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邪的博客
海外閑筆,
正文
作為六四當年的思想激進的學生， 我對六四的態度一直沒有變。 但是這裏， 我不是想說六四如何， 我隻是想說，六四結局對在此之後的影響。
要說影響，還是離不開階級或者階層分析法， 我們可以把當時或者此後的中國出於不同政治經濟地位的階層做一下劃分：特權階層（這裏是官僚特權階層，親屬，極其子女， 我們不妨稱之位特權階層，權貴階層）， 第二個是知識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後來出現的大量新富階層， 然後就是工人市民階層，最後才是農民。 中國的社會，有著非常明顯的金字塔或者食物鏈的關係。 今天的中國，更符合層林法則。 另外兩個連帶的問題，就是一個正常或者健康社會所具有的社會公平和公義意識。 最後，另外一個隱含的集團，是軍人集團。 在這裏，我不稱它是人民解放軍，或者別的什麽，它是個軍人集團。 是個微妙而重要的集團。
六四之後，最大的受益者，顯然是官僚集團， 而且是官越高，受益就越大。 六四之前，官倒就已經激起巨大的民憤了。 現在看來那不過是小打小鬧。 六四之後，高官子弟經商，成為大款，已經非常普及和普遍。 他們經商，實際上，是赤裸裸的利用關係和體製，從國庫分錢， 這本質上， 和賴昌星沒有任何區別。沒有了社會力量的製約，官僚係統基本上可以為所欲為，腐敗基本上沒有了底線。 所以，當今的財富，主要集中在高官子女極其家屬手中，或者是與之相關的紅頂商人手中。
另一方麵， 官員的貪汙，已經成為一個潛規則。 不貪汙？做官就沒有任何意義。 一來是因為，六四以後，再也沒有什麽人，能夠對貪汙提出體製外的抗議。 社會公義和正義基本上喪失殆盡。 整個社會對官員沒有了任何製約的力量。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貪腐。 同時，還有一個原因，是江澤民上台，底氣和正當性都顯不足，具備他同樣條件的人非常多，他沒有鄧的資曆，底氣和權威。 也就是說，即使在黨內，他的權威性和正當性都有人質疑，當然，黨外的中國社會，這個時候，等同於不存在。 所以，為了鞏固地位，隻能封官許願，提拔親信，有意無意的縱容貪汙，甚至財色交易，這樣做，既符合人性原則，更符合他鞏固地位的需要。 對於任何不服氣的實權人物，隻要祭起這麵大旗，沒有人可以不中箭落馬。 這樣一來，不僅社會上，而且整個黨內，都變得利益至上。黨變成了利益一致的集團，而不是為理想而奮鬥的先鋒隊，是發財先鋒隊。至於說一些口號，比如三個代表之類，那些東西，隻是用來提升士氣的東西，免得這麽大的集團，失去方向而人心渙散，同時，也是為了忽悠一些確實有點理想或者對身份有優越感的基層黨員。否則，為什麽入黨呢。
六四鎮壓使得中國理想主義全麵陷落，無論是哪個階層，都不在“空談”，免得不合適宜。
說到理想主義的陷落。 六四之前，黨內是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官員存在的，比如胡耀邦。趙其實在政治體製改革上也是有想法的。 之後，黨內不可能有理想主義官員的立足之地。社會上也是。同學朋友聚會，大家都盡量避談政治，隻談賺錢，吃喝玩樂和女人。
六四對知識分子最大的衝擊，就是失望加絕望。 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正如學生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一樣，但是知識分子，可以謀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再去關心社會正義。 而六四之後，知識分子正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這不能全怨知識分子。
六四之後，知識分子的失望與絕望是雙重的。 一是對體製和官僚階層的絕望。 這樣赤裸裸的血腥鎮壓，讓他們知道，這個製度改良是沒有任何餘地的，不僅如此，六四之後，這個政權和製度，也不再給他們任何表達與政權不同意見的機會了。 知識界受到了徹底的管製與清洗。 但是從利益上，知識界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利益損失，專家學者們由此變乖，變的更會賺錢了。大家知道不能改變，也沒有其他社會力量的支持，於是把良心個公義放到一邊，成為商人。 販賣知識的商人。 在校大學生接受了血的教訓，也不再關注什麽腐敗和政治。
