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文章分類
正文

60多年了,可以聊聊美軍戰俘在朝鮮的那些事兒了

(2016-02-21 19:48:58) 下一個

60多年了,可以聊聊美軍戰俘在朝鮮的那些事兒了

作者:瀏星雨

    對於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軍官兵,幾十年來,充耳入目的“人道”,“寬大”,“優待”,“樂土”和“天堂”等詞匯,怎麽也掩蓋不了美國戰俘在中國人民誌願軍戰俘營裏的死亡率,是變態的日本皇軍奉天戰俘營裏的兩倍多,更是法西斯納粹德國戰俘營的十多倍這樣一個事實。

    在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中,美軍上報的失蹤人數中的死亡率大約是3%。而在朝鮮戰爭中,失蹤死亡率竟然高達60%以上。中國方麵1953年10月宣傳材料中的誌願軍失蹤死亡率僅在10%左右。

    自從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後,以美軍戰俘為主的“聯合國軍”戰俘,除個別情況外,主要由誌願軍收容管理。

    根據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部公報,誌願軍總共俘虜了7218名美國軍人;朝鮮人民軍俘虜了大約2000多名美國軍人;共約接近9500名被俘美軍人員中,活著走出中國人民誌願軍戰俘集中營的人數隻有3767人,加上火線釋放的近700人,總共隻有4439人活著。這樣,就算被朝鮮人民軍俘虜的美國軍人沒有一個活著出來,死在誌願軍戰俘集中營中的美軍的比例也高達38%。按照由中方提供的戰俘信息(含姓名,年齡,部隊番號和出生地等),被中方關押的美軍俘虜人數為7245人,最後活下來的是4439人,死亡率是39.3%。如果除開火線釋放的數百人,那麽誌願軍戰俘集中營裏美俘的死亡率是43%。這是美軍(聯合國軍)管理下的誌願軍戰俘死亡率的10多倍。

    碧潼聯合國軍戰俘營近來屢屢上鏡,被眾多媒體譽為戰俘的“人間天堂”,可是事實又是怎麽樣的呢?徐焰在他的“第一次較量”中講到,在1951年初頭的三個月裏,戰俘死亡達每天20人左右,要知道這期間碧潼戰俘營死去的加活下來的戰俘總數也才不過3000餘人,這用駭人聽聞來形容也不為過,“天堂”原來就是地獄的別稱。有管教幹部驚呼:這樣下去,不出兩個月將無人可管了。

    誌願軍用以關押聯合國軍戰俘集中營一直是用編號來表示的,碧潼戰俘集中營就是的臭名昭著的第五號營(Camp V,後又分出Camp II),正是因為Camp V因被稱為“死亡之營”而名聲狼藉,才使得在後來的中方宣傳中被改稱碧潼戰俘營,由“死亡之營”搖身一變成了“天堂之地”。現在更幹脆,用碧潼營代替了所有的外俘集中營,好些蹲過納粹集中營的人,好些活過了日本皇軍集中營的人,卻長眠於共產主義“天堂”裏了。

    當然,確切的死亡率,隻有在中朝檔案解密之時才能見天日。長期以來,學界對60年代初的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一直爭論不休,有說不到100萬的,有不超過1000萬的,有3000萬的,更有估計4000萬以上的。今年九月,中央對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下達了解封令,雖然有諸多限製,但已經可知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將多年的爭論劃上了句號。

    至於美國戰俘的死亡率無論是60%還是30%,都屬於令人膽顫心驚的數字。一直自稱遵守日內瓦戰俘公約並人道善待俘虜的誌願軍是怎樣製造出這樣的數字的呢?在這些驚人的數字背後,隱藏著怎樣殘酷的曆史秘密呢?

    大致說來,美國戰俘死亡之謎底有六個:

    一,不遵守日內瓦國際戰俘公約,拒絕國際紅十字會探望,視察和監督,中朝方因而隨心所欲,肆意妄為。

    日內瓦國際公約是對戰俘提供人道保護的公約,公約賦予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對他們進行探視的權利。公約規定國際紅十字會代表有權在國際武裝衝突中探視戰俘,阻止他們開展工作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

    美國方麵在參戰第七天時聲明遵守日內瓦國際戰俘公約,無條件地和國際紅十字會合作,接受檢查和監督,三天後開放戰俘營給國際紅十字會代表檢查。戰俘登記卡和生活健康狀況報告隨後就上報給日內瓦總部,並轉呈給朝鮮駐莫斯科大使館。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陸後,韓國軍警曾經一度報複性地濫捕和虐待共方積極分子和遊擊隊員的現象,經國際紅十字會揭露和抗議後,很快就基本停止了。這就是國際紅十字會應起的作用。

    中國開戰後一直拒絕認可日內瓦戰俘公約,拒絕承認國際紅十字會。直到確認戰俘問題是停戰談判繞不過去的障礙時,才宣布承認日內瓦戰俘公約(1952年7月13日),此時大批的美國戰俘已經聽不到周恩來總理那鏗鏘有力的語句了,因為他們早已被送進了天堂。雖然此後中方承認戰俘公約,卻仍繼續阻止國際紅十字會的探望和檢查,在整個戰爭期間,中方沒有向國際紅十字會戰俘信息中心提供一份戰俘名單。而日內瓦國際公約明確賦予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對戰俘進行探視的權利,阻止他們開展工作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

    朝鮮雖然在開戰的第十八天,宣布承認和遵守日內瓦戰俘公約,但一直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的探望和視察的要求,隻是把原本用以保護戰俘人權的公約僅僅當作了政治宣傳的道具。在整個戰爭期間,朝方隻向國際紅十字會戰俘信息中心提供了兩次(一次50名,另一次60名)共110名戰俘名單。而中朝實際俘虜的聯合國軍的人數大約為7萬人,多數被迫當苦工,還有一些被迫充入朝鮮人民軍。

    作為中國人尤其不能忘記,在日本皇軍的刺刀下,國際紅十字會組織在南京大屠殺中保護了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國際紅十字會還曾在納粹德國和日本皇軍的戰俘營中挽救了大批戰俘的性命,但他們也隻能遙望中朝戰俘營而無計可施,畢竟文明和公理硬不過槍杆子啊。

    麵對日內瓦國際戰俘公約和國際紅十字會,一個誌願軍領導是這樣詮釋的:日內瓦戰俘公約是野蠻人寫給野蠻人看的,誌願軍的寬大政策要比它好上千百倍;至於國際紅十字會,那隻不過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諜報工具。

    話雖這麽講,書到用時方恨少,隻要可資利用,國際紅十字會的佛腳還是可以抱的。1952年2-3月間,共產主義陣營頻頻給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發電報寫信,強烈要求國際紅十字會譴責和抗議美軍進行“細菌戰”這一反人類暴行,要求國際紅十字會立即采取行動製止美國的種族滅絕計劃,並進一步威脅說:如果國際紅十字會對這一喪盡天良的罪行無動於衷的話,那就是對全人類罪犯的縱容和支持。

    不過,子無虛有的東西,讓國際紅十字會如何製止?當國際紅十字會同意在雙方願意協助的基礎上,組建專家組進行調查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則立即譴責國際紅十字會撕下了其中立的假麵具,赤裸裸地充當了華爾街帝國主義的戰爭工具。現在大家已經知道,根據原誌願軍衛生部部長披露,霍亂和傷寒細菌是從東北弄過去嫁禍美軍的。

    原來他們隻是希望國際紅十字會接受共產主義陣營的說詞,把她當作宣傳喇叭利用一把。以這樣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對待國際性組織和國際公約的做法現在還在繼續,無論大赦國際,還是人權觀察都在重複著國際紅十字會同樣的命運。


    二,進行戰前仇恨灌輸教育,培養人人仇美情緒,導致隨意槍殺戰俘。

    大張旗鼓地進行“三仇”教育,培養普遍的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國的情緒,將戰俘當罪犯,認為皮靴踏上朝鮮土地的美國戰俘都是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以至,誌願軍戰士不敢伸手和戰俘“積極分子”打招呼。這樣的宣傳教育完全違背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

    槍殺戰俘的情況,在戰事結束後的現場和押送戰俘下火線時最為嚴重。

    “戰士們端著刺刀,在傷兵屍堆裏挨個捅過去,突然一個小個子忽地坐起來,一雙碧藍的眼睛恐懼又乞求地望地著我,我心一震,但轉念一想:他是侵略者,我們的階級敵人,於是就毫不留情地刺進了他的胸膛”一個誌願軍老戰士這樣回憶道。根據戰史學家伍蓬的研究,這類在打掃戰場時,因仇恨而被殺害的美軍戰俘在1000人以上。

