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菩薩心腸還是霹靂手段？（2）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美對日戰略分析
核心提示：沒有曆史的廣度無以鑒現世，沒有哲學的高度難以瞻未來。擲杯於地，不知中國之百年龜縮戰略思維何時能有長進；拍案長歎，借問老大民族之邋遢懦弱形象怎得冰雪一新？揮三尺之劍，難斷心頭之結！
“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本是一句中國古語，用來警喻為人處世要剛柔並濟，才有奇效。有意思的是，從政治和戰略的視角放大一下，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蘇、美三大國對日本的國策大略。不同的是，有的是用前一句，有的用後一句，有的則兩句兼用。用法不同，其當時產生的效果和此後的長期效應也完全不同。
日本是世界曆史上唯一同時向中、美、蘇三個大國開戰的國家。三國各自實力、民族性格和思維方式不同，應對日本的戰略各異，因此也導致日本針對三大國的不同戰略態度。這種樣式、性質完全“不同”的戰略互動，不僅直接影響了二戰亞洲戰場的態勢和進程，還影響了三大國各自對日本勝利的內容和形式，甚至波及今日乃至今後日本與三國的關係。
一、中國對日本一直是“菩薩心腸”
自晚清以來，中國對日本一直剜肉投股，先讓琉球後割台灣，還車載鬥量送上巨額銀兩，希望日本這隻中山狼能夠填飽肚子，感念大中華的溫厚寬仁，從此心生感恩之心不再得寸進尺。
誰知到了袁世凱時期，胃口奇好的日本還是提出了“陵遲”中國的“二十一條”。北洋軍閥雖然個個混蛋，對自己的民眾和國內對手凶神惡煞，但卻沒有一個敢招惹日本。在日本留過學的蔣介石後來一統江湖，當了中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也是畏日如虎，和副總司令張學良一起不戰而送東三省。
比起蔣、張的大方，汪精衛更慷慨，幹脆做起了日本人的“兒皇帝”，把半個中國都送給日本。日本人的胃口於是越來越大，直到覺得隻有吞下整個中國才算滿足。於是，整個中華民族都卷入了“抗日戰爭”。
日本與中國開戰，是不是一開始就有滅亡中國的計劃，大可討論；但若說中國當政者一讓再讓的“菩薩心腸”，極大地誘惑和縱容了日本的野心，從而引狼入室怕不為過。就這樣，日本兵的皮靴從東北踏到西南，日本的轟炸機血洗了崇山峻嶺的重慶和黃沙漫漫的甘肅。當年晚清王公瞧不上眼的“小豺狗”，已經被中國“喂養”成了凶悍無比的大惡狼。蘇聯4年殲滅了900萬納粹正規軍，傷亡也不過2000多萬；中國14年殺死的日本兵不過幾十萬，加上俘虜瓦解也不過百餘萬，而竟然傷亡軍民3500多萬！
這巨大的民族犧牲背後，屬於當政者戰略失誤的因素幾何？！
二、蘇聯對日本是單一、幹脆的“霹靂手段”。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後，因為覺得中國不足為慮，遂計劃策應希特勒，實現稱霸世界的夢想。但到底北下還是南上，日本大本營舉棋不定。日本首先對近在咫尺的蘇聯進行了試探——這也是一般食肉動物對眼前大型獵物的習慣性動作，恰如日本在全麵進攻中國前先製造“九一八”事件試探中國一樣。
在蘇德大戰一觸即發的1939年5月，日本關東軍開始在中蒙邊界的諾門坎（日方稱謂）地區向蘇軍進行軍事挑釁。斯大林立即意識到巨大的、毀滅性的危險從天而降。這位冷酷而又冷靜的統帥，從中國人漫長而血腥的教訓裏，認識了日本人貪婪而凶殘的本性，如果不能一戰熄滅日本的北上念頭，那麽當德國黨衛軍的坦克炮管抵近莫斯科胸膛的時候，日本的三八式刺刀將會毫不留情地洞穿蘇聯的後背！於是，他派出蘇軍的中流砥柱朱可夫元帥。為一場邊境衝突，而派出總司令指揮的個例於此誕生。非止如此，他還為日本人準備了日軍根本沒有見過的機械化兵團，和牛刀殺雞的戰術。隻有斯大林才知道這小小的、勉強可以稱得上戰役規模的交戰，是怎樣與蘇聯的存亡生死攸關。戰鬥的過程慘烈之至，數倍於日軍的蘇軍坦克、飛機，橫衝直撞狂轟濫炸，日本人終於在殘肢斷臂、血肉橫飛中明白了此路不通，於是掉頭衝向太平洋，進攻美國的珍珠港。斯大林和整個蘇聯都長籲了一口氣。
