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0年代所經曆的兩次“鬧事”（下）

【其二：仔細回憶八九八平方，也許將來讓孩子讀讀】

那年五月底，未滿20歲的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灌醉，發現俺酒醉後的表現就是哭和多話。同寢室的姐妹們善良耐心地照顧我，端著一個洗腳盆接我的嘔吐物，用冷毛巾給我擦臉。。。我直說對不起，然後就哭得更加厲害。據說她們說，我就那樣不停歇地邊哭邊講好幾個小時，言語連貫邏輯嚴密想象豐富氣勢磅礴得上天入地，對著莊子還有我死去的姥爺表明了許多心跡，許多掙紮，還與天堂諸神做了深刻有意義的研討。

第二天醒來，頭疼欲裂。趴在床上寫家信，在“我什麽都沒幹”一句下麵畫了重點線，隻為強調我真的什麽都沒幹，為了讓父母安心。沒想到卻被我爸莫名其妙地往複雜了想，以為可能我有心機在對付共黨查信，那麽就說明我真的幹了什麽，還挺大發的。那年頭打電話不方便，特別是從我那偏遠的家鄉，於是多少的猜測擔心還有思想鬥爭，我那在共黨基層做官的知識分子爸爸隻能焦急地等我回去。

了解我的人們，初三班主任還有高中的老師和同學們，恐怕都跟我爸一樣，要相信我“什麽都沒幹”是很難的。我太好表現出風頭，又衝動率直，再加上確有幾分能力。全國的大學生，那時自以為是的“天之驕子”都卷進去了，衝動得轟轟烈烈，在這樣的氣氛裏，我這樣的不跳出來激動得帶個頭兒，那簡直都不是我。

所以呀，“什麽都沒幹”的我確實一直很痛苦！周圍的風吹草動我都觀察和思考，又思考不出什麽明確的結論。要好的朋友們宿舍裏的姐妹們每次做遊行的準備工作，口號袖標募捐箱還有好多催人淚下的悲情，我就在邊上啥也不幹；一直在追求我的老鄉錦慧姐姐的那個湖南男生到廣場上絕食了，他也在學生會做事，也是我的哥兒們；我班裏的副班長還有另外幾個男生去了北京，同班同學呀都很有感情的，為他們募捐送行的事我也沒有參加，特別地自責和自卑。。。姐妹和朋友們理解地表示：知道你為難，因為你是係裏唯一的黨員，還是校學生會的幹部。這樣的“理解”就更加讓我恨不得有個地縫好鑽進去。

如果為了得失算計，我大可以像有的人，包括一些老師們，那樣押寶的吧？押寶就得必須盡量趕早，晚了，賭博的機會都沒了—-這是常識，誰都懂的。押寶，可以憑著判斷壓一邊，或者另一邊，還有壓兩邊的呢---這是我事後旁觀才看明白的，憤憤地加白眼。

忘年好友寫過一個深深打動我的題目：《時空的翻雲覆雨手，一個人的泡沫》。這個題目讓我想起那個夏天，一個自以為是意氣飛揚的年輕女學生突然接受個體的渺小這樣的現實，痛苦不堪，卻難以言表。時空的翻雲覆雨手裏，所謂大勢，不是預測的，卻是被實現的。
一個渺小的個人，在起伏跌宕裏，趨利避害，不如守衷。衷，是內心的判斷，是精氣神。

文學城裏看到李錄的同學討論他回國的事，認為講他（李錄）是領袖“太可笑了”。這位網友的回憶和評論當年，很真實很生動。他寫的題目叫做：“搞64純粹好玩，那時年輕人沒什麽娛樂，”筆名 yuwux

以下引文：

我那時自封南京學運的敢死隊隊長，本來我可以自封學運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但晚了一點，被別人自封了。 李錄在南京也沒撈到一官半職，就匆匆忙忙去了北京。

