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善抑惡
揚善抑惡，把中華民族好的一麵發揚光大，揭露批判不利於中華民族發展富強的因素，這才是真正的炎黃子孫情。
( 一 ) “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說來慚愧，我不是 二 十年前那場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而是個冷眼旁觀者。客觀原因之一是我那時已不是學生而是教師，之二是那些天正忙於準備兩個學術會議的發言。主觀原因是不抱希望。也曾被胡耀邦主持的政治體製改革決議激動過。記得學“兩個文明建設”決議是單位政治學習中最愉快的一次，以為我黨複興了，我國有希望了，結果最終還是決議擱置，人下台。現在人都死了，更絕望。我的漠不關心，受到妻子的批評。她當時是協和醫大在讀研究生，她那裏離廣場近，天天帶新聞給我。她參加了趙紫陽講話後的最大遊行後，回來說規模空前，場麵激動，你沒去太遺憾，這將是你個人曆史不可彌補的空白了。我這時也得空了，決定第二天去看看。
那已是“ 5-19 ”，趙紫陽最後見學生的那天了。我騎車去廣場，路過北新橋一家小店，看到電視裏正播著那鏡頭，但把它當作是例行作秀的，沒太在意。到了長安街大約十一點多，記不得把車扔在哪了，反正不用擔心車被偷，那些天小偷暫停作業，不幹擾運動，盜亦有道。我沿長安街步行往廣場，邊走邊看。這天的遊行規模並不大，但也還很熱鬧。遊行隊伍中大學生不多，到是中小學生為多，還有工人。這給我一種一轟而起趕時髦的感覺。中小學生出來，顯然是校領導在前兩天趙紫陽講話後誤判形勢，不甘落後組織的。看到一大客車拉一車工人，有一人探出車窗，手裏持一小棍，上吊一小墨瓶，指著說， “瞧，有多黑！”這給我的印象也不好，一是文革遺風，二是學生苦心經營的和平請願文明示威的氣氛被破壞，極易激怒老鄧。
來到廣場，遠遠看到靜坐的學生成片成堆，有標語校旗。不禁想起老毛詩詞：“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真有點共工以頭撞不周山的味道。但我不信他們能撞得天塌地陷，連他們自己也不信，也沒這打算。在天安門西側，碰到一頭箍白布條的男學生在給幾個中年女市民演說性地交談。大意是說我們的目的是擁護和推動共產主義改革，不是推翻它。一位女性問為什麽，這位學生又解釋一通。讓我覺得同學們真是既天真善良，又幼稚可笑。 我穿過街到大會堂北側，看了些小字報，內容大抵平時聽到過故印象不深。隻記得 剛貼出的一張大字報，警告人們見好就收，小心軍管。這實際是用心良苦地泄露了 戒嚴消息，可人們卻認為是別有用心的恐嚇，沒人在意，我也這樣認為。我的看法 是秋後軟算賬是必然的，但動用軍隊鎮壓還看不出必要。除了長安街的交通問題， 社會秩序未亂，且共產黨一向看不起秀才造反，軟辦法整秀才有的是套路。到廣場 中心看到各校靜坐學生並不太多，尤其外地學校，守攤子的沒幾人，輪換著遊覽北 京名勝去了。看來學生方麵已是強弩之末，拖幾天就過去了。沒想到第二天的戒嚴 令又拉開了新的一幕。
第二天上班就聽說戒嚴了，解放軍子夜進城，可頗富戲劇性的是，由東邊進城的戒嚴部隊竟被幾個半夜睡不著覺閑溜達的老頭老太太擋了回去。我覺得這象開玩笑。 既然戒嚴那就說一不二，怎麽能被擋會去。大家說是人民子弟兵不會打人民。也有 不信的。正說著聽外麵喊：戒嚴部隊來了，擋軍車去。大家就都跑出去看。
我所在的學院在北三環邊，和平裏北口。出去一看，真的。一溜軍車從西開來，已被人們圍住停在十字路口。據說是要從這裏進城。車裏都是士兵，也不下車。人們在下麵做思想工作，還有遞煙遞水的。士兵不說話。吉普車裏下來個官，表態人民子弟兵愛人民雲雲，博得喝彩聲。後來可能是請示了上邊，就掉頭回去了。人們一片歡呼。