    在押送戰俘時,也是這樣。常常把不夠順從的戰俘滯留在隊伍後麵處置掉,那些跟不上行軍隊伍的重傷員被遺棄在冰天雪地裏活活凍死,而有可能存活傷俘的則毫不留情地殺掉。“處置的槍聲,使隊伍前方的戰俘都回頭觀看,還以為遭遇伏兵而交火”一個押送戰俘的誌願軍老兵如是說。

    幸存的戰俘證言:無論在行軍中還是露營處,隻要戰俘有稍不順從,來的就是槍托;敢於言語頂撞的,就當頑固分子槍決。深夜裏,聽到零星槍聲,就是處決的聲音,因為頂撞者被從隊伍中滯留,隨後就是槍聲,第二天天亮時,那個有點脾性的人就不見了。和勒-鮑姆勃同於1951年2月被俘的美軍大約有近100人,在一個宿營地,誌願軍軍官挑出15個所謂的頑固分子,讓他們背對著其餘戰俘立成一排,掏出手槍,每隔3人開一槍,一共處決5個,告訴其餘戰俘說:這就是頑抗到底的下場。

    50年12月1日,一個美軍傷兵車隊在軍隅裏被大量誌願軍包圍伏擊,負責護送的美軍軍官下令棄車分散突圍。能走的都四下逃散,結果留在救護車,卡車,吉普車裏的100餘傷兵被射殺,另有5個逃跑的被抓回。象這樣留下見證人的對美國戰俘進行的屠殺例子還有順川隧道屠殺,大田屠殺,303高地屠殺等(後三者係朝鮮人民軍所為)。

    當上級默許殺俘虜時,不會有誌願軍戰士下不了手,也不會有人出手阻攔,更不用說會有人事後揭露和暴光;當中高級指揮員政策觀念淡薄或他們的製約不能企及時,殺俘就是毫不猶豫的選擇,因為在共產黨字典裏戰俘就是罪犯,這點和美國軍隊有根本性的不同。上級不殺俘,是出於政治現實的需要,下級不殺俘是出於對嚴厲紀律的服從,而不是基於人性,出於人道的考慮,這就是仇恨教育的效果。

    邊震遐在“美英戰俘紀事”一書中描寫了這樣一個事例。有一擔任穿插任務的尖刀營俘虜了270多敵兵,嫌不方便管理,許多連排班幹部想就地處決他們,營長和指導員也有這樣的想法,但最後決定執行不殺俘虜的政策,將他們放了。書中還進一步分析到,如果擔任穿插任務的部隊以每個師一個營估算,大約也有幾十個營。這些尖刀營大部分都抓到過俘虜,但大部分俘虜都沒有帶下戰場。如果這大部分營所俘虜的平均為100人的話,加起來就有幾千人。書中暗示這些人都象上述那個營一樣就地釋放了,但就是沒有考慮到一些人被就地處決了,或許這就是美軍失蹤死亡率高達65%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就此例來說,如果不是營長和教導員的最終理智,這270多俘虜就死定了。當然到底放了多少,處決了多少,如果誌願軍真正關心俘虜人權的話,就不難調查個大概,因為這個情況是直接反映給第九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張景華這樣的高級官員的,按國際慣例軍法部門至少應該介入調查。

    不要說對待敵方俘虜了,在朝鮮,胸懷階級仇,眼含民族恨的誌願軍對待自己的戰友出手也不會猶豫,批鬥吊打,甚至處決,隻要認為或懷疑他是階級敵人就行了。

    有戰爭必有戰俘,戰俘不是罪犯,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到了中國人民誌願軍這裏就成了:共產黨軍隊裏沒用俘虜。最讓歸國誌願軍戰俘膽顫心驚的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麽不去死?3年前,被遣返的金門戰役的解放軍戰俘也是這麽被問的,下場也是虐待和迫害,甚至判刑勞改。人有求生的權利,戰俘也是人,都應受日內瓦國際公約保護,憑什麽讓已經盡力盡職了的自家戰士去死?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戰俘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戰俘,黨性遮蔽了人性,政治宣傳代替了人權,這也就是後來大部分誌願軍戰俘放棄親情拒絕回家的主要原因。

    更可歎的是,這樣的仇恨竟然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記得去年4月份,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網發布過一份調查,調查發現:大多數的中國青年讚成槍殺戰虜及婦孺。他們認為在戰爭中,隻有敵人,沒有婦孺和戰俘,殺掉他們一方麵可以減少消耗己方軍需物資,另一方麵可以防止間諜混入。一句話:隻有死人才是安全的。比如,一個河南鄭州的青年人就表示:“是敵人就殺,而且要殺光,不用管它是什麽人,老,少.女,兒童都殺。”


    三,拒絕按日內瓦國際戰俘公約的要求,將戰俘行進列隊和戰俘營地明顯標示,甚至將戰俘關押在運兵站和彈藥庫周圍,導致聯合國軍互相殘殺,然後加以宣傳廣播以分化瓦解對方。

    早在開戰不久,國際紅十字會就請求戰俘營地和醫院及難民營平民集中的地方明顯標示,以免遭受敵方攻擊。

    美軍管理的中朝戰俘營,無論是在平壤,仁川還是斧山,四角和中間房頂均按要求用白漆寫著“PW”,晚上用燈點亮,無論在地麵和空中均清晰可見。運送戰俘的車輛和專列也顯著標記,並由同樣著裝顯著的軍事警察押送。中朝戰俘本身也統一著裝,無論衣服還是褲子都印有標準的“PW”字樣,以表明他們受國際公約保護的戰俘身份。

    產生對比的是,中朝方一直拒絕這樣的要求,導致戰俘列隊和戰俘營地屢屢被炸。比如一天清晨,一群美國戰俘宿營地遭美機轟炸,造成數人傷亡,幾個被俘美軍軍官向誌願軍押俘領隊提出按日內瓦公約的要求將營地遷出彈藥儲存點並做明顯的“PW”標記。誌願軍領隊的回答是:隻要你們美國飛機轟炸朝鮮村莊,這樣的事情就還會發生。

    平壤東南60公裏處有個一個金礦,被誌願軍當作運兵站兼戰俘轉運中心,所以時常遭到轟炸,雖然一直損失不大。戰俘向誌願軍管理方提出請求:如果這是兵站,就把我們送走,如果這是戰俘營,就請按日內瓦公約的要求明顯標示。得到的回答是:隻要你們的飛機繼續戕殺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你們就沒有權利要求特殊保護。

    結果終於釀成了大禍,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一隊美國F-51戰機襲來,死傷數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時地將這一死23人傷31人的大慘劇向全世界廣播,轟動一時,宣傳效果極為顯著。

    對於美機的轟炸掃射,美國戰俘怒火中燒,破口大罵:“婊子養的,你們往哪兒扔炸彈”;一個美國戰俘罵道:“我們來到誌願軍戰俘營,麥克阿瑟你這個老家夥又派飛機追殺我們”;一個英國戰俘說:“美國空軍轟炸俘虜。隻有瘋子才幹得出。我要寫信,向美國當局提出抗議。”戰俘們有些話罵得粗魯了一些,但這恰恰反映了他們對美國當局及軍方極端憤懣的情緒。不過,美國飛機對誌願軍戰俘營一而再、再而三的轟炸,卻給他們自己幫了“倒忙”。誰要戰爭、誰要和平、誰是瘋子,美國的炸彈終於使眾多的美、英戰俘們頭腦清醒多了。碧潼戰俘營的宣傳科長王奈慶如是說。

    這就是誌願軍所要的宣傳教育效果,雖然是血淋淋的,因為這為第二階段的教育改造運動創造了有利條件。至於遠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總部用“PW”標記戰俘營地並告知方位的再次請求,依然被置之不理。戰俘們請求準許他們自己找材料作標記,也被駁回。戰俘們隻得自己想辦法:在田野裏用作物稈子拚出“PW”;在雪地裏用腳踩出“PW”字樣並用枯草加深;趁上房頂曬大白菜的機會擺出“PW”字樣。但都是一經發現就被毀掉,肇事者受到懲罰。因為這被認為是戰俘企圖吸引美軍飛機前來接應的信號,還說這是戰俘自己交代的。

