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

首先聲明, 西藏獨立是不可能的. 二戰後西藏未能象外蒙古那樣獨立(蘇聯搞的鬼),今天就更是白日夢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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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麵看，西藏問題是一個曆史問題，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與他的10餘萬追隨者的問題。但是實際上，真正的西藏問題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內。

　　讓北京不能不重視的是境內的藏人。他們的人數是流亡藏人的幾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國版圖的四分之一。他們是情願臣服，還是心存敵意？是甘當順民，還是有一天會揭竿而起？這對北京才是真的西藏問題。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心的問題。正是由於擔心境內藏人與海外藏人聯合，北京才對流亡藏人有所顧忌。如果境內藏人真都像它說的那樣“心向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大家庭”，它早就會視流亡藏人為無物，不當成問題了。同樣，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內藏人呼應，也早就會瓦解，失去國際輿論的支持，自生自滅而被曆史遺忘。
　　
　　北京當然最希望有這樣的結局，這也是它對“六四”流亡的中國人所采取的策略——離間境內中國人與其的呼應——並取得了相當成功。然而對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著一個達賴喇嘛，他不是一個可以被醜化和遺忘的人，而是一個關係到全體藏人生命意義和人生追求的“菩薩”。世俗的實力、軍隊和政治手段在那樣的菩薩麵前，幾乎無計可施。
　　
為何人心與“發展”背反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點一直是發展經濟。鄧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壞的標準是——“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1。目前在西藏執掌最高權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區第一書記陳奎元，進一步概括為——“黨中央國務院動員全國人民支援西藏，幫助西藏加快發展，扶持藏族人民脫貧致富，這是中國共產黨最現實、最具體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經濟上給藏人最多好處的時期，1997年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是1952年財政撥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錢之事，來源幾乎全在北京。離開北京供養，西藏現有的社會體係（至少是城市）連幾天都難維持下去。1997年北京給西藏自治區的財政撥款是33億9776萬元，西藏自己的財政收入是2億9537萬元，而西藏當年的支出是38億1952萬元4。如果沒有北京給錢，西藏的赤字將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區1997年人口數計算，北京給的錢平均到每個人為1410元。5而當年中國至少有5個省（甘肅、陝西、貴州、雲南、青海）的農村人均收入低於這個數字。6也就是說，西藏人即使什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幾個省的幾千萬農民一年幹到頭要多。
　　
　　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時，北京當作禮物分別送了“四十三項工程”和“六十二項工程” 給西藏，總價值近50億元，而且是指派中國內地的各省市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後，北京還指派10個中國內地省市對西藏長期“對口支援”，無償提供幫助。全中國隻有西藏的農牧民免收農牧稅。西藏城市雖有收稅，但是收上的稅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給西藏的優惠政策經常讓中國其他地區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進口稅曾經遠低於其他地區的進口稅（汽車在其他地區進口稅率為100%，西藏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區賣進口批件就發了不少財。一大批西藏企業和老板當年就是利用這個政策完成原始積累的。
　　
　　諸多優惠條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經濟增長超過10%，高於全國水平；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19.6%；農牧民純收入年均增長9.3%（1991年－1997年）。7這不光是紙上數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處目睹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無論農村和城市，遍布新蓋的民居。拉薩等城市更是變化驚人。從文化角度如何評價另說，以方便舒適論已可以和中國內地媲美。在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方麵，可以說今日西藏超過曆史任何時期。西藏百姓對此也普遍承認。
　　
　　然而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並沒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樣獲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來越向沒有給過他們一分錢的達賴喇嘛靠近。雖然這些年已經很少發生80年代那種街頭騷亂，西藏表麵似乎平靜，但是隻要深入到藏人中間，他們的心在哪邊卻隨時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轉經路上隨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廟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隨時都能聽到誦念“傑瓦丹增嘉措”、“傑瓦益西洛布”之聲——那是藏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祝福達賴喇嘛平安長壽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禱。一個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國當紅歌星朱哲琴為她大獲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薩大昭寺現場錄製音響時，隨機選錄了一位藏人老婦的祈禱，直到唱碟已在全球發行，才被聽出那也是祝福達賴喇嘛的祈禱詞。在一些宗教日的群眾場合，更有藏人不顧禁令集體為達賴喇嘛祝福。今日年輕藏人中最重的發誓是對達賴喇嘛發誓，而藏族兒童名字中有“丹增”二字的近年劇增，也是因為這一世達賴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無論什麽事，隻要是北京與達賴對立的，絕大多數藏人肯定支持達賴。對班禪之爭，藏人普遍拒絕北京的班禪，隻認可達賴的班禪。噶舉派法王噶瑪巴被北京作為“統戰對象”時，在藏人中間的威望遠不及他投奔達賴喇嘛以竽茄?摺Ｆ砬蟾諒臧突び擁牡淮試?粗輝詬輛倥傷旅碸杉??諒臧土魍齪笤蟣榧安氐亍Ｏ衷詡負趺扛霾孛竇依鋃脊┓罡諒臧駝掌?Ｋ?捎謨氡本┚雋訊?右桓黿膛閃煨湟輝境晌?鶻膛曬餐?郵艿牧煨洌?⒈徊厝斯惴旱厥遊?錮道?鏤蠢吹慕影噯恕?br>
