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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一直想寫一篇介紹《竊聽風暴》（或《監聽風暴》）德國電影的文章，可一直拖下來沒做成。這是一部相當好的電影，也可以說是這幾年來看到的唯一好電影。好萊塢的電影象我以前的網文《為什麽更喜愛聽老歌和古典音樂？》裏說的“總覺得現在的好萊塢的電影有深度很少，不及其他國家的電影了。比如以前的電影“音樂之聲”，“ To Kill A Mockingbird ” ，“苔絲”，“飄”，“走出非洲”等許多好電影。如今幽默片也變得僅僅是故意做出傻冒動作或刻意地造出好玩的事，叫觀眾笑不起來，或很勉強地笑起來。哪象卓別林的電影（淘金記，摩登時代等）會讓人開心地笑，常常還會同時感到心酸。 ”
為什麽說這部電影好，因為有深度，演出了在東德時期的共產黨的白色恐怖下，藝術家們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更顯示出人的靈魂深處的鬥爭，痛苦的對話，和人性的高尚。看後讓人久久不能平靜，而且永生難忘。近年來你看過幾部這樣的好電影？尤其是來自好萊塢的。常常是一笑了之，一下就忘記了。
今天我讀到一篇評論此電影的文章，真是好極了，所以我也就在此推薦給大家，也省得我慢慢地打字寫來了！
我先加兩張劇照：
在頂樓上，那位竊聽者威茨格爾帶著耳機在監聽著詩人和女藝術家的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監聽風暴》裏的靈魂風暴 （ZT）
《竊聽風暴》主演德國影星烏爾裏希·穆埃
作者：王力蕻
《竊聽風暴》是2006年度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但國內好像沒有引進，幾個購物網都搜不到，就連盜版碟都沒有。我幾次到賣盜版碟的小販那問，都說給找找，但最後都了無下文。我兒子從網上下載後就催我：老王，快看看，特棒！
我看了。看了一遍後，又看了一遍，到現在我已經看了若幹遍了。每當覺得天陰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我就看一遍。於是心中生出一些晴朗，一點燦爛陽光，一點欣欣然的希望。
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解體前的民主德國（東德）的故事。
電影一開始，第一個畫麵是一個長長的通道，一個軍人抓著一個平民的胳膊背朝著觀眾，往前走著。字幕顯示這裏是“1984年11月 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秘密拘留所”。
進到審訊室，一個麵無表情的軍官讓平民坐在一個鋪著薄織物的椅子上，並要求他把手放在腿下，開始逼問平民與他的鄰居逃往西德有什麽關係。平民解釋著……
“我什麽也沒有做”
麵無表情的軍官說：“你覺得安全局會隨隨便便把一個無辜的公民拘押在這裏嗎？就算你什麽也沒有做，就憑你剛才不信任政府的言論，我們也可以逮捕你。”
畫麵切到一個教室，是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高等學院，剛在審訊的軍官現正在放著審訊的錄音，給學生上課。
“從這錄音裏不難發現，他以這樣傲慢的態度來對抗國家！對付這樣的人要有耐心，接下來是長達40個小時的盤問。”教官解釋。
接著放錄音，這時，經過40小時的審問，被審者已經在椅子上坐不住了，錄音機裏傳出哭泣聲，“求求你們，哪怕讓我睡一個小時！”
雖然是放錄音，但那聲音很有穿透力，令人有點毛骨悚然，使陽光燦爛的教室也仿佛彌漫著一股陰冷的寒氣。
這時，一個學生問道，“為什麽要審問這麽長時間？我覺得這樣太不人道了。”教官在這個學生的名字下打了個叉，說：
“……如果你們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最好的辦法就是一直盤問到他認罪。”
審問最後成功了，那個疲憊不堪神魂顛倒的人說出了審訊者想知道的東西。
後麵還有一個細節，犯人椅子上的織物被取下，原來是為警犬準備的帶有犯人氣味的布。教官告訴學生們說，每一次審訊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東西，並將會永遠保存在瓶子裏。
