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曬曬俺在新加坡的豔遇。

    來到新家坡，一次次的搬家是每個中國人常有的經曆。有一回，新搬到一個叫甘邦阿讓的組屋區，收拾停當後，出門找飯轍。正在鎖門，走廊遠處歡呼著飛奔而來兩個黝黑的印度孩童,看上去是姐弟，也就四歲左右。他們叫著“Uncle！Money!”兩雙小手伸到了我的麵前。看著四隻水汪汪、亮晶晶、充滿了渴望的大眼睛，不忍心令他們失望，隨手掏出兩個鋼嘣，一人一個。兩個孩子又歡呼著跑回家去了。

    後來的幾天，每當我下班回家，兩個孩子按時在走廊裏候著要錢。他們家的大人則遠遠地瞄著，也不幹涉。心想，這家印度人應該是屬於“賤民”階層，這麽丁點的孩子也染上了乞討的壞習慣。就這樣，我保持在兜裏揣著幾枚硬幣，以便發給他們。

    漸漸地，一種負罪感油然而生，好象正在把人家天真無邪的孩子引向歧途。終於有一天，我嚴肅地對正在伸手要錢的小姐弟講：“你們不能再要錢了，錢是要靠自己掙的。將來你們長大了，都會有掙錢的能力，我不能再給你們錢了，再給就是害了你們。”姐弟倆聽不懂，但意識到我不會再給他們錢了，兩雙美麗的大眼睛頓時淚如泉湧，兩個小嘴巴顫抖著向下咧去，眼見著就要哭出聲來。我不知如何是好，趕忙說：“別哭，別哭，叔叔給你們糖吃”。回到屋裏拿出兩塊巧克力，一人一塊，放進他們的手裏。姐弟倆抹著眼淚，手拉手捧著巧克力回家了。

    打那以後，小姐弟不再要錢，改要糖了。這樣也好，沒有負罪感。我買回各色糖果放在冰箱裏，每天發給他們一點，皆大歡喜。那些日子下班回家，一出電梯，小姐弟準會呼叫著“Candy Uncle”跑過來，拿到糖後再跑去繼續玩耍。漸漸地，這個節目變成了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家左邊住著一個單身華人老婆婆，小腳，臉上的皺紋比魚身上的鱗還多，應該有九十多歲了。她講的華語我一句也聽不懂（好像是一種古老的廣東方言）。但每次她衝我講話，我都頻頻點頭，表示同意，她就嘮嘮叨叨地講個不停。老婆婆的習慣是把門開個小縫，在門裏坐在小板凳上觀察走廊上的動靜。每天早上我上班離開，她都會在門縫裏輕聲和我道別。我也回她一聲：阿婆再見。

    到了周末，我通常要大睡懶覺，但每每會被印度小姐弟早早地叫醒。七點多鍾，兩個小孩就跑來踮著腳敲我家的窗戶，邊敲邊喊“Candy uncle! Candy uncle!” 我驚醒後，掙紮著爬起來，到冰箱裏抓把糖來到窗前一塊塊地從窗縫塞給他們（為了避嫌, 我從來不允許他們跨進我家一步），然後再回來睡個回籠覺。有時候比較慘，小姐弟敲窗戶，左邊的老婆婆會向他們厲聲吆喝，嚇得小姐弟撒丫子跑回家。過一會兒，看沒動靜了，回來再敲。

    住了不到兩年，又得搬家了。記得搬走那天，老婆婆衝著我說著我依然聽不懂的方言，一邊用衣角不住地揩著眼睛。印度小姐弟追著搬家車跑了好一程，邊跑邊喊“Candy uncle! Candy uncle!”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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