　　正如噶瑪巴寧願舍棄北京鋪就的錦繡前程而去流亡一樣，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樣選擇。陳奎元書記對此有這樣的講話：
　　
　　“近些年來，多次發生幹部、新聞工作者、知名演員、企業經理等人，叛國外逃。他們有的直接投入達賴集團，有的加入西方敵對勢力的反華圈。有的人長期受到黨和國家的精心培養，現在成了惡毒地反對國家統一、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華民族的分裂主義集團的骨幹。”8
　　
　　陳書記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講，足以說明情況。每年還有成千上萬的藏人冒著死亡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去印度投奔達賴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員（甚至包括高級軍官）一退休立刻轉經拜佛，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而那些從小被送到內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為民族情緒激烈的反對派。
　　
　　一位藏族官員從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熱情的追隨者，連耕地時都在自家耕牛角上紮起五星紅旗，每天把家中農奴集合起來宣講革命，為此他得到一個“加米”（藏語：漢人）的外號。就是這樣一個“加米”，現在被當局劃入“民族情緒嚴重”之列受到批判。從“加米”到“民族情緒嚴重”，這一戲劇性的變化說明什麽？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談過，這裏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質的和經濟的，也決非是靠“發展”能夠解決的。他的生活很不錯,房子寬敞，設施現代，子女都屬當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談起政治方麵的話題，他就表現得心情壓抑，情緒激烈。
　　
　　他告誡我，如果認為現在比“騷亂”時期穩定就錯了，當年鬧事的主要是僧侶和一些受煽動的青年，現在則是幹部、知識分子、國家職工都成了反對派，目前的穩定隻在表麵，一旦有一天鎮壓不住，起來鬧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達賴運動

　　為什麽北京為西藏大筆地花錢，卻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種，但是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與達賴喇嘛的敵對。達賴喇嘛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他代表的是維係西藏五百多年的達賴世係和達賴體製。在藏人的轉世觀念中，與一世達賴為敵，就等於與全部達賴世係為敵，也就成了與整個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為敵。如此，再給錢能有什麽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達賴拉到自己一邊，那時一直有一個“爭取達賴集團和國外藏胞回歸祖國”的工作項目（簡稱“爭歸”），並設立了專門機構。“爭歸”沒取得實質進展，原因在於雙方的差距實在太大。北京允諾給達賴的隻是恢複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虛職，不允許他回西藏，也不允許他兼西藏的職務，9而達賴要求的則是整個“大西藏”在民主製度下實現“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沒有了對話的基礎，更不要說取得進展了。
　　
　　為了打破僵局，達賴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對北京施加壓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讓步。他成功地實現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他自己也在那個過程中成為當今國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麵，80年代末期拉薩出現街頭抗議和騷亂，當局進行了流血鎮壓，並最終實行了長達419天的軍事戒嚴。這些都導致了西方社會一邊倒地站到了達賴喇嘛一邊，“西藏問題”也成為西方國家經常用以批評北京的話題。然而這種壓力沒有換來北京讓步，反而使它失去“爭取”達賴的耐心，態度轉向強硬。它不僅把達賴在國際上的活動認為是敵對行為，而且把西藏境內的鬧事也歸咎於達賴喇嘛。其藏事官員的說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後拉薩發生的幾十次大小騷亂，達賴不僅發表聲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錢出人進行組織策劃。可以說沒有達賴的公然支持和策劃就不可能出現在拉薩‘打、砸、搶’的騷亂，就不可能出現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這種地步，北京才開始意識，它對西藏的“撥亂反正”結果使它陷入了一個怪圈：藏人是一個宗教民族→宗教性質決定信教者對宗教領袖無條件服從→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領袖→同時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領袖。按照這個怪圈的邏輯，隻要給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對達賴頂禮膜拜，達賴以宗教領袖對藏人的精神影響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人反對北京的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轉化為他的政治資源，這使北京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陳書記對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領域為達賴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義在政治上就獲得了廣闊的空間，我們必然處處被動。”11這裏所說的“精神”其實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詞。
　　
　　顯然，重新禁絕西藏宗教已經沒有可能，破這個怪圈隻有從達賴本人著手。1994年北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從此治藏路線轉為強硬，達賴被當作了“打蛇”必須先打的“蛇頭”12。1995年達賴搶先認定班禪後，北京更是將其徹底視為敵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這樣為達賴定性：
　　
　　“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13
　　