下課前教官提醒學生們說，“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采用竊聽的手段，請你們永遠不要忘記。”
這是片頭。
正片開始：一場話劇，台上的女主角是美麗動人的表演藝術家克麗絲.瑪麗亞。在話劇演出後的小派對上，劇作家、詩人德雷曼與主管文藝的部長之間有一段精彩的
對話：
部長：“我的確是頒布了很多文化禁令，但是，我還是熱愛藝術的。不過，政府會保護藝術家，藝術家也要回報。……”
詩人德雷曼：“你盡可以不喜歡我的話劇，但我是熱愛這個國家的。您能不能在看的時候，把您的政治立場放在一邊？人們的觀念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一個人真的是堅定的信仰社會主義的話，他無論看什麽話劇都不會動搖，這不是禁令可以禁得住的。”
部長蠻橫地打斷詩人的話，威脅道：“那你要不要試試？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讓你們體驗一下。”
詩人堅定地：“我這樣跟您說吧，如果我的作品真的好到能讓您不安，那即使被禁演，我也在所不惜。”
部長更加陰冷地：“……德雷曼，你可以按你的想法來寫，人不是這麽容易就改變的——你決定怎麽做了嗎？”
詩人仍然讓陽光照耀著自己的內心，說：“人是聽從自己的良知的，而不是因為工作需要就改變，人應該有所期盼……”
……
第二天，詩人德雷曼的家裏從客廳、書房、到臥室、衛生間都裝上了竊聽器。執行竊聽任務的就是那個國家安全局的教官，那個冰冷的麵無表情的審訊者威茨格爾。他在詩人的頂樓安置了他的監聽室。
詩人的朋友埃爾伯特是一位偉大的導演，已經被封殺五年，不能進行創作，為此，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參加詩人的生日派對時，他對詩人說：
“我再也無法忍受這個毫無人權根本不讓人講話的國家了！這個體製讓人發瘋！
“但正是這樣的體製讓我們更有創作的欲望，寫出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這才是對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下輩子我還希望能寫作！……
望著在派對上舉止優雅的人們，這位偉大的導演絕望地說：
“我想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們漸漸習慣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變了！”
在頂樓上，那位竊聽者威茨格爾帶著耳機在監聽著。
這個威茨格爾，從片頭他審訊犯人、在安全局課堂講課、到他主動請纓親自竊聽詩人德雷曼的家、到訓練有素地率領技術人員安裝竊聽設備並冷酷地威脅德雷曼的鄰居不許把看到的透露出去，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冷酷無情、心理素質極好如同機器一般的特工。他對審訊對象的冷酷說明他作為權力鏈條的一個環節，對權力統馭的對象隻是當做一個物品、一個工作對象、一個敵人來對待的。
然而，這個冷酷的家夥有一個小小的底線：他對文藝部長對美麗性感的女藝術家，德雷曼的妻子克麗絲.瑪麗亞的淩辱感到反感，並且對上司讓他別管此事的警告不以為然。他有意讓德雷曼知道真相：當備受淩辱的克麗絲.瑪麗亞從部長的車上下來，整理著淩亂的衣衫和靈魂的碎片的時候，他讓德雷曼看到了這殘酷的一幕。
他在竊聽室聽著浴室裏壓抑的哭泣和沒完沒了的淋浴聲，他傾聽著丈夫的沉默和從這沉默中透出的巨大的悲哀。
丈夫走進了臥室：“睡著了嗎？”
緊緊蜷縮在床上的妻子：“你能抱著我嗎？”
詩人無聲地擁住身心備受摧殘的妻子……
沒有聲音
竊聽者威茨格爾在傾聽著，傾聽著靜默中透出的這個家庭的巨大不幸。
雖然這個冷酷的卑劣的竊聽者平常要靠招妓來解決生理問題，緩解精神壓力，但他在竊聽時感受到的詩人和他妻子之間的美麗愛情，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浸潤了他冰冷幹涸的心。
他趁詩人夫婦不在家的時候，走進詩人的書房，取走了詩人的詩集。
回到宿舍，他在燈下感受著詩人的靈魂：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
年輕、挺拔的樹向上伸展著
就象愛情一樣茂盛生長
我們頭頂著美麗幹淨的天空
一朵雲慢慢移動著
它是那樣的潔白無暇
而隻要你從心底相信
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
