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五部份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六、東北十四年監獄生活

（1966年春--1979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袁相忱和其他二千多名犯人，又坐著火車，來到東北黑龍江。袁相忱對黑龍江已不再陌生了。六年前，他曾在這裏短暫地停留一年多，六年之後，他又再度踏足這塊神秘的黑土地。這次的目的地是音河，位於齊齊哈爾市甘南縣旁，是一塊很荒涼的土地，原名為“陰河”，意思是陰森恐怖，傳說其中有鬼怪出沒；解放後，為了破除迷信，特意改名為“音河”，是一個新開辟的地方。剛去時隻看到一片空空蕩蕩的土地，他們先在地下鋪草睡覺，第二天，犯人們就開始為自己蓋監獄。同樣是先做磚，做好磚後再蓋房子。因為六年前在東北興凱湖已經學過了蓋房子，所以袁相忱此刻已成了熟練工人。初去音河時，雖然已到三月，但那裏還是零下三十多度，漫天塵土襲來時，天昏地暗。每頓飯每人分一份高粱米飯，至多有四兩，另加一碗菜場。晚上睡覺時凍得縮成一團，每逢劉浩覺得自己頂不住的時候，袁相忱就安慰他：“這不算苦。主耶穌被釘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袁相忱也經常把自己的飯菜撥一些給劉浩，並說：“你多吃點，別客氣，我飯量小，夠吃了。”其實他也不夠吃，但他自己在困境中，還懂得體恤別人。

　　在音河勞改農場，因為是新建的點，所以對犯人的管理比較自由。吃的還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還是每年發一身棉褲棉衣，共有七斤重，能立起來，還有每年發一身白粗布褂子。袁相忱很快就完全適應了東北監獄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的動蕩傳到監獄中，監獄外到處是一片“打倒”聲，監獄內也不能幸免。監獄管理層為了表示對重刑犯的懲治，就把重刑犯收監管理，袁相忱就從音河農場被調去齊齊哈爾監獄中，接受嚴格的監獄管理。在監獄裏，雖然管理嚴，不如農場自由，但生活環境好了，夥食好了，勞動也輕省了。袁相忱被分配在鉸絲組，做螺絲釘。做螺絲釘對袁相忱來說雖然是個新工作，但比起在農場挑土來，要輕鬆得多。

　　如果一九六六年不去東北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袁相忱很有可能被活活折磨死，活也活不了，這真是神特別的安排，特別的保守。東北監獄裏雖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風波，但比起北京的監獄，比起監獄外麵，簡直隻能算是小兒科。但作為反革命份子，袁相忱仍未能完全逃過這次運動。

　　那時監獄裏天天組織學習，每天兩個小時，聽完廣播要發言，還要有人做發言記錄。大約是六八年，袁相忱在聽完廣播後說：“這兩天怎麽沒看到劉少奇的消息，難道共產黨裏麵也有黨派嗎？”這本是他隨口發的一句感歎，沒想到卻被人報告了。第二天監獄領導就來了，問袁相忱是不是真說過這些話。袁相忱說，“是”。領導就說：“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不能在這裏解決。我們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狀態，現在鄭重地問你：你現在還相信不相信你的上帝了？”袁相忱說：“我還相信。”領導橫眉怒目地斥責說：“看來這句話真是你的反動思想的大暴露。再問你一次，你還信不信？”袁相忱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還信。”監獄隊長就說：“你是個頑固不化、反動透頂的反革命份子，你的問題不是在學習會上所能解決的，必須要從嚴懲處。”於是立即派人將袁相忱關入小號，單獨禁閉，命令他每天除規定的睡覺和吃飯時間外，都要盤腿坐著，老老實實地反省自己的問題。

　　所謂“小號”，就是監中之監，獄中之獄，是一間長、寬各不足兩米，沒有窗子，隻在牢門下部接近地麵之處有一個小方洞的小牢房。袁相忱被押進小號單獨禁閉之前，監獄隊長叫人把袁相忱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剪掉，把褲腰帶也拿下，怕他在禁閉期間吞食扣子或是利用皮帶自殺。獄方經常派人從牢門的間隙察看袁相忱是否按規定的姿勢好好坐在那裏反省，有沒有其它違紀行為。小號又稱為“一米屋”，房子很黑，白天都得開電燈。人可以站起來，但不能走動，因為空間太小；這樣的空間裏有時還要關兩個人。其他被關的人都是隻關幾天就放出去了，惟獨袁相忱一關就是半年。被關在小號裏的人每天隻能吃兩頓飯，吃飯時有人從小方洞遞進食物，早晨有人從小方洞遞進來濕毛巾，袁相忱就用濕毛巾擦一擦手和臉，就算洗臉了。大小便都不準出去，一律都要在牢房裏的馬桶裏方便，再加上牢房裏不通風，裏麵的空氣可想而知了。