知識分子另外一重失望，則和當時的大學生一樣，來自對工人農民的失望，乃至絕望。 學生運動，因為學生並沒有自己本身的利益存在，他們的呼籲和呐喊，往往是全社會性質的，而且往往具有先驅性質。 所以，毛澤東才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而曆史上，除了六四被抹黑（通過抹黑當時的學生帶頭人，以及被利用）外，曆史上中國的學生運動，共產黨沒有否定哪一個。 六四當時的工人和農民，尤其農民根本沒有太明白學生一些訴求的長遠意義。 所以，鎮壓之後，僅僅北京的鎮壓，全國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就做鳥獸散。 也許是當時農民剛剛包產到戶，腐敗並不嚴重，工人還沒有開始下崗，中國的經濟還在上升。 以及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整個國家人心思定。 反正，鎮壓就鎮壓了，噤聲就噤聲了。
這種雙重絕望之下，其實當年很多沒有出國的學生，受牽連的學生很多。 大家也從中接受了教訓，我曾經偶爾一個當年軍校大學生，被開除黨籍的學生運動積極分子，現在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提及當年的事，都不願多談。個中的原因是複雜的。而我後來接觸的不少的當年的積極分子，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這麽說吧，大凡當年積極參與的人，都是有想法，有衝勁，甚至是有理想的年輕人。 所以，即使當年受衝擊，他們後來混的，都是不錯的。 大家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也正是政府所希望的，發財才是硬道理，利用體製，認同腐敗，發自己的財。現在中國的很多有錢人，都是這個年齡階段的人。 而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基本上當年都積極卷入過這場運動，盡管後來對這事的解讀各不相同。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演變到今天，工人這個階層，和二十年前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很多產業工人，和出租司機，甚至和農民工的待遇差不多。 因為他們不如知識分子聰明，更不如官僚有權勢，最終的演變，徹底的淪為他們應該有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
農民這個階層，從來是不會動的，除非餓死，或者麵臨餓死，他們是樸素的，也是實際的，但是，他們也是被動的。 和城市市民一樣，要麵臨拆遷和失地的命運。 維權艱難，甚至在一個一切向錢看，一切向強勢階層和階級靠攏的年代，他們都找不到一個能夠為他們獨立維權的律師。 更別說大學生為他們遊行或者知識分子說話了。
這一切，似乎是知識分子以及大學生，對那場運動和屠殺，工人農民無動於衷的一種反動和報複。 曆史就這個樣子，隻要有人學的聰明和自私，隻要無人為社會公義說話和出頭，那總是要有人為這個社會的不公和貪汙付出代價。
一旦社會失去了人類社會基本應有的社會公平和公義，叢林法則和金錢至上，那麽付出代價最慘重的，就是最弱勢，覺悟最低的階級和階層。 而這些階級和階層，一旦發出訴求，一定是利益訴求，如同工人罷工。但是一旦有訴求，一定是容易失控，容易流血。 相對於其他運動，學生運動，是最具有前瞻性，也最不容易流血的社會運動。 社會有問題了，沒有學生運動，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今天，中國的方向是什麽？ 是掙錢，掙錢能使國家富強嗎？ 富是相對的，強，則是沒有根基的，看外交政策就知道。 我們的道德底線是什麽？全民的信仰又是什麽？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問答。 大概隻能回答：錢。
中國再變怎麽變？再改怎麽改？ 目前中國的製度合理嗎？肯定是不合理，矛盾多嗎？激烈嗎？ 肯定是多而激烈？怎麽解決？ 沒有人知道，有人說，發展經濟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這麽多年了，卻是問題越來越嚴重。
答案似乎很簡單，懲治腐敗，改善分配，以及弘揚社會“正義和公平”。 但是所有的這幾點，都要牽扯到製度改革，這會要了黨的命，根本實行不了。