……
幾天以後，詩人家的電話鈴響了，有人在電話裏說，偉大的導演埃爾伯特.艾斯卡自殺了。
靜默
詩人走到鋼琴前，拿起了生日派對上埃爾伯特送的著作《好人奏鳴曲》，彈奏了起來，……那琴聲，那每一個音符象清冽的泉水，洗滌著人們靈魂的塵埃……
在頂樓，竊聽者威茨格爾在傾聽著，在他的臉上，流下了一行清淚。
又到周四了，這是文藝部長規定的美麗的表演藝術家克麗絲.瑪麗亞去任他蹂躪的日子。
詩人對妻子說，“不要去，你不需要這樣做，知道你是為我，還有你不想放棄藝術，相信我，克麗絲.瑪麗亞，你是個偉大的藝術家，我深信不疑，觀眾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別去了，別去找他！”
“不，我不需要這樣做，我這樣做都是徒勞的。那你呢？你也不需要嗎？你可以活在你的文字裏，你現在一樣可以寫出你的真實想法，可為什麽沒有呢？因為你知道它們會毀了你。人不能靠信仰活著，我們能做什麽呢？應該做什麽呢？你不想成為下一個艾斯卡吧？我不想！所以我現在必須去……”
竊聽者威茨格爾傾聽著，傾聽著在極端權力的擠壓下，在恐怖製造者的蹂躪下，兩位藝術家的對話，一對夫妻的對話，兩個痛苦的靈魂的對話。
威茨格爾知道克麗絲.瑪麗亞在去部長那的時候，總要到附近的酒吧喝一杯，才能踏上屈辱的行程。他先來到那個酒吧。
看著頹喪而痛苦的女藝術家，他走上前去（這在國安局的紀律是絕對不允許的！）對她說：
“很多人都熱愛您，因為您很真實。”
“演員怎麽可能是真實的自己？”
“可您就是！我看過您在舞台上的演出，您就是您自己，就像現在這樣”
“您知道我是什麽人嗎？”
“我僅僅是普通觀眾，……”
“現在的我是你熟悉的克麗絲瑪麗亞嗎？您會離開一個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男人嗎？您會為了藝術出賣身體嗎？”
“為了藝術出賣自己？這可不是個好買賣。您是最偉大的女藝術家，您不這樣認為嗎？”一位卑劣的竊聽者在試圖為偉大的女藝術家的心中注入信心和力量。
女藝術家說：“您真是個好人！”
第二天，換班的威茨格爾，從上一班的竊聽報告中得知，昨天女藝術家直接從酒吧回到了家中，“她說她再也不會離開他了，他說現在我有靈感工作了。……據猜測，將有新的劇本誕生了。愛情再次被點燃。”看到這裏，這個往日毫無表情的特工的臉上露出了溫暖的微笑。
至此，一個卑劣的竊聽者的良知已經複蘇，在麻木幹涸的心田，已經生長出綠色盎然的人性之花。
偉大的導演埃爾伯特.艾斯卡的自殺，喚醒了德雷曼，他開始寫一份《關於民主德國自殺情況的調查》。
在威茨格爾的竊聽報告中，這些商討報告內容的聚會都被描述成為慶祝民主德國建國40周年準備劇本的討論會。
德雷曼在調查報告中說：“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政府象社會主義政權一樣，中央關注現實中發生的一切，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一個人每年要買平均2.3雙鞋，每年平均讀了3.2本書，每年有6743名學生以全優的成績畢業。但有一項統計是不能公開的，也許這些數字可以歸到自然死亡裏去。如果你打電話到安全局去問，每年有多少人因為被懷疑與西德有來往而自殺？安全局的工作人員肯定會沉默，然後會詳細記錄你的名字，這是為了國家安全，也是為了幸福。死去的人才是為了國家安全，也是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統計自殺人數，我們所說的自殺，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因為他們不能忍受自己那樣活著。沒有流血，沒有熱情，他們隻能選擇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隻有一個國家自殺人數超過民德：這就是匈牙利，然後殊途同歸，我們都會實現社會主義。”
這已經太出格了！並且藝術家們還要把文章發到西方的《明鏡》周刊去！國安局特工的本能使威茨格爾迅速寫好報告，並親自送往國安局本部。
在國安局本部的一個辦公室裏，上司拿出一本書：《關於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的研究》，得意洋洋地對他說：
