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第五部份“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一、被 捕

　　五八年姍姍來遲的春天終於叩響了北京的城門；清明過後，第一場春雨為北京帶來了朦朧的綠意。袁相忱每天帶著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邊的小店吃早餐時，明顯地感受到春天的腳步。六歲的小女兒在春天裏，明顯地比以前更加活潑，更加懂事。過了一個年，孩子又長大了一歲。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種勃勃的生機，也感到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內心卻毫無輕鬆感，知道自己離開家的日子不遠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懷來一一體味這一切的。

　　天熱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換下來，開始穿毛衣。梁惠珍幫他把棉衣洗好後，準備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裏，明年再用。袁相忱對妻子說：“你別把我的棉衣收起來，就把它放在我枕頭邊就行了。”梁惠珍問：“你還穿嗎？不穿就收起來吧。我剛洗過了，放在外麵會落上灰塵的。”袁相忱猶豫了一會，還是說：“你就放在外麵吧，用塊小布包起來，放在我枕頭旁。”梁惠珍就沒再說什麽，把棉衣疊整齊了，用一塊乾淨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頭邊。

　　袁相忱已經預感到自己會在近期內被捕，所以就想萬一被捕的時候，就把棉衣一起拿著。聽說監獄裏邊被子很薄，到時候肯定用得上。又過了兩天，袁相忱對梁惠珍說：“你出去給我買雙新布鞋吧，要合腳一點，耐穿一點的。”梁惠珍問他：“怎麽想起來要買新布鞋穿了？”因為袁相忱平時經常登台講道，所以穿皮鞋的時候較多，並且袁相忱一向注意節儉，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讓梁惠珍去買；若是衣服還沒穿破，梁惠珍就幫他買了，他還會說梁惠珍不該浪費錢。這麽多年來，梁惠珍已經摸透了丈夫的脾氣，並且也養成了同樣節儉的習慣。這一次是袁相忱主動提出讓她買鞋，她就覺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問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說：“買雙布鞋，好在以後勞動的時候穿。”梁惠珍聽了楞了一下，繼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經為被捕作準備，前幾天丈夫不肯讓她把棉衣收起來，她當時不明白為什麽，現在想起來，應該也是為被捕作準備。梁惠珍楞在原地，淚水就在眼框裏打轉，但她控製住，沒有讓它流下來。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樣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著，當做沒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樣，走到外屋看書去了。

　　被捕的預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擔憂。他不是為自己擔憂，而是為他走後一大家人的生活擔憂。他的母親當時已六十多歲，妻子梁惠珍沒有工作，家裏有六個孩子：老大福音剛滿十七歲，小六還隻有六歲多；五個孩子在讀書，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這一家人怎麽辦呢？

　　撒但很會尋找人的致命處來攻擊人。他知道袁相忱對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關鍵的時候，撒但已經藉著袁相忱的這個弱點來多次攻擊過他：不論是政府的警告，還是主內信徒的勸說，都以“你走了以後，這一大家人怎麽辦？”這個問題來做文章，今天他又麵對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內心的擔憂的挑戰。

　　弱點是明擺著的，關鍵是怎麽解決。袁相忱反複地考慮著。

　　當時從表麵上看，隻有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向政府表態，願意參加三自；參加了三自，自然就不會被捕，不會和家人分開了。二是徹底堅持到底，堅決不參加三自；這樣的結果就必然是被捕，顧不了家人了。

　　除了這兩條路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脫離這患難，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違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與家人分離，他就在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這樣向神求，禱告的時候他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為他個人和家庭開路，更求神為中國的福音工作開路，因為他相信，凡是出於愛神的動機的，神就必保守。