　　袁相忱就是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小號裏蹲了長達半年之久的禁閉，半年沒有見到陽光，半年沒有被放過風，半年沒有用水洗過臉和手，更談不上洗澡了，半年身體得不到活動，半年沒有換洗過身上穿的衣服，已經生滿了虱子。這些毫無人道的折磨，對袁相忱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摧殘。他那本來瘦弱的身體，經過這半年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眼睛視物已模糊不清。在關小號的半年之久，是神所賜的毅力，促使他堅強地挺過來。半年之後，當他被放出小號的時候，因長時間地盤腿而坐，又不能活動，他的腿已不能走路，要扶著牆才能站住，身上虱子成堆，眼睛也不適應太陽光的照射，幾乎成了一個殘廢人。但他被放出小號後，在獄中生活和營養極差的情況下，身體卻得到了迅速的恢複，恢複速度令同監的犯人都感到驚奇。這是神又一次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跡奇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齊齊哈爾監獄的人也滿了，領導就考慮要新開一個監獄，作為齊齊哈爾監獄的下屬部分，這就是後來的黑龍江嫩江地區肇源縣革誌監獄。革誌監獄與大慶緊挨著，現對外稱為礦山機械廠。袁相忱和另外一千多名犯人，就來到這個荒涼的地方，開始他們新的創業。像以往一樣，他們先是住在帳篷裏，帳篷外圍用鐵絲網圈住，犯人就在鐵絲網內活動。他們照舊是先燒磚，後蓋房，蓋好房子後才從帳篷中搬進去住。此後，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開荒種地，在農田裏幹活。當時革誌還是一塊荒地，到處是墳墓，他們要先把墳墓挖掉了，土地平整了，才能撒種種東西。袁相忱被分配在專門負責開荒的一個小組中，就是要使荒地平整，適合種莊稼。他幹的最多的就是拔草、挑石頭的工作，雖然很累，但是因為革誌監獄沒有正規監獄那樣死板的看管，所以給人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袁相忱在革誌監獄裏遇到了一個老熟人--吳慕迦。吳慕迦是不肯參加三自的十一個代表中的一個，是由外國傳道人帶大的。長大後，又被送到山東騰縣華北神學院讀過書，也在東北白城子教過書，後來在北京二條傳道。五五年因拒絕參加三自被捕，判十五年徒刑。吳慕迦與袁相忱被捕原因相同，並且可以說是在同一個戰壕裏出來的，理應非常親近。袁相忱是在種甜菜耕田的時候看見吳慕迦的，好不容易碰到一個老熟人，袁相忱別提有多高興了。當時袁相忱在耕田，吳慕迦在另一塊地裏插秧，他低著頭，沒有看到袁相忱。當時監獄規定，勞動時不許互相說話，袁相忱和吳慕迦不是在一個生產小組裏，平時也沒有見過，這次不知怎麽會這麽巧。袁相忱就想：“我該用什麽方法讓他注意到我在這裏，但又不被其他人發覺呢？有了，我用唱屬靈歌曲的方法來和他打招呼。”於是袁相忱就大聲地唱：“主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吳慕迦聽到歌聲後果然抬起頭來，看到了袁相忱，但又馬上低下頭去。袁相忱以為他一定會接著唱，因為他正迎麵走來，可是他沒接著唱，袁相忱又唱一遍，吳慕迦還是不開口。袁相忱覺得很奇怪，在那時碰見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更何況還是老熟人，是因為一個共同的問題而受牽連的共患難者。他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他們又有幾次接觸，沒有人的時候，袁相忱就把話題往信仰上引，但發現吳慕迦一點也不提信仰，後來才知道他已經放棄了信仰。袁相忱帶了補靴子的東西，借給他用，到過他們的小隊，發現他跟看守處得很好，別人叫他吳老師。袁相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當時同甘苦共患難的朋友，不一定都能堅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革誌監獄中又要分出一批人來，去革誌監獄三十裏遠的一個地方開荒。那是一個專門用來種水稻的地方，約有四百五十人被調去這個仍屬肇源縣，但與吉林省僅隔一條嫩江的曠野，袁相忱和劉浩都在其中，袁相忱被分配到水田組，劉浩被分配到大田組，從此兩人的談心機會就少了。