答案，我是悲觀的。 動蕩既然開始，還會持續的動蕩下去。
要說影響，還是離不開階級或者階層分析法， 我們可以把當時或者此後的中國出於不同政治經濟地位的階層做一下劃分：特權階層（這裏是官僚特權階層，親屬，極其子女， 我們不妨稱之位特權階層，權貴階層）， 第二個是知識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後來出現的大量新富階層， 然後就是工人市民階層，最後才是農民。 中國的社會，有著非常明顯的金字塔或者食物鏈的關係。 今天的中國，更符合層林法則。 另外兩個連帶的問題，就是一個正常或者健康社會所具有的社會公平和公義意識。 最後，另外一個隱含的集團，是軍人集團。 在這裏，我不稱它是人民解放軍，或者別的什麽，它是個軍人集團。 是個微妙而重要的集團。
六四之後，最大的受益者，顯然是官僚集團， 而且是官越高，受益就越大。 六四之前，官倒就已經激起巨大的民憤了。 現在看來那不過是小打小鬧。 六四之後，高官子弟經商，成為大款，已經非常普及和普遍。 他們經商，實際上，是赤裸裸的利用關係和體製，從國庫分錢， 這本質上， 和賴昌星沒有任何區別。沒有了社會力量的製約，官僚係統基本上可以為所欲為，腐敗基本上沒有了底線。 所以，當今的財富，主要集中在高官子女極其家屬手中，或者是與之相關的紅頂商人手中。
另一方麵， 官員的貪汙，已經成為一個潛規則。 不貪汙？做官就沒有任何意義。 一來是因為，六四以後，再也沒有什麽人，能夠對貪汙提出體製外的抗議。 社會公義和正義基本上喪失殆盡。 整個社會對官員沒有了任何製約的力量。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貪腐。 同時，還有一個原因，是江澤民上台，底氣和正當性都顯不足，具備他同樣條件的人非常多，他沒有鄧的資曆，底氣和權威。 也就是說，即使在黨內，他的權威性和正當性都有人質疑，當然，黨外的中國社會，這個時候，等同於不存在。 所以，為了鞏固地位，隻能封官許願，提拔親信，有意無意的縱容貪汙，甚至財色交易，這樣做，既符合人性原則，更符合他鞏固地位的需要。 對於任何不服氣的實權人物，隻要祭起這麵大旗，沒有人可以不中箭落馬。 這樣一來，不僅社會上，而且整個黨內，都變得利益至上。黨變成了利益一致的集團，而不是為理想而奮鬥的先鋒隊，是發財先鋒隊。至於說一些口號，比如三個代表之類，那些東西，隻是用來提升士氣的東西，免得這麽大的集團，失去方向而人心渙散，同時，也是為了忽悠一些確實有點理想或者對身份有優越感的基層黨員。否則，為什麽入黨呢。
六四鎮壓使得中國理想主義全麵陷落，無論是哪個階層，都不在“空談”，免得不合適宜。
說到理想主義的陷落。 六四之前，黨內是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官員存在的，比如胡耀邦。趙其實在政治體製改革上也是有想法的。 之後，黨內不可能有理想主義官員的立足之地。社會上也是。同學朋友聚會，大家都盡量避談政治，隻談賺錢，吃喝玩樂和女人。
六四對知識分子最大的衝擊，就是失望加絕望。 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正如學生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一樣，但是知識分子，可以謀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再去關心社會正義。 而六四之後，知識分子正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這不能全怨知識分子。
六四之後，知識分子的失望與絕望是雙重的。 一是對體製和官僚階層的絕望。 這樣赤裸裸的血腥鎮壓，讓他們知道，這個製度改良是沒有任何餘地的，不僅如此，六四之後，這個政權和製度，也不再給他們任何表達與政權不同意見的機會了。 知識界受到了徹底的管製與清洗。 但是從利益上，知識界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利益損失，專家學者們由此變乖，變的更會賺錢了。大家知道不能改變，也沒有其他社會力量的支持，於是把良心個公義放到一邊，成為商人。 販賣知識的商人。 在校大學生接受了血的教訓，也不再關注什麽腐敗和政治。