這種戒嚴法一方麵激怒了人，一方麵又誤導人，認為是作樣子，不可怕，從而引發 新一波抗議。民主女神像就是戒嚴後才搞出來的。另一傳言就是上層分化，軍隊來 防政變而不是對付學生。這就更讓人們不相信會出現流血事件。不過我也看到大批 外地學生匆匆回去。 27 日晚，我踏上開往合肥的列車去黃山出席中國睡眠學會主辦 的首屆睡眠研究會。該次列車有兩車節廂專供學生返校。我看到車廂擠得滿滿當當，連行李架上都上人了。
我在黃山開了一周神仙會，一點外界消息沒有，但沒消息還算好消息。在踏上回京的列車時，心裏非常惦記北京的形勢和妻子的安危，她是個單純而情緒化的人，不定幹出什麽來。 在車上，對座是一中國科技大學的青年教師，與我議論了一路事態的發展方向。我 說快要動手了。他不信，堅持認為調軍隊是內鬥而不是對付學生。我也不知為什麽 就世人主要是年輕人 皆醉我獨醒地諸葛亮了一回，堅持大抓捕在即 不過還是沒想 到開槍開炮開坦克 。他問我憑什麽這麽說。我說內鬥不需要戒嚴令，悄悄調軍就行。黨教育了我們這麽多年，你就這麽不了解我們黨？我不得不給他複述黨史，講階級鬥爭。他笑我，說時代不同了。老蔣那時也不過高壓水龍頭，如今也不過摧淚彈什麽的，老鄧也不是老毛。我說正因為是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有時就事論事得過且過，驅散了之。正因為是老鄧，有魏京生事件和取消大字報為證可以推測老鄧戒嚴不是玩。要是老毛到沒準到天安門大手一揮：小將們辛苦了，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堅決懲治腐敗分子，但是，要複課鬧革命！於是在萬歲聲中一哄而散。可老鄧不玩這個，也不善於玩這個。
我的判斷在下車後看到出站口已經有持槍軍人把守而又加強了一步，說明這幾天軍 隊在著手於接管各要害部門。隨後，接我的妻子說，下午新華門繳獲一車武器。我不由地啊了一聲：上當了，那是送來的。妻說，都交公安局了。我說，好，聰明。 但這更使我相信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兩天的事了，借口安排好了就動手。沒想到就 在當晚。
( 二 ) “民不畏死，耐何以死懼之”
六三黃昏，實際有不少人感覺到要出事了。聽說廣場呼籲晚上多去人，以免不測。 我看到附近學院學生在陸續去廣場，就想起四五事件：四人幫用工人民兵的大棒鎮壓悼周擁鄧集會，我仿佛看到曆史悲劇已經重演，不由悲從中來，我們這個民族怎麽如此不幸啊！鎮壓後的政治文化生活要多少年才能再緩過勁來？我一激動，寫了封短信讓去廣場的學生帶給廣場指揮部。信的大意是，這次運動已經取得巨大勝利，不可能再大了。再下去就是無謂犧牲。或許這犧牲不無曆史意義，但生命與火種，及保持目前取得的這種形勢更重要，民主的進程不是一兩天的事，不是敢於獻身就能成的。在曆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中，道德優先，你們沒有義務為整個民族毀掉自己的生命。立即以勝利者的心情與姿態撤離。。。我署名一個關心你們的教師。送了這封信我覺得心裏有一絲安慰。累了一路，而且明天要去另一回議，晚飯後就睡了。後半夜，我被一陣辟辟啪啪聲驚醒，第一印象是炒豆子，酷似兒時家鄉大鍋裏炒豆子的爆裂聲。意識一清醒，馬上想到是槍聲。我一咕嚕爬起，推一把妻子，不好，打槍呐！
當時大約是淩晨三四點左右。我與妻子迅速起床，出門首先上樓頂。從我們臨街的四層樓頂往和平街北口十字路口看約百十米距離，那裏還像以前堵軍車的夜晚一樣人多. 戒嚴後每晚都有人通宵聚集防軍車由此入城樓頂沒幾個人，有人說這槍炮聲是十八軍與二十七軍打起來了，在爭奪南苑機場。我兩又速速下樓跑向和平街北口十字路口。 到路口一看，有大約一到兩個排的士兵圍圈抱槍坐在當街。人們說什麽的都有。大 聲罵的，小聲聊的。裏圈的主要在作士兵的思想工作。官兵們則一再表態，我們永遠與和平裏人民站在一起。給士兵遞煙遞水的有，但數量及其有限。兵們冷縮的樣子讓妻子一激動，拉我回家，燒了一壺水，把半袋糖都倒進去，又命我拿煙。我把 從老爸那裏抄來的一條預備待客 (我不抽煙的)煙都拿上。送去後又博得人群的叫好與掌聲及官兵的感謝與進一步的表態。