天天希望天下大亂。搞政治要有綱領， 我們，包括李錄，完全瞎起哄。李錄天天不務正業，從物理係學不下去，轉到了經濟係。別人都知道我膽特別小， 那時(20歲）從來沒談過戀愛， 為了在女孩麵前表現， 所以64時自封了一官半職，希望表現自己膽大。若沒有家人攔住， 我可能也去了北京， 好玩， 我想我一定會搞個大官當當， 因為在北京，很少有外地去的， 隻要你想，一去就會被封官。 那時， 還要動員去當官， 因為沒太多人要當學生運動的頭。可能北京學生中的2-3個人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人撐腰的。 別人就是好玩。沒人理李錄， 李錄就想了一個出名的辦法，自己宣布在天安門結婚。 很像張柏芝的做法。

引文結束。

他這裏寫的，體現了一部分同學當時的心理和情緒，不是全部。

還有一部分，應該是更大的一部分，就是真誠投入的很普通的同學們。是我在酒後哭著對他們說“對不起”的那些人。當時我以我的懷疑猶疑，做不到跟他們一道守衷，而19歲的我看不清世事也無能無力說服他們跟我一道懷疑猶疑。今天的我，隻能默默祭奠他們當日的心與身。

當時的我，一個偏遠農村來大城市讀書的19歲女生，如何產生懷疑猶疑的呢？因為我恍惚看見似乎還有第三種人。懷疑的我，守衷就是什麽都不幹。但是這種由衷卻不夠堅定，加上心性敏感，容易被環境氣氛影響，容易被喜怒為用，所以心病重重，痛苦不堪。

一開始感受到的是悲情氣氛，胡耀邦逝世了。我知識有限，就簡單化地想：一個下了台的領導人吧。哦，這麽說還是個性情中人？好人，哦，好。悼念悼念就好。悼念氛圍搞得很大，宿舍區的招貼欄一麵牆都是醒目的黑白，有詩有畫（具體內容記不清了）。

我做副主編的一份小報（歸校團委領導，主編是團委副書記之一）收到投稿雪片似的飛來，異常地多。編輯部辦公室裏，那位跟我同屆學文科的能書善畫的弟兄很是興奮，挑出文采上佳的幾篇大聲朗讀著。我比較沉重，因為看了這麽多稿子都是在悼念之餘批評社會批評經濟批評政治等等。我倒沒想什麽政治正確，隻是這些內容已經超越了我能夠判斷理解的範圍，我不知如何負責地做為。然後就在那時，聽說北京學生已經上街，我們這個城市高校學生也開始動作。我感到事關重大，急急跑樓上找主編，多次上去都找不到。我想，這麽一份小報，關了吧，反正也沒啥影響的。就停刊不發了。

不用趕著編報紙了，我課餘多出來些時間。四月19 或者20號午後我一個人偷偷去了那個城市的廣場，隻是想觀察。沒看到什麽，廣場比平時人反而少很多，顯得很空曠。那時候還沒有大規模遊行，也沒有絕食，市府大樓上的一個窗口有攝像機一樣的東西對著廣場，我一緊張，就匆匆離開了。

校園宿舍區的那麵牆上從那時起就開始不斷有內容豐富的帖子—大字報小字報：北京方麵的情況及時報道和分析；各種渠道來源不明的小道消息；有個好像叫《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對策與行動》的係列；一個男研究生貼了告示宣布成立一個組織，名字很大很響亮（真的想不起來了），好像沒有招到什麽人響應。高自聯成立了，他個人就被收編了，得了個不小的頭銜。這期間，有小規模上街，絕食開始。北京人民大會堂外那一跪，學校裏電視轉播都看見了，各種分析和小道消息繼續更密集地出現在牆上並且被口耳相傳，牆邊一堆堆的人群的議論裏，心神各異。課反正是都沒心思上了，我也一樣。

這個時候，學生會辦公室的整個一層樓裏，跟外麵牆下的聚堆差不多，高年級的幾位在我眼中很有心機和頭腦，我於是常常過去聽。4.26社論之後的某個晚上，高我一屆的那個心機深沉男生請來了陳KD和他的所裏的兩位老師，我急忙趕過去，生怕錯過這個近距離跟名師學習的機會。

