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大陸遊記》看梁啟超思想的突變與還原 （100多年）

 

從《新大陸遊記》看梁啟超思想的突變與還原

來源：文史知識2011年03月07日 19:29

核心提示：梁啟超自美洲考察歸來後，言論大變，放棄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張，並激烈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製。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素質太差。他說：“若夫數百年卵翼於專製政體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複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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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史知識》2010年第5期 作者：鄭海麟 原題為：從《新大陸遊記》看梁啟超思想的突變與還原
一、引言
梁啟超（1873--1929）於1895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跟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倡導變法維新，開始登上曆史舞台，世人並稱“康梁”。 1896年春，黃遵憲與汪康年在上海相遇，“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台灣文海出版社，1966，72頁），黃旋即又“以 書招新會梁任公”，委梁擔任《時務報》主筆。梁以《時務報》為陣地，積極鼓吹變法思想，開始步入改良主義宣傳家的思想發皇之路。次年入湘主講長沙時務學 堂，推進湖南的變法維新運動。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初編《清議報》，繼編《新民叢報》，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對清末知識界產生很大影 響。
縱觀梁啟超的思想發展曆程，1902至1904年應是梁啟超一生事業最輝煌的時期。一方麵，他作為維新派的領袖人物，在此期間基本擺脫了 康有為的羈絆，獨當一麵地舉起言論救世、維新救國的大旗，成為中國近代“輿論界之驕子”，作為傑出的改良主義宣傳家、啟蒙思想家出現在政治舞台。另一方 麵，從梁啟超一生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這段時期是梁由“感情最昂”、思想最激進，幾乎步入革命之途忽而轉為思想急於求退，最後以君憲為歸宿的時期。研究梁 啟超此段時期思想上發生的戲劇性變化，即所謂“流質善變”，無疑是極有意義的。對此，國內外學者也曾發表專文討論梁氏從l898至l903年思想上的演變 ①，但大都側重於對梁氏思想突變與還原的過程評述，對梁氏思想演變的主客觀原因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試圖透過梁氏思想演變過程去探討其突變與還原的主客觀 原因，同時將重點放在1902年一l904年，因梁氏一生事業於此期為最烈，思想的起伏變化亦於此期為最劇。
二、梁啟超與康有為的思想分歧
梁啟超於戊戌年九月逃亡日本。十月，即在橫濱創辦《清議報》，以“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72頁）為宗旨，繼續進行維新改良中國的宣傳活動。1901年11月，《清議報》以滿一百冊而 告停刊。其間，梁啟超在思想上亦發表了些紀念戊戌死難六君子、激烈抨擊清廷的言論，這與他在行動上一度靠近孫中山、試圖與革命黨合作有關。但不久即被康有 為所阻。l902年2月，梁啟超複於橫濱創刊《新民叢報》。梁氏認為．“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同上書，272頁），並以“新民師”自任，著《新民 說》一書，開始在《新民叢報》陸續連載，係統闡述自己的資產階級立憲思想和改革主張。此時的梁啟超學術上開始與康有為產生分歧．政治思想上與康氏亦不乏抵 牾之處。標誌著康、梁思想分途的第一步是梁啟超1902年2月22日發表在《新民叢報》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該文《緒論》中指出：“倡保教之議 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 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04—313頁）
這些思想言論是與康有為當時提倡的尊孔、保種、保教、保國等主張大相徑庭的。梁氏在文 中接著指出教不必保亦不能保的原因：一是因為孔教性質與其他宗教不同，它根本就是一種學說而不屬於一種宗教，故無所謂保教；二是當今世界，科學日益昌明， 宗教日趨衰沒，時至今日猶提倡保教，不但背離時代精神，而且會嚴重束縛國民的思想。因為當前中國最需要的是用自由思想去啟發國民，保教之說隻會增強國民的 奴性，有礙於思想啟蒙。最後，梁啟超向學界同人表白，自己一反以前尊孔保教的思想，是因為自己接受了新思想和認識到尊孔保教的荒謬。他甚至公開向其師康有 為表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因此，“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李華 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l984，304—313頁），表現出隻求真理、不顧一切的勇氣。