我從官兵的表情中看到似乎他們很有點膽怯的樣子，一點不自信不勇武，有點不解。事後聽說這些兵的任務是防止人們增援廣場，並未發給子彈。難怪心裏發虛。而十年後在國外碰到一位當時在協和醫院神經科進修的福建某醫院的大夫告訴我的另一驚人事實，才真真解開這些士兵膽卻的心理原因。這位大夫告訴我，他那晚在醫院幫忙救治傷員，包括解放軍傷員。傷兵告訴他，自己和戰友們剛調進京，立即接到死命令：三人一組，務於晚 10 點( ？我記不清了 ) 在天安門集合，遲到者按違令處理。發給的裝備是軍用誇包一個，內裝北京地圖一張，餅幹一包，礦泉水一瓶。從未來過京城的戰士也不會用這地圖，就向人打聽天安門怎麽走。老百姓一聽去天安門自然圍著不讓走，而身負軍令的戰士又急於執行命令硬走，衝突不可避免，能不打起來？大夫說, 然而這就是策劃者要的結局。隨行的便衣拍下這些軍人流血鏡頭，並立即發給待命執行晚上突擊的連隊。突擊隊被告知，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我們的戰友已遇難，有照片為證。原來如此。我一直不信傳言說士兵開槍是被注射了興奮劑的說法，認為是多數農村小兵盲從，沒想到有這妙法。可能因數日來進城士兵每被軟化，城市兵有臨陣脫逃. 我一朋友的朋友在南京訓練，進京令一到，知是不妙，讓家裏速發電報稱母病。因與指導員關係不錯，竟準了，士氣不振。用此法激起士兵的報複心理，看來是實現了，事後的宣傳更利用之作足文章，特別是崇文門被燒死的那位，單車小股戴著武器硬撞，被奪時開槍激怒人群，被推下天橋後又被燒死，看來也是同類死命令的安派，為激發西邊真正的清場部隊的士氣而推出的過河卒。可憐他到死不明白誰是真凶。
大概5點左右，一輛救護車從南邊馳來，到路口用喇叭喊道：請讓我們過去，我們是協和醫院的，來中日友好醫院接大夫，我們的外科大夫不夠用，我們的外科大夫不夠用，請讓我們過去。人們迅速讓開，接著是沉重歎息和議論。畢竟這裏的人們沒有見到流血事件，兵們又不停地表態，直到天亮未發生衝突。
六四到底死多少人，一直是個謎。協和外科大夫不夠用說明不是偶然傷亡，而是大開殺戒。我的這位當時在協和進修的朋友說，來協和治傷的士兵有二三十號，是二十九軍的。西邊進軍的是四十一軍，剛從老山前線下來。那個晚上一輩子忘不了。急診室的血怕有一寸厚，沒了手術室拖鞋的底。死的學生堆在哪裏，也有二三十號。從陸續來的傷員看，槍口有個由低到高的過程，先是腿腳傷，後是腰腹，然後頭胸。在協和第一個死去的學生是印刷學院的，搶救時隻見鼻子出血不見它傷，後發現子彈是由鼻子進入由後顱穿出，頭發一遮，不易看到。子彈的性質也是有橡皮的有真的。一女性被橡皮彈打中乳房，整個一青黑，當時痛暈。據說李鵬後來曾說，六四死人是應為橡皮彈不夠用。但這橡皮彈又一次誤導人們不怕死地攔截。有人中了真彈，別人還說是橡皮彈，不怕，接著上。這情形與我倆天後在校園裏碰到的一位騎車人的說法一致。那小夥子是個有心人，他說他騎車各處看看各校情況。問我校傷亡情況。我當時不知，沒聽說有傷亡 ( 後來證實死一男生 ) 。他又通報了其它消息，說死人主要在複興門一帶軍隊開進受阻過程中，而且市民為多，人們也不怕死似的。槍有往天打的，也有往地打的，也有照人打的。一排槍響，大家爬下，搶聲一停又爬起來喊罵對抗，或是憤怒追打。有人倒下不起，急救送醫院，其餘還上。我聽著很感動，直如古人言，“民不畏死，耐何以死懼之”！
和平裏的六四夜還算溫和而過，沒想到六五夜卻有一場小戰鬥。
六五白天，我不聽妻子勸阻，執意騎車 ( 交通癱瘓 , 想坐車也沒有 ) 沿三環路去昆侖飯店參加由國內發起組織的第一界國際腦電誘發電學術會。我與大會組織者平時有些學術交往，不去對不起人。另外，我知道，當時坐誘發電研究第一把交椅的一比利時教授應邀前來，不願失去見識一下的機會。一路上到也平靜。無多少行人車輛，也無大兵。人都來了會議照常舉行，但人心惶惶。老外不多，比利時教授與夫人上午露一麵，午飯沒吃就走了。據說已由飯店搬如使館，並將盡快離京。會議決定縮為一天，匆匆結束，讓外地來的速離。