　　然而由於達賴喇嘛與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關係，反對達賴的運動必然不會隻限於他個人，也不可能隻限於政治，而一定會延伸到整個西藏宗教。例如要對達賴進行“揭批”，所有寺廟和多數藏人家卻都供奉著達賴像，每天對其朝拜，如何“揭批”？於是便下令收繳和銷毀達賴像。這樣一個似乎隻有古代社會才可能有的行為，卻大張旗鼓地於1996年開始在整個西藏實施。最先的反抗來自格魯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獨立”砸毀了駐寺廟的警察機構；拉薩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則以停止佛事活動，關閉寺屬學校，反鎖寺廟大門等行動進行抗議。
　　
　　麵對反抗，陳奎元書記這樣思考：“達賴集團滲透最嚴重、最廣泛的場所是寺廟，這裏是他們施展陰謀、隱蔽藏身的場所，也是他們的追隨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廟，就無法製止達賴集團亂藏禍國的陰謀，西藏勢必國無寧日。”14他因此下決心將寺廟“從達賴的操縱下拖出來”15，具體所做就是對寺廟進行“清理整頓”。由黨政官員和公安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寺廟，僧侶被要求人人過關，接受審查；眾多當局不信任的僧侶被趕出寺廟16，遣送回鄉，還有一些關進監獄；留下的僧侶則必須公開表態反對達賴；製定了限製寺廟活動的規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廟，限定寺廟僧人“編製”，禁止寺廟之間串聯，在寺廟以外不許宣傳宗教等，甚至活佛轉世都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寺廟自主名存實亡，政府官員被安插進寺廟管理機構，任何決定都得通過他們。
　　
　　運動的擴展沒有到寺廟就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黨員、幹部和國家職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許信仰宗教，還要把達賴當作敵人，每人家裏除了嚴禁掛達賴像，還不允許設經堂佛龕，不許請僧侶念經，不許做佛事，不許掛宗教性標誌，不許讓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辦的學校上學，違反者要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退休者扣發退休金，學生則不予升學。西藏自治區目前有6萬多幹部，9萬多黨員，15萬職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們的家屬，總的算起來，受這些規定影響的藏人超過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單位經常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闖進職工家檢查。今年的薩噶達瓦節（藏人最重要的宗教節日），當局甚至要求各單位專門派人到宗教活動場所“蹲點”，監視有無本單位人員出現。還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規定不許電視台出現經幡畫麵，結果西藏的電視記者和其他省赴藏記者一起采訪時，外省記者專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經幡顯示西藏特色，西藏記者卻要到處找拍不到經幡的角度。
　　
　　對沒有公職的老百姓，當局無法不允許他們參加宗教活動，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節日除了拜佛，人們還要玩林卡、會友、喝酒、打牌等，女人們則在那時展示自己的服裝和首飾，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動場所重重設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馬上離開。恐懼使節日的歡樂無影無蹤，任何一點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帶來牢獄之災。
　　
　　總結當局的思路，在無法重新禁絕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試圖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兩個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兩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陳奎元書記說：
　　
　　“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我們對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眾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導，那就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許多人會由於宗教信仰而被達賴引入分裂祖國、危害社會穩定的危險境地。”17
　　
　　因此對宗教，他要禁止“與社會主義不相適應”的部分；同時藏人中凡是“拿工資”的，也一律不許信教——吃黨的飯就得聽黨的話。然而宗教是一體的，經曆了千百年構建，牽一發動全身，如何是一個自身難保的社會主義所能要求適應的？而在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今日世界，又有什麽手段能把一個民族再分化成對立的兩端？盡管砸飯碗的威脅可以暫時嚇住一些藏人，但是飯碗不是人心，人心卻可能因為威嚇離得更遠。
　　
　　況且，這種分割更像是權宜之計，陳奎元書記在各種場合講話中所透露的“有神論與無神論，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19、“宗教並不是正確的世界觀”20、“要向宗教唯心主義爭奪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等信息，對宗教信徒而言已無異於是對宗教的公開宣戰。而西藏當局目前推動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視為有計劃、有係統的對宗教的消滅。對此，走馬觀花的旅遊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動似乎都在正常進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脈——被稱為“三寶”的佛、法、僧卻都受到遏製和摧殘。除了前麵講的“整頓寺廟”，西藏宗教界最擔憂的是當局對講經弘法的封殺。宗教失去哲學思想的傳播，百姓的信仰隻能停留在形式與迷信層麵，無法了解宗教真諦，由此必將造成宗教衰微，還有奢靡之風的興起與社會風氣的敗壞。同時，宗教界內部的理論研習與傳承也無法正常進行，宗教儀軌或被取消或被限製規模，宗教學位的考試也已十幾年不批準舉行，目前西藏境內的僧人在宗教造詣上遠遠落後於國外。不滿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麵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覽館，而隻讓老百姓點燈磕頭的宗教自由，作用隻在於欺騙外國訪問者21，還不如沒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線日趨強硬，“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成為所有行動的指南。然而“萌芽”無可衡量，“消滅”也就可以任意進行，則會成為苛政的溫床。西藏現在表麵穩定，人們甚至不再表達異議，卻不說明問題已不存在。鄧小平先生說過這樣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如果人表達不滿，說明他們認為能通過講理解決問題，當人什麽都不再表達時，則是認為已經無處講理，唯一能被聽懂的隻剩暴力！