    1951年11月14日,美第八集團軍軍法處長漢萊上校,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發表聲明譴責並要求中方應對2513(有報道為5500)名美國戰俘死亡負責。雖然他的聲明很快被美國政府以不實之詞為由收回並差點被告上軍事法庭,但他的言論引起了媒體和輿論對戰俘命運的關注,使得中方產生了恐慌。一方麵層層下令設法阻止戰俘大批死亡的現象,以至出現了誌願軍醫護人員跪求已經絕望的傷病戰俘吃藥打針的畫麵。另一方麵讓活著的戰俘證明死亡者屬於強迫行軍前因重傷而亡或遭美機轟炸而死。

    現在知道,51年11月14日前,即使按誌願軍後來公布的口徑,美軍戰俘的死亡人數確實在2500人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不免讓人病垢,也無法給曆史一個交代。於是一個更為罪惡的動機出現了,那就是讓盡量多的戰俘遭美機轟炸而亡,以衝淡他們自己也認為逃脫不掉的罪責。所以不但一直禁止標記戰俘營,還將原本已被美機識別的戰俘營地頻繁遷移更換,以至美軍因無法及時跟蹤而多次誤炸。

    直到戰爭後期,經過聯合國方麵在板門店談判中一再交涉,中朝方麵才將聯合國軍戰俘營地作了明顯的標記,戰俘遭自己飛機轟炸的曆史才算終結了,這一時間定格在1952年5月。下麵是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節目中的一段對話:

    記 者:畢竟是戰爭時期啊,俘虜營裏沒有發生過什麽危險嗎?或者意外。 

    劉萬海:沒有,以前美國的飛機亂炸或者是來掃射,有的俘虜被炸死了或者炸傷了,咱們派談判的代表和對方提出來不能轟炸俘虜營。 

    記者:他怎麽知道是俘虜營呢? 

    劉萬海:最後經過交涉(用朝鮮字代替日內瓦公約23款所規定的PW或PG),在俘虜營專門設一個標語,那個大岩石設立一塊紅布,把整個紅布並接起來,用紅油漆整個油起來,大約有這個廳的兩三個大,底下打上架子把紅布支起來,上麵有俘虜兩個字,俘虜兩個字用朝鮮文寫的,飛機見到這個標誌就說明這是俘虜營不能炸也不能掃射。(注釋:劉萬海擔任誌願軍俘管處中隊長)

    想必PW或PG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玩藝兒,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主義陣營是不屑使用的,隻可憐那些已經失去自衛能力處於任人宰割地位的戰俘了。

    無獨有偶,當年日本皇軍也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美國等盟軍戰俘。運送戰俘的船隻不予標示,導致被盟軍擊沉,造成大量戰俘死亡。日本皇軍在東北沈陽建立的奉天戰俘營也曾因沒有標識而遭到中美空軍的轟炸。


    四,在饑餓,嚴寒和傷病的威脅下,強迫戰俘進行死亡行軍。

    近代史上,強迫戰俘進行死亡行軍的著名例子中,有一個就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軍。

    美軍用卡車和火車專列運兵,也同樣用卡車和火車專列運送戰俘,並帶足食物和飲用水及配備醫生同行;美軍用飛機搶救過聯合國軍的重傷員,也同樣用飛機搶救中朝重傷戰俘。因為按照日內瓦戰俘國際公約,這個方麵戰俘應享受看管方軍人的類似待遇,按照美軍軍法,若有重大差錯,責任人軍法處置。

    而中國人民誌願軍就敢派10名士兵,用有一匹瘦弱的騾子馱著不到一天的口糧(上百斤炒麵),押送100餘名美國戰俘,在三九嚴寒中,穿越冰雪覆蓋的崇山峻嶺,行程600公裏奔赴鴨綠江邊的碧潼戰俘營。其中還有23名重傷員需要東躲西藏忍饑耐寒苟活下來的,多半帶有不同程度傷病的幸存者抬著行軍,也就是4個傷病者得忍著饑餓在冰天雪地裏輪流抬著一個重傷員。可想,會有多少戰俘象豬狗般地死在了去天堂(碧潼)的路上?更讓人驚訝的是,開始行軍的第一天夜裏就有3名重傷員受顛簸而亡;在第五天,唯一的衛生員被炸身亡。竟然在又新增加4名重傷戰俘的情況下,在沒有醫生護士的情況下,決定繼續進行頂著風雪強行軍。這些誌願軍戰士還有人性嗎?應該有的,隻不過黨性遮蔽了他們的人性。

    這樣的決定,這樣的事情,是人道待俘的誌願軍做得出來的嗎?是符合日內瓦戰俘國際公約的精神的嗎?這樣的後果很難預料嗎?他們會讓誌願軍重傷員也進行這樣的行軍嗎?顯然不會,也不敢,否則等待的就是誌願軍嚴厲的軍法處置。至於戰俘嘛,在沒有徹底改造好,回到人民陣營之前,不配享有人的權利。

    要知道,第一,第二次戰役是中國人民誌願軍不宣而戰,突然襲擊打得美國鬼子鬼哭狼嚎,全線潰退的階段。這100餘名美國戰俘分屬於美陸戰第1師、美3師、美7師,是打掃戰場時零星集中起來的,那個時候聯合國軍已經逃到三八線以南去,也就是說美國兵被俘的鹹興一帶已經鞏固的大後方。況且當時在20公裏範圍內就有兩處師級戰地醫院,按照日內瓦戰俘公約的規定,重傷病戰俘應該得到及時的處置,更不能強迫進行徒步長距離行軍。誌願軍當然知道運送這樣的戰俘,應該應用適當的交通工具。隻不過誌願軍的車輛南進時滿載了彈藥補給,北歸時則滿載誌願軍的傷病員,輪不上這些被迫或是受騙來朝鮮打戰的美國工人農民和學生,雖然他們也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和朋友。

    照“美英戰俘紀事”一書的作者邊震遐的話說,這次戰俘轉運行軍,比起從“三八線”出發的千裏輾轉,並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的確如此。死亡行軍的列隊豈止幾個?幾乎每一個在地麵戰場被俘的美軍官兵都有這煉獄般的經曆。

    老虎爪牙下的約翰遜死亡名單,所列的就是一個死亡行軍列隊中的死難者名單。這是一個有758名被俘者的長長隊伍,除了近700被俘美軍官兵外,還有幾十個的平民。最小者才6個月,最長者82歲,有教師,有醫生,有外交官,有幾歲的小女孩,有70幾歲的修女。他們從50年10月31日開始,被強迫穿越冰雪覆蓋的荒山野嶺,進行約200公裏之遙的死亡行軍。從11月1日所處決的第一人開始,到9天後行軍結束時,100多人倒斃在了路途中,一路上的槍聲就是死刑宣判,押俘領隊戲稱是送他們去“人民醫院”。接下來,在鴨綠江畔的戰俘營裏,又有200多人沒能活過那個冬天。到1953年8月遣返時,隻有262人活著走出了戰俘營,死亡率竟然高達65%。87個平民,隻活下來25個。

    在這個隊列中,有一位奧地利猶太醫生,名叫Ernst Kisch,活過了納粹死亡集中營,卻死在了共產主義天堂裏。他出生於維也納,全家被德國納粹投入布痕瓦爾德死亡集中營[Buchenwald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西南部一村莊](1937至1945年德國法西斯曾在此設立集中營,殘酷屠殺了數萬名反法西斯戰士-這是現代英漢綜合大辭典裏的解釋),他僥幸逃出,來到上海避難並繼續他的行醫生涯。上海解放後,他轉輾來到位於韓國開城的常春藤教會醫院當醫生。他幸運地活過了風雪中的死亡行軍,卻於1951年6月29日長眠於“天堂”集中營裏,享年52歲。

    這是一份記載著496個遇難者的長長名單,它是由一個名字叫約翰遜的美國小夥子冒著生命危險記錄並保存下來的。他頗有心計地記錄了兩份,一份塞在牆洞裏,一份埋在泥土裏。牆洞裏的那份不幸被誌願軍發現了,後果是毒打和控罪,還差點被處決。誌願軍管教幹部指控他準備黑材料替美國政府進行罪惡宣傳,他辯解說:那是為了死者的親人。泥土裏的那份,最後他將之塞在臨遣返前才發給的牙膏裏帶出,終於讓冤死者昭雪天下。