我回來後，看到我們的十字路口被幾輛公共汽車圍圈，上有標語。大抵是血債血還 一類。最醒目的是西南角一樓上一行大字：絞死李鵬。入夜仍有人聚在那裏。晚上看新聞聯播 , 杜憲身著黑衣哭喪著臉播了天安門平暴成功雲雲，與前些天播廣場新聞的興高彩烈的樣子形成鮮明對照。大家議論的是淩晨對外廣播電台一男播音員居然大膽向全世界發布：請記住今天，中國政府開槍鎮壓和平請願學生。杜憲與這位我不知名播音員（現知是前外長吳學謙的兒子。後被捕）最終都挨整了。這兩小人物與攔坦克的那位一樣勇敢，注定會作為民心的代表載入史冊。
淩晨五點多，我再次被槍聲驚醒。這次是呼嘯聲，就在頭頂飛過的那種。 揉揉眼，天已麻麻亮。起來還是上樓頂。人很多。原來是戒嚴部隊掃蕩十字路口的集會者，似乎是以一網打盡的架勢。事後知道，離十字路口 米的東南西北四條路被封。附近的居民樓被警戒。馬路兩邊樹叢後伏著士兵，槍口對對麵居民樓的窗戶，有開燈的就喊不許開燈，關遲了就挨槍打。聽說中日醫院收了化工研究院一退休老幹部被窗外射進的子彈由天花版彈下而傷。因戒嚴部隊久圍不散，家人不剛出來送醫院，待天大亮戒嚴部隊撤後送醫院已失血過多而亡或是差點而亡記不清了。這次行動據說抓了十幾人. 記得後來北京日報也當戰果報告 。我們的樓遠一些在包圍圈外。當時居高臨下隻見在我校門附近馬路上伏著一個班的樣子，架一機槍，封了這邊的路。馬路對麵是化工研究院的高層宿舍。隻聽那院裏有手提喇叭喊話聲：居民們，我們是戒嚴部隊執行任務，隻抓暴徒，請把逃入樓裏的暴徒交出來，不然我們就衝進去搜查了。反複喊了多遍。最後衝進去搜查了沒有，不得而知。
讓人不能理解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一位騎車人由東駛來，緊接著一輛卡車駛來， 顯然不知前麵的情形。我們看到了，立即喊：別過來！回去！戒嚴部隊！開始沒反 應。好在是上坡，車速慢。後來我們統一發聲，終於騎車人反應過來，掉頭就跑。 卡車卻未停。隻聽噠噠噠，一梭子打過來，卡車玻璃穿了洞。人們驚叫一聲，完了！ 沒想到司機命大，兩分鍾後開門出來，趕緊往東逃了。我們一陣歡呼，一陣驚歎。 類似情景也一定發生在南麵的路上，因事後看到那邊一卡車停了好幾天，車邊有血。 如果說六四進軍廣場受阻而開槍還可以用妨礙公務為理由，那這次抓捕中濫開槍就莫明其妙了。起碼你該拉個不得逾越的警戒線。不教而誅太過份了。
很多人不信六四後三天仍有槍擊事件發生，不睹此事，我也不信。似乎戒嚴部隊認為北京全城暴動了，人人可能進攻戒嚴部隊，心裏以全市人民為假想敵。從和平裏這場抓捕看，戒嚴部隊是當一場戰爭來打的，根本不象在城市戒嚴。直到七月以後一切穩定我在前門大街看到一輛軍車開過車上的軍人仍平端著槍甚至朝下指著路人文革時解放軍製止武鬥時也沒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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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大數定理
六四是中國現代史上的特大事件。對峙雙方都無愧與“壯舉”這頂桂冠。學生與市民的參與規模超過當年的五四，和75年的46。可以說是史無前例。政府如此規模的調兵遣將平暴也是空前的。六四槍聲震驚了全世界。但與我，真正震撼心靈的是六四以後的見聞。
首先，我吃驚官方事後的寬容 （當然是外鬆內緊），至少北京沒有象以往政治運動那樣擴大化借機整人報功 (據聞外地有)。相反，各單位領導盡力保護自己單位的人。個中原因，一是當時那個氣氛，誰敢犯眾怒，那會被單位人罵死。那些天人們議論起來，除了罵就是罵，也不避嫌。二是趙紫陽講話後，很多單位領導誤判，不同程度地卷入。誰整誰呀。這也是民意的另一種表現。杜憲要是轉彎子早點也就算了。據說她拗著不檢討，天天一襲皂衣，滿臉喪氣。後來是上邊點了名，央視領導也保不了她，隻好下崗。我當時恰值祖父去世，回鄉奔喪一周，錯過了單位的學習反省過程。回來後要補寫個說明與認識。就是強迫表態，交待自己這個月的行為和對“平暴”的認識。我不知該寫什麽，室頭兒拿一份樣本叫我參考，並說不該說的別亂說，是暗示我別說去過廣場之類話。