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九章 初抵上海

 

    踏入上海的碼頭，戴德生看到遠處飄揚著英國旗。他朝著國旗走去，來到上海的英國領事館。他希望在領事館內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會給他的證明書。這樣他可以到本地分會領取一些錢。

   「郵務處的辦公時間已過，你明天再來吧！」領事館的人員說。

    戴德生惟有帶著推薦信到上海的倫敦會見麥都思教士（Dr，WalterMedhurst）。在英國向華傳教的宣教士中，麥都思可說是年資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當英國領事的顧問和翻譯。

    領事館的職員把麥都思的住址告訴戴德生。他就沿著黃浦江的外灘走，然後往右轉，走過泥濘滿布的路，旁邊是很深的臭水溝。約走了一哩，便來到麥都思的住宅。開門的是個中國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從他那裏知道安都思夫婦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輕的英國傳教土，名叫艾約瑟（JosePhEdkins）。他還把戴德生介紹給其他住在倫敦會宿舍的傳教士，包括在上海創辦了一所醫院的雒魏林醫生（Dr．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說：「你不如暫時在我家住下來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點尷尬，因為身為中國傳道會的宣教士，卻需接受倫敦會的招待，實在說不過去。雒魏林也答應戴德生的要求，讓他分擔房子的支出。

    同樣住在倫敦會宿舍裏的，有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包約翰（JohnBurdon）夫婦。當天晚上，他們邀請戴德生到家中晚餐。這對年輕的夫婦健談而好客，家中充滿溫謦，使戴德生有賓至如歸之感。後來包約翰成為聖公會第一位到北京傳教的教士，以後更成為香港聖公會的會督。

    戴德生在中國的第一個晚上，就住在雒魏林醫生家中。從他的房間往窗外望，可以見到城外清兵與城內小刀會對峙之局。右麵是滿清軍隊的營帳，左邊是上海縣城的城牆，上麵掛著燈火，不時還可見到城上巡邏的守卒。雖然槍炮聲不住地響，但戴德生還可勉強地睡著了。黎明時一陣隆隆的炮聲，把窗戶也震得格格作響，但炮聲過後，卻是一陣晨鳥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憑窗遠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搖曳起舞，園中的草木吐著新芽，樹叢中散發出來的花香，撲麵而來，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一個早晨啊！

    早餐後，戴德生立刻前往領事館查看郵件，但隻有一封信，是家中五個月之前寄出的，還有一份《海外雜誌》。至於中國傳道會則什麽消息都沒有。沒有錢，沒有郵匯，沒有指示，什麽也沒有。或許他們要等到他到達上海之後，才寄下指示和和經費吧！果真如此，差會真是不懂為人設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費士號」取回行李，在碼頭上找來一批苦力幫忙搬運，成群結隊，行李在挑夫肩頭的竹杠上搖搖擺擺地在鬧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領著路，好不威風。

    戴德生也參觀了倫敦會的醫院，聽麥都思教士用上海話對病人講道。麥都思熱烈地歡迎他，說：「你可以選擇學習上海話或者官話（國語）。上海話隻用在本地，官話雖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異，但全國通用。我勸你還是學官話好，我可以給你找個教師。」

    戴德生回答說：「我想你的話很對，就勞煩你給我找個教師吧！」

    接下來，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與中國傳道會取得聯絡，並向它支取費用，學習語言以及生活上的習慣，免得總是倚靠倫敦會和聖公會的朋友。

   「沒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寫信給皮爾士先生，說：「但我盼望下次郵件到時，會收到差會的消息。上海現時十分不安寧，亂黨和官軍打個不停。……」很難租到屋子，連房間也不容易。空屋都給城中逃出來的商人住滿了……城中的傳教士也離開了，我現時暫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棲身。如果不是雒魏林醫生的好意，我可能會一籌莫展。目前我真不知應做什麽。……」

    第一個禮拜日下午，他和倫敦會的傳教士偉烈（Alexander Wylie）進城察看。偉烈知道中國人素來重視讀書人，所以他下過一番功夫研習中國經典，也寫過不少中文文章，試圖吸引中國人相信宇宙的創造主。跟他學習，戴德生覺得很興奮。

    偉烈帶他去到縣城，指給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訴他中國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說話。他們穿著滿是刺繡圖案的帽子，領上圍著紅巾，身上穿著顏色鮮豔的織錦，還有綠色的褲子和長靴。

    他們進城後，偉烈有時會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談，戴德生也幫忙分發單張，他們甚至走進寺廟跟和尚談道。來到城內倫敦會的教堂，他們發覺裏麵竟擠滿了人，原來麥都思正在內裏講道。之後，倫敦會的教士還分派白米給那些無家可歸的窮人。