　　
達賴喇嘛與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無神論視野中，達賴一無軍隊，二無地盤，隻是一個“穿著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東奔西走，從事政治活動的老喇嘛”22。然而這世界不光僅僅有權力。權力隻能管有形的事物，達賴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對於宗教，權力是最無能為力的。曆史舞台上權力轉瞬即逝地輪換，宗教卻經受千年風雨而屹立不倒。北京應該認真思考一下，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為什麽從沒見過他的境內藏人仍然對他狂熱崇拜和信仰？那並非是個人的作用，而是達賴在西藏宗教中的製度性地位。達賴是藏人心目中觀世音菩薩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曆史的支點。沒有達賴體製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構，為佛教思想所滋養的西藏文化也無從談起，所以對藏人而言，達賴體製絕對神聖，不容褻瀆。
　　
　　北京反對的雖然僅是流亡印度的這一世達賴，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轉世之說，達賴喇嘛至今傳承十四世，並非十四個人，而是同一個觀世音菩薩的靈魂依附於不同的軀體，因此不能把這一世達賴和以前的達賴分開。北京如果堅持說它反對的僅是目前這一個“分裂祖國”的丹增嘉措，與前世諸達賴無關，就等於否定靈魂的輪回轉世和佛教精神延續不滅的學說，也同樣否定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因此它無論如何不能在宣稱尊重藏傳佛教的同時，又在反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問題上自圓其說。
　　
　　佛教認為，生命在六道輪回中循環流轉，是個不斷經受痛苦的過程，下地獄等自不必說，即使是物質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煩惱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脫之道就是修煉成佛，方能脫離六道輪回的苦難，得以在極樂淨土永享安樂——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終極意義與目標。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於皈依上師。所謂上師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們為了普度眾生，自願放棄在佛界享受安樂，忍受往複轉生之苦，屢返人世引導眾生獲得解脫。上師是信眾與佛界之間的橋梁。按照藏人的說法：“沒有上師，就算所有的佛都對我們微笑也無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禱首要表達是皈依上師，接著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師的地位至高無上，除了佛陀釋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師。
　　
　　上師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傳統地位分為不同等級。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與世俗的領袖，等級最高，在傳承上是所有上師的上師，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從，因此追溯起來，達賴喇嘛就成為每一個信奉藏傳佛教者（幾乎是全體藏人）的根本上師。
　　
　　在藏傳佛教中，離開上師的教導是修不成佛的，將永無解脫地在痛苦中輪回，可想上師對藏人是多麽寶貴；而在日常思想行為當中，對上師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學佛法和所行修煉前功盡棄，而且還要墮落地獄，可想這對藏人又是多麽不可接受。他們有這樣的戒條：“寧可割掉舌頭也不能批評自己的上師，因為上師代表著佛陀本身，誣蔑上師就是誣蔑佛陀”。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知道有沒有可能在藏人中間打倒達賴，以及逼迫藏人對達賴進行攻擊會引起何種反應了。
　　
　　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的主持恰紮?強巴赤列活佛當年是全國政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平時對北京表現得絕對順從，以至被有些藏人罵為“藏奸”。十世班禪去世後，北京放心地讓他負責尋找班禪轉世靈童。在這個關係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則的大事麵前，他內心最效忠的是誰就考驗出來了。他暗中把尋訪靈童的每一步情況向達賴喇嘛匯報，最終使達賴喇嘛得以搶在中共之前確認班禪轉世靈童。惱羞成怒的北京將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後悔。他說：“我是受了比丘戒，並由達賴喇嘛灌頂的。我必須服從灌頂上師的意誌，否則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為了宗教獻身。要他們把熱愛世俗政黨與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違背宗教的本質，反而是為了實現宗教目標犧牲自己，才是他們追求的光榮。
　　
　　因此，北京指望通過打倒達賴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無法實現的目標，反而隻能不斷加劇藏人的仇恨。在“整頓寺廟”的過程中，很多僧侶寧願被趕出寺廟也不按工作組的要求對達賴進行公開攻擊，但他們必定把逼迫他們侮辱自己上師的力量視為魔鬼。有公職的藏人一般比僧侶容易屈服，因為他們的生活命脈掌握在當局手中。流行的說法是“今世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但是他們無法平衡這種衝突，因為今世口打妄語，必將導致來世（甚至累世）的報應。從這個意義上，共產黨給的工資等於是送他們下地獄的路費。在他們中間，普遍為此感到內心痛苦，而且轉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達賴喇嘛多次表示體諒境內藏人在被迫狀態下對他進行的攻擊，以減輕他們的內心壓力，同時也更使他們心向達賴。
　　
　　今日西藏寺廟雖然看不見公開懸掛的達賴像，但是僧侶們往往把達賴喇嘛的照片放進佛像所穿的衣服裏，或者是用哈達包住放在佛龕之中。公開場合則到處是觀世音像，那是達賴像的替代品，因為人人都知道觀世音就是達賴喇嘛。至於在普通居民家，達賴喇嘛的照片仍然幾乎家家都有。而達賴喇嘛講話的錄音帶和錄象帶到處秘密流傳，即使是在偏遠的西藏農村，很多人也是每天聽達蘭薩拉的廣播。
　　
　　企圖讓人民“淡忘過去”或企圖“淡化宗教”都屬於古典思維。古代可以實現“淡忘”、“淡化”是因為信息可以壟斷封鎖，今日卻沒有任何強權能夠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將被現代傳媒不斷地強化、流傳，乃至扭曲，永不遺忘，即使一時被擱在了一邊，隻要一有機會，隨時就可以鋪天蓋地，卷土重來。
　　
