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的創造主

主啊!讓我看到我周遭的人,賜我以你的眼光把他們看待, 讓我把智慧和力量付諸於行,使人看到你海洋般寬深的愛!
個人資料
  • 博客訪問:
文章分類
正文

《喜馬拉雅山的活石》譚嘉.普拉沙德

(2008-11-23 16:55:20) 下一個







  在我們教會所有的尼泊爾會員中,和我打交道比較多的人之一有譚嘉.普拉沙德(tanta Prasad)。當我們初來安普琵琶爾時,他是醫院的助理建築監督,其時醫院正在施工中。像大多數尼泊爾人一樣,他身材瘦小、黑發、膚色黝黑,在身體方麵並無與同種人不同的特點。但他具有一個婆羅門人的典型特征——麵孔狹長、尖鼻、尖下巴,當他看你時,你彷佛感到他不僅是看你,而是盯透了你。但盯的時間不會長。像身體的其他部分一樣,他的兩眼也轉動不停。他緊張、激動,總在運動中——作為醫院建築監督,我想這是最理想的性格。

  我們剛認識譚嘉.普拉沙德時,他還不是基督徒。他為人粗魯、傲慢、自高自大、趾高氣揚,有點達到粗野的程度。和他談話,聽不清他在說什麽,隻覺得仿佛爆豌豆的聲音在耳中劈啪劈啪。那時我在醫院半日工作,且不擔任行政職務,難得和他見麵,但隻要聽到他的聲音,就知道他在附近:他總是在對工人們的工作挑剔這挑剔那,像尖叫的槍彈頻頻掃射,從醫院的走廊這頭一直掃射到那頭。雖然工人們都比他年紀大,但都樂意容忍他的吆喝,因為他能讀能寫,而工人們大字不識;而且他是一個婆羅門,下等種姓的工人不得不敬畏他三分。在譚嘉的快嘴後麵是一顆敏捷的心。他工作認真,嚴格要求自己跟要求別人一樣。他負責監督四、五十號工人工作,他們都各有所長,在技術經驗上超過他。然而他敏於學習,在醫院建築完成之時,他也學會了各樣的工程。

  在我們到達安普琵琶爾幾個月之後,我才直接和譚嘉打交道。我們醫院雖有一部發電機,向醫院及職工住宅送電,但在我們家缺少一條引線和插座以便插用一些家用電器。因此,我商請譚嘉拉一條電線到室內某個方便又不顯眼的地方,再裝上電源插座。他對待給他工錢的外國傳教人員一貫客氣有禮,他說他樂意效勞,並說不必擔心,明天準保裝好。

  第二天我去拉普西波特(Lapsibot),在我們醫院北部六小時路程,一個月去一次的鄉村診所之一。次日晚上回家,又累又餓,映入眼簾的第一樁新鮮東西是:在客廳主要牆壁中心吊下一條難看的米色粗電線,其末端離地一碼高裝上一個插座。這條電線肯定跟火線掛鉤,難怪我一瞥見它就彷佛我的大腦兩半球之間燒熔了保險絲而大冒“怒火”。我莫名其妙這條電線為什麽使我那樣倒胃口。我的審美感再也經受不起這樣大的衝擊,在這本來是牛糞合泥巴的牆上現在又多了這條電線來“錦上添花”。它在我人困馬乏的時刻不啻雪上加霜。整個晚餐時間,我總不自覺地盯著這條倒黴的電線,老想要用什麽合適的方式和這位高傲的建築監督算這筆“帳”。

  當我沉浸在這個問題時,突然心中閃出一個念頭:基督就像這條電線正穿過人的生命,在線的末端是電源插座,在召喚人們插上這個插座。我似乎已經從插座拔出來了。這個“危機”很快度過,我從沒有對譚嘉提過一句話。