我其實心裏本來也不支持後來學生的僵持直到激化到流血，也沒參加過遊行，好交代。但我看樣本上那些文革式語言表示擁護“平暴”的話還是很不舒服，就笑了問，這誰寫的，這啥意思？旁邊有位居然插嘴道，就是說是順奸不是強奸。我基本照抄了事。當時上邊的方針明顯是要淡化事件，穩定民心。人們說老鄧上了陳希同李鵬的當，似有悔意。根據後來先黨內後黨外傳達的文件，聽話聽音，我覺得老鄧與老毛得區別在經濟方針上而不在政治上。他與老毛一樣敢動大批人命。他不是悔流血，而是事後發現對局勢的嚴重程度高估了，殺雞用了牛刀（比毛 低 了一籌，沉不住氣），但 他 認為 ： 這次不解決遲早還要發生，早解決更好，趁我和老同誌還在(鎮得住)，犧牲一批，換二十年穩定 (太子們一定感恩老爺子英明。試想要發生在近年，怕真鎮不住，當時就有三十八軍軍長抗命，與七帥上書。而近年則下層軍官鬧軍隊國有化，不願涉入內政)。這話我在當時不信，老鄧你能活幾年，能預料你死後的事？矛盾激化到這種地步，特別是緊接東歐巨變，覺得世界潮流不可阻擋，十年之後中國政治轉型應該是順理成章。然而，十年後，我卻給這個預測又加了一倍--40年。我自己與朋友私下議論時，提出個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大數定理。
這個大數定理其實不是我的，而是忽然明白了“大人物”的話要認真對待。一直納悶老鄧在搞農村土地承包時說“五十年不變”；又在談香港政策時說“五十年不變”。覺得能預測社會變化五十年，真神，我不信。隨著年令的增長，當我把西方人對紅色政權的和平演變發生在第三第四代身上的預測與老鄧的聲明聯係起來時，才領悟什麽叫時代變化。時代變化不是時裝變化。時代變化以“代”記時！東歐巨變應驗了西方政治家的預言。而我們還在第一代半時就想實現民主政治，為時尚早。當時我們還在赫魯曉夫時代。黨內對前期高壓的反彈，讓熱血青年以為一切都該舊貌換新顏了。其實，赫魯曉夫糾正了前麵的錯誤，緩和了矛盾，隨之邇來的是王朝的中興期，而不是改朝換代。曆史有它自己的規律，它不是不服從道德律，而是有一兩代的滯後期。 就是說，當代人認為這事不合理了，但無法改變，要等後代去完成(劉少奇的農村政策要等鄧小平時代搞，趙紫陽的初級市場經濟策劃要等朱熔基時代搞。胡耀幫的政改思路不知何時搞)。曆史有點殘酷。
那末，怎麽計算一代的時間。一代不是一任領導，如果不是終身製。之所以按代記，是因為每代人的價值觀不同。傳統的代以三十年計。現代社會思想觀念變化快，傳播交流速度快，所謂代溝時差縮短了，一代也要20年，不少於15年吧。如此算來，若和平演變發生在第三第四代，也就是說紅旗可以打60－80年。蘇聯打了70年（1922－1991）。中國也逃不出這個大數定理。明確提出“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是赫魯曉夫後的第四任（近30年後）。中國的現代化政治，怕也要到老鄧後第四任開啟，如果正常的話。以目前中國新生代青年的政治觀念概貌看，我覺得還要悲觀點。還有朝鮮為例，第二代還沒結束。小時看古書中說某王朝“天數已盡，氣數未盡”，以為迷信。其實是指民心已失，但仍有力量維持。
我一直是個不關心政治的人。六四後才開始思考所謂的國家大事。六四後的見聞讓我吃驚這個民族的複雜性，特別是出國後的見聞。
六四後不久，我去一商店，偶然聽到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售貨員於櫃台外比她大幾歲的男人聊六四。她說，“誰上台又怎麽樣”？我以為是議論趙和江的上下，可我吃驚地聽到的是：“學生上台就會好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民間有人真的以為學運是奪權上台。這可是在北京，以她這樣的年齡，又在北京親眼目睹當時的情景氣氛，應該清楚，學生們之所以請願就是因為對黨還抱有希望，希望黨能加速民主法製這個近年來黨一直自己在高喊的口號。學生們什麽時候有過上台的口號和上台的組織準備？