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的主張，一反他從前的思想見解，反映了梁氏“政治思想的一大變遷”（《梁啟超年譜長編》，275頁）。梁啟超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有其主、客觀上的原因。梁 氏東渡日本後，“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同上書，l75頁），更主要的是梁氏此時較為係統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的洗禮。他閱讀了培根、 笛卡兒、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等西方哲學家的著作，這些著作貫穿著強烈的反宗教蒙昧主義思想．它們反對盲目迷信宗教權威，主張用理性和經驗作為評價是非 的價值標準。
人類的一切都必須在他們的理性天平上重新加以審視。這種用理性和經驗反宗教迷信的啟蒙思想，為歐洲的科學文化發展掃清了障礙。正 如梁啟超說：“歐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脫教主之羈軛得來”；“培根、笛卡兒、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等，轟轟大名，皆以攻耶穌教著也，而其大有造於歐洲， 實亦不可誣也。”（同上書，277頁）
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就曾大力提倡尊孔保教，認為孔子創立儒教，猶如釋迦牟尼創佛教，耶穌創天主教，並且 要把孔教作為中國的國教。康有為尊孔保教的目的，是想自立為當代教主，如章太炎指出：他“尊稱聖人，自謂教主”（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 局，1977，194頁）。梁啟超從其師說，為之搖旗呐喊，並欲借《時務報》這塊陣地為其張目（《梁啟超年譜長編》，81頁）。當年的梁啟超，雖是一位主 張維新變法、積極宣傳西學的幹將，但那時梁啟超所接受的西學，大多是經傳教士咀嚼過的“西學”，或是一些翻譯作品，以及中國人遊曆外國的日記、著作等。這 些間接的、零碎的“西學”知識不可能使梁啟超充分認識到西方科學、哲學與宗教的關係，因此對其師的學說主張多采取積極附和與宣傳鼓吹的態度。及至到日本 後，通過大量接觸西方思想學說．才充分認識到以前盲目附和師說、禮讚保教之謬。思想上的翻然改悔，使他喊出了“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這一在科學的道路上 求真求知的箴語。
梁啟超由禮讚保教到反對保教的思想轉變，還有一客觀原因，就是受了黃遵憲的影響。在維新派中，黃遵憲對梁啟超發生的影響可以 說僅次於康有為。黃、梁早在上海辦《時務報》時便引為同調，結成知交，梁啟超敬重黃遵憲的識見高遠，思想深沉，辦事精密，以“平生風誼兼師友”相許。黃遵 憲欣賞梁啟超的才華橫溢，奮發有為，對他寄予極大的期望：“三千六百釣鼇客，先看任公出手來。”（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8，見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中 華書局，2005）黃在臨終前一年致函梁啟超說：“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梁在《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中寫道：“某以弱齡，得侍先生，惟道惟 義，以誨以教，獲罪而後，交親相棄，亦惟先生，咻噢振厲，拳拳懇懇，有同疇昔。”（《梁啟超年譜長編》，352頁）可見黃、梁交誼之厚，彼此之間互相理解 是非常深刻的。1897年，黃、梁相繼入湘從事變法事業。對梁啟超附和康有為的尊孔保教說，黃遵憲力加勸止，謂梁“教不可保，亦無可保”（時嚴複亦以此相 勸），他對梁說：“南海見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為泰西富強，由於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敵之；不知崇教之說，久成糟粕，近日歐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 庚必達抑教最力），於教徒侵政之權，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襲人之唾餘以張吾教，此實誤矣！”接著又說：“孔子為人極．為師表，而非教主。”（《黃遵憲致梁 啟超書》46、47號，載《中國哲學》第八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既無教敵，又不設教規，因此無須乎保教。黃氏早年任駐日本、歐美外交 官達十數年，對西方政治學術有較深入的了解。他的“教不可保”之說對梁啟超影響很大，使梁“漸漸改變態度”（《梁啟超年譜長編》，76頁）。梁的《保教非 所以尊孔論》提出“教非人力所能保”，“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孔教無可亡之理”的觀點，公開否定尊孔保教說，其思想觀點與黃遵憲以上言論基本一致。 當時黃遵憲讀了這篇論文，為之拍案叫絕，立即馳書於梁，“驚喜相告，謂西海東海，心同理同”（《黃遵憲致梁啟超書》，48號）。