說實話，進了大學之後我如饑似渴地趕場聽各種思潮講座，新權威主義，新自由論，西方哲學，民主政治。。。聽懂多少很難說，附庸風雅似的，倒也常常被刺激得思考，思考很混亂沒結論。那個晚上也一樣，看他們幾位表情嚴肅語氣沉重，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有時候還激動激昂：關於眼下如何走，關於中國未來，中央內部誰是“同情學生”的且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大約20年之後的某天心血來潮，在網上雇狗搜了這位名師的最新言論和作品，發現我終於能看懂了！非但看懂，而且能批判：他20年裏沒有變化，甚至退步了很多很多，貌似為了錢傍了輪胎。而長大後的我卻已經心明眼亮。關上了網頁，滿意自己的不斷成長。

五月中旬，高自聯的人來了幾個到我們學生會的辦公室，那天幾位高年級的都不在。我的正職是畢業班學生在工廠實習--我很希望他在，因為他穩重謹慎。這個自治聯合會在我校領頭的小萬，比我還小一屆，學習很好的一個孩子，以挑戰權威的神態衝我吼：“原某某，你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 這把本來還有點緊張的我逗樂了，我站起來，比了個“請”的手勢說：“好，你來拉～！”所有人就哭笑不得地僵在那裏尷尬著。

他們後來就說，他們總之是要把全校同學組織起來帶出去大規模遊行的。我急忙打電話去團委，沒人接。

高年級的心機深沉的幾位來了，我問怎麽辦，他們說起好像是86年，校長還是什麽重要領導授意當時的學生會主席組織學生遊行，搞得很大，校旗還碰巧上了美國一雜誌，後來這位學生會主席同學背了黑鍋，領導老師們都閃了，他直到畢業都很鬱悶。這故事聽得我半信半疑卻心驚肉跳。

後來就聰明地想打個擦邊球吧。既然全校同學都出去，咱們還是得出去，做點後勤保衛工作，發包子和袋裝牛奶。這個決定得到了團委老師們的讚同，連夜幫我們跟食堂大師傅們敲定了包子牛奶。那個晚上，老師們也在忙，學校裏各個係似乎也都是很不容易地做了差不多的決定：總之，參與隻是為學生負責，不代表官方有什麽立場，再加上一條：到了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們，能勸就勸。具體的，例如係旗校旗讓不讓打出去，好像各個係的態度還不一樣。

到了廣場看各個高校規模都很大，暗自想高自聯那幫烏合之眾還這麽有能力啊？我發了包子牛奶之後去看絕食的同學們，一到現場見那幾十個年輕的生命有氣無力的樣子，很多人頭上纏著一條寫了標語的布條，還有紅色的像是血書。這些視覺衝擊對我的心理影響效果極大，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不停地往下掉。我對著那個追求錦慧姐姐的男生哭，對他說：你這是何苦，你知道自己為了什麽嗎？他表情疲倦語氣堅定地說：“我知道。”

那天的事情結束後，學生會辦公室裏的小圈子討論繼續著，我還是常常去旁聽。那個心機深沉的男生拍了大規模遊行的好多照片，有各校各係的各種旗，標語，有個同學舉著一把掃地的掃帚上頭貼一個毛筆寫的倒著的“官”字（掃除官倒）我印象深刻，因為簡單而有創意。照片裏還有市民反應，拍手叫好和踴躍捐款支持的，也有少數學生偷偷從募捐箱裏往外弄錢的，還有幾個坐在地上互相展示逛街購物成果的—-我暗自佩服他怎麽拍到的。然後突然想到那天我其實看到他在遊行隊伍裏麵表現得很積極參與，比較突出。然後才來跟我們一道發一會兒包子，還拍了這麽多照片。。。我心情複雜地看著他那張長得像楊康一樣英俊的臉，想他那麽有女人緣，這些女孩子不是飛蛾撲火嘛，這人多可怕啊其實 ：）