“我們監視的對象一般是五類人，比如你監視的德雷曼是第四類人——曆史性的人物。這種人不好對付，對付這樣的人不能一步一步地來，一定要在他意識到被監視之前就把他幹掉，或者找出致命的線索來。但是一定要慎重，不要讓這類人發現你的蛛絲馬跡，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觸，包括報告裏，不要出現個人感情，不要透露任何個人信息，不要有任何他以後可以寫進書裏的東西。……你知道我的經驗是怎樣的嗎？我接觸過的第四類人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不管是畫家或者這類藝術工作者，這樣才能產生壓力。怎麽說呢？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禮物！”
桌麵下，報告被威茨格爾悄悄卷起來，匯報藝術家的反叛變成竊聽者要求一個人竊聽，不需要其他同事參與。
接下來，西德的報刊和雜誌刊登了德雷曼的文章，東德國安局和主管文藝的部長惱羞成怒，將女藝術家逮捕。
女藝術家供出了丈夫寫文章的打印機的藏匿地點。
威茨格爾搶在國安局搜查隊去之前將打印機轉移。
女藝術家被放出來了，國安局在她家，在藏匿打印機的地板處撬壓著，在丈夫的注視下，女藝術家克麗絲.瑪麗亞不勝羞憤，衝出家門，被一輛疾馳而來的卡車撞死。
一切都結束了。
在詩人家裏什麽也沒搜出來，竊聽工作歸於失敗。
威茨格爾被貶到信件檢查組，每天拆查信件，上司聲稱他要為此工作20年。
一個擁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國安局特工，變成了一個“卑賤”的郵差，一個卑賤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站立著的人！
四年七個月以後的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了！
兩年後，話劇被重排，卻已經劇是人非。在劇院休息室，詩人遇到了曾經的文藝部長，他懷著滿心的疑問，問：為什麽我沒有被監視？
“你當然也被監視了，完完全全的，你完全在我們的監視之下——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詩人回到家，搜檢出了所有的竊聽設備，心中充滿疑問；
他來到“民主德國研究紀念館”，找出了所有的竊聽報告，心中充滿了疑問；
他找出了負責竊聽的工作人員的代號“HGW XX/7”；
在大街上，他看到了仍然在做郵差的平凡的威茨格爾。
……
又兩年過去了，仍然拉著小車送信的郵差威茨格爾在路過一家書店的時候看到了廣告：著名詩人、劇作家格奧克.德雷曼新書上市——《一個好人的奏鳴曲》。
郵差走進書店，翻開書的扉頁，上麵寫著：
“此書獻給HGW XX/7”
郵差威茨格爾掏出錢來買書，店員問：需要包裝送人嗎？
威茨格爾：不，這是送給我自己的。
一張善良溫情的臉，一個睿智的，滿足的，完成了靈魂升華的微笑。
劇終
我覺得，我已經不需要再說什麽了。
(來源：http://bbs.aboluowang.com/thread-24057-1-1.html)
《竊聽風暴》是2006年度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但國內好像沒有引進，幾個購物網都搜不到，就連盜版碟都沒有。我幾次到賣盜版碟的小販那問，都說給找找，但最後都了無下文。我兒子從網上下載後就催我：老王，快看看，特棒！
我看了。看了一遍後，又看了一遍，到現在我已經看了若幹遍了。每當覺得天陰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我就看一遍。於是心中生出一些晴朗，一點燦爛陽光，一點欣欣然的希望。
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解體前的民主德國（東德）的故事。
電影一開始，第一個畫麵是一個長長的通道，一個軍人抓著一個平民的胳膊背朝著觀眾，往前走著。字幕顯示這裏是“1984年11月 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秘密拘留所”。
進到審訊室，一個麵無表情的軍官讓平民坐在一個鋪著薄織物的椅子上，並要求他把手放在腿下，開始逼問平民與他的鄰居逃往西德有什麽關係。平民解釋著……
“我什麽也沒有做”
麵無表情的軍官說：“你覺得安全局會隨隨便便把一個無辜的公民拘押在這裏嗎？就算你什麽也沒有做，就憑你剛才不信任政府的言論，我們也可以逮捕你。”
