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3月12日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稱，美聯儲不是住房泡沫禍首，造成美國樓市泡沫的是長期固息抵押貸款利率的下降，而全球利率被壓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等國家的高儲蓄率。從美國發出這樣的言論已不是第一次。中國專家表示，認為高儲蓄是危機根源的理論是一種逃避責任、尋找借口的做法，高儲蓄跟次貸危機沒有直接的關聯。
“儲蓄過剩導致全球住房價格泡沫”
格林斯潘在文章中引用數據說，數十年來，美國抵押貸款利率和短期美國利率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在1971年至2002年這段時間，聯邦基金利率和抵押貸款利率的關聯度相當緊密。但在2002年至2005年，這種關聯度下降到了無意義的程度。由於貨幣政策與長期抵押貸款利率脫鉤，即使美聯儲在2004年至2005年間迅速升息，也沒有阻擋樓市泡沫的產生。
格林斯潘進而把長期利率全球性下滑歸咎於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導致的儲蓄過剩。他說:“這一有意識的儲蓄過剩推動全球長期利率在2000年初至2005年間日益顯著地下滑……這從統計學上解釋了全球房地產資本化折算率普遍下滑並逐步趨同，從而導致全球住房價格泡沫的現象，而且這可能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最主要原因。”
彭博社分析稱，近來美國出版了一些著作對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長期實行的寬鬆貨幣政策加以批評，稱這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核心原因。彭博社稱，格林斯潘的儲蓄禍源論是為自己進行辯護。
實際上，把美國金融危機的責任算在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賬上，格林斯潘已經不是第一人。今年1月1日，美國時任財長保爾森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拋出了“這次危機部分緣於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對全球金融體係的重構”的觀點。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為中國人的高儲蓄要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負責。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稱，這場危機對美國百姓乃至全球民眾和投資者都帶來很大的影響，這其中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當民間有怨言時，他們就會去追究是誰導致了這件事情的發生，其結果顯然會找到華爾街及其監管部門的頭上。監管者受到了一定的譴責，他們肯定要為自己找一些借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無論是格林斯潘還是保爾森，他們將危機根源歸咎於新興國家都是一種逃避責任、尋找借口的做法。
專家稱高儲蓄跟次貸危機沒有直接關聯
趙錫軍稱，格林斯潘的說法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高儲蓄跟次貸危機沒有直接的關聯。高儲蓄並非中國一家有這樣的情況，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儲蓄率也很高，當時也並沒有形成次貸危機。歐佩克這些國家的儲蓄更高，他們也沒有形成次貸危機。格林斯潘的理論是缺乏支撐的。
趙錫軍稱，全球的長期利率並非中國推低的，而且綜觀曆史，全球這種低利率也不止一次。中國的高儲蓄跟全球的利率沒有太大的關係，中國是一個資本管製的國家，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到目前來說還不足以影響國際的資金供求。反過來，美國的利率政策會影響到中國的貨幣政策。格林斯潘的說法顛倒了兩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關係。
趙錫軍認為，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都有影響力，格林斯潘為何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製定了那樣的貨幣政策，從而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今天這樣的影響，他需要從自己當初的貨幣政策上總結教訓。美國應該更多地從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業的業態以及政府對金融管理方麵的薄弱性等方麵找原因，這才是一個客觀的態度。
格氏觀點在美招致批評
在美國學界和政界，有不少人反對格林斯潘的觀點。華盛頓著名的保守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文森特·瑞哈特表示:“當情況變得很糟糕的時候，人們總是會傾向於去指責他人，這已經成了華盛頓一個流行的政治傳統。”
美林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多納德·斯崔澤也表示:“解決全球不平衡，我認為美國人應該節製消費。”他認為，美國社會超前消費的習慣、金融衍生品的濫用和市場監管的缺失，才是這場危機的根源。
摩根大通的首席經濟學家格來斯曼認為，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係統的所有環節都相信房價會永遠上漲，從而完全忽視了風險。中國的繁榮穩定了世界經濟，絕不是造成危機的原因。▲
“儲蓄過剩導致全球住房價格泡沫”
格林斯潘在文章中引用數據說，數十年來，美國抵押貸款利率和短期美國利率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在1971年至2002年這段時間，聯邦基金利率和抵押貸款利率的關聯度相當緊密。但在2002年至2005年，這種關聯度下降到了無意義的程度。由於貨幣政策與長期抵押貸款利率脫鉤，即使美聯儲在2004年至2005年間迅速升息，也沒有阻擋樓市泡沫的產生。
格林斯潘進而把長期利率全球性下滑歸咎於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導致的儲蓄過剩。他說:“這一有意識的儲蓄過剩推動全球長期利率在2000年初至2005年間日益顯著地下滑……這從統計學上解釋了全球房地產資本化折算率普遍下滑並逐步趨同，從而導致全球住房價格泡沫的現象，而且這可能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最主要原因。”
彭博社分析稱，近來美國出版了一些著作對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長期實行的寬鬆貨幣政策加以批評，稱這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核心原因。彭博社稱，格林斯潘的儲蓄禍源論是為自己進行辯護。
實際上，把美國金融危機的責任算在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賬上，格林斯潘已經不是第一人。今年1月1日，美國時任財長保爾森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拋出了“這次危機部分緣於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對全球金融體係的重構”的觀點。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為中國人的高儲蓄要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負責。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稱，這場危機對美國百姓乃至全球民眾和投資者都帶來很大的影響，這其中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當民間有怨言時，他們就會去追究是誰導致了這件事情的發生，其結果顯然會找到華爾街及其監管部門的頭上。監管者受到了一定的譴責，他們肯定要為自己找一些借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無論是格林斯潘還是保爾森，他們將危機根源歸咎於新興國家都是一種逃避責任、尋找借口的做法。
專家稱高儲蓄跟次貸危機沒有直接關聯
趙錫軍稱，格林斯潘的說法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高儲蓄跟次貸危機沒有直接的關聯。高儲蓄並非中國一家有這樣的情況，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儲蓄率也很高，當時也並沒有形成次貸危機。歐佩克這些國家的儲蓄更高，他們也沒有形成次貸危機。格林斯潘的理論是缺乏支撐的。
趙錫軍稱，全球的長期利率並非中國推低的，而且綜觀曆史，全球這種低利率也不止一次。中國的高儲蓄跟全球的利率沒有太大的關係，中國是一個資本管製的國家，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到目前來說還不足以影響國際的資金供求。反過來，美國的利率政策會影響到中國的貨幣政策。格林斯潘的說法顛倒了兩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關係。
趙錫軍認為，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都有影響力，格林斯潘為何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製定了那樣的貨幣政策，從而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今天這樣的影響，他需要從自己當初的貨幣政策上總結教訓。美國應該更多地從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業的業態以及政府對金融管理方麵的薄弱性等方麵找原因，這才是一個客觀的態度。
格氏觀點在美招致批評
在美國學界和政界，有不少人反對格林斯潘的觀點。華盛頓著名的保守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文森特·瑞哈特表示:“當情況變得很糟糕的時候，人們總是會傾向於去指責他人，這已經成了華盛頓一個流行的政治傳統。”
美林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多納德·斯崔澤也表示:“解決全球不平衡，我認為美國人應該節製消費。”他認為，美國社會超前消費的習慣、金融衍生品的濫用和市場監管的缺失，才是這場危機的根源。
摩根大通的首席經濟學家格來斯曼認為，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係統的所有環節都相信房價會永遠上漲，從而完全忽視了風險。中國的繁榮穩定了世界經濟，絕不是造成危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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