就那幾天，北京那邊似乎官方和學生都有所鬆動。在牆上的小字報指導說：戈爾巴喬夫訪華是件大事，世界媒體都關注，絕食一定不能撤，一定要占據天安門廣場，給政府施壓。人堆裏的分析討論也說，迎賓儀式都得另外找地方，政府是多麽局促難堪！這些我都聽懂了，正因為聽懂了，然後在電視上看到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哼哼唧唧地訴苦說他其實不能當家，什麽都不得不聽老鄧的，我才大吃一驚。北方農村的大家族的家教，讓我從小懂得即使家醜都不可外揚。這麽微妙詭異的局麵下，黨的第一把手腫麽小家子氣得如此露骨？！我才一下子意識到：原來“上麵”不是一致的啊，不是鐵板一塊啊！頓時明白了自己很傻很天真，於是才轉頭跑去圖書館，開始平生第一次用心地認真地學習黨史。

5月19日晚上，小道消息傳來說北京（要）戒嚴了！布告牆下，群情激憤。這時候我因為已經在看書讀史了，學生會辦公室的小會就不怎麽積極去旁聽。記得最後一次去，他們在說萬裏歸國，似乎先是寄望於萬裏開人大緊急會議扭轉局勢，然後說什麽在“蘭苑機場”他被什麽人攔住了—我還想這機場的名字真美，後來明白是南苑機場（說話的人地方口音和語調，我印象深刻）。

5月底喝醉酒前，我曾念著嚴加其的厚厚的《文革十年史》裏的描寫片段，在宿舍裏對做募捐箱的姐妹們說：你們看，你們看，學生運動都是相似的。。。（當然我現在以為文革和8*8在很多方麵不可以簡單比較，當時我不知道這麽多）

她們不耐煩地沒功夫理我。

這個時候讀史，我從小積聚的英雄主義情懷，生命將以有為也 的壯誌，一貫良好的自我感覺，都在無能為力的卑微感中一下子垮掉。在很極端的情緒裏，曾經小孩子氣地悲憤地想：如果生命如此卑微渺小，毫無意義，不如死掉！而更多時候是冷靜務實的，我想：如果死掉，這世上是有人會難過得痛不欲生的，我且為了他們活下去吧。

這樣的掙紮和胡思亂想裏，有了開頭寫的那次醉酒。然後我書也不讀了，一心要回家！回家的路很是不順，6月裏輾轉地到家了，父母應該是驚喜的。父親半玩笑半真地問：你是不是高自聯的？

我答：如果是，如今逃跑回來，你可會把我藏於深山？

父親繼續笑著半真半假：我把你交給組織。

倒是我那做老師的母親，大地主的小女兒一輩子不要求進步的，此時說話更像農村婦女：咱們這兒，四周都是大山，要是藏個人估計還真找不著吧？

我於是就笑話她，笑得眼淚奪眶而出。

弟弟說，那整個暑假，我特別愛哭。

秋天開學返校，已然沒有了一點數月前的痕跡。考試考得不理想，但我已沒有了從前的在意和對自己的高要求。一切無所謂的心情，一直持續到畢業，以這種心情結束了讓我成長很快的大學時代。

再說那年秋天裏的反思活動，每個人都寫材料。我覺得沒勁隻簡單地說了自己什麽也沒幹（交待了一下發包子和牛奶是組織行為，看到絕食同學時候自己單純的不忍，是感情，缺乏政治高度的認識）。有些青年教師們很積極表現，發表文章和研討會，宣講資本主義民主不適合眼下的中國，補課論，等等。數年之後，與一個老教授的兒子成了同事和好友，這位老教授是89五月中下旬時候某係的主任。在私下交談中回憶，說起某夜晚好幾個中青年教師到他家裏要求老頭子交出鑰匙印信旗幟等一切代表係裏權力的東西，不交他們就不走，一直快到淩晨2點也不讓老頭睡覺。我忍不住問了都是哪些人，聽到名字之後怒目圓睜：大多是當年秋天裏反思活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人物，有一個已然在仕途上行走順利成了個處長。

這種憤怒和鄙視，又經過了好多年，嗯，16年吧，才化解才放下。那是在我學習了道家的係統觀之後。我懂得了他們那樣的人其實也是在守著他們的衷，隻是他們所執著的跟我的不同。我懂得了：正因為不同的人對 什麽最重要 答案不一，“萬類霜天競自由”，“萬物並作，吾以觀其複”--曆史和現實裏，原來什麽都各有各的作用呢。

時空的翻雲覆雨手裏，一個人的泡沫，各自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