梁啟超的“保 教非尊孔”說，“和南海當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張大相反”（《梁啟超年譜長編》，275頁），從而導致康、梁思想上分途。梁啟超自謂三十歲後“已絕口不談‘偽 經’，亦不甚談‘改製…。對康有為提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屢起而駁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中華書局，l954）。 康、梁思想上的這一分歧，黃遵憲是起了一定的影響作用的。
梁啟超否定尊孔保教的思想，一方麵表明他已獲得堅實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基礎，使 自己以往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觀念發生轉變，即由盲目迷信孔學的權威到必須運用西方學說和透過時代意義來重新估評孔學經典的權威性。另一方麵，梁啟超思想上的 這一大變遷，使他開始擺脫康有為的拘牽，走向他“誓起民權移舊俗”，全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學說，以西學的“新知”去取代孔學傳統的思想啟蒙的發皇之 路。
三、新大陸的實地考察是梁啟超回歸君憲的內在原因
梁啟超於l902年2月間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後，思想明顯轉趨激進。 接著又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了《論進取冒險》、《論自由》、《論進步》等文，提倡“革命破壞”之說和“冒險進取”精神，梁氏自謂他本人的思想感情於此 時為最昂。在1902年4月《與夫子大人書》中，他直截了當對康有為說：欲“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 適宜之主義……滿廷之無望久矣”（《梁啟超年譜長編》，286頁）。認為目前欲求進步，革命破壞勢不可免。
對於梁啟超這些排滿革命的思想言 論，康有為不但大不以為然，而且屢屢作書嚴詞訓斥，並以停止經濟上對梁的援助相要挾，甚至還以死相逼．要求梁改變這種政治立場，放棄排滿革命的主張。黃遵 憲亦不讚成梁啟超這些“過激言論”，認為今日“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其原因有兩：一是列強環迫，國家麵臨瓜分之危，“革命破壞”等 於加速滅亡；二是“民智未開”，“由蠻野而文明，世界之進步必積漸而至，實不能躐等而進，一蹴而就”（《黃遵憲致梁啟超書》．38、35#）。因此，目前 隻宜“尊主權以導民權”，逐漸開啟民智，他希望梁啟超“以無智不學之民”，加於“教導之，誘掖之，勸勉之”，不希望梁縱筆放論，倡言“革命破壞”，免得 “非常可駭之義，破腐儒之膽汁，授民賊以1：3實”（同上）。
康有為的嚴詞訓斥和以死相脅，以及黃遵憲婉譬曲喻的規勸，使梁啟超的“革命破 壞”言論有所收斂。七八月問，梁啟超打算創辦《國學報》，提倡保國粹。他對康有為說：“弟子認為欲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以新學說變思想。”鑒於日本近年來 “保存國粹之議起”，梁氏認為目前中國欲“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梁啟超年譜長編》，292、2983）。這些言論與他的 “革命破壞”之說是相抵牾的。梁氏自謂此時他的思想“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同上）。盡管如此，但梁啟超此時並 沒有放棄“言革”的主張。他於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新民叢報》發表的“釋革”一文，便公開指出，“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 “Revolution之事業（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法門”。文章最後得出結論說：“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 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讚成大變革始。”（《梁啟超選集》，368--372）
梁啟超這言論一出，自不免又遭 到康有為的一番痛斥，康氏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給梁啟超的信中說：“自汝言革命後，人心大變大散．幾不可合，蓋宗旨不同，則父子亦決裂矣。”（《梁啟超年譜 長編》，300、302）但梁啟超此時並未放棄“言革”的主張。直至l903年3月梁在遊新大陸途中給徐勤的信還說：q睢言革事，則至今未改。”（同上） 可見時至1903年3月，梁啟超主張“言革”的政治立場還沒改變。梁氏思想的轉變發生在到達美國之後。