連對王丹的反革命罪的判決書裏也沒這一條。官方也隻是說鬧下去要被敵對勢力利用了。而不知何時起，海外一些反思文章也把學運與暴力革命劃了等號。本來這次學運最可貴之處就是脫離了暴力革命和文革“造反”的模式，高揚和平請願宗旨，學生的請願是以下跪呈請願書開始的。 鬧到絕食，是雙方互動的結果。在六月四日前沒有任何學生的打砸事件。朝天安門老毛像扔墨汁瓶的湖南人，還是學生糾察隊扭送公安局的。真不知暴力革命說從何說起。要說被利用，也是黨內兩派在爭相利用以推倒對方。學生們被改革開放的假象迷惑，以為在政治上也時代不同了，不會再有暴力鎮壓 (他們好象不知 道 魏京生的結局)，所以很無畏的樣子。鬧大了，官方強硬不理，學生市民從失望到憤恨有個過程。學生領袖害怕秋後算賬，一定要討個說法才罷休。如果沒有4.26社論刺激，激進學生領袖也號召不起繼續示威。按趙紫陽方針明確否定了4.26社論，而不是戒嚴，運動便缺乏新刺激點，以上街為形式的運動已經搞不下去了。六四悲劇是雙方在恐懼心理下各不讓步，一直走向最糟糕局麵。89學運比前兩年規模是大，又在北京，但真正成全了它的曆史知名度的因素是官方太重視了，不斷加溫加壓，最後以六四的槍聲定性，非說他們是造反英雄不是發牢騷的書生。我沒有絲毫要貶低六四熱血青年的道德勇氣和學運的曆史意義的意思。青年人的赤誠進取的一麵永遠值得全社會尊敬和珍視。沒有青年的熱血沸騰，社會就失去活力，談何發展進步。激進是青年人的本性，如果他們因此犯了錯誤，應該責問大人們。我一直不知柴玲那個引起爭議的談話錄的內容細節。剛才GOOGLE了出來，讀過，仍不減對她的敬意。看來她當時已經在恐懼心理的支配下，覺得沒有退路了，鬧大了才有救。她們最後是以鬧大了求生，那裏還有推翻政府的心理和組織準備。她曝光了自己的求生本能，抵消了她自己的道義形象。這一點她該懺悔。其實她是矛盾的。在與父親的對話中，她有犧牲和坐牢的準備。無論如何，她最後還是留在了廣場。我想起了一篇網文，一位女士寫的回憶錄中說，她問自己老革命的母親，你們那時怎麽搞學運？母親說，我們黨員不出麵，隻是鼓動積極分子出頭。相比之下，柴玲作的不錯了吧。不禁想起盧梭在懺悔錄裏話：“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麽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麵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麵前來！。。。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麵，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
另一個讓我吃驚的是，農民根本不理解學生在幹什麽。我在家鄉見了我的初中同學。他們不解地問起六四：
“大學生們到底在幹什麽？造反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我說，他們要民主。
“民主是個啥”？
我真不知該怎麽簡要解釋。我說，就是法治。
“共產黨也有法治呀”！
我說，還有你可以選舉村長鄉長縣長省長國家主席。
“那那兒行，選舉也是人家黨內的事。共產黨的天下，那能讓你選你的人。那還不是反了，自古都是要殺頭的。大學生念書念傻了。”
我很吃驚，我與他中小學受一樣的教育，黨一直教育我們說國家是人民的，可他這個人民之一怎麽就從沒認為這國家是自己的？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農民，腦子裏不該隻有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思想，隻有自己被統治的概念，沒有公民感，沒有任何現代國家現代政治的概念。 現在看也不奇怪。連已在民主國家生活了多年的許多海外學子都一腦子農民意識。有位我一直尊敬的海外網友，博學多才，他的其他見解都很正。唯獨腦子裏沒有現代國家意識。他覺得天下是共產黨的，怎能拱手讓給他人。他及其反感學運與海外民運，認為他們上也未必好而且更糟。這種觀點很有點代表性。