    在一個俘虜集散中心,誌願軍押俘隊長李宇對320名被俘美國官兵說,往西北走500公裏,就是平壤。那裏的戰俘營的條件非常好,是混凝土建造的軍營,有電有暖氣還有書看。美軍戰俘們帶著美好的憧憬走上了冰雪覆蓋的崎嶇小路,夜晚行軍,白天宿營。朝鮮北部的冬天異常寒冷,氣溫常常在零下2-30度。為了不延緩行軍速度,每天拂曉前允許喝一次水,戰俘渴了隻能吃路邊的髒雪;吃的是碎玉米煮後混合少量豆渣捏成棒球大小的團,黃昏後行軍前一個,行軍後拂曉時一個。充其量隻有800大卡的熱量,卻常常夜行軍40公裏。由於飲用髒水和揀食村頭路邊的食物,僅幾天後就有不少人開始拉肚子了。很快,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拉,但是押俘戰士不允許在行軍期間停頓解手,戰俘們隻得拚著老命趕到隊伍的最前麵,蹲在路邊,拉下褲子,趕在殿後士兵看到前,提上褲子回到隊伍中,否則按逃跑論處。缺少油鹽和蔬菜(維生素),許多戰俘得了夜盲症,不得不拉著別人的衣服走路。一次過一座無欄杆的高橋時,一個大男孩樣的俘虜失足掉下去了,押俘士兵也不許停留察看,槍托和刺刀就是對不聽話者的招待。行軍隊伍越走越短,一些人走著走著就倒在了路邊,一些人宿營後坐躺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沒有醫療救護,任憑誌願軍戰士的槍托和刺刀的刺激也不管用。3個星期後,隻有120餘人到達營地,這些幸存者自被俘到此時大多減重60-90磅。其中,17個軍官中隻有4個活著。後來的一次,從平壤出發到鴨綠江邊碧潼天堂的行軍中,出發時650餘人,到達時隻剩下200多人。

    就在8年前,美國戰俘也曾遭遇“死亡行軍”,史稱巴丹死亡行軍。它和南京大屠殺、緬泰鐵路事件並稱為二戰遠東戰場的“三大屠殺事件”,日軍攻菲總指揮官本間雅晴將軍因此於1946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從1942年4月9日起,大約7萬多美菲戰俘,從菲律賓巴丹半島南部的馬裏韋萊思出發,強迫行軍近10公裏,再用火車載往卡帕斯,然後行軍15公裏,5天時間裏行程共100公裏到達奧奈集中營。當時的白天最高氣溫達30多度(朝鮮夜晚的最低氣溫達零下30多度),許多士兵受傷患病(在朝鮮也是如此),在明知食物和飲水及醫藥無法基本保障(在朝鮮也是如此)的情況下,強迫戰俘行軍,用子彈和刺刀對待掉隊的俘虜。結果大約有1萬餘人死於途中,死亡率在15%以上。

    可是,日本皇軍再怎麽變態也想象不到,他們前不如古人,後也不如來者。變態的日本皇軍隻能惋惜當年他們沒有象我黨培養出來的那樣宣傳人才,不然那個巴丹百裏行軍一定會演繹成一曲“國際人道主義”歡歌。

    在極其艱苦的萬裏之外的異國土地上,在極其殘酷的戰爭中,麵對一夜之間冒出來的7萬多戰俘,他們多數疲憊不堪,傷病在身,大日本皇軍司令部專門抽調1000餘名官兵,極盡全力地護送他們去專門為戰俘準備的營地。皇軍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為了尋找在叢林裏“迷路”掉隊的美俘,不少皇軍掉下懸崖,或陷入沼澤地。為了讓戰俘在炎熱的4月初減少消耗體力,專門調撥了火車車廂,運了幾十個車次。另外,為給7萬多突然冒出來的戰俘安排吃住,皇軍費盡了心思,終於將數萬戰俘安全送達目的地。為此不少皇軍官兵成了戰俘的朋友,移營時依依惜別,到現在還有聯係和往來。更讓人驚歎的是,被俘的美國女兵(漂亮的軍中護士及軍官家眷)戰後全部安全回到了美國,和家人團聚,沒有一人死亡,也沒有一例遭強奸的投訴,這充分地體現了大和民族對女性的尊重,集中地展示了日本武士道精神文明,這在世界戰俘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日本人民一貫維護人權的事實是誰也抹殺不了的。日本皇軍在大東亞戰爭中所展現的人道主義崇高形象,日本人民為爭取與維護人權的業績,必將光照千秋。 (本人不才,隻能模仿到這個程度了)


    五,剝奪戰俘通郵權利,拒絕紅十字會的食品和醫藥捐助,無視戰俘的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導致大量戰俘餓死,凍死和傷病而死。

    日內瓦國際戰俘公約第26款規定:戰俘管理方應保持戰俘良好的健康狀態,應防止體重減輕和營養不良,在飲食方麵應遵循戰俘原來的飲食習慣。中國政府在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暴行的時候,這樣寫道:美方違反了日內瓦公約第二十六條:"每日基本口糧在量,質,與種類上應足夠保持戰俘健康及防止體重之減輕或營養不足……"的規定,是無可抵賴的。

    看管戰俘,在任何戰爭中都是個棘手的難題。朝鮮戰爭中,美軍看押著17萬中朝戰俘,其數量之大幾乎接近於駐韓美軍的戰鬥部隊。每天所消耗的300噸食品除韓國本地提供外,還需要從日本,美國,菲律賓和泰國等處進口。巨濟島碼頭一直處於繁忙的狀態,每天1000多名由戰俘充當的運輸隊,忙著卸貨,運送並分發至各個營地廚房。

    美軍管理下的中朝戰俘的飲食定量由聯合國衛生組織評估,並考慮到東方人的飲食習慣。主食為大米,大麥,小麥,副食有罐頭牛肉或豬肉或魚,韓國泡菜,海苔,魷魚幹,墨魚幹及蔬菜,還有辣椒醬和豆瓣醬這樣的調味品。有一時期甚至比韓軍部隊吃得還好,以至有韓軍看守入廚房偷食,甚至搶奪戰俘份飯的事情發生。因為戰俘生活用品由美軍供給,韓軍生活由李承晚政府承擔而常常沒有保障。所以,中朝戰俘的體重普遍有所增加,幾乎沒有因為營養不良而導致死亡的事例發生。不過話雖這麽說,按我們平民的標準來說,飯菜口味質量差是自然的。每個營地夥房200多人,做6000人的飯菜,吃久了讓人倒胃口也是真實的。畢竟美軍隻有執行日內瓦公約的義務,沒有咱們的“優待”俘虜的政策。


    *天堂裏的飽飯

    然而,《朝鮮戰爭中的美英戰俘紀事》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碧潼天堂裏的戰俘死亡的:戰俘奇離地大量死亡,有的半夜靜悄悄地在睡中死去;有的早晨起來,往地上一坐就癱倒不再起來;有的剛剛還在與難友談笑,忽然間低下了頭,停止了呼吸。有的參加政治學習,掏出妻子與兒女的照片看看,突然間歪向牆角,默默地死去了。除一些傷病死亡外,這些死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死亡特點:沒有預兆,沒有呻吟,沒有掙紮,沒有痙攣,甚至沒有任何疾病的症狀(其實是視而不見,瘦骨嶙峋就是症狀之一)。更加使人納悶的是,與西方戰俘共同生活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俘管工作人員們,個個平安無事。

    這樣的大批死亡,並不是到了碧潼天堂才出現的,在死亡行軍途中,在戰俘中轉站裏都連連出現。死亡特征異常相似,都是在不知不覺間進入昏迷狀態而停止呼吸,毫無痛苦地結束了生命。

    其實,這並不離奇,也不該讓稍有醫療衛生知識的人納悶。長期處於饑餓狀態導致的營養不良症和戰俘集中營裏的恐怖氣氛導致精神長期壓抑和絕望。

    年輕的美軍戰俘們的食物是用壓碎的苞穀,或黍粒,或高粱煮後做成的窩窩頭或煮成的糊糊,有時會攙雜些黃豆渣滓,不要說有油了,就是連鹽也很稀少。窩窩頭如棒球大小,一天兩到三個,傷員和病員也一樣,長期如此。身體尚可的戰俘被迫上山砍柴用於生火做飯,時間一長,沒有不被累倒病倒的。

    在碧潼天堂集中營裏,到了51年2月份,每天的窩窩頭或糊糊定量從聲稱的600克,減少到來400克。根據戰俘軍醫的估計隻有300克左右,充其量隻能提供800卡的熱量,而且長期沒有食油和蔬菜等副食品補充。肢體浮腫,夜盲症,腳氣病,糙屁病,腸胃潰瘍和拉肚子就是饑餓導致的營養缺乏的症狀。戰俘們不得不采野菜,嚼樹葉,吃昆蟲,逮老鼠,反正為了活命就有什麽吃什麽。那些不能下咽者,麵臨的就是死亡。