二戰後期，法西斯敗局已定。收拾完德國，斯大林完全不顧《蘇日友好條約》，又一次揮起牛刀。這是一場遠比諾門坎之戰凶猛百倍的戰役。150萬蘇軍得勝之師，潮水般淹沒了日本關東軍。斯大林心頭掠過一絲快慰：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的恥辱，終於在40年後被徹底洗雪！
二戰始末兩次“霹靂”，斯大林的深遠動機都是一個：讓日本人從此膽寒，樹立對俄羅斯民族的敬畏之情。
三、美國對日本則是剛柔並濟，軟硬兼施。
自從1853年佩裏準將登陸日本之後，美國就一直瞧不起日本人。但是珍珠港的天崩地裂一下子讓傲慢的山姆大叔如夢方醒。
和蘇聯一樣，美國最初也采取“霹靂手段”的戰略。和中國始終小心翼翼地將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區分開來的做法不同，美國把整個日本從天皇到平民都看成一個罪惡的整體。美軍陸軍的海報上，一位士兵，一手提著上了刺刀的長槍，一把揉搓著太陽旗；美國空軍的海報，則是一雙鷹眼俯瞰整個日本列島——滅此朝食的氣概噴薄欲出。而美軍太平洋第16特混艦隊司令威廉·哈爾西的一句口頭禪“殺!殺!殺!殺死日本人”，幾乎成為整個美軍和美國的戰爭口號。
隨著對日本本土的逼近，塞班血戰中日本民眾集體蹈海的場景和“神風敢死隊”的出現，更讓美國人領教了日本民族和日本軍人的瘋狂。美國人終於明白：這是一個獸性十足的國家，試圖用理性的語言感化它不過是中國人說的對牛彈琴。美國接下來的打擊格外凶悍：火燒東京、“餓死計劃”，招招直指日本死穴。
雖然如此，美國的用意仍是“製服”日本，並不是非要殺日本一個雞犬不留。但日本的回答是“一億玉碎”，這讓美國一下子陷入“怎麽辦”的困惑。於是，1944年，美國政府緊急委托著名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立即展開對日本的全麵研究，以作為對日本采取下一步行動的政策依據。在這份名為《菊與刀》的研究報告中，本尼迪克特寫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這個“曆史和世界的負恩者”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詭異，“中國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觀念之外的。‘行仁義’在日本是指殺人越貨、強搶明偷”，這是一個政治人格精神分裂型的民族和國家，不能以常理度之。日本精神分析家岸田秀後來也說，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自1853年美國海軍上校佩裏率炮艦到東京外海叫陣，要求日本開放門戶後開始形成，日本遂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外的自己”，一個是“內的自己”。“外的自己”屈從甚至擁抱對手，“內的自己”卻是永不妥協。每當“內在”的日本崛起抬頭，伴隨而來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生靈塗炭。
日本人的兩麵性也可以狼性和狗性喻之：在弱者麵前是狼，步步進逼，毫不手軟；在強者麵前是狗，逆來順受，百依百順。一句話：隻服力不服理。這份報告導致美國采取了以下的政策：投擲原子彈以震懾日本的抵抗意誌，保留天皇“挾天子以令諸侯”，同時赦免大部分戰犯，以繼續領率日本，使其成為自己的鷹犬。從這時開始，美國的對日戰略決策中，引入了“菩薩心腸”的部分。當時三個大國中，隻有美國人把握住了日本人的兩麵性：“霹靂手段“以“震”“壓”日本的狼性，“菩薩心腸”以撫慰和利用日本的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