　　黑龍江省第一監獄按政策辦事，隊長是個複員軍人，沒什麽知識文化，認為基督教都是美國特務，但因袁相忱在勞動中表現較好，能吃苦，所以對他不錯。解放軍不敢殺雞，袁相忱還幫他們殺雞。領導想讓他提高認識，提前獲釋，就把報上批評迷信的文章給他看，希望他也能反省後表態，爭取提前釋放。袁相忱說：“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洋和尚。”隊長就笑了，從此就不勉強他。在監獄中，袁相忱勞動認真，節約用品，節約糧食，常做記錄員，但就是勞動跟不上。割水稻時，別人割一畝地，他盡最大的努力，才能割五分地，所以達不到要求，不能立功，也不能減刑。當時還有一條減刑的途徑，就是控告人，但袁相忱卻從不控告人。他是無期徒刑，當時也沒想到要出來。

　　袁相忱是近視眼，眼睛不好，幹農田活就受影響。他本來就沒做過農田活，所以速度比別人慢，尤其是拔草時，更容易出錯。他分不清哪個是草，哪是稻子，再加上眼睛不好，就把稻子和草一起拔出來了。七七年春天，袁相忱在除草時，因不認識稻苗和草，就把稻子的苗拔了一些。收工時，組長一看袁相忱拔的草，就發脾氣了：“這是誰拔的？怎麽把稻子拔出來放在這裏？”然後就匯報給隊長，隊長就叫袁相忱去，認為袁相忱是故意破壞，讓袁相忱反省，並接受嚴管處理。於是召開了批鬥大會，袁相忱被推上台，接受大家的批鬥。犯人們大聲呼喊口號，震耳欲聾，有的犯人還跑上台去，揭發袁相忱，以求自己立功減刑，有的犯人則對袁相忱推推拉拉，動手打人。當時劉浩也在場，他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隊長說情，說：“我們北京城裏人都不認識莊稼，我自己也曾把麥苗當作韭菜。袁相忱絕對不是故意的，他是不認識莊稼，才把麥苗拔下來的。”隊長聽了，很生氣，說劉浩是包庇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喝斥劉浩反省。

　　當時，袁相忱在批鬥台上，卻是態度自然，毫不緊張，大有旁若無人的架式。事後，劉浩曾問起他當時的想法。袁相忱說：“沒有神的許可，我的一根頭發都不會掉下來。我根本不在乎他們對我的態度，隻當他們是一群瘋子，讓他們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剛強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東西所壓垮。”

　　於是，袁相忱又進入了長達半年的嚴管時期。所謂嚴管就是監獄對付不聽話的犯人的一種處罰：接受嚴管的犯人在行動的自由上比其他犯人嚴格，工作都有人監督，不許隨便講話，不許隨便走動，基本上沒有自由，但不如小號嚴。工作也變成又髒又累，以示懲罰。袁相忱就被派去做最髒最累的掏茅房的工作。被嚴管的犯人吃的也和普通犯人不一樣，比普通犯人的還差，並且份量還少。