    一個原本健康的人,在很少食物的維持下一般都能夠存活數星期。先是消耗身體內儲存的脂肪,再“吃掉”自己的肌肉,同時將體內儲存的維生素和礦物質慢慢用盡。當脂肪沒有了,肌肉萎縮了,瘦得皮包骨的戰俘在嚴酷高壓的環境下,精神也開始崩潰了。在過了饑餓臨界點後,虛弱的戰俘常常不願站起來走動,甚至不再願意去啃那些窩窩頭,就這樣,絕望地默默地半躺卷曲在那裏,直至呼吸停止。這就是為什麽天堂集中營裏18,9歲的年輕戰俘在初期階段死亡率最高的原因。

    實驗動物的試驗結果也證實了這樣的過程。當將小白鼠的食量減少一半以下,同時切斷維生素和礦物質的供應,1周後小白鼠會開始啃咬自己的尾巴和皮毛,3周後將達到饑餓的臨界點。小白鼠喪失食欲,這時將再多的食物放在它嘴巴邊,小白鼠也隻是倦怠地躺在那裏,在實驗人員幾乎不能察覺的情況下,進入昏迷狀態而停止呼吸,毫無痛苦地結束了生命。這也就是美軍戰俘大量死亡的過程。

    在美軍所管理的中朝戰俘營裏,誌願軍戰俘總代表張澤石和他的戰友們曾麵斥美軍總管杜德準將說:我們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是大米,你們卻給我們攙大麥吃,這是違反日內瓦戰俘公約的。數年後,在=共=產=主=義=天=堂=裏,吃不慣大麥的張澤石也開始象美軍戰俘一樣生吞活剝吃老鼠了。這時張澤石才回憶起:在美軍集中營裏一次次絕食鬥爭的挨餓都沒有餓得這麽久,這麽一點點耗盡了他的生命之泉。張澤石這時也象那個實驗小白鼠一樣,平躺著,閉上眼,靜靜的等候那個時刻的降臨。當他的妻子帶著食物找到他時,他已經奄奄一息地無力咀嚼了,是他的妻子口對口地將他喂活過來的。可想,那些妻子,母親遠在萬裏之外的美國戰俘有多麽的淒慘了;更可想張澤石們,如果也象美國戰俘一樣餓得奄奄一息,那他們一定比美國戰俘還要溫順和聽話,哪還有體力和精力去連續不斷地抗議,絕食,鬥爭和暴動越獄。

    至於,中國人民誌願軍俘管工作人員們,個個平安無事,這更不需納悶。六十年代初的饑荒中,國家糧庫充滿盈,一為建設=共=產=主=義,二為支援世界革命。超過3000萬的死難者中絕大部分是處於被奴役地位的老實巴交的農民,有幾個國家幹部和解放軍戰士餓死?就是在農村,大隊書記和會計也沒幾個餓死。=毛=主=席=樂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堅持不吃肉,也照樣紅光滿麵和神采奕奕。

    看押戰俘的誌願軍士兵雖然也啃窩窩頭,也喝炒麵糊糊,但他們不但量足夠,而且常有罐頭魚肉等副食品作補充。他們在戰友和上級的關愛中,還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戰俘頤指氣使和打罵,從而使自己處於精神愉悅狀態。不象戰俘在恐懼中人人自危,傷口病痛無人答理,還會因食物短缺而互相告發爭奪。

    曾有一隊韓軍戰俘在移營中的美國戰俘相遇,饑餓的韓軍戰俘伸手向美軍戰俘討要吃的東西,因為在韓軍甚至誌願軍看來,行軍打戰的美國人身上總是應有盡有:口香糖,棒棒糖,巧克力,牛肉幹,壓縮食品和美國香煙。他們哪裏知道美俘身上的這些東西早己被誌願軍戰士搜掠一空了,風水輪流轉,現在輪到美兵豔羨咱誌願軍了。餓得東倒西歪的美俘眼前晃動的是誌願軍戰士胸前的糧袋和腰間的肉魚罐頭,令人垂誕三尺。

    在1951年初頭的三個月裏,碧潼這個天堂戰俘集中營裏,戰俘死亡達每天20人左右,“天堂”原來就是地獄的別稱。有管教幹部驚呼:這樣下去,不出兩個月將無人可管了。

    於是俘管處領導將被俘的美國軍醫召去,要求他們和誌願軍衛生員一起立即截住這高得嚇人的死亡率。美國戰俘醫生通過翻譯報告誌願軍領導:這些死亡以及疾病皆由饑餓導致,除非戰俘的食物得到改善,否則將毫無作為。

    《朝鮮戰爭中的美英戰俘紀事》一書,在50年後披露了與這同樣的科學結論:“西方戰俘的猝死,原因蓋出於極度的營養缺乏,導致全身各部分器官功能衰竭,由昏迷而轉向快速死亡”。大概現在的年輕人對於營養缺乏到何種程度會導致死亡沒有概念,那麽就去看看從納粹德國和日本皇軍死亡集中營裏麵走出來的人的照片和紀錄片,這樣的照片網絡上就有,這樣的紀錄片在中央電視台也常播放。看看那上麵的西方人(包括美國人)怎麽樣餓得個皮包骨,卻活了下來,就可以想象:在中國人民誌願軍管理下的天堂戰俘營裏,那些餓死了的美國戰俘是如何餓得隻剩下了一副骷髏般的骨架子了。當然,現在的我們隻能通過想象了,因為中國人民誌願軍是不會允許那樣的骷髏照片存在的,連文字記錄也不許有。

    每當戰俘提出改善食物的要求時,誌願軍管理方總會反駁道:我們誌願軍自己的部隊供給也很困難,你們已經比我國的地富反分子吃得好了,你們還不用勞動。當戰俘提出讓他們用無線電呼叫或去前線廣播要求聯合國部隊空投食物藥品時,誌願軍管理方則警告他們別妄圖乘機進行間諜活動。當戰俘提問說為什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紅十字會提供的食品包裹時和藥品援助,誌願軍管理方憤怒了:你們這些侵略者沒有理由比中朝人民過得好。你們美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掠奪造成了中朝人民困難和貧窮,現在是該讓你們也嚐嚐饑餓是什麽滋味的時候了。

    早在誌願軍剛剛入朝的時候(50年10月26日),國際紅十字會就通知中朝方,有2000個紅十字會準備的食品包裹等待批準遞送。那個時候,聯合國軍戰俘的普遍饑餓還沒有開始。後來又聯係中朝方(包括中朝紅十字會)要求遞送新近準備的5000份食品包,同時一些戰俘家屬也紛紛將包裹投遞給紅十字會要求幫助轉交。國際紅十字會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屆落空。而在這期間,國際紅十字會提供給美軍看押下的中朝戰俘的是運動器材,文具,課本,小說和遊藝器具。


    *天堂裏的溫暖

    被俘的中朝官兵,一般由服飾和標記顯著的美國軍事警察負責看守,吃穿住行和醫療由美軍軍需部門負責供給,一條毛毯和一個睡覺墊子是基本的配置。即使在戰地和臨時集散中心,也能讓戰俘在帳篷,車輛或臨時活動房子裏過夜。中朝戰俘的食宿條件達不到日內瓦公約所規定的標準,就會立即引來國際紅十字會的抗議和譴責。美軍會為戰俘征用韓朝政府設施,但極少征用民房和學校,也就是盡量少擾民。

    在釜山,巨濟島和濟州島等戰俘營地,格局一般是:進門一個大操場,左右兩邊各一長排鐵皮牆帳篷頂的“房子”,靠門的右邊是醫務室,左邊是營部,操場盡頭是夥房和由美國遠東平民教育局所辦的學校。醫務室一般由人民軍軍醫掌控,營部裏的大中小隊長和聽差也全由戰俘擔任。營部連著庫房,堆著毛毯,服裝,牙刷,毛巾和香煙等物資,全由戰俘自己掌握。每個帳篷50人,有廁所和淋浴房。大門外邊有哨無鎖,裏麵反有插捎,美軍進門要和戰俘方商量,天黑後未經總管批準美韓看守不得進入。

    誌願軍雖然在入朝參戰前就成立了自己的俘虜收容押送部隊,但沒有戰俘後勤保障供應係統。戰俘吃的是誌願軍戰士的臨時“化緣”,找不到“施主”就隻能挨餓;住的是臨時征用的民房和學校及牛棚,馬廄,在無人區裏,隻能鑽山洞或於雪地裏露宿;醫療條件就更談不上了,不象美軍管理的戰俘營中的那樣主要醫生基本是醫學博士,在誌願軍中都是由略有點文化的小戰士擔任衛生員,當小戰士長大成了老戰士,就成了衛生隊和戰地醫院的領導。