　　今天，以再大的聲勢反對達賴，搞得再猛烈，再堅決，難道還能比得過文化大革命嗎？想一想文革時西藏宗教被摧毀之徹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複興之蓬勃，那樣暴烈的革命都沒將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崇拜鏟除，眼下這些“清理整頓”、“開除公職”又能指望有什麽效果呢？
　　
　　中共人士對此不理解，陳奎元書記就抱怨：“這些年，我們花在修繕寺廟的錢比花在修建各級黨政辦公設施上的錢還要多。在我區有些地方，寺廟比和平解放初期還多……宗教組織和人士也應當知恩報德，不應縱容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宗教的名義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質在於精神，不是僅僅給予物質就可以滿足的。北京把人權等同於“生存權”，錯誤就在這裏；把“發展經濟”當作民族政策是一個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這裏。民族政策的關鍵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買得到心。“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其實一點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對此這樣說：“他們（中國人）也許為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後一件卻是要殺了我們。是否我們還要感謝他們，要對他們感恩戴德？”25那被說成“要殺了我們”的事，其實就是對西藏宗教的扼殺，因為藏人沒有了宗教，也就等於沒有了生命。
　　
西藏問題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時間解決問題，反正西藏在手，槍杆子在手，達賴興不起大風浪；國際有求中國大市場，誰也不會真跟中國鬧僵，因此盡可以不理達賴，靠時間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會隨之瓦解，西方社會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時在西藏境內轉世一個新達賴，再收攏西藏人心。同時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讓藏人變成像漢人那樣隻關注經濟，問題就會更少。
　　
　　我們暫不談這種思路在其他方麵的問題，隻考慮一個前提，把希望寄托給時間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國的政治體製和領導力量保持幾十年不變——即從現在到十四世達賴去世，再到北京選的下世達賴成人——才能獲得成果，政治體製和領導力量一旦變化，則會導致這種拖延戰略發生中斷，前麵的拖延也就前功盡棄。而這一前提恰恰是最為薄弱的。沒有人相信目前中國的政治製度還能再延續幾十年，中共的拒絕改革不會造成不變，隻不過使變來得晚一些，同時也將來得更為突然和猛烈。當代社會的政治製度轉型大都伴隨民族衝突，這種衝突也必將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首要挑戰。若是未來中國的轉型具有爆炸或崩潰的性質，後果就可能更為嚴重，而西藏問題則會首當其衝。
　　
　　按照當前行政區劃，中國藏區（共1個自治區，10個自治州，2個自治縣）麵積225萬平方公裏，占中國領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稱的“大西藏”是250萬平方公裏26，超過中國領土四分之一；曆史上西藏是否屬於中國目前沒有定論，法理上有兩可的可能；西藏問題堪稱當今世界最為國際化的民族問題，西方世界幾乎一邊倒地站在達賴喇嘛一邊；藏人被北京政權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見；聯合國大會從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都把西藏列入有自決權的範圍。了解這幾條，就應該意識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並非沒有風險，一旦時局改變，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在人權高於主權的西方價值觀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轉而支持西藏以自決方式實現與中國的分離不是沒有可能。在國際社會眼中，達賴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資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種條件下就有可能成為合法性依據。雖然達賴喇嘛曾在不同場合表達過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的意向，但至今沒有形成法律性允諾，從而使他可以隨時退回到西藏獨立的立場，並且隻要他把責任歸於北京不作回應，其立場變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廣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國保持強大與穩定的時候，這種情況不會發生。然而在社會發生政治劇變時，國家會變得十分虛弱。即使是社會未出現大動蕩的俄羅斯，至今尚未擺脫困境。以目前中國對政治變革的回避，將來的震蕩可能十分強烈，困難的時間也會更長。如果那時經濟大幅度衰退，內地無心顧及西藏，駐藏軍隊和政權就會失去內地供給，官員和軍人也會失去戰鬥意誌，漢人則會鳥獸散離開西藏，那時會發生什麽情況？辛亥革命時期的西藏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因為上述情況那時都同樣發生，結果是西藏實行“驅漢”，並且維持了長達40年時間的獨立。
　　
　　不要說中國內地的動蕩持續數年，即使隻有幾個月時間，已經為那一刻做了40年準備、有一個公認領袖和一個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獨立的界限，搶在中國恢複秩序前實現木已成舟的局麵。等到中國有力量重新分心對付西藏時，很可能發現它要麵對的已經不僅是一個西藏，而是整個西方。那時剛剛穩定的中國虛弱不堪，不要說沒有對付“多國部隊”的軍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穩定和生存也許都要取決西方。今天中國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經為那時埋下伏筆。隻要經濟命脈被西方掌握，根本無需兵戎相見，西方以經濟手段就足以讓中國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國柏克萊市議會全票通過的議案——“製裁與中國占領下的西藏有商業往來的城市”，就已經展現了這種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熱和對達賴的一麵倒，有一天為西藏問題而聯合製裁中國，在我看來完全不是幻想。
　　
　　對中國來講西藏問題比新疆問題更嚴重，原因就在這裏。西藏問題所具備的因素——曆史上主權歸屬的不確定，國際化程度，西方社會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為全體藏人共同膜拜並有全球號召力的領袖，漢人居民數量稀少，以及穩定主權的力量全部依賴內地資源——新疆問題並不齊備，程度也低。所有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使西藏與實現獨立之間相差的隻剩一個機會——即中國自身出現內亂。而北京目前對政治改革的拒絕，等於正在為西藏準備著那個機會。
　　