  醫院建築完工後,譚嘉繼續留下來擔任醫院的維修職務,這時他已在技術上好好武裝起來足以勝任工作,還能支援其他工作。例如,他在手術室幫助我做初期的一個腸堵塞病例,那次病人猝死在病床上。在前述瑪雅的病例中,也是譚嘉一直自告奮勇拉呼吸袋,一直到她停止呼吸才罷——那次瑪雅因吃了兩罐殺臭蟲的毒藥而自殺身亡。

  瑪雅死後數星期,譚嘉通過我們醫院內部電池運轉的電話線打電話給我,請求馬上去看他。他是從一個傳教士的家裏打的電話,語聲為某種事而充滿恐怖。他懇求我火速去。

  我大吃一驚地發現他瀕於歇斯底裏的狀態。他本來快速而神經質的動作大大地加劇;冒汗、抽搐、瞠目左顧右盼、精神錯亂。這毫不足奇:原來半小時前,他吞進了半罐殺臭蟲毒藥——就是瑪雅用以自殺的那種藥水,但現在他感到後悔了。

  一個在這樣近的距離,長時間親眼看著吃臭蟲藥的瑪雅慢慢而可怕地死亡的譚嘉.普拉沙德,居然寧願吞食同樣的毒藥自殺,這真使我茫然不解。我獲知譚嘉因為沒取得獎學金,不能深造上進而感到沮喪,似乎這難以成為采取這種行動的充分理由。

  我們趕快將譚嘉送醫院搶救,將他胃中的東西抽出來,為他注射顛茄堿(atropine)以抵消毒藥的影響——這次,不像對付瑪雅的自殺,我們已知道是臭蟲藥而胸有成竹地治療,使他幸免於他孟浪行為的可怕後果。他隻稍微中毒,幾小時就康複了。

  譚嘉愈後仍感心情不安,大大影響工作。終於離職而去別的城市試搞新的行業。在他離開不久,我們發現他曾經挪用某些醫院的供應品、後來又聽說,他陷入某種困境而逃到印度以免被捕。

  自此以後,我們不知他的音信。幾年過去了,我又遇見他,這時,他在加德滿都傳教團總部供應處工作。雖然經曆不少挫折,總算未離正道,終於成了基督徒。在印度,他的生命受到最深刻的影響,他遇見了“運籌動員傳教團”的一個隊,這個隊是一個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福音傳教組織。這個隊的領導人碰巧是一個尼泊爾的婆羅門,和他自己一個種姓。他邀請譚嘉參加他們的隊伍。因此譚嘉和他的新同伴們在印度巡遊了幾個月,認識了基督教,了解了作為基督的門徒應該怎樣生活。在譚嘉離開他們時,某種過程在他的心裏作工,終於徹底地改變了他的生命。

  譚嘉在加德滿都工作得不錯,終於在傳教團中心服務處成了二把手。在工作崗位上表現得能幹、勤勉而且忠實。並且他在加德滿都一個教會也是一位信仰堅定的會員。他並在業餘努力學習以獲取斑中畢業文憑。有句名言:“行善必得好報”。這在他身上應驗了。

  但是,有一件事影響了譚嘉.普拉沙德的平衡:他想回到安普琵琶爾。他渴望重回到靠近醫院的他的村子。他覺得對自己的鄉親,尤其是對他的父母有一種義務,他相信上帝正召喚他將在基督裏獲得的新生命與鄉親和父母共享。在他醞釀他的上述信念的同時,我們醫院正發生職工短缺的危機。在短短的時間裏,不少年長職工(包括傳教士們)都離此地他去。我們急需補充采購員和維修監督兩個空缺。我們認為能填補這兩個空缺的任一個的唯一人選就是譚嘉.普拉沙德。我們認為他可同時兼顧這兩個職務;即使他不能兼顧,總比兩個職務都缺為佳,因為我們眼前實在找不到更好的選擇。

  我們願望的最大阻力來自加德滿都傳教團總部。他們不願意失掉這樣一個可靠的工作者,雖然他們在加德滿都比我們在安普琵琶爾較容易找到這樣的職工。對我們有利的因素是:尼泊爾國王最近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全國性的運動,號召有技能的青年人從城市回到鄉村去,幫助自己的家鄉發展。乘著這股運動的浪潮,我們催請傳教團總部響應國王的號召,放譚嘉回到他的村子。終於,總部答應將他送回我們醫院。