畫麵切到一個教室，是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高等學院，剛在審訊的軍官現正在放著審訊的錄音，給學生上課。
“從這錄音裏不難發現，他以這樣傲慢的態度來對抗國家！對付這樣的人要有耐心，接下來是長達40個小時的盤問。”教官解釋。
接著放錄音，這時，經過40小時的審問，被審者已經在椅子上坐不住了，錄音機裏傳出哭泣聲，“求求你們，哪怕讓我睡一個小時！”
雖然是放錄音，但那聲音很有穿透力，令人有點毛骨悚然，使陽光燦爛的教室也仿佛彌漫著一股陰冷的寒氣。
這時，一個學生問道，“為什麽要審問這麽長時間？我覺得這樣太不人道了。”教官在這個學生的名字下打了個叉，說：
“……如果你們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最好的辦法就是一直盤問到他認罪。”
審問最後成功了，那個疲憊不堪神魂顛倒的人說出了審訊者想知道的東西。
後麵還有一個細節，犯人椅子上的織物被取下，原來是為警犬準備的帶有犯人氣味的布。教官告訴學生們說，每一次審訊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東西，並將會永遠保存在瓶子裏。
下課前教官提醒學生們說，“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采用竊聽的手段，請你們永遠不要忘記。”
這是片頭。
正片開始：一場話劇，台上的女主角是美麗動人的表演藝術家克麗絲.瑪麗亞。在話劇演出後的小派對上，劇作家、詩人德雷曼與主管文藝的部長之間有一段精彩的
對話：
部長：“我的確是頒布了很多文化禁令，但是，我還是熱愛藝術的。不過，政府會保護藝術家，藝術家也要回報。……”
詩人德雷曼：“你盡可以不喜歡我的話劇，但我是熱愛這個國家的。您能不能在看的時候，把您的政治立場放在一邊？人們的觀念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一個人真的是堅定的信仰社會主義的話，他無論看什麽話劇都不會動搖，這不是禁令可以禁得住的。”
部長蠻橫地打斷詩人的話，威脅道：“那你要不要試試？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讓你們體驗一下。”
詩人堅定地：“我這樣跟您說吧，如果我的作品真的好到能讓您不安，那即使被禁演，我也在所不惜。”
部長更加陰冷地：“……德雷曼，你可以按你的想法來寫，人不是這麽容易就改變的——你決定怎麽做了嗎？”
詩人仍然讓陽光照耀著自己的內心，說：“人是聽從自己的良知的，而不是因為工作需要就改變，人應該有所期盼……”
……
第二天，詩人德雷曼的家裏從客廳、書房、到臥室、衛生間都裝上了竊聽器。執行竊聽任務的就是那個國家安全局的教官，那個冰冷的麵無表情的審訊者威茨格爾。他在詩人的頂樓安置了他的監聽室。
詩人的朋友埃爾伯特是一位偉大的導演，已經被封殺五年，不能進行創作，為此，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參加詩人的生日派對時，他對詩人說：
“我再也無法忍受這個毫無人權根本不讓人講話的國家了！這個體製讓人發瘋！
“但正是這樣的體製讓我們更有創作的欲望，寫出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這才是對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下輩子我還希望能寫作！……
望著在派對上舉止優雅的人們，這位偉大的導演絕望地說：
“我想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們漸漸習慣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變了！”
在頂樓上，那位竊聽者威茨格爾帶著耳機在監聽著。
這個威茨格爾，從片頭他審訊犯人、在安全局課堂講課、到他主動請纓親自竊聽詩人德雷曼的家、到訓練有素地率領技術人員安裝竊聽設備並冷酷地威脅德雷曼的鄰居不許把看到的透露出去，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冷酷無情、心理素質極好如同機器一般的特工。他對審訊對象的冷酷說明他作為權力鏈條的一個環節，對權力統馭的對象隻是當做一個物品、一個工作對象、一個敵人來對待的。