　　新疆問題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傾向。在中國發生內亂時，新疆可能出現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殺。但是新疆與中國分離，則是需要在西藏帶動下才有可能。西藏問題將是中國民族問題的帶頭羊，西藏問題解決，其他民族問題隨之解決，西藏問題不解決，其他民族問題也一定會隨之爆發。
　　
　　達賴喇嘛今年65歲，在當今人類壽命標準和保健條件下，再活20年不是難事。而20年的時間，中國的政治轉型幾乎一定要來。考慮到這種時間關係，達賴喇嘛的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西藏問題向什麽方向發展，他的態度舉足輕重，西藏的人心隨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誌，僧侶為他赴湯蹈火，流亡政府對他言聽計從，國際社也會尊重他的意見，給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敵對位置，使他對話無門，合作無路，心懷委屈，一旦社會轉型的衝擊波不期而至，就無法保證他不在時機誘惑和潮流裹挾下轉向西藏獨立的立場。那時各種促使西藏獨立的因素就會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實現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脫離中國的可能性會因此大大增加。在這方麵，他一個人的作用超過千百軍隊，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調動西方世界的無盡財富27，任何對他的小覷都將是極大錯誤，並且將付出重大代價。
　　
　　反過來，如果現在能不失時機地回應達賴喇嘛，與他開展積極對話，平等談判，及早就他表態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國”之說形成法律文本，則可以使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徹底合法化，一舉解決長期困擾的西藏問題。西藏主權存在爭執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缺少這樣一個符合國際準則的法律文本。28達賴喇嘛是國際公認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簽署這樣的文本，會被視為藏民族自己的選擇，可以成為杜絕西藏獨立的最好保證；無論是藏人還是西方社會，從此沒有理由再提西藏獨立；曆史上糾纏不清的爭辯也隻限於學術，政治上一筆勾銷。而這樣一個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達賴喇嘛簽署才能被世界認可，也惟有十四世達賴喇嘛才能讓多數藏人同意接受。
　　
　　為什麽這樣說？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十四世達賴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實地擔當過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因此擁有簽署協議的充分合法性資格，這是一；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身份沒有爭議，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視為根本上師，他的意見也因此被藏人無條件服從，這是二。除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不會再有人同時具備這上述兩個因素，即使是後任達賴喇嘛，也會因為沒有擔當過西藏世俗領導人而缺少相應權威。這一世達賴喇嘛去世後，如果西藏問題仍然僵持，幾乎可以肯定會出現兩個達賴。那時北京所立的達賴必定被藏人視為傀儡，從而失去上師資格，也得不到國際社會認可；境外的達賴也會因為處於爭議之中，身份同樣難以得到公認。而一旦根本上師的身份不明，無論由哪個達賴簽署這樣的文本，都會遭到很多反對。其他人就更沒有可能。
　　
　　目前藏人對西藏前途有各種各樣的主張，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對留在中國、堅持西藏獨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種說法是，在13萬流亡藏人中隻有一個人不主張西藏獨立，就是達賴喇嘛本人。然而調查卻顯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問題上達賴喇嘛怎麽說就怎麽做。29西藏流亡議會於1997年通過法案，授權達賴喇嘛可以無需經過全民投票獨自對西藏前途做出決定。30而我在國內藏區就此問題對各層次的藏人進行詢問，最常聽見的說法也是按照達賴喇嘛的決定辦，所以我相信即使達賴喇嘛最終仍然要經過公決方式征求全體藏人意見，隻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數的讚成。
　　
　　考慮到這一點，中國與十四世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就更有意義，因為那除了是西藏領袖簽署的協議，還能確保藏人公決的認可，而公決賦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對的聲音從此都將失去立足基礎。然而同樣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達賴喇嘛，結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沒有了上師的權威，任何一個藏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評的權利，結果必然是眾說紛紜。麵對爭執不下的局麵，能夠服眾的世俗裁決還得回到全民公決——尤其在未來中國實現民主化以後，然而那時的中國敢不敢同意藏人進行公決？沒有達賴喇嘛在上，一旦公決被激進的民族情緒籠罩或是被以民主為名的政客煽動，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讚成西藏獨立的占多數，那時中國怎麽辦？
　　
　　因此從中國的久遠利益著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這種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於這一世達賴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種失策，而是應該抓緊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世並且健康的時機，對西藏問題著手解決，盡早爭取得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結果。時間的拖延不僅對達賴是不利的，對中國也一樣不利，甚至更不利。不應該把達賴喇嘛僅當作解決西藏問題的障礙與敵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問題徹底解決的鑰匙。當然，搞不好，這把可以打開大門的鑰匙，也一樣可以鎖住大門。
　　
並非“沒有調和餘地”