知識分子另外一重失望，則和當時的大學生一樣，來自對工人農民的失望，乃至絕望。 學生運動，因為學生並沒有自己本身的利益存在，他們的呼籲和呐喊，往往是全社會性質的，而且往往具有先驅性質。 所以，毛澤東才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而曆史上，除了六四被抹黑（通過抹黑當時的學生帶頭人，以及被利用）外，曆史上中國的學生運動，共產黨沒有否定哪一個。 六四當時的工人和農民，尤其農民根本沒有太明白學生一些訴求的長遠意義。 所以，鎮壓之後，僅僅北京的鎮壓，全國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就做鳥獸散。 也許是當時農民剛剛包產到戶，腐敗並不嚴重，工人還沒有開始下崗，中國的經濟還在上升。 以及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整個國家人心思定。 反正，鎮壓就鎮壓了，噤聲就噤聲了。
這種雙重絕望之下，其實當年很多沒有出國的學生，受牽連的學生很多。 大家也從中接受了教訓，我曾經偶爾一個當年軍校大學生，被開除黨籍的學生運動積極分子，現在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提及當年的事，都不願多談。個中的原因是複雜的。而我後來接觸的不少的當年的積極分子，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這麽說吧，大凡當年積極參與的人，都是有想法，有衝勁，甚至是有理想的年輕人。 所以，即使當年受衝擊，他們後來混的，都是不錯的。 大家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也正是政府所希望的，發財才是硬道理，利用體製，認同腐敗，發自己的財。現在中國的很多有錢人，都是這個年齡階段的人。 而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基本上當年都積極卷入過這場運動，盡管後來對這事的解讀各不相同。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演變到今天，工人這個階層，和二十年前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很多產業工人，和出租司機，甚至和農民工的待遇差不多。 因為他們不如知識分子聰明，更不如官僚有權勢，最終的演變，徹底的淪為他們應該有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
農民這個階層，從來是不會動的，除非餓死，或者麵臨餓死，他們是樸素的，也是實際的，但是，他們也是被動的。 和城市市民一樣，要麵臨拆遷和失地的命運。 維權艱難，甚至在一個一切向錢看，一切向強勢階層和階級靠攏的年代，他們都找不到一個能夠為他們獨立維權的律師。 更別說大學生為他們遊行或者知識分子說話了。
這一切，似乎是知識分子以及大學生，對那場運動和屠殺，工人農民無動於衷的一種反動和報複。 曆史就這個樣子，隻要有人學的聰明和自私，隻要無人為社會公義說話和出頭，那總是要有人為這個社會的不公和貪汙付出代價。
一旦社會失去了人類社會基本應有的社會公平和公義，叢林法則和金錢至上，那麽付出代價最慘重的，就是最弱勢，覺悟最低的階級和階層。 而這些階級和階層，一旦發出訴求，一定是利益訴求，如同工人罷工。但是一旦有訴求，一定是容易失控，容易流血。 相對於其他運動，學生運動，是最具有前瞻性，也最不容易流血的社會運動。 社會有問題了，沒有學生運動，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今天，中國的方向是什麽？ 是掙錢，掙錢能使國家富強嗎？ 富是相對的，強，則是沒有根基的，看外交政策就知道。 我們的道德底線是什麽？全民的信仰又是什麽？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問答。 大概隻能回答：錢。
中國再變怎麽變？再改怎麽改？ 目前中國的製度合理嗎？肯定是不合理，矛盾多嗎？激烈嗎？ 肯定是多而激烈？怎麽解決？ 沒有人知道，有人說，發展經濟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這麽多年了，卻是問題越來越嚴重。
答案似乎很簡單，懲治腐敗，改善分配，以及弘揚社會“正義和公平”。 但是所有的這幾點，都要牽扯到製度改革，這會要了黨的命，根本實行不了。
答案，我是悲觀的。 動蕩既然開始，還會持續的動蕩下去。
是啊，六四之前，整個國家充滿朝氣。
分析和結論都很實在，所以很讓人焦心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