然而，這個冷酷的家夥有一個小小的底線：他對文藝部長對美麗性感的女藝術家，德雷曼的妻子克麗絲.瑪麗亞的淩辱感到反感，並且對上司讓他別管此事的警告不以為然。他有意讓德雷曼知道真相：當備受淩辱的克麗絲.瑪麗亞從部長的車上下來，整理著淩亂的衣衫和靈魂的碎片的時候，他讓德雷曼看到了這殘酷的一幕。
他在竊聽室聽著浴室裏壓抑的哭泣和沒完沒了的淋浴聲，他傾聽著丈夫的沉默和從這沉默中透出的巨大的悲哀。
丈夫走進了臥室：“睡著了嗎？”
緊緊蜷縮在床上的妻子：“你能抱著我嗎？”
詩人無聲地擁住身心備受摧殘的妻子……
沒有聲音
竊聽者威茨格爾在傾聽著，傾聽著靜默中透出的這個家庭的巨大不幸。
雖然這個冷酷的卑劣的竊聽者平常要靠招妓來解決生理問題，緩解精神壓力，但他在竊聽時感受到的詩人和他妻子之間的美麗愛情，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浸潤了他冰冷幹涸的心。
他趁詩人夫婦不在家的時候，走進詩人的書房，取走了詩人的詩集。
回到宿舍，他在燈下感受著詩人的靈魂：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
年輕、挺拔的樹向上伸展著
就象愛情一樣茂盛生長
我們頭頂著美麗幹淨的天空
一朵雲慢慢移動著
它是那樣的潔白無暇
而隻要你從心底相信
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
……
幾天以後，詩人家的電話鈴響了，有人在電話裏說，偉大的導演埃爾伯特.艾斯卡自殺了。
靜默
詩人走到鋼琴前，拿起了生日派對上埃爾伯特送的著作《好人奏鳴曲》，彈奏了起來，……那琴聲，那每一個音符象清冽的泉水，洗滌著人們靈魂的塵埃……
在頂樓，竊聽者威茨格爾在傾聽著，在他的臉上，流下了一行清淚。
又到周四了，這是文藝部長規定的美麗的表演藝術家克麗絲.瑪麗亞去任他蹂躪的日子。
詩人對妻子說，“不要去，你不需要這樣做，知道你是為我，還有你不想放棄藝術，相信我，克麗絲.瑪麗亞，你是個偉大的藝術家，我深信不疑，觀眾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別去了，別去找他！”
“不，我不需要這樣做，我這樣做都是徒勞的。那你呢？你也不需要嗎？你可以活在你的文字裏，你現在一樣可以寫出你的真實想法，可為什麽沒有呢？因為你知道它們會毀了你。人不能靠信仰活著，我們能做什麽呢？應該做什麽呢？你不想成為下一個艾斯卡吧？我不想！所以我現在必須去……”
竊聽者威茨格爾傾聽著，傾聽著在極端權力的擠壓下，在恐怖製造者的蹂躪下，兩位藝術家的對話，一對夫妻的對話，兩個痛苦的靈魂的對話。
威茨格爾知道克麗絲.瑪麗亞在去部長那的時候，總要到附近的酒吧喝一杯，才能踏上屈辱的行程。他先來到那個酒吧。
看著頹喪而痛苦的女藝術家，他走上前去（這在國安局的紀律是絕對不允許的！）對她說：
“很多人都熱愛您，因為您很真實。”
“演員怎麽可能是真實的自己？”
“可您就是！我看過您在舞台上的演出，您就是您自己，就像現在這樣”
“您知道我是什麽人嗎？”
“我僅僅是普通觀眾，……”
“現在的我是你熟悉的克麗絲瑪麗亞嗎？您會離開一個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男人嗎？您會為了藝術出賣身體嗎？”
“為了藝術出賣自己？這可不是個好買賣。您是最偉大的女藝術家，您不這樣認為嗎？”一位卑劣的竊聽者在試圖為偉大的女藝術家的心中注入信心和力量。
女藝術家說：“您真是個好人！”
第二天，換班的威茨格爾，從上一班的竊聽報告中得知，昨天女藝術家直接從酒吧回到了家中，“她說她再也不會離開他了，他說現在我有靈感工作了。……據猜測，將有新的劇本誕生了。愛情再次被點燃。”看到這裏，這個往日毫無表情的特工的臉上露出了溫暖的微笑。
至此，一個卑劣的竊聽者的良知已經複蘇，在麻木幹涸的心田，已經生長出綠色盎然的人性之花。
偉大的導演埃爾伯特.艾斯卡的自殺，喚醒了德雷曼，他開始寫一份《關於民主德國自殺情況的調查》。
在威茨格爾的竊聽報告中，這些商討報告內容的聚會都被描述成為慶祝民主德國建國40周年準備劇本的討論會。