　　鎮守西藏的陳奎元書記目前是中國反達賴運動第一線的總指揮，他的斷言是：“同達賴集團的鬥爭……事關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31正是在這種“不調和”的鬥爭哲學指導下，西藏的反達賴運動不斷升級，也正是在這樣一種“不調和”的鬥爭過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斷受到傷害，把藏人越推越遠。陳書記與達賴的鬥爭，按照他的說法就是要“剝掉達賴的宗教外衣”32，然而達賴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麽能夠剝掉核心的外衣呢？實際上，隻要達賴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與其上師處於分離，西藏問題就不能算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達賴去世後另立一個達賴，也不會達到目的。達賴喇嘛已經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轉世靈童不會出生在中國控製的地區，因為轉世靈童的任務是繼承前任事業，不可能是為了毀壞前任的工作。33北京當然可以不理睬這種說法，強行推出自己的達賴，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轉世的規則，前世活佛生前對轉世的意願和指示是確定其轉世靈童最重要的根據。此世達賴已經把話說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達賴肯定會被大多數藏人拒絕。那將不但實現不了北京的期望，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對抗。
　　
　　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不在發展了多少經濟，而在於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僅從治國謀略的角度出發，北京也應該重新審視目前的路線，以一個達賴喇嘛為敵，換來幾百萬藏人離心離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舉？作為堅持無神論的共產黨人，盡可以把達賴看作一個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為國家的管理者，就應該去設身處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為上”，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更不應當隻會使用權力，而目前能夠對五百萬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過於把對達賴喇嘛的鬥爭變為合作，在對話與協商中尋找一條雙贏之路。何況，並非如陳書記所說“在任何曆史時期，任何國家裏，宗教都不能帶給人民實際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分，帶給人類的幸福是難以勝數的，如果與達賴喇嘛實現和解，給西藏宗教自由發展的空間，受益的不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還是早已處於信仰真空的漢地。
　　
　　北京會說它給達賴打開過大門，是達賴自己的頑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機會，但是我認為八十年代雙方接觸失敗的原因不應歸咎於達賴喇嘛。胡耀邦那時所開的條件僅僅是解決達賴喇嘛的個人“待遇”，卻不是解決西藏問題。如果達賴喇嘛同意到北京當一個有職無權的副委員長，那隻能被視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經為堅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幾十年，身為西藏的靈魂和全體藏人的領袖，他除非是徹底喪失理智，否則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種侮辱性的施舍視為“機會”。
　　
　　因此，與達賴喇嘛的合作不能隻是針對他個人，而是要回應他關於西藏的主張，滿足他要為西藏爭取的利益。不過在這一點上，人們似乎已普遍喪失信心，北京與達賴之間好像找不到共同點，存在的隻是截然相反的立場和不可彌合的差距，走進死胡同看起來是一種無法改變的必然。
　　
　　其實仔細斟酌一下雙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並不構成矛盾，甚至不處在同一個領域，完全沒有發生衝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證的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按照鄧小平的話說“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達賴喇嘛的要求則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說：
　　
　　“我並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過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機會享有名副其實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獨特的文化、宗教、語言、生活方式，並使之發揚光大。我最為關心的是確保西藏人民極其獨特的佛教文化遺產。”35
　　
　　一個要的是主權，一個要的是宗教和文化，這兩種要求沒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嘛反複申明過不謀求獨立，北京也反複允諾過保護西藏的文化與宗教，但是為什麽沒有實現包容，反而發展到雙方日益對立呢？
　　
　　問題就在於如何讓雙方放心。達賴喇嘛提出的標準是——“中國不用擔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擔心西藏的廟宇會消失”，“讓中國人放心，讓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來自口頭，必須有一種可靠的保證。從達賴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護西藏宗教與文化，“西藏人民必須掌握西藏的內部事務，自由地決定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政策”37，具體就是要“在大西藏的範圍以民主方式實現高度自治”。不實現這一點，藏人不能放心。
　　
　　而對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國土交給藏人“高度自治”，同樣不能使它放心。這除了有專製政權不願分享權力的一麵，也的確存在著任何治國者——不管是專製的還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擔心的另外一麵。在我看來，“大西藏”並不需要真正擔心，那隻是一個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擔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脅，西藏自己管自己隻能減輕中國的負擔；值得擔心的是“民主”。我這樣說，不是出於專製權力反對民主的立場，而是考慮民主對中國的西藏主權可能形成的威脅，那種威脅即使在中國實現民主化後也一樣存在。對缺乏民主傳統同時又積聚較多怨恨的民族關係，民主非常容易成為爆發民族主義的鍋爐。在突然釋放的民主環境中，大眾、精英和傳媒三者互動形成的“廣場效應”，幾乎一定展開趨於極端的比賽，以極端淘汰理性，以更極端的淘汰極端。那種轉輪我們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已經看到。那時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決、選舉、立法、民意表達和自由言論，都可能在“廣場效應”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國土的“大西藏”從此割出中國版圖，哪一個治國者能夠承受呢？對這個問題，不僅是現在的北京政權要考慮，未來的北京民主政權也不能不考慮，而且應該考慮得更仔細慎重，因為現在的北京還可以采取暴力解決問題，未來的北京卻沒有可能再去對民主的結果施暴。
　　