現代國家現代政治的理念是，國家屬於這片土地上的公民所有而不是當政者所有。政府隻是受委托的經營者。公民有基本人權和參政權。社會正常運轉與社會公義靠法律維護，而不是靠權力維持。“造反”或“顛覆國家”這詞是沒有意義的。一般人們有所抗議時旨在修改法律，而不是更改國體。當政者不稱職被趕下台也沒有你死我活的感覺。因為本來也沒認為國家是他們家的。當政是有利益，但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也就不會死守。
民主政體下，人民不信任政客，但又需要專業政客。人民不在乎他們是投機還是作秀，隻要他們辦有益的事。就像你買房子請的AGENT和律師，你很在乎他的人品？你要他是聖人？如果你認為民主理念對中國人民是有價值的，那麽學運對民主的追求就是有曆史意義的。至於某些學生領袖是不是政客，是不是好政客，那是另外的問題。攪在一起不是思維混亂就是混淆視聽。難道倡導民主的學生領袖不是好政客，民主本身就沒價值了？古人還知道不“因人廢言”呢！這種思維混亂明顯地反映了中國人期待聖人的人治思維，而不是法治思維。人治是期待清官為民造福，民主是每個公民去護法強製官員為民造福。撇開民主製度本身不談而談民運領袖，說明你是在追求青天大老爺賜福。能賜你就能奪你，因為不屬於你，你還是奴才。當我與一位老外聊到中國人自古希望有好官，他說我們也希望，但上帝不給，好官是靠大家用法律和輿論打造出來的，要等上帝賜予，是懶惰。有好官你太輕信了，他就要變壞了。民主製度下一個普通人的理念是打造良官，而我們卻在被官員打造良民。
這裏還另有一個誤區。中國的學而優則仕傳統是人治思維的禍根。知識分子從政，讓人們期冀他們會是聖主清宮，導致了優質人治的假象。知識分子本是思想者，是社會良知。知識分子從政就導致社會良知與社會操作合一，最後良知必被權力收買腐蝕。不肯低頭者必被邊緣化。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獨立人格，就在與社會良知與社會操作沒有分工。網上常有人拿“作點實事勝於高談闊論”為理由批評理論探討。其實，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就是探討，最好隻高談闊論而別去行動。理論是理想主義，也必須高舉理想主義旗幟，才能為社會提供真善美的標尺，但操作是現實主義技巧，可以有很大誤差。再好的技工也不能作出與圖紙沒有誤差的零件。知識分子保持獨立就是保持質量檢查員的權利。設計兼操作，難免不在操作不合格時為擅改圖紙。最終是社會失去良知。這就是我們目睹的官場政治腐敗，民間道德淪喪。海外民運怕也犯同樣問題。我以前不在北美，也沒關注民運組織，不知海外民運為何落得名聲不佳。我認為理論家最好與民運組織分開來，保持理論引導和批評的獨立性。如果你身在組織，你就失去對民運組織批評的獨立性，既不利於糾正民運組織的錯誤，也不利於民主理念公信力的建立。黨派組織讓政客們搞為好。
回到對89學運的評價。學運就是學運，與任何請願示威一樣，它本來是在法治框架下表達民意，敦促官方改革以解決有關問題的方式。它沒有違反憲法，但違反了北京市遊行示威法(未申請)。違反北京市遊行示威法該判什麽罪，我沒查過，但肯定不是死罪，也不會是關押4年以上吧？當時判他們反革命罪。現在這罪也被剔出刑法(就這點，難道還不該給他們平反嗎？)。因為革命已經沒法定義了。按馬列主義理論，革命是推動社會進步，反動是阻礙社會進步。民主也是馬列毛理論裏的進步價值呀。推動民主是反動似乎說不過去。很快高層就稱六四為“風波”或“事件”，而不是“暴亂”了。有意思的是官方在公眾場合對六四評論的趨緩與海外華人對六四評論的趨嚴形成鮮明對照。我始終不解海外華人怎麽了？一個解釋是六四後軍訓教育下的一代出來了，他們接受了中宣部的教育。主要理由就是動亂不好，民主會影響經濟發展，如俄國。今天的經濟發展是鎮壓的結果。