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燃燒
冰雪能夠燃燒嗎？誰也沒有想到！
[導讀]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銳老人，因他耳聾，我大著嗓子問他：“李老，請問您：田家英為什麽自殺?”李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沒說什麽。
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作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田是毛澤東的總管家、日常秘書
“有關田家英的若幹史料辨正”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閻長貴，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社工作
>>>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銳老人，因他耳聾，我大著嗓子問他：“李老，請問您：田家英為什麽自殺?”李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沒說什麽。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也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田家英自殺除了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覺得沒希望了——我覺得戚本禹說的和李銳說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曾約請田家英的女兒曾自回憶她父親田家英，曾自在談到父親的死時是這樣說的：
父親最後的遺言：“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我覺得父親有一種極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業，他一生獻給主席的熱愛，覺得主席最後把他否定了。我認為這是他結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覺得主席把他拋棄了，他就覺得沒有希望了。他覺得主席對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劃成敵人了。
文史學者王凡在給我的來信中，談到田家英的死因，說：“我覺得是多重的，當然毛澤東的不信任和把他劃到自己以外的陣營，是最重要的原因，這等於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他清楚這個‘宣布’的結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懷。”(這與戚本禹說法同，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過的人，說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筆》書中說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對，或許是筆誤——筆者注)
——————————————————————————————————————
【自殺之謎：當事人的回憶】
但這樣一位好幹部為什麽在“文革”還未全麵開始時就自殺了呢?這個問題應該述說清楚，否則就成了曆史上的永久之謎。眾所周知，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很多，而影響最大、最值得重視的恐怕是胡喬木的說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著膽子就以胡喬木的說法為例談談此問題。
最近，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曉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在毛澤東和鄧小平身邊的日子》，一些報刊不斷選載和介紹，被稱為是一部“評價公允”、“真實可信的優秀傳記作品”。該書關於田家英之死的情況敘述如下(轉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狀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的談話時，田家英主張刪去“《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等詞句——筆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個戴上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帽子。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運終於降臨。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來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狀，停職反省，逼迫其限時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丁曉平的書認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責任人是江青，具體執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們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狀，要他停職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這種屈辱才自殺。當然，作者是沿用胡喬木的說法，但事情果真如胡喬木所說的這樣嗎?江青對田家英之死無疑有責任，不過我沒掌握確實材料，沒法具體說明;但說到直接導致這一悲劇的王力、戚本禹，他們對這件事情都有詳盡的說明——若不因人廢言，從“法律”上講，也應該聽聽“被告”一方的意見。這裏順便說一下，胡喬木說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不準確，因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發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
下麵，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錄》中關於田家英之死問題的說法：
(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檢查以後，會上討論對四個人的處理。羅瑞卿不在這個會上處理，由軍委處理。大約是20日，少奇同誌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組(那時不叫專案組)處理彭、陸、楊、田(家英)的問題，總的組長是周恩來，下分四個分組，彭、陸、楊、田各一個分組。彭組由周恩來自己負責，陸組陳伯達負責，楊組康生負責，田組安子文負責。
(二)安子文分組的成員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電話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裏去，坐他的車到田家英家裏，怎麽談事先沒商量，是安子文一個人談的，我和戚本禹都沒說話。我認為安談的還是相當緩和的，不是那麽氣勢洶洶。安對田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暫時由戚本禹負責。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編進毛選的原稿、印的東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這當然實際是撤職，這是毛主席決定的，少奇、總理都不能決定。
(三)23日繼續開會，就在這個會上，汪東興接了個電話後很緊張地跑到主席台上跟總理說，田家英自殺了。總理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趕到田家，這時田家英已經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後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後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去時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歎氣，有話可以向組織上說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麵有交往，我覺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嚇呆了。戚本禹對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讓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調到要害部門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對田家英的舊情還是有的。總之當時對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後當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邊(田家英的夫人——編者注)，到中央組織部談田家英死的經過。董邊說，頭天夜裏田家英說了一句話：“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她說，她當時沒有注意這句話，沒有向組織匯報。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們就聽到傳達江青的話，說陳伯達、康生(實際上是說周恩來)為什麽不采取措施，讓田家英自殺了?江青回來後又罵了好幾次，說對田家英處理不果斷，早就該隔離。她是把田家英當成敵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經過就是這樣。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刊載胡喬木的文章，說“王關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遷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這種汙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這種說法完全違背事實。