　　不過我們至少已經看到，目前中國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分歧不在目標，隻是在達到目標的手段。如果說目標的對立無法調和，手段的分歧卻不應該非此即彼、勢不兩立，因為手段畢竟不是本質，可以商量，隻要雙方都能達到自己的目標，手段的變通應該不是問題。那麽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問題集中在一點——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個既能避免“廣場效應”又能體現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從而可以“讓中國人放心”的保有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同時中國也就沒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從而“讓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獨特文化的延續與發揚？
　　
別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來，能不能找到這個手段應該是最終的關鍵。

2000年5月 初稿於拉薩

7月定稿於北京

1 斯塔，《江澤民主席心係西藏人民》，中國西藏1998年3期。
2 陳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政協六屆五次會議黨員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3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99。
4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99。
5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31、99。
6 《1998年統計年鑒》，見中國統計信息網( http://www.stats.gov.cn/)。
7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16。
8 陳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區全區幹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9 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的談話。見《西藏情況簡介》，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1985年7月，頁32。
10 安七一，《達賴的“中觀道路”路在何方》，《中國西藏》1999年3期。
11 陳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12 熱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區黨委四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3 李瑞環，，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
14 陳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區地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5 陳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區地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6 按照達賴喇嘛提供的數字，從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趕出寺院或宗教中心。（達賴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紀念“拉薩事件”41周年會上的講話）。
17 陳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18 陳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區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 陳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周銳鵬在西藏采訪後，發表在該報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報道《西藏文化宗教遭滅絕了嗎？》。其中寫到：“西藏沒有宗教自由？但羅布林卡新宮開放著，讓信徒自由進出，對此，一些英美記者深惑不解。44歲的藏族建築工人多布吉一間屋一間屋的朝拜，我本以為，在場的官員會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辦、旅遊局官員對那些信徒的行為習以為常……一直到結束這趟西藏之行的時候，我們還是沒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漢文化‘吞沒’的證據。”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對達賴絕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國際傳播媒體大王墨多克接受紐約《名利場》雜誌采訪時的話。墨多克被國際輿論批評是為進軍中國大陸媒體市場而向北京討好。
23 《西藏通訊》，1995年第6期，頁26。
24 陳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區地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談歸鄉——達蘭薩拉人們的心裏話》北京之春9811
26 見西藏流亡政府的網頁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紐約時報》報導，1996年美國民眾慈善捐款為1507億美元（高於中國大陸當時的全部外匯儲備），其中一半捐給了宗教事業。（引自曹長青）
28 1951年雙方雖然簽訂過《十七條協議》，但一是合法性尚有爭議，未被國際認可；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和達賴出走，已經導致協議從雙方角度同時作廢。
29 曹長青，《北京為何拒絕達賴喇嘛？》
30 達賴，在1998年3月10日紀念“拉薩事件”39周年會上的講話。
31 陳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區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32 陳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33 達賴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紐約對居美藏人的講話。
34 陳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35 1998年3月10日在紀念“拉薩事件”39周年會上的講話。
36 台灣《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獨立路迢遙，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達賴，在1998年3月10日紀念“拉薩事件”39周年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