　　袁相忱的嚴管期快要結束時，正好他的第四個孩子福樂有機會出差去東北，他就順便去看袁相忱。袁相忱五八年被捕時，老四福樂才十一歲，正在小學讀書。他的成績非常好，但苦於家庭出身問題，中學畢業後，就被分配到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福樂出差到東北，要先經過北京。回到北京時，他和母親商量，說想順便去探望一下父親。他和父親已經十一年沒有見麵了。梁惠珍馬上去商店買了很多罐頭、點心、糖果之類的東西，福樂就拎著大包小包，坐火車起程了。他坐了一天一夜的快車，先到哈爾濱，然後再由哈爾濱換火車，坐到泰康，到了泰康，還要換汽車才能到達革誌監獄。當時正是二九天氣，哈爾濱市的氣候為零下二十九度，呼呼的北風夾著塵土撲麵而來，福樂頂著刺骨的冷風，好不容易找到汽車站，一看發車時間表，才知道原來每天隻有一班車開往革誌，並且是早晨六點鍾就發車的。他隻能第二天才坐車了。他隨便找了一個小旅社，湊合著睡一夜，等著第二天再坐汽車去革誌。那間小旅社是一間給拉大車的人停留休息的大屋子，裏麵烏煙瘴氣，十幾個人睡在一起，條件很差，白色的被子都蓋成灰色的了，隻有折皺處才能見到一點點白。福樂想，就這樣湊合一夜算了，反正這裏離車站近，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去看父親了。躺下去的時候，他的肚子開始咕咕叫了，他這才想起來自己忙著找車站、旅社，都還沒吃晚飯，旅社裏又沒有賣飯的，隻好忍著。他的背包裏就有從北京帶來的點心，可是他一塊都不舍得吃。他想，父親這麽多年在監獄裏，是多麽不容易啊！自己若是吃一塊，父親就會少一塊，還是留給父親吃吧。自己還年輕，餓一頓沒關係。他就合衣躺了幾個鍾頭，早晨五點鍾就來到汽車站，看見車站裏有一個小飯店開了門，在賣麵條。這小飯店是有車次、有乘客的時候才開門，昨天下午沒有車次，所以就沒有開門。福樂就買了一碗麵條吃，六點鍾就上了汽車。早晨八點鍾，汽車到了革誌，在一片荒地上停下。福樂下了車，看著周圍的荒涼景象，不覺疼惜起父親來。原來父親就是在這麽荒涼的地方！下車後，他問一個當地人，監獄在哪裏？那個人告訴他，監獄離這裏還有三公裏遠，並且不通汽車，比這裏還要偏僻、荒涼。走三公裏的路，對拎著大包小包的福樂來說，不是件輕鬆的事。但很感謝神，當時的天氣很好，前一天還是北風呼嘯，但今天卻一點風都沒有，比昨天暖和多了。因為想著很快就能見到父親了，所以他的心情也好多了，大步向前走，一個小時就到了革誌農場。福樂先到廠部去見廠長，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場長還檢查了他的工作證和出差證明，才同意他見父親。

　　福樂在接見室裏等了約十多分鍾，才聽到外麵有人喊：“報告！”隊長說：“進來！”這是犯人進接待室的規矩。袁相忱進來了，先朝領導一個九十度的鞠躬，頭也沒抬。隊長就說：“袁相忱，你來看一下，是誰來看你來了？”袁相忱抬起頭來，看到眼前有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但他不知道是誰，隻覺得似曾相識，更不會想到是誰會來看他。袁相忱就問：“你是誰？”福樂忙叫“爸爸”，並說：“我是老四福樂”，袁相忱才猛然認出眼前這個年輕人，就是自己的孩子福樂。他有些激動，眼裏含著淚，走上前來，摸了福樂一下，說：“你這麽遠來看我。”隊長看袁相忱有些激動，就說：“孩子來看你，你不要難過。你兒子來看你，你應該高興才對啊。”福樂眼裏也含滿了淚，從父親進屋的那一刻，他還認得父親，但父親卻蒼老了許多。十幾年了，從袁相忱六六年離開北京監獄以後，他常常想起父親，但都沒有機會見父親一麵。這次看到父親雖然蒼老了一些，但精神還很好。隊長叫袁相忱坐下，叫福樂坐在相距有兩米遠的地方，兩人一時間都不知該說些什麽。當時袁相忱因拔草時把麥苗拔出來，正在被嚴管，隊長就說：“袁相忱，你兒子好不容易才來一次，你要好好向你的兒子匯報一下自己改造的情況，把你堅持反動立場、死不改悔、被關小號的事講一講；把你在獄中還搞破壞，在勞動時把稻子當作草拔下來的事講一講。你今後要好好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時進來的許多人都已獲得減刑，隻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還是老樣子。你以後要多向黨和領導靠攏，不可抗拒，否則死路一條。”隊長說這番話的時候，福樂就在想，父親眼睛不好，又沒幹過農田活，他怎麽能分出什麽是草，什麽是稻子呢？袁相忱一直看著福樂，問他：“家裏人都還好吧？”福樂就把家裏人的近況一一詳細地說給袁相忱聽，並告訴他：“不用惦著家裏，媽媽能夠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安心下來，不用掛記我們。”袁相忱點點頭，又吩咐福樂，東北很冷，出差時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鍾的接見時間很快過去了，福樂忽然想起忘了拿出帶來的東西。他趕忙把東西交給父親，但隊長說不能留這麽多吃的，隻準留下一點點。福樂就再三請求，對領導說：“我這麽運來一趟不容易，請領導允許多留一點吧。”但隊長還是不同意，福樂就隻好把剩下的再帶回來。袁相忱被兩個人帶走的時候，一直低著頭，心裏很難過，不敢看福樂，怕一看福樂就忍不住掉眼淚。福樂也不敢看父親，也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淚。袁相忱走出接見的屋子後，福樂也就背著自己的旅行包，離開監獄，又繼續趕路，去到出差的地方報到去了。他到達哈爾濱後，並沒有耽誤出差的時間。安頓好行李後，立即就往家裏打了一封電報，告訴梁惠珍：“我已平安探望了父親，父親一切均好，勿念，詳情回家再敘。”因為他知道，媽媽這幾天肯定睡覺都睡不好，一直掛記著他探望父親的情況；打一封電報回去，可以讓母親早些安心。