  可是醫院的其他職工並不熱情歡迎譚嘉回來。他們還記得譚嘉過去的為人,而且他們很快就注意到,譚嘉的人品和脾性改變很少——似乎他們希望一個生蘋果能熟成一個桃子。因此譚嘉在回到醫院後遇到欠缺禮貌的接待,這使他感到頗為泄氣。

  更壞的遭遇是在自己的村子,尤其是自己的家族。由於聞知他成了基督徒,他的婆羅門種姓隻有加重他的罪過。他父親的心被對兒子的愛和對婆羅門村民們的要求而撕成兩半,婆羅門種姓的人要求他斷絕父子關係把他趕出村外。最後婆羅門種姓勝利了。譚嘉好不容易在五年多後回到家鄉,卻被含淚的父親驅逐出村外家外,被迫在醫院附近找一間小屋居住。

  譚嘉早已對這樣的處境作好準備。通過閱讀聖經和其他基督徒的見證,他知道信基督教必然招致本身的苦難和可能的迫害。起先,他似乎被苦難所激勵,相信上帝正喜愛他,賜以如此良機來為信仰受苦。他把大部份業餘時間都花在勸說他舊日的朋友們:基督才是所有尼泊爾人的歸宿,基督教不是一種外國的宗教,而發源於亞洲,既為亞洲人,又同樣為西方人所信仰的宗教。然而,他的努力隻為他樹立更多的敵人,部分歸咎於他急躁的態度。終於,他對此灰心,不再與他的鄉區公開對立,而專誠為醫院服務,為教會團契事奉。

  鄉人對譚嘉的敵對暫時緩和,似乎他的苦難已告結束。但幾個月後,苦難又再次降臨。這次,我發現我自己也卷入旋渦。

  一天,沒有任何預兆,當我一走出手術室就發現整個門診區擠滿了激動的群眾,一邊推擠,一邊尖叫。門診的工作完全停頓了,每個人都到我的診室來看裏麵搞的什麽。我聽見有人在喝問:“醫生在哪裏?醫生在哪裏?”靠近我身邊的人指著我說:“他在這裏。他在這裏。”人們就互相推擠,向我擠來。

  當我走向診室時,我覺察群眾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好奇心盯著我;當我走近診室時,他們似乎更怒不可遏。我到底幹了什麽使他們激怒成這樣?我從這七嘴八舌的喧嚷中聽不出一點端倪,因為每個人都在同時叱喝。但不要多久我就弄明白了。我推開人群走進診室,見譚嘉和一個警察在那兒。憤怒的尼泊爾人擠進每一個可能站人的空間。我注意到,那個X光透視員,譚嘉的主要對頭之一,站在角落裏輕蔑地微笑。終於,我看到了這場混亂的動因:在我的診床上躺著一個年輕的婦女,衣服緊裹,麵無人色。我心想:啊,上帝,她是個死人。於是,我望著譚嘉大聲問道:“這裏發生了什麽事?”譚嘉說:“我們被捕了。”我問:“誰被捕了?”“你和我。”“為了什麽?”“說我倆共謀,謀害了我老婆。”他的妻子?是的,我記起他在村子裏有一個妻子。但是自從知道他已改信基督教,她就回了娘家而和他斷了往來。而我更與他的妻子毫無關係,甚至不認識她。

  一件謀殺案!我再瞥一眼這個女人。她看起來真的死了;看不出一點動作,甚至一點顫抖。她僵直地躺著,臉色蠟黃,毫無血色。但當我緊緊盯著她,想看出她是否有點抽搐或閃動時,我感知到她正在呼吸。我感到血湧上我的臉。至少,這不是謀殺——不管怎樣不能定案。一個穿破背心腰纏白布的矮個子上前來指著我對警察說:“先生,就是他。他毒死了她。自從她走出醫院,就成了這個樣子?”他在這句話的末尾加了一個“感歎號”,並對著我的腳吐了一口痰。

  譚嘉悄悄對我說:“他就是我的嶽父。我妻子兩天前到醫院來,你給了她藥。他們說那是毒藥,是我請你為我毒死她的。你到底給了她藥沒有?”我說:“在未查看病例卡以前,我怎麽能確定是否我給了她藥呢?你能確定我看過她的病嗎?”