關於梁啟超在1902年一l903年間 放棄“革命”主張，回歸認同於君主立憲這一思想轉變原因，海外學者做過一些有益的探討。如張朋園把梁氏這一思想轉變歸結為五點：“（一）康南海的經濟壓 力，迫使任公就範；（二）畏懼破壞之後，建設不易；（三）與革命黨感情日益惡化，不得不退而自固；（四）政治思想轉變，由激進而溫和；（五）受黃遵憲影 響，轉趨保守。”（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167頁）
以上幾條意見雖指出了梁啟超思想轉變 的一些原因，但缺乏深入的分析且多屬外因，都還沒有說到實質性的問題，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並且在提出問題時忽略了準確的時空性。在討論梁啟超由“言革” 到君憲的思想轉變過程．非常重要的一點，即梁啟超思想自身演變的內在原因往往被人們忽視。大多數人都喜歡以“流質善變”形容梁啟超思想的演變．把他看作是 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觀點的人，從而忽略了對他的思想發展的內在原因的探究。筆者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就拿l902年的梁啟超來說，自發表一係列“言 革”的激進言論後，在師友的多方脅迫和責難之下，始終都沒改變他的“言革”立場，隻有待1903年10月遊新大陸歸來後，梁啟超的政治思想才發生根本的轉 變，從此放棄了“言革”的主張。在遊新大陸的不到一年時間內，梁啟超的思想很少受外來的壓力，基本上可說是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他的思想轉變，應當說是它 自身演變的結果。為此，研究梁啟超由激進轉趨保守，應當從梁氏思想發展本身去找原因。同時，必須把重點放在他遊新大陸這段時間。因此，《新大陸遊記》為我 們了解梁氏思想轉變提供了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證據。筆者認為，促使梁氏思想轉變的主要原因有兩點：
（一）對美國民主政體的親身考察
梁啟超於5月16日至21日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對美國的民主製度及其總統選舉過程作了認真的考察，他曆述美國兩黨在競選過程中表現出的種種弊端：“當 其競爭劇烈之時，甲黨對於乙黨之候補者，攻擊亦不遺餘力。往往將其平生行誼，毛舉以相指摘。”隨後他又比較英國（君憲）與美國（共和）兩種政體的選舉製度 說：“英國但求黨員在議院中占多數耳，既占多數，則其黨魁自得為大宰相而莫與爭；……美國反是，勝敗之機，專在一著，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於是他得出結 論說，“美國爭總統之弊，豈直此而已，其他種種黑暗情狀，不可枚舉。吾遊美國，而深歎共和政體，實不如君主立憲者之流弊少而運用靈也’（梁啟超《新大陸遊 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6—78頁）。
通過對美國民主政體的考察，梁啟超思想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當他了解到競選總統時，往往伴 隨著殺人流血事件，而新上任之總統，如與前任者為異黨，“則一國之官吏，將盡行易人”，官員大幅度更替，造成秩序混亂。新任總統忙於應酬求官者，根本無暇 顧及政事。因此，梁啟超對新大陸這個民主共和製度感到失望，認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要有秩序和安定。
（二）對舊金山華人社會的詳細調查
對舊金山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是梁啟超思想轉變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以舊金山華人為代表，研究華人的性質，以及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出結論認為，華人的優點有五：
（1）愛鄉心甚盛（即愛國心所自出也）。
（2）不肯同化於外人。
（3）義俠頗重。
（4）冒險耐苦。
（5）勤、儉、信。
以上五點為華人所長，也是華人在美猶能自存自立的依據。接著，梁啟超進一步指出華人的缺點，歸納為三點：
（1）無政治能力。梁啟超分析說：中國是一個以家族為單位的社會，不像歐美的社會是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這種建立在宗法製度基礎上的傳統政 治原則，束縛了華人作為個人的自身發展。因此，華人的自治能力極差。美國社會所需要的是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在中國傳統宗法製度下有族製能力的族 民。所謂“自治”。按梁啟超的解釋，是“求一身之自治”，即克己以奉法，這樣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和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也是作為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公民所應遵 循的最基本原則。