    在縣城北門外，他們看到一群人在歐鬥，一個死人被抬著進城。另一個的胸膛被槍轟開了一個大洞。戴德生替第三個人察看傷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彈穿過臂膀，連臂骨也折斷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帶回醫院去，否則戴德生也愛莫能助。

    麥都思說：「如果我們在此為他調理，隻怕有人會把我們的衣服都剝個幹淨！」

    再行不遠，他們又見到兵士搶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隊兵士則擄獲一批戰俘，拖看他們的辮子走。俘虜大聲地嚷著，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們也無能為力。

    上海的其它傳教士多數來自聖公會或別的大差會，他們均受過高深的教育。隻有戴德生的差會很小。它風聞太平之亂便倉猝地決定派遣教士來華，所以戴德生還來不及完成其醫學課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國布道會的樂觀及策略，在許多有經驗的傳教士看來，實在有點荒謬，有些甚至公開指責中國傳道會及其《海外布道雜誌》。

    戴德生也逐漸認識到中國傳道會的種種缺點，他本人亦因為差會辦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會及其幹事，他敬重他們的靈性、他們對神的愛心，以及他們布道和帶人歸主的熱心。

    當時的上海還有不少歐洲人，他們發展工業和貿易，生活奢華。在戴德生眼中，部分傳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傾向，他們常和租界的官員和炮艦的長官往來，並且權充翻譯。這種社交應酬的風氣，令到這個在保守和嚴謹的循道會環境中長大的戴德生，時常感到驚訝。

    雖然戴德生受過不少教育，人也聰明，但他並沒有大學文憑，而且還沒有拿到醫學學位。他希望從事醫療服務的工作，但他並非正式的醫生。他能講道和牧會，但他沒有受按立為牧師。雖然許多人硬要稱他為「牧師」，他卻一直拒絕接受這頭銜。從中國傳道會那裏，他每年的薪金隻不過八十元，非常微薄。聖公會的單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會還替他們付房屋租金、醫藥費用，另外還有語言教師及書籍津貼。在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顯得頗有點寒酸。

    當他整理行李時，發覺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書籍和紙張都弄髒，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壞了。「敦費士號」在回航中，於澎湖群島（Pescadores）附近觸礁而沉沒，船員則幸而獲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師抵達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導戴德生官話，而戴德生則每天為他禱告，希望聖靈帶領他歸向耶穌。

    四天後，師生兩人已經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對話。戴德生用中文與街上的士兵或店鋪的商人談話，他發覺自己已能勉強用中文跟人溝通。

    當時負責圍攻上海縣城的清軍將領是吉爾杭阿（Koer hanger）。他下令封鎖城池，但城北接連租界，城內的人皆從租界的外國人那裏得到軍械和糧食的供應，所以封鎖是無濟於事的。而且有些外國商人更為城內叛黨提供經濟及各種援助，期望太平軍能取清朝而代之。傳教土則在城內分發白米和肉類，調濟貧苦大眾。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戰」。戴德生早上就被槍聲吵醒了，他走出屋外，頭上飛過一枚炮彈，轟隆一聲，竟落在慕維廉牧師（William Muirhead）的屋牆上。慕維廉屬於蘇格蘭長老會，是戴德生來到上海後認識及仰慕的一位教土。

    清晨六時半，戴德生和慕維廉一起走過租界，來到黃浦江畔。滿清的兵

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經過租界向南城進攻。英法兵艦齊起製止，但清朝水師並不理會，強要直駛蘇州河，引起一艘英艦發炮攻擊。

    岸上英法領事也和滿清軍隊斡旋，要求他們的營寨和炮壘撤離租界。英國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並且派人送給吉爾杭阿一份最後通碟，說：「若果清兵在當日下午三時之前還不撤退，英國艦隊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時不撤，英兵便開始進擊，不再容情。」

    下午三時，清兵還是沒有動靜。英美軍艦分別派兵土及水手上岸，搖旗擂鼓，並由阿禮國率領，一直操向清兵駐紮的跑馬場。

    四時，戴德生聽到美國士兵那邊發出槍響，並且看到炮彈橫飛。果然，英美軍隊開始向清軍進攻。滿清士兵到處逃竄，然後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紅巾——原來城內的黨羽也趁機出擊，大殺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軍隊大獲全勝，隻損失了兩個兵士。當清兵忽忙逃竄之際，亂黨擁出城門，把清兵遺留下來的火藥槍炮，來個混水摸魚，搶掠一空。

可是，傳教士卻要承受後果。經此役後，清軍對外國人極表不滿，一直到秋天還不讓傳教士到城郊的村鎮傳教，也不準外國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籬下，在租界內倫敦會的宿舍裏繼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