  他說:“他們咬定你看的病傍的藥。”我感到惱火:也許她拿了十倍於應給的藥或別的處方,點錯了一位小數點。藥劑師常常犯這種錯誤,而怪到我們處方醫生的頭上來。或者,也許是這婦人對藥物有過敏反應。

  她父親惡意地對我皺眉怒視。他是個難對付的古怪老頭,胡子未篩,從肮髒壓扁的帽子下伸出蓬亂的頭發。跟他一起的人也怒目而視,一個賽過一個地對我表示敵視。其中大多數是躺在診床上的婦人的親屬,外加譚嘉的敵人們。

  警察轉向我問道:“醫生,兩天前你給這位病人看過病嗎?”我一點也記不起來。她可能是那天我看過的五十幾個病人中的一個。我回答說:“讓我查看她的病例卡。在未查卡以前,我不能斷言什麽。”我到處找診室助手西達(Sita),我喊叫:“西達,西達。”正當我急需她時她卻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我在這兒,我在這兒!”從擠在門邊的人群中傳來了這樣高嗓門的回應。西達說:“我正找來了病例卡。”她老是在我前麵六步遠站著。

  不錯,譚嘉的妻子的確在兩天前來院看病,而且看她病的正是我。我一看病例卡就放心了:我隻開了打蟲藥(肚腸寄生蟲),這是醫院最普通最安全的處方。而我開的劑量也正確。病例卡上寫著:她有輕微腹痛,體檢正常。大便檢查結果有蛔蟲。

  譚嘉從我肩後將病例念給我聽。我說:“這事有點蹊蹺。”他同意:“我也這樣想,有人在陷害我們。”

  他說得對。他對躺在診床上半死的婦人毫無責任。縱使不是我醫生的過錯,還不能排除藥劑師方麵的錯誤。此外,這些人可能會說他們要說的任何話。他們可能會說我開的打蟲藥是為了掩蓋我實際給的毒藥。我自問無錯,但怎樣才能說服他人……例如警察,或者還有其他的什麽人。

  每個人似乎都在等待下一步怎麽辦,既然我已查看了病例卡。譚嘉建議我最好至少檢查一下這個病人。也許她需要治療一下。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建議。我已經忘了我是這病案的醫生。我告訴警察,隻有把群眾請出診室外,我才能對病人進行檢查。我堅持所有的人必須出去,隻能留下西達、譚嘉、她父親,當然還有那位警察。

  我叫西達為這位少婦脫下衣服,她父親和譚嘉必須協助,因為她躺在那裏不能動彈。三人忙乎好一陣,才算脫下她的衣服。我於是慢慢而故意地從頭檢查到腳。我發現她沒病,隻是一時昏迷。僅僅發現兩處異常病症:呼吸緩慢,血壓偏低。但這兩者也是在正常低限度之內。在這段期間我的疑慮不斷加深。她的整個情況難以解釋,我從未見過如此昏迷的人而竟然沒有伴隨其他症狀。突然我產生一個想法:這病人是歇斯底裏類型。為證實這一點,我稍稍搖動她。並無反應,我就開始戳她、捅她、夾她,並向她大聲叫喊,叫她起身,發現她有所動作,沒有什麽不正常。但她仍然躺著。她父親發脾氣,說我在撒謊,叫我最好停止捶打他女兒,否則,他要連同這方麵提出控告。

  自然,歇斯底裏病人通常對捅夾不反應……我早知道這點,但我仍然對她不加反應感到有點失望。也許她不是歇斯底裏,也許我猜錯了。然而,假如連我自己都不信服,我又怎樣說服別人呢?