    第二次戰役後,俘虜了大量的美軍戰俘。其中一個俘虜集中營地,氣溫是零下20多度,40多個美軍戰俘隻有一間遮風避雪的草棚,還不許生火取暖。就是象沙丁魚一樣排列起來也無法裝下這麽多的人。為了讓傷病員能夠半躺著休息,非傷病戰俘隻得輪流進屋暖和,呆在室外的人必須不停地走動並拍打自己才能保持血液的循環。天亮後,就多了幾具保持打盹姿勢的屍體,象大理石雕塑一般,因為有些人實在熬不住困乏坐靠下來了。早餐是壓碎的玉米窩頭,但也隻能分讓給傷病員和在戶外呆得時間長的人。

    沒過多久,多數人病倒了,初期症狀是口燥喉痛,舌腫,接著是牙床小便出血,再接下來的是便血和拉稀。因為寒冷的刺激和維生素缺乏,導致人體內管道粘膜應激性出血和潰瘍,使得本已少的可憐的一點營養也不能吸收。最後脫水性肢體浮腫,到這階段,死期就到了。幸存的美國戰俘們回憶說:每天10幾次的拉稀是最痛苦的事情,便道早已破裂出血,吃進去的碎玉米,黃豆渣滓及雜糧更不消化不了,那些尖銳的外皮菱角通過便道是讓戰俘們痛不欲生,就象千萬把刀子再割肚腸子一樣,拉稀成了拉血。

    在碧潼南麵的“死亡穀”集中營裏,也是這樣。隻有在早晚做飯時才讓生火,也就隻有灶頭邊才有一些溫暖的氣息。戰俘們也是輪流溫暖,將衣服借給輪到外麵的人,一些放鬆了一下警惕的人,也成了冰雕。

    一位從天堂裏活著走出去的戰俘,在2000年的夏威夷日報上回憶說:他和同連的戰友,於1950年11月27日,在雲山附近被俘,他們所遭遇的對待是非常殘暴的。沒人得到過冬衣,毯子更別談。14個人分配一間5個多平方的小屋子,無法生火,也不許生火取暖。吃得豬狗不如,戰俘們全靠相擁取暖。肺炎和拉稀成了普遍現象,但沒有見過中國醫生來照料。死了人,活著的戰俘也不願告訴中國看守,寧願與屍體作伴,因為中國誌願軍常告訴他們供應線中斷,隻有這麽多食物,於是戰俘們隻得爭取分吃死人的那一份。

    誌願軍不是發給戰俘過冬衣服了嗎?異想天開,至少大多數戰俘在51年4月份開始進行大規模教育改造運動以前沒有領到過誌願軍發給的衣服,至於毛毯,那更是奢望,甚至戰俘本身的靴子被誌願軍當戰利品剝去。戰俘們仍舊穿著被捕時穿著的破爛肮髒的衣服,依被俘時間而異,有夏衣,有秋衣,也有冬衣。可憐那些夏秋被捕的人,隻能從死人身上剝衣服,因此個個象個叫花子,虱子滿身。愛國旅美華僑陳誌昆先生晚年對朋友回憶起他在51年初春訪問戰俘集中營時,依然對當時的慘狀唏噓不已。“那也是個極左年代”陳先生感慨地說。當年剛過40歲的陳誌昆先生,接受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外聯絡部和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委派,曾對集中營的美俘進行統戰工作。

    死人的衣服也供不應求,常常會有些糾紛。於是一些忍受不了嚴寒的美國戰俘想著法子和同屋快死的難友套近乎,我能要你的夾克嗎?一個難友問;能把靴子給我嗎?另一個難友要求道。那個可憐的人會努力地微笑著點點頭。難友們一邊盡力地照顧和安慰他,一邊在心裏盼望著他快點死去,以便能盡快得到他的夾克,他的靴子。這樣的兩難境地一直折磨著難友們,直到50年後的今天。“在中國人那裏,不存在美國人,隻有行屍走肉”當年幸存的戰俘這樣自責道。

    *天堂裏的白衣天使

    我要遵守誓約,矢誌不渝。竭盡全力,采取我認為有利於病人的醫療措施,不能給病人帶來痛苦與危害---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語句。

    美軍管理的戰俘營醫院中,替中朝戰俘看病的主要醫生基本是醫學博士和牙醫博士,美軍醫不參加戰鬥,但都必須麵對這個誓言。當然在共產黨人看來,就象日內瓦公約一樣,這個誓言是野蠻人寫給野蠻人看的,是資產階級的虛偽性所在。

    美軍還大量雇傭了被俘的人民軍軍醫,營地和各大隊的醫務室基本由他們掌握。他們的權力很大,處方,住院和轉院都由他們說了算。誌願軍戰俘總代表張澤石曾回憶說,對說蔣階石政權好話的誌願軍戰俘,他們營地的人民軍軍醫就不給好藥。這些人民軍軍醫還給戰俘虛開貴重藥品,讓他們通過地下交通員拿到黑市換錢,籌集地下黨活動經費。曾有戰俘集體寫血書向美軍管理方控告,朝鮮人民軍軍醫利用職權害死了不少親美反共戰俘,但因拿不到確鑿證據,最後隻好不了了之。

    許多戰俘回憶說,戰俘營的飯菜勉強能打60分,但所提供的醫療條件能有100分。釜山的美軍第64戰地醫院,有3000張病床,幹淨整潔,設備齊全,藥品豐富,為中朝戰俘們提供了一流的醫療服務。戰俘的醫療待遇和聯合國軍人及其平民雇員基本是一樣的,病曆也由戰俘自己保管。比如,某美軍醫生的第一個病人是美軍軍官,下一個病人可能就是誌願軍戰俘。一台X光機給誌願軍戰俘照完後,接著的可能就是聯軍的平民雇員。唯一的不同是,美軍看完門診後回營房,平民看完後回家,誌願軍戰俘看完後直接住在傷病戰俘營裏。

    美軍高效率的醫療救護係統挽救了不少誌願軍戰俘的生命。一次,美軍在打掃戰場,清理屍體時,發現一俱屍體蠕動了幾下,就立即呼叫直升飛機送往醫院搶救。因流血過度,這位誌願軍戰士,已昏迷不醒。醫院給他連續輸血8公升,這等於體內血液全部換掉兩次,兩次手術共8小時,終於使他15天後蘇醒過來,半年後痊愈。他就是三野27軍81師242團戰士胡安康,兩顆子彈貫穿傷使得他身上留下了前後4個彈孔。美軍軍醫給誌願軍官兵做了不少腦顱,胸外和高位截肢這樣的高難度手術。一流的醫療條件就使得戰俘營裏的中朝傷病俘的死亡率甚至低於聯合國軍的戰鬥部隊。

    在誌願軍中,大都由略有點文化知識的小戰士擔任衛生員,他們首先是戰士,在戰鬥間隙中才是救護人員。當小戰士長大成了老戰士,就成了衛生隊和戰地醫院的領導。美英戰俘們給這些人有個專門的稱謂:髒手,顧名思義就是經過他們的手,小病成大病,大病就是死亡。

    “髒手”們的手上到底耗掉了多少人命,無人能確切知道。因為在51年4月份以前,戰俘營裏沒有中國醫生出現過。

    戰場上,最需要的是能做手術的外科醫生,嚴重受傷的戰俘得不到及時處理的結果就是死亡。不少戰俘證言,被俘後的很長時間內得不到救護,更沒有中國醫生的到來,手術更別談。相反,誌願軍還將美軍隨身攜帶的急救包取走,用於受傷的誌願軍戰士。

    那麽“贓手”們是怎麽醫治戰俘的呢?醫治戰俘,他們有兩大寶物,一個是草木灰攙火藥粉,一個是狗骨粉。外敷治療槍傷和腳氣病,內服治療肺炎和痢疾。

    有一個美國隨軍醫生搖著白旗,帶著50多個傷病員連同他的醫療救護車主動向誌願軍投降。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他的這些傷病同胞,不至於因為任何不當舉動而導致被誌願軍槍殺。起初,誌願軍將醫生按軍官身份與士兵們分開關押,後來才允許他照看傷病難友。他向管理方報告,還有12傷員如不立即手術,將很快死亡。管理方讓美國戰俘醫生自己做。故而,醫生要求提供藥品和設備,特別是麻醉劑和抗生素,否則已經非常虛弱的傷員不是因休克死於手術中就是死於術後感染。得到的回答是,供應困難,自己解決。當醫生提出請準許國際紅十字會的醫療藥品進來,或讓聯合國軍空投時,均遭拒絕。結果12個傷員無一生存下來。

