量,製定作戰計劃。”
11月底,林立果在上海的秘密組織在傳達和討論他的“指示”時,現存的有如下記錄:
一、是戰略方針,全局在胸;是應會大風大浪的準備階段。
二、打基礎,做基層、群眾、部隊工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聚集力量,立於不敗之地。
三、一定意義上說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在不利於我的情況下,休養生息,讓步、退卻。因此是保存力量,隱蔽力量,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拚仗,不要搞“碉堡戰術”。十六字方針,八字方針。
四、我們的退卻要最有組織、要損失最小,反對莽撞、二杆子、亂捅、出頭、冒險家,強調組織紀律性、不失組織原則。不要授敵以把柄。
五、隊伍內部要加強團結,加強紀律性,一致對外。
12月1日,林立果著手對空軍機關的“骨幹隊伍”進行整頓。為此,林立果說:“人家搞清政整黨,我們清理骨幹隊伍,要純潔隊伍,找薄弱環節,有無假左派、內奸。不要讓壞人混進來。”
關於“骨幹隊伍”整頓,後來查獲林彪死黨劉沛豐的筆記本,在1970年12月2日記載了《整頓機關“骨幹隊伍”的初步意見》。除“聯合艦隊”的成員外,他們把其他“骨幹”分為四類:一、接近核心的骨幹;二、比較可靠的骨幹;三、外圍骨幹;四、靠近的人。
林立果會同親信,製定了罪惡的《571工程紀要》,加快實施武裝政變的計劃
1971年1月24日,毛澤東突然決定改組北京軍區,這一部署,鏟除了林彪在北京軍區的勢力,從而削弱林彪在軍界的權力。
接著毛澤東繼續對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中的頭麵人物黃永勝、吳法憲進行嚴厲批評。
林彪此時當然不會示弱,他針鋒相對地加緊了作戰部署。
以林立果為首的少壯派自然擔當重任,這位“太子”躍躍欲試,暗露心跡:“咱們文的搞不過他,隻能武的了。我們聯合艦隊的力量可以搞他個措手不及。”林立果所言的“他”,也就是指毛澤東。
根據林立果的親信李偉信後來的交代,林立果從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中得出:林彪隨時可能被人趕下台,因此,主張先聲奪人,加緊策劃武裝政變,即“提前搶班”,並提出“提前搶班”的兩種辦法:一、把文人力量搞掉,保證林彪地位不變,再搞和平過渡;二、直接搞掉毛澤東。
懾於毛澤東的巨大威望,直接搞掉毛澤東,他們怕政治上不好收場。但如此這般,顯然可以在爭奪中國最高權力上一步到位。林立果的親信周宇馳曾說:“如果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比如,可以把B-52(指毛澤東)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把他搞掉後再嫁禍他人,抓幾個替死鬼就掩飾過去了,古今中外搞政變不都是這樣幹的嗎?那時反正首長掌權,有關事後處理,首長可以出來說話。”
林立果,細高個兒,長著白淨的麵孔,單眼皮,嘴角常掛著笑意,不乏高貴的氣度。1966年,他還隻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一名學生,年僅21歲。
正是打這一年開始,他走上了“一年兵,二年黨,三年副部長”的“火箭式”發跡道路,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成為權傾中外的叱吒風雲的人物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那非凡的年代裏,就人民軍隊而言,他的這種發跡奇跡,實在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這一神奇的發跡對他來說,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因為他既不是凡夫俗子的後代,也不是德才兼備的人才,而是當時權勢蓋天的林副統帥的虎子,大名鼎鼎的“太子”林立果。
對於這位“太子”,在一般人身上認為是不允許的事,可對他不僅允許,而且是完全應該的。
他可以不經過任何手續,就穿上軍裝,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
他雖不是黨員,但一到部隊,就被安插到空軍黨委辦公室,表麵上隻當了秘書,而當時任空軍司令的吳法憲直接指派兩名處長—周宇馳和劉沛豐專門負責來“幫助”他,實際上兩名處長是被委派來給這位秘書當“秘書”來了。
他入伍不到四個月,空軍司令便遵照他母親葉群的指示,親自做起他的入黨介紹人,在黨的生日—1967年7月1日被吸收入黨。當天,在討論他入黨的支部大會上,吳法憲激動地說:“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養出來的,根紅苗正。”
這位吳司令的發言意味深長、畫龍點睛。
因為正是林立果手中有了這張最權威的“通行證”,他才得以憑借自己得天獨厚,或者說獨一無二的條件,在攀登權力高峰的路徑上,一路過關斬將,暢通無阻。這張“通行證”的實際價值,就是他父母林彪和葉群,利用自己手中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為其青雲直上、一步登天提供一切便利條件。
為了使林立果成為林彪本人意願的接班人,林彪以其與眾不同而又頗為奇特的“走捷徑”的方法,進一步推出了“速成法”,即讓年紀輕輕的林立果參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以此來加速培養他的接班人。
早在1967年3月,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就曾放手讓才參軍幾天的虎子參加會議稿的起草。葉群對林辦工作人員特別吩咐:“老虎(林立果)不是孩子了,有時幫助首長(林彪)起草什麽的,這些文件可以讓他看看。”這樣,林立果就可以“合法”地看到送給黨的副主席的一切文件。
1967年7月,由林彪授意,讓周宇馳、劉沛豐幫助林立果起草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葉群又請陳伯達、關鋒兩位大手筆作了修改。7月22日,在《解放軍報》一版頭條位置發表,署名“空軍司令部紅尖兵”,此事為林立果日後成為不可一世的人物大撈了一把政治資本。
時至1969年,林立果已在軍隊經過了兩年“培養”和“鍛煉”,林彪認為兒子應該獨當一麵了,便著手為林立果作進一步的安排。這年2月16日,林彪給周宇馳、劉沛豐寫了一封信:
周宇馳、劉沛豐同誌:
這兩年老虎在你們的幫助下能力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
林彪
2月16日
空軍司令吳法憲看到此信,便心領神會,信雖是寫給周宇馳、劉沛豐的,本意顯然是在暗示自己這位空軍司令。
1969年10月17日,以空軍司令員、政治委員的名義,發布了“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的命令。這個命令發布的第二天下午,吳法憲接見林立果,和林立果同時被任命為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馳也一起受到接見,並由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陪同。吳法憲親自向林立果傳達了任職命令,祝賀他“榮升”。
正是這次接見,吳法憲討好式地對林立果說:“我們十分歡迎你今後更好地為空軍建設出力。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空軍司令的這般奉承表明,執掌空軍指揮大權者非林立果莫屬了。接見時在座的王飛、周宇馳當即向林立果表示祝賀,並表白了自己的決心:“今後我們一定聽林副部長的調動,聽林副部長指揮!”
吳法憲雖然個人把空軍大權拱手讓給林立果,但林立果若真正行使這個炙手可熱的權力,僅靠這兩人之間的密約當然是遠遠不夠的。為了使林立果在空軍中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得到貫徹落實,他們又進行了一係列的幕後活動。
1970年6月下旬的一天,空軍政委接到吳法憲夫人,也即擔任吳法憲辦公室主任的陳媛圻的電話。陳媛圻在電話中以神秘的語調告訴政委:吳司令請他來一趟,談談工作,一個人來,不要帶別人,並派車去接。
一輛伏爾加轎車把空軍政委接到吳法憲在郊區的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