德雷曼在調查報告中說：“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政府象社會主義政權一樣，中央關注現實中發生的一切，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一個人每年要買平均2.3雙鞋，每年平均讀了3.2本書，每年有6743名學生以全優的成績畢業。但有一項統計是不能公開的，也許這些數字可以歸到自然死亡裏去。如果你打電話到安全局去問，每年有多少人因為被懷疑與西德有來往而自殺？安全局的工作人員肯定會沉默，然後會詳細記錄你的名字，這是為了國家安全，也是為了幸福。死去的人才是為了國家安全，也是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統計自殺人數，我們所說的自殺，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因為他們不能忍受自己那樣活著。沒有流血，沒有熱情，他們隻能選擇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隻有一個國家自殺人數超過民德：這就是匈牙利，然後殊途同歸，我們都會實現社會主義。”
這已經太出格了！並且藝術家們還要把文章發到西方的《明鏡》周刊去！國安局特工的本能使威茨格爾迅速寫好報告，並親自送往國安局本部。
在國安局本部的一個辦公室裏，上司拿出一本書：《關於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的研究》，得意洋洋地對他說：
“我們監視的對象一般是五類人，比如你監視的德雷曼是第四類人——曆史性的人物。這種人不好對付，對付這樣的人不能一步一步地來，一定要在他意識到被監視之前就把他幹掉，或者找出致命的線索來。但是一定要慎重，不要讓這類人發現你的蛛絲馬跡，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觸，包括報告裏，不要出現個人感情，不要透露任何個人信息，不要有任何他以後可以寫進書裏的東西。……你知道我的經驗是怎樣的嗎？我接觸過的第四類人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不管是畫家或者這類藝術工作者，這樣才能產生壓力。怎麽說呢？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禮物！”
桌麵下，報告被威茨格爾悄悄卷起來，匯報藝術家的反叛變成竊聽者要求一個人竊聽，不需要其他同事參與。
接下來，西德的報刊和雜誌刊登了德雷曼的文章，東德國安局和主管文藝的部長惱羞成怒，將女藝術家逮捕。
女藝術家供出了丈夫寫文章的打印機的藏匿地點。
威茨格爾搶在國安局搜查隊去之前將打印機轉移。
女藝術家被放出來了，國安局在她家，在藏匿打印機的地板處撬壓著，在丈夫的注視下，女藝術家克麗絲.瑪麗亞不勝羞憤，衝出家門，被一輛疾馳而來的卡車撞死。
一切都結束了。
在詩人家裏什麽也沒搜出來，竊聽工作歸於失敗。
威茨格爾被貶到信件檢查組，每天拆查信件，上司聲稱他要為此工作20年。
一個擁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國安局特工，變成了一個“卑賤”的郵差，一個卑賤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站立著的人！
四年七個月以後的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了！
兩年後，話劇被重排，卻已經劇是人非。在劇院休息室，詩人遇到了曾經的文藝部長，他懷著滿心的疑問，問：為什麽我沒有被監視？
“你當然也被監視了，完完全全的，你完全在我們的監視之下——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詩人回到家，搜檢出了所有的竊聽設備，心中充滿疑問；
他來到“民主德國研究紀念館”，找出了所有的竊聽報告，心中充滿了疑問；
他找出了負責竊聽的工作人員的代號“HGW XX/7”；
在大街上，他看到了仍然在做郵差的平凡的威茨格爾。
……
又兩年過去了，仍然拉著小車送信的郵差威茨格爾在路過一家書店的時候看到了廣告：著名詩人、劇作家格奧克.德雷曼新書上市——《一個好人的奏鳴曲》。
郵差走進書店，翻開書的扉頁，上麵寫著：
“此書獻給HGW XX/7”
郵差威茨格爾掏出錢來買書，店員問：需要包裝送人嗎？
威茨格爾：不，這是送給我自己的。
一張善良溫情的臉，一個睿智的，滿足的，完成了靈魂升華的微笑。
劇終
我覺得，我已經不需要再說什麽了。
(來源：http://bbs.aboluowang.com/thread-2405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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