    後來,在那個碧潼天堂裏,50年2月底。就是再過三個月內將無人可管的時候,一個誌願軍俘管處領導將美英戰俘醫生招去,要求他們在兩個星期內製止如此高的死亡率,並許諾將提供給我們所需的藥品和設備,同時將醫生改善夥食的要求否決了。

    這位領導留下2000單位的磺胺嘧啶和1000單位的磺胺胍後,再也見不著了。幾天後,一個朝鮮衛生幹部高舉著10支藥劑大聲宣布青黴素到了。那個誌願軍轄下的衛生幹部和美軍戰俘醫生一樣知道,這些共200萬單位藥品充其量隻能夠3個病人使用,稀釋使用不但達不到應有的效果,還將使病員身體變成藥物耐性篩選培養基,讓病人死得更慘。但他還是堅持要求將藥品稀釋,用在30個病員身上。最後在誌願軍幹部的協調下,用糖水稀釋後用在了10個病員的身上。結果可想而知,這10個病人暫時得到緩解,卻很快都死亡了。不久,美國戰俘醫生被告知不再需要他們幫忙了,被送回了軍官集中營。

    這些人死亡了,在中朝媒體看來,卻體現了中朝方對手上沾滿鮮血的美英戰俘的人道關懷,因為中朝政府將用寶貴外匯換來的,珍貴得都舍不得用在自己戰士身上的青黴素,注入了人民罪人的血液。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政治宣傳的需要,是出於推卸責任的必然。本來重症病人就躺在他們身邊,但管理方堅持要從幾個外俘集中營裏挑選,逼迫美國戰俘醫生跟隨誌願軍幹部打著手電,踏著積雪,翻山越嶺行程幾十公裏,挨個訪問。為的就是要借用美國醫生這個道具,讓全體聯合國軍戰俘知道,誌願軍給他們送來了極其珍貴的青黴素。至於人命,在崇高的革命需要麵前是那麽的渺小。

    後來,誌願軍在碧潼市的山坡上的一所佛教寺廟裏建立了外俘醫院,但沒有基本的衛生設備,更歪提有洗手間和馬桶了。多數傷病俘躺在地上與虱子老鼠為伴,100多傷病員的醫院每天要死去10多個。曾協助服務的美軍軍醫戰俘證言,去到那個醫院的很少有活著回去的,死掉的扔出去,順著山坡滾到坡底了事,新病人補充進來,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停戰談判開始。到7月底,這所醫院的每天死亡人數才下降到了2人左右。這個外俘醫院,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裏麵,沒有人知道,因為中國人銷毀一切記錄,幸存者回憶說。美軍軍醫戰俘多次暗暗記錄死者的姓名,番號和死因,皆被發現銷毀並受懲罰。

    誌願軍衛生員除了有兩樣寶物外,還有兩個絕技。

    雞肝皮下埋植

    雞肝,性沮味甘苦,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特別是含鐵較多,有補鐵禦寒之效。這些正是那些戰俘們所需要的,同時也是那些將在敵後打遊擊的誌願軍戰士們所急需的。

    第一批,挑選了50名戰俘,互相隔離開來。接著,活取雞肝,切成小條塊。再把病人的胸側皮下組織切開,將小塊雞肝埋進去,或縫合,或隻用繃帶紮緊。這樣的過程是痛苦的,後果是危險的。但選到了你,你不能拒絕,因為你有病不治就是妄圖給中國人民抹黑,這也是罪行。在50年11月28日被俘的一個18歲士兵勞勃-瓊斯可能就是第一個參試者。勞勃-瓊斯說:他步行3公裏,被送到一所小房子裏,幾個誌願軍管教幹部將他強摁在桌子上,“贓手”在他胸部的兩側肋骨間切開口子,將雞肝條塊埋進去,縫合,再用繃帶紮緊。結果沒過多久就發炎化膿,7周後在奄奄一息時被扔進了屍堆,後被難友揀回。

    後來誌願軍衛生幹部聲稱,經過技術改進,試驗獲得了成功,因為多數參試者的健康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戰俘們心裏都很清楚,那是有額外食物的緣故,以至後來有戰俘為了不被埋雞肝而主動成了學習改造“積極分子”。還好,後來誌願軍所成立的遊擊大隊取消,否則會有多少我們自己的誌願軍戰士吃苦頭啊。

    綜合疫苗接種

    一天,誌願軍衛生幹部宣布,為了防止疾病的蔓延,除開病重者外,所有戰俘都要接受疫苗接種,這種疫苗包防百病。什麽疫苗或藥劑?保密,隻說是蘇聯同誌的研究成果。

    其實很簡單,就是將一組常在一起的人的血液抽出來,取血清滅活,再回輸到受試者身上。20人一組,共用一個針頭和針筒。對於這樣的做法,無論積極分子還是落後分子,每一個戰俘都抗議,因為極易交叉感染。事實也是如此,有一組人很快出現了黃疸(肝炎)症狀。但針頭和針筒一人一換就使這個試驗沒有了意義,於是就終止了。因為,野外作戰,一個連隊衛生員不可能背負幾百個針筒。

    朝鮮戰爭殘酷,這是事實。雖然中國人民誌願軍不停地向全世界宣布:誌願軍的鋼鐵供應線是炸不斷,打不垮的。誌願軍後勤供應困難,這也是事實。但令人疑惑的是,遠在38線附近的前線部隊供應良好(除長清之戰),和中國東北僅一江之隔的聯合國軍戰俘集中營的供應卻異常短缺。1950年朝鮮的冬天異常寒冷,江麵長久封凍,就是用一根繩子幾個竹筐就能將貨物送過江去,這就是“與西方戰俘共同生活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俘管工作人員們,個個平安無事”的原因。更成鮮明對比的是,按照“中國人民誌願軍衛生後勤工作總結”,誌願軍的傷病死亡率在5%以下。  

    早在50年10月份,匈牙利紅十字會(同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成員)有一批戰地救護車捐運給朝鮮,於是國際紅十字會就請求匈方順道將一噸藥品捎往朝鮮以用於聯合國軍戰俘。匈牙利紅十字會爽快地答應隨車運送,過了不久又給日內瓦去電報說藥品安全到達了,並以為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的朝鮮人民的名義感謝國際紅十字會的捐助,可是不久卻又通知國際紅十字會:他們的救護車已被接收,但所捐的藥品被退回。看來,共產主義政權都一樣,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藥品也是有階級性的。

    51年1月份,國際紅十字會請求中朝方準許救援藥品經香港-北京走陸路進入朝鮮,被拒絕。到51年4月份,世界各大媒體紛聯合國戰俘因缺醫少藥而大量死亡,國際紅十字會因而倍受壓力。其主席終於坐不住了,便親自出馬,準備了一架醫療飛機及藥品,經香港進入大陸,請求中朝準許過江入朝,結果飛機被扣北京,再也沒能起飛赴朝。

    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萬惡的美帝國主義血腥管轄下的中朝戰俘營裏,國際紅十字會常駐代表可以暢通無阻地突擊檢查任何戰俘營(除杜德事件期間),評估戰俘生活條件,會見戰俘代表(無論是親美反共的,還是反美擁共的),傾聽並傳達他們的呼聲。國際紅十字會常駐戰俘營代表例行地在下列方麵進行檢查和評估:食宿衣著,醫療,通郵,教育和娛樂,精神麵貌,檢測跟蹤戰俘體重變化,收集戰俘要求和投訴,按照公約標準作出總的評價。報告一式三份,一份送美軍管理方,一份送日內瓦備案,另一份轉交給中朝方。所以,整個戰爭中,中朝方對自己被俘官兵的狀況了如指掌。

    這是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基於51年4月份對巨濟島各營地(4月底關押著93484名中朝戰俘)的例行和突擊檢查,撰寫的第28號報告中的一些內容:11日去幾個營地廚房查看了飯食準備情況,廚房還算幹淨整齊,廚師戴白帽,入口處有自來熱水供洗手。食物有米飯,大麥麵,牛肉,沙丁魚,幹蝦,豆腐和豆芽,豌豆等蔬菜及紅辣椒粉。香煙每人每天10支,每個帳篷有煤氣(油)取暖爐子。戰俘每月稱重,從戰俘記錄卡上看,有40-60%的人體重增加。在一個多數人於50年10月份以後被俘的營地,戰俘平均月均增重2-3磅,一些月均增6磅。戰俘代表要求多發美軍軍靴,給愛清潔的人發額外肥皂,多給一些日內瓦戰俘公約文本(這對中朝戰俘來說的確是個新鮮玩意兒),要求火柴和香煙一起發放(在冬天多用取暖爐子點燃)。這些要求已經傳遞給美軍管理方,同樣的報告空運投遞給中朝政府。難以想象,中朝方手捧這樣的中立的報告,眼看著美國戰俘的大批死亡,心裏會有何感想?