再來看看戚本禹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戚本禹2002年寫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曆史要案》一文，著重批駁“荒誕無稽的流言”。同時，該文也說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況：
(一)1966年5月21 (22?) 日上午，安子文電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麽就是什麽，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唯命是從。於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當時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達時，田家英不在家，隻有夫人董邊在。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 她似乎有點緊張，說：“家英同逄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坐等。果然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一看來了我們三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後安詳地說：“家英，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戚本禹，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還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裏反省不要出去了。”這以後，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哪些方麵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 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不像書刊上說的一派訓斥口吻。他隻談田家英有錯誤，但未談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未談公安部的報告，更沒有當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的表現是無奈和委屈，不像書刊上說的那樣激動，更沒聽他說一句怨恨毛澤東的話。固然，按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邊和逄先知都沒說什麽話。
(二)這天深夜十一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交給我。我說，那麽我派人來登記。他說，不，要親自給我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那裏。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隻有二百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拐角處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麽事，是誰在害他?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他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有多年的交往。我從1950年進中南海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幫助過我。1957年“反右”時，我被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打成反黨集團為首者，他與我們共患難。此案在毛澤東的幹預下徹底平反，這就是聞名全黨的“八司馬案”。因為有這層關係，所以他才敢大膽地、不顧紀律地進行違規操作。但由於我前幾天剛為田家英的問題挨了批評(“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時不敢說什麽話。
(三)深夜電話事件後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點，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務員小陳出去買香煙和其它東西，自己則走進永福堂西廂，即毛澤東的藏書室，鎖了門，然後把頭懸在一根拴在兩個書櫃之間的帶子裏，自盡了。約十時許，小陳從西單回來，發現田家英自殺，他驚恐地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八司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負責人路輝等飛快地跑到永福堂，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對口吹氣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我和汪東興等報告，我們立即報告會議主持人。接著安子文、王力、汪東興等坐車趕回中南海觀察現場，處理後事。安子文當時還通知了董邊，董邊很悲傷，但她沒能趕過來。田家英在解下時，舌頭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顯屬於自縊。當時到現場的人，無論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中央領導人，誰都沒有發現他身上有槍傷，也沒有在毛澤東的藏書室或田家英的辦公室發現任何血跡。當時所有到場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該這樣，沒有人幸災樂禍的。
除了上述內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電話談到胡喬木關於田家英之死問題的說法時，憤怒地說：“完全是胡說八道”。戚還說，我對有些人很鄙視，很看不起。他們在揭發田家英時，捕風捉影，任意誇大，無限上綱上線，材料寫了一大摞，把他簡直說成魔鬼，後來寫文章、寫書，又把他吹得白玉無瑕，聖人一般。戚認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聖人，也不是芸芸眾生的普通人，實際上，應該說田家英是一個有缺點、有錯誤，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華橫溢的十分難得的中共高級幹部。
行文至此，我們小結一下。
(一)從王力和戚本禹的說法中，可以看到，關於田家英之死，他們二人所說的情節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異，無關宏旨。事實隻有一個。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是胡喬木說的符合事實，還是王力、戚本禹說的符合事實?當然，我說的符合事實，是說基本上符合事實，誰也不能肯定人們事後的回憶完全準確。事實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敘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記憶不夠準確。”(2011年9月6日王凡給我的信)我相信，通過本文提供的材料，關於田家英之死的真實情況，人們會做出比較客觀和公正的判斷。
(二)從王力的說法中我們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說，在田家英之死問題上胡喬木的說法“完全違背事實”。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書的時間，實際王力所寫時間應該更早)王力就指出了這件事情，而現在出版的書談到這個問題時，根本不顧王力的指正，對此不置一詞(就是批駁也好嘛)，徑直照抄胡喬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說法，這不應是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為。
(三)在1966年5月處理田家英問題時，本來負責人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著去的，隻是成員或隨員，胡喬木卻說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這是為什麽?這種做法同“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相距豈能以道裏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