　　沒錯，神是會保守義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權用各種方法來保守他的兒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們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後，袁相忱回憶自己被捕的前前後後，才明白：神己經為他和他的家庭開了出路，神也為中國的教會和福音工作開了出路，並且神所為他個人和中國的福音工作所開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遠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禱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來越清晰，外麵也似乎一片平安；沒有人警告他，沒有人勸說他，沒有人打擾他。他想，“神一定是聽我的禱告了，要救我脫離這患難，要為中國教會開一條新的路，讓人們看到，不參加三自也是可以的。隻要基督徒能堅決地擺明立場，政府就不會把我們怎麽樣。”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從街上回來，把一雙新的厚底布鞋交給袁相忱，說：“你先試一試，看看合適不合適？”袁相忱當時正在看書，頭也沒抬，也沒細想妻子的話，拿起鞋來套在腳上時才想起來，這是自己前一段時間叫妻子買來準備被捕的時候穿的，而現在，鞋己經買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驚：“神啊，難道你是藉著這件事來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說話，以為他在看鞋，就說：“這鞋很結實的，花了四塊八毛錢。我剛才拿了十塊錢出去，找回來五塊多，這五塊多零錢就擱你的兜裏吧。”說完就把錢塞進袁相忱的褲兜裏。他們誰都沒想到，這雙鞋在當天夜裏就派上了用場：袁相忱是穿著這雙新布鞋，帶著那五塊多錢，進了監獄的門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國的曆史上也是個特別的年份：春天的時候從中央傳來一道命令，全國的人都必須參加“除四害”的活動，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別，全國每一個地區在一天裏集中時間集體行動，製造各種噪聲，使麻雀驚嚇之際，四處飛，但飛來飛去，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繼續飛，直到在天上疲乏過度，掉下來摔死為止。打麻雀的結果有兩個：一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從第二年開始，各類昆蟲因失去了麻雀這個天敵，而開始大量繁殖，釀成了另一種蟲災，其中尤以蝗蟲為甚。蝗蟲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蟲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為比麻雀更大的一種災害，使各種農作物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直接引發了五九年的糧食大饑荒。緊接著又是三年困難時期。用人為的手法破壞神所立的自然法則，必然導致嚴重的後果。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統一行動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點正準時開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區，由區到片，由片到街道，層層落實，要求必須準時、準點、全部人都參加。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來開會，做進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為街道主任（一條小街道的管理人員），自然也參加了。那天夜裏，布置任務會議開到十點半才散會，梁惠珍回到家裏，孩子們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書。盲人青年陳邦恒因下午來袁相忱家裏請教問題，吃完飯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當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裏，睡在另一個房間裏。梁惠珍洗漱完後，也就準備上床睡覺了。那時大約十一點多一點，忽然聽到門外有人敲門，又有一個管戶口的警察在門外叫：“梁主任，開一下門。”梁惠珍以為是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邊問，“有什麽事？”一邊打開了門。開門後看到門外站著兩個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時都很熟。那兩個人說：“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們所長要請老袁去談話。”袁相忱聽了，說：“好吧，等我一會。”邊說邊趕快起來，下床的時候，順手拿出放在床邊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識到要發生什麽事了，但他們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話，不會有這麽客氣。”其實是派出所的人因為剛剛與梁惠珍一起開完會，布置完工作，所以給她一點麵子，不讓她親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門口，又回頭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卻沒說什麽，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個派出所的人對梁惠珍說：“你睡覺吧。”但另一個人卻說：“等過一會或許我們還會再來。”梁惠珍聽了覺得很奇怪，心想，“他們說話怎麽兩個人都不一樣？一個說讓我睡吧，意思是沒什麽事了；另一個卻說過一會還會再來，意思是還有事情沒辦完。他們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幹什麽？”這樣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來。她趕忙跪下禱告，哪裏還有心思睡覺！

　　袁相忱跟著兩個警察往香家園派出所走，他一邊走一邊想：“叫我去，幹什麽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裏了？”想到這裏，他心裏後悔剛才沒有去另外一個房間裏與母親道別，也沒有去看一看六個孩子，也後悔還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沒有向同工們交待。走到半路，一個警察問袁相忱：“哎，你是屬於什麽反革命？”袁相忱楞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麽反革命，我也沒有反革命。”警察就不再說什麽。原來，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現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園派出所，剛坐下，就從屋裏出來三個人，是袁相忱不認識的，可能是從市裏麵來的。他們凶巴巴地走過來，呼喝說：“站起來！”袁相忱就站起來，接著其中的一個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證朝袁相忱一出示，就開始宣讀逮捕證，正式宣布逮捕他。讀完逮捕證後，又拿出印泥，指著一處空白的地方，讓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過手印後，就有人給他把手銬帶上了。這一切做得乾淨利落，前後不過三五分鍾，顯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時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裏十一點半，黑暗正濃。從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長達二十一年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袁相忱走後約半小時，梁惠珍還在禱告，就聽到轟隆隆好多汽車開過來的聲音，梁惠珍心中一驚：“難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緊接著，又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看到門外站滿了警察。站在最前麵的警察對她說：“袁相忱已經被捕了，這是逮捕證。”說完就拿出逮捕證給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陣發軟，幾乎站立不住。她心裏說：“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警察又接著說：“現在要把這裏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我們要徹底搜查。”說完話，一擺手，做了個開始的動作，就有五六個警察忽拉一下進到屋子裏，每人手裏都拿著工具，二話不說，就先從聚會的福音堂開始搜起，把東西摔得辟啪作響。