    文章開頭提到,二戰中,10萬美軍戰俘在納粹法西斯戰俘集中營的死亡率很低,原因固然有多種,但主要得益於美德雙方基本遵循了日內瓦國際公約。當時納粹德國看管盟軍戰俘營也是困難重重,特別在戰爭後期,製空權喪失,交通供應線中斷,缺食少藥是自然的事情。但美德雙方都準許國際紅十字會派代表常駐檢查監督,紅十字會的食品和藥品援助仍至戰俘家屬的包裹基本可說得到了遞送。

    *絕食

    美國戰俘需要私分死人口糧來苟延殘喘,而中朝戰俘,一部分需要進行籃球排球循環賽,另一部分需要天天苦練殺敵本領和開展武裝革命鬥爭來消耗多餘熱量和精力;美國戰俘需要向誌願軍乞討飯食來活命,誌願軍戰俘則高喊“不要吃飯,不要丟中國人的臉!”;美國戰俘需要剝死人衣服來禦寒,中朝戰俘會因所發的運動衫運動褲上的紅色圖案類似於以前的囚服而抗議和暴動。

    中朝戰俘慣用絕食手段來取得管理方的妥協讓步,取得革命鬥爭的成功。美國戰俘也曾絕食過,不過那是為了自己活命。

    患痢疾拉稀是美國戰俘在集中營惡劣環境裏的所患普遍疾病,每天10幾次的拉稀是最痛苦的事情,腸胃已潰瘍,便道早已破裂出血,吃進去的碎玉米,黃豆渣滓及雜糧更不消化不了,那些尖銳的外皮菱角通過便道讓戰俘們痛不欲生,就象千萬把刀子在割肚腸子一樣,拉稀就是拉血。戰俘們心裏都清楚,這是誌願軍們給的豬狗食鬧的,一些年輕膽大的美國戰俘為此曾絕食抗議。誌願軍幹部就一邊拿走食物,一邊警告說:不許糟塌中朝人民的糧食。還借戰俘“積極分子”口說:不吃,餓死活該。絕食失敗是自然的事情,我生活在中國這麽多年,還沒聽說有弱勢者絕食抗議成功的。

    中朝戰俘則是將絕食當作革命鬥爭的手段,而且屢用屢爽。誌願軍戰俘總代表張澤石先生的“戰俘手記”中記載道:昨天我們絕食抗議。美國兵進來把大家都趕到大太陽底下強迫我們吃飯,我們坐在那裏,麵對著熱氣騰騰的米飯,一動不動。後來小丫忽然站起來進了帳篷,我們都吃了一驚。那個美軍女少尉特別高興,盛了飯菜給她送去。哪知小丫一巴掌把飯打掉在地上,大聲喊:‘你們憑啥子讓我們曬太陽!’氣得女鬼子打了她一耳光,小丫捂著臉瞪著鬼子,倒把那個鬼子嚇得退了一步,悻悻地走了。當然,美軍總管無論文化多高,但缺少資產階級政治覺悟,不然也能象誌願軍管教幹部那樣惱怒異常: “一粥一飯來得容易嗎? 美國人民寬待你們,你們竟這樣糟塌食物,還有點良心沒有? ”,末了再加句“後果自負”的恐嚇。問題是,在美軍管理的戰俘營裏,這些是不管用的。

    (背景介紹:8月15日是朝鮮光複節。在美軍管理方的同意下,朝軍擁共戰俘當天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但引起了朝軍戰俘內部擁共和反共兩派的衝突。因此,第二天美軍管理方以節日已過,慶祝也結束為由,要求朝軍擁共戰俘降下旗幟,取下金正日毛主席馬恩列斯等畫像,收起反美擁共橫幅標語。擁共戰俘不從,以石塊,標槍,自製燃燒彈和革命戰歌回敬,並集體衝擊營地圍欄,招致美軍以催淚瓦斯侍候,韓國守衛開槍打死打傷數人,這就引起了第三天的女俘營裏的絕食聲援抗議。文中的小丫是誌願軍唯一的一個女俘的化名,真名為楊玉華,與朝軍女俘同營,由美軍女警看管。數年後,楊玉華頭頸上掛著厚厚的牌子被逼在大太陽底下,跪在重慶某學校的操場上,全無了脾氣)

    中朝戰俘絕食和抗議是經常的事情,因為這是在美軍管理下的戰俘營裏的很有效的革命鬥爭方法。三八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七一黨生日,八一建軍節,八一五抗戰勝利,十一國慶節,新年元旦,金將軍生日,朝鮮光複節,朝鮮建軍節。反正中國的節日要搞,朝鮮的節日也要搞,互相呼應,此起彼伏。

    玩累了,就搞假絕食。先向美軍遞交控訴書和抗議信,到開飯時,把飯碗,筷子,盆子,勺子等餐具全部掛在鐵絲網上,然後全體躺在地上,拒絕吃飯。到了晚上天黑,回房去吃早已準備好的幹糧--“共產”牌鍋巴飯團。

    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幹,要創造一切進行革命鬥爭的機會。這是一批誌願軍的高知和高幹戰俘,就在上船回國前的一天,一個戰俘看見一個韓國看守在鐵絲網外抽中國牌子的香煙,戰俘地下黨組織立即召開秘密會議,一致決議中國紅十字會代表來了。於是就立即起草了“致美軍當局書”,並將美軍總管招來責問。這個美軍少校告知,這香煙是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給的,中國紅十字會沒有來過。地下黨就認為祖國親人被美軍扣押了,不見親人堅決不上船,於是絕食,示威,抗議。最後美軍動用了催淚瓦斯才將這最後一批戰俘趕上船。誌願軍戰俘們高呼:我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們的暴行!美軍中尉回答說:我不管你向誰控訴,我的任務是要把你們趕上船送你們回國。麵對這些早己喪失基本理智的政治癡狂,換成誌願軍俘管幹部們會怎麽做?事實上,這些香煙是國際紅十字會分發給先他們回國的戰俘的,那些誌願軍戰俘為了表示中國人的寬宏大量,又拋給了美韓士兵。

    寫到這裏,突然想起了郭維敬寫的“第一等戰俘營:聯合國軍戰俘在朝鮮”中的一個事情來。50多歲的弗蘭克·諾埃爾是被俘的美聯社隨軍攝影記者,為人誠實,是個接受教育改造的“積極分子”。但就是他,曾提出他的身份是記者,不應按一般俘虜對待。誌願軍隻找他談了一次話,諾埃爾就再也沒有提出過這方麵的要求了。弗蘭克·諾埃爾為客觀反映誌願軍優待俘虜拍了數百張照片和數十篇通訊稿,發表在美國報刊雜誌上,成了誌願軍的座上賓。一次,諾埃爾竟然得意忘形地在一稿件上落款“美聯社鴨綠江分社”。誌願軍幹部嚴肅地警告他說:“你太忘乎所以了。不要忘記,你現在的身分不是記者,而是戰俘!”諾埃爾連聲說:“對,對,先生。” 因為從50-51年冬春裏活過來的諾埃爾當然知道不說“Yes,Sir"的後果。

    誌願軍戰俘營教導員孫振冠的回憶中,也有數次這樣的絕食鬥爭,使得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以至釜山市區和巨濟島市區(有先後之別)的百姓都能看到。當孫振冠以“大隊長”身份宣布絕食的決定後,多數難友積極響應。有的向朝鮮同誌揮帽、鼓掌致意,有的高喊“不要吃飯,不要丟中國人的臉!”也有少數人在壞人的煽動下吵嚷著要吃飯,企圖出去抬門口的飯菜桶,被孫振冠大聲製止了。他們的行動贏得了朝鮮戰友的一片歡呼,歌聲、口號聲更加激越昂揚,震懾了少數敗類。革命鬥士們可曾想過,敗類也是人,也需要吃飯才能活命,自己絕食,豈能強迫別人也餓肚皮?

    同一種手段,兩種不同的目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折射出了不同中美對人類生命的不同理解和對待。老天有眼,張澤石,孫振冠等鐵骨錚錚的勇士們,一年多後就重複了美國人諾埃爾的命運。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