  譚嘉越來越不安。正在此時,我計上心來,決定和他們攤牌,哪怕自己冒險。這是一場賭博,但假如它起作用而證明我沒錯,我們可以省掉大大的麻煩。我不致在警察局待上一夜或一星期。譚嘉當然希望避開比我更大的麻煩,他可能要遭受更加惡劣的待遇。

  我極力擺出專家的神氣,對警察一本正經地斷言:“她在欺詐,她在裝假。這整個是在演戲。”然後,我朝著她父親,更加火上加油鄭重其辭:“就是你編造這場把戲。你來這裏把什麽都搗亂了,攪亂了醫院的工作,給基督徒和外國友人找麻煩,他們來是為你們國家服務的。你們所編造的控告純屬謊言。你故意要你的女兒來扮演整個角色。這是我一生中所遇見的最肮髒的訛詐。就是你本人應該進監獄!”

  我的這場表演即使夠不上“奧斯卡”獎,也明顯地夠這個警察受的。他看看我,又看看那少婦,又看看她父親,最後轉向我,向我道歉:“醫生,今天我們給你招來大大的不便,謝謝你在這個案子上的協助。這事與你無關,你用不著和我們上警察局。但我必須將她丈夫帶去,我們還未能與他了結。”這是曆來的慣例:尼泊爾基督徒在任何麻煩中首當其衝,而外國人則獲得道歉。

  這位少婦一直躺在那裏如同僵屍。我示意西達為她穿好衣服。當然,穿衣服比脫衣服花了加倍的時間。我利用這個過程,偵察出病人一些自動的動作,似乎她也為這場把戲弄煩了,想用些合作的動作來加速結束這場戲。但我尚不能確定,也許當三人和西達為她穿衣而擺弄來擺弄去的時候,她可能有所扭動,而我可能沒看到。

  我們叫來抬椅,把病人扶上去。慍怒的這夥人走出門外,譚嘉和警察尾隨在後。當他們走出時,我掐了掐譚嘉的胳膊,說:“教會今夜將為你禱告。”

  他微笑,僅僅說了句:“她會怎樣?”望著抬椅,他又說:“她還是那樣,他們仍會說我毒害她。認為她死了?認為你說他們演把戲是錯的?”

  輪到我微笑了,說:“她不會死。”我隻來得及說這一句,他就走出門了。

  我們不敢浪費時間,回診室診視常規來院的病人,他們被剛才那場騷亂耽擱在一旁。這時是下午看病時間的中央。剛才那場鬧劇足足拖延了一小時。

  第二天醫院正常時間,譚嘉回來上班。一聽到他回來,我即來看他。他咧著嘴笑,回答我詢問的臉色說:“我老婆一到警察局就醒過來了。警察十分討厭這事,結果罰了她父親三百盧比,為的他影響治安。我從未見過他這樣發狂。”

  我說:“以後要再搞這類勾當,他們不得不再三思量。”他點頭稱是:“是的,也許他們終會明白上帝總歸在我們這邊。”

  我衷心希望自此之後譚嘉會事事如意,但事與願違,他不但在村裏有許多敵人,在醫院職工中也如此。他們不願放過任一找他麻煩的機會。最糟的是,連他自己的基督徒姊妹弟兄中(包括傳教士)對他也冷冰冰的。

  在共產黨領導的多月騷亂中,譚嘉遭受了他最大的考驗。他成了學生暴徒的特號靶子,這些暴徒常來打擾我們。譚嘉是暴徒們在醫院顯示其力量的主要鬥爭對象:當時,譚嘉正擔任采購員的職務,人們誣告他欺騙轎(挑)夫們。學生們就來醫院主持他們的所謂“公義”。俗話說:“為基督死比為基督活還容易。”那些日子,譚嘉差不多嚐盡這種考驗的苦頭。

  至於為基督而活著受苦,譚嘉比大多數傳教士都體驗得多——尤其對於我這個傳教士而言確是如此。








[ 打印 ]
閱讀 ()評論 (1)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