　　最先被這吵嘈聲驚醒的是袁相忱的母親。她聽到兒子已經被捕，渾身發顫。梁惠珍對她說：“媽，我們一起去把孩子們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經自己起來了，一邊扣衣扣，一邊從房間裏走出來。他看到福音堂裏的椅子已經被推得東倒西歪，所有的聖經、詩歌本、屬靈書籍都被堆在地板當中，連袁相忱布道時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緊緊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紀輕，容易衝動，就對他說：“你進屋裏把弟弟妹妹們都叫起來。”福音就進去把大家都喊起來，把陳邦恒也叫起來。孩子們睡眼惺惺地站在那裏，看一群穿製服的人在那裏翻箱倒櫃，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來的時候還閉著眼，滿肚子不高興，但她睜開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裏亂丟東西時，就嚇得一下子哭出聲來。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來。

　　梁惠珍把小六攬在懷裏，輕輕撫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紀老邁的婆婆和六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們一家人就這樣看著警察在那裏搜尋。

　　搜完了福音堂又進到每個房間裏搜，每個警察手裏都有一根鐵棍，每走一步都用鐵棍在地下敲一敲，聽到什麽地方有空洞的聲音就撬開。福音堂的地下有一個浸池，警察把浸池的蓋子揭開後，看到裏麵什麽也沒有，還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圍的地都撬開，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搜查從夜裏十二點開始直到淩晨四點多才結束，檢查之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上車帶走，臨走的時候又對梁惠珍說：“你覺得我們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覺得合理，就簽個名。”搜都搜完了，才問“合不合理？”明擺著是走過場。梁惠珍看也沒看，就拿過筆來寫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淩晨四點半，警察開著車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經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陳邦恒一大早就離開袁相忱的家裏，回到了盲人工廠。他把經常去袁相忱家裏的幾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後告訴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師被捕了。”說完就放聲大哭。其他人聽後也都哭起來。

　　二十日早上九點鍾，集體行動打麻雀的時間到了。梁惠珍照樣按著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戶地通知大家出來打麻雀。街坊們都已經知道梁惠珍家裏出事了，可沒想到她還能出來照樣工作。大家對她充滿關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負責十一個居委會。當時香家園派出所一共管轄二十二個居委會，梁惠珍就負責了一半，並且是義務的。她當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隻是出於幫忙之心而已。現在家中發生了那麽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樣出來認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從十九日晚開始，她已經被列為“反革命份子”的家屬了。她心中有不滿、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懼和擔憂，但她都強壓著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應該在自己的職份上盡本份，不管將來如何，隻要今天她還是街道工作的負責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幹好。

　　當時受袁相忱的被捕影響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長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時福音在讀小學六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並且處處很關心同學，老師們都很喜歡他，他還被選為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學回來，看到家門對麵有幾個穿著藍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張望，他當時感覺不對勁，想這些人到底是幹什麽的？穿著球鞋，但又不是鍛練身體，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開，他根本沒想到這些人是來監視他家裏的動靜的。父親的被捕給福音很大的打擊，他不清楚自己的父親到底為什麽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為家中的長子，將來的道路該怎麽走。父親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學校的門口，就貼出了“打倒袁相忱”的大字報，大字報中列舉了袁相忱的數條罪狀。中午等到同學們都回家以後，福音一個人去看。當時青年會、缸瓦寺、白塔寺都有關於袁相忱的大字報，說要把袁從一白六十號趕出來。看完學校門口的大字報後，福音沒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沒有父親的大字報。作為長子，作為袁相忱的兒子，他想知道父親到底為什麽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兩次針對袁相忱的大字報，第一次是參加三自的牧師寫的，第二次是針對重點人物寫的，專對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裏看大字報時，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傷地離開，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親真的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沒有任何理由地亂抓人；他無法理解這一切，也無法跟別人說，包括自己的母親，因為他知道，母親己經承受了夠多的壓力了。福音含著眼淚，隻好一個人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懷疑、迷惑、失望、無助，過早地介入了這個十七歲青年的生活。他在這壓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間就變成大人了，他知道他從此就是家中擔負責任的男子漢了。

　　一個星期後，老師把袁福音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開始就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了。福音點點頭，他沒有問老師什麽原因，老師也沒有講原因，但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裏，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因為他怕母親擔心，他倒是對母親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