這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民主許諾保證的是人權與社會公義，並不保證經濟。經濟有自己的規律。印度民主得早，但經濟一直不行。俄國當時的經濟本來就不行了。是經濟形勢逼政治轉型，是轉型暴露了經濟問題，而不是搞垮了經濟。當時一位訪俄歸來的教授說，獨聯體的經濟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麽壞。後來休克療法效果不好，是方案選擇失誤，與民主體製無關。同樣，集權也不能保證經濟發展。否則，毛澤東時代應該經濟最好。中國這些年的發展，恰恰是形勢逼迫經濟轉型的結果，而不是當時保守派堅持計劃經濟的結果。也就是說 是 人民要求改革的結果。老鄧在經濟上是名符其實的走資派，他走的結果是於國於黨皆有利。相信那些保守派也因此獲益匪淺，成為首先富起來的人。政治上的改革，保守派恐懼，恐失去執政權。其實是心虛。中國現時還沒有一個政黨能與共產黨競爭。人民的不滿就在於腐敗與不改革。如果老鄧事後象台灣蔣經國那樣自己啟動民主改革，一定會同台灣一樣贏的民心，真正被人民選上台。那他就是中國的華盛頓了。可惜他不是。不是一時糊塗，而是一開始就不是。當胡耀 邦 等為他的複出否定了華國峰的“兩個凡是”，而他卻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四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時，一切都已成定局。 胡耀邦還幻想政治體製改改，卻不知自己的悲劇在一開始就注定了。 早在老 鄧 剛複出時，陶鑄女兒陶斯亮回京進見，談了一下午。陶斯亮建議鄧徹底否定老毛，開創新時代。老鄧笑笑說，小娃娃不懂政治(陶斯亮回憶錄)。可見老鄧根本沒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理念開創政治新時代。如果說一開始他還沒料到經濟改革的巨大好處，那麽後來他看到了。既然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未來國家資產怎樣重新分配是個大問題。自己這代革命者鬥爭了一輩子，奪來的江山，這國家資產不能落入外人手裏。如果說早先抓魏京生是出於政治考慮，那六四就主要出於經濟考慮了。人們說他聽了李鵬陳希同的，我到覺得是聽了他自己子女的。反腐敗，首先就反到他的子弟頭上。六四槍聲就是為腐敗保駕護航。明確告訴官員，隻要政治可靠(組織部的首要標準)，就可以分一杯羹。事實上越腐敗越形成共同利益集體，官官相護。子孫害了老鄧。如果老鄧象老毛沒了兒子可能會鎮壓後同時說出，嚴打一批腐敗分子保二十年穩定。老毛殺劉青山時就是這麽說的，殺劉青山保二十年清靜。如果那樣，現在會是什麽局麵？到真是可能有點和諧社會的樣子和中國特色的新路子了。就算退一步，腐敗就腐敗，撈金錢好處就撈吧，但整體上對底層民眾的人權和生活醫療保障加以關注，個案上打擊欺民惡霸官僚(撈錢可恕，欺民難饒)，於民於黨於國都好。可發展到體製性腐敗，誰想不腐敗也不行了。現在二十年到了，老鄧的預言實現了，城市的國家資源重新分配基本完畢(下一步是農村的土地)。社會矛盾也積累到最大化。胡哥作為被鄧指定的接班人如何化解鄧的這些後遺症，真是個考驗。不知鄧有無錦囊妙計密受。中國又站在十字路口，令人堪憂。目前的狀態，高層想嚴懲腐敗也難了。能做的就隻有象溫總理那樣打補丁式的安撫下層。那裏出事那裏補。而下層的抗議，或許避免大規模衝突的著眼點應撇開政治體製改革的敏感點，而聚焦人權與法治。就象孫誌剛事件解決收容製度那樣，一個一個具體問題去攻克，容易得到最高層認可。因為很多也是他們頭痛的問題。比如這回地震校舍的問題，就應促成提高全國學校建築標準的規範化法律化，不使同樣問題重演。
其實，開鎖的鑰匙，老鄧拾起過，隻是當上太上皇後就把它撇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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