公民的自治能力，是西方國家建立法治社會的根據。相反，華人因長期受宗法製度束縛，作為個人正好缺乏自治能力。為此，梁啟超 認為華人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華人舍家族製度外無他物，作為一個族製下的華人，隻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相反．歐美國家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則往往 具備國家思想。舊金山華人社會的會館、團體所培養的是村落思想而非國家思想。故華人在政治上缺乏競爭能力，華人社會自身的政治能力也極差，“吾見其各會館 之規條．大率皆仿西人黨會之例，甚文明，甚縝密。及觀其所行，則無一不與規條相反悖”。所以說華人無政治能力。
（2）保守心太重。因為華人不願同化於外人，白組織成一個華人社會，以維持其傳統的生活習尚和族製秩序，使數千年來的封建遺傳因素，深深植根於華人社會中，是為其保守心太重之源。
（3）無高尚之目的。梁啟超比較歐美人與華人，得出歐美人具有高尚之目的者三：一為好美心；二為社會之名譽心；三為宗教之未來觀念。這是歐美社會精神文 明發達的根本。相反，中國人則缺此三者。“故其所營營者隻在一身，其所孳孳者隻在現在。凝滯墮落之原因實在於是”。因此說華人無高尚目的。
基 於以上三方麵缺點，華人始終無法組成一個有秩序的、團結有為的華人社會。家族製度雖能維係一族之內的團結，但往往容易導致各族間樹黨相爭，相互械鬥。舊金 山華人堂口之爭，族姓之鬥，較其他任何地方的華人猶烈。故族製愈完善，相爭鬥則愈烈，其狀態之淩亂，為內地所無。梁啟超說：“吾觀全地球之社會，未有淩亂 於舊金山之華人者。”概括地說，就是“一盤散沙”。
通過研究舊金山的華人社會，使梁啟超得出這樣的結論：華人沒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即 使放在美國這種自由的共和政體下，猶不能達文明之境，組織一個有秩序的華人社會，向外發展，與外族競爭。舊金山華人的文明程度遠較國內華人要高得多（不足 三萬人有六家報館），倘且如此。
因此，華人目前“隻能受專製不能享自由”（梁啟超《新大陸遊記》，l44—148頁），共和政體萬不可行於今 日中國。原因是“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而今如欲強行共和政體，“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不得自由而得專製”（《梁啟超選集》，404 頁）。梁啟超自美洲考察歸來後，言論大變，放棄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張，並激烈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製。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素質太差。他說：“若夫數 百年卵翼於專製政體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複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同上）他在同年ll月18日致康有為書中說：“革義難行， 先生之言固也。”（《梁啟超年譜長編》，332頁）明顯地向康有為表示放棄“言革”主張。
顯然，對舊金山華人社會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以及通過 比較歐美人與華人之間的差別．才使梁啟超的政治思想霍然改觀，認識到中國人在目前還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所應有的自治能力和政治思想。排滿革命，實行民主共 和還為時尚早。此後，梁氏政治立場轉而以君主立憲為歸宿，絕口不談革命，把精力著重放在改造國民心理，提高國民素質方麵。在1904年裏。他著有《中國之 武士道》、《中國國債考》、《中國民族外競史》等著作，借以發揚和激勵中國人的“愛國心”、“團結力”和“尚武”精神。此雖不如前段時期言論思想之光燭 照，但畢竟還屬有意義的思想啟蒙工作。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新大陸之遊對梁啟超的思想轉變影響甚大。他的政治立場自“革命排滿” 回歸到君主立憲，當然外因的影響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認為更重要的還在於內因。通過以上分析表明，促使梁啟超政治霍然改觀、起決定性作用的還在於他對美國政 治製度，特別是對美國華人社會的切身體驗和深刻認識。通過對以上梁啟超由非尊孔保教到主張排滿革命，最後又以君主立憲為歸宿這一思想演變過程，我們看到梁 啟超的所謂“流質善變”隻不過是一種表麵現象，在這一現象背後，隱藏著他刻意求真求知的真實情形。曆史研究的任務和目的，應當是透過紛繁複雜的現象去揭示 事物的本質內容，對梁啟超的研究也不例外。據此，筆者認為，把梁啟超思想上的突變與還原視為“流質善變”，似乎並不符合事實且過於簡單化看問題。盡管梁啟 超政治思想上回歸認同於君主立憲，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已顯得落伍和保守，由此梁啟超亦結束了他作為改良主義啟蒙思想家的黃金時代。但梁啟超那種一旦認定了 真理即勇於追求的精神，是十分可取的。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可稱得上是在科學的道路上不斷求真求知的近代知識分子優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