　　在袁相忱二十一年零八個月的監獄生涯中，有十六年的光陰是在東北這塊黑土地上度過的。他被捕的時候，瘦瘦的，戴個眼鏡，被判無期徒刑。很多人都想，他在監獄那麽差的環境中，呆不了幾年就會死掉的。他被送到東北去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想，“恐怕我這把骨頭是要交付給主，留在東北了。”但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這二十幾年的監獄生活隻是神對天仆人的一個操煉，是為了以後更好地使用他。監獄不僅很好地保護了他的性命，還磨練了他的意誌，鍛練了他的體格。他為了主把生命全然擺上，但神卻保守他的性命，不僅不受損傷，而且還比以前更健康。一般情況下，重刑勞改犯有三個結果，一是上吊或跳江自殺，二是神經錯亂，三是通過勞動鍛練，身體反倒變好了。袁相忱是屬於第三種。在荒無人煙、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袁相忱每天至少要幹九個小時的體力勞動。在如此惡劣、艱難的生活環境下，他卻從來沒有生過病，僅僅得過一次小感冒。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也使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去東北對袁相忱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恩典時期，冰天雪地中沒有一天不摔跟鬥，又冷又滑。他在東北最常做的工作是挑土：一擔土沉沉地壓在肩上，挑土時必需挺直了腰，越是彎著腰，越容易摔跤。袁相忱就在這種情況下得到鍛練，直到八十多歲還腰不彎。長年吃素，對袁相忱那原本不太好的腸胃，起了很好的治療作用。在東北袁相忱隨勞改農場走過很多地方，有些地名袁相忱已記不住了，也不去記；他想活一天算一天，死在東北就算了。他根本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回來，更沒想到，還能繼續為主做幾十年的工。

　　麵對不能用思維和理由解說的現實苦難，袁相忱依然不懷疑神的信實和慈愛。他相信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從神那裏來接受，是為了他的好處。所以在他心中，對共產黨始終沒什麽怨恨。他定意順從主的安排，所以每天能愉快地勞動和學習，是主奇妙的保守，使他平安地度過了漫長而又艱苦的歲月，而且又能夠平安、健康地回來。這是神在他身上施行的一個很大的奇跡。

　　在監獄中沒有聖經，袁相忱就每日默想以前背下的經節，有時還偷偷地用筆記下來，傳給劉浩看。在他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中，有兩首詩歌成為他的力量，激勵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詩篇第二十七篇，一首是《古舊十架》。在每天勞動中休息時間，別人都回到屋子裏喝水抽煙，他卻站在屋外向神唱這兩首詩歌，在歌聲中重新得力：“我要高聲稱頌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見父麵；那時聽他說：‘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神所要的是忠心。袁相忱不停地問自己：“你能對神的托付忠心到底嗎？”

　　北大荒的肅肅北風見證了神的仆人的禱告：“主啊，我若稍微偏離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紀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堅定不移。我願做你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也願甘心順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