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從容的社會(ZT)

最近，有關一位“國學大師”的品行經曆的爭議和關於在汶川地震時感動了許多人的“背妻男”的爭議在媒體和互聯網上激烈地進行。對於具體的爭議的內容當事各方當然各執一詞，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局外人看得眼花繚亂，當然也不好直接做出斬釘截鐵的判斷，但輿論的傾向卻幾乎是突然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國學大師”多年來是媒體追捧的人物，現在媒體卻幾乎一致地以“倒掉”’“欺世盜名”等表述對他進行了尖刻的品評，不僅年齡品行受到質疑，學問水平更被說得相當低下，在互聯網上的評論更是毫不留情。而“背妻男”一度被視為傳統的至情至性的代表，其行為足以感天動地，而一旦再婚，也引發了諸多議論，更有人指明他其實品行就有諸多缺點，其實是個“不孝子”，同樣受到了相當嚴厲的指責。我們會發現，媒體和公眾對於人物的品評判斷幾乎是“一邊倒’的。“一邊倒”的稱頌肯定和同樣“一邊倒”的批評否定，幾乎是一夜之間就發生了。這確實值得我們的社會加以關切。

平實地說，其實這兩個人物當然不是媒體過去所毫不吝惜地稱頌的那樣完美和不可挑剔，但也未必就像今天媒體所指認的這樣一無是處。他們其實就是社會中的普通人，有諸多人性的弱點和道德的瑕疵，但很可能也有自己的長處和優點。當作普通人來看，其毛病可能還無傷大雅，其優點也可能對於社會不無貢獻。但一旦被說得完美無瑕，當然就會被看出破綻。關於“國學大師”的品行經曆的一些傳聞，在文化圈內並不是無人知曉，隱藏很深的秘密，其實一直是茶餘飯後的話題。而“背妻男”的缺點，在他的社區和人際網絡之中肯定也不是什麽難以知曉的秘密。作為常人，他們的毛病其實當然是缺點和問題，但也沒有什麽不可理解之處。“國學大師”的私生活問題，今天看來當然還是個人的缺點，但畢竟已經在當時相當嚴苛的條件下付出了多年勞教的代價，自己加以回護雖然不妥，但也是人情之常，在外人看來也未必沒有其可憐可憫之處。諸如“吹牛”、自我誇大這樣的毛病更是一般的人性弱點。批評當然需要，似乎也不必過度。“背妻男”的再婚在道德上似乎有失完美，但在法律上也難說有什麽問題，媒體在追捧他們的時候其實並不難知道這些問題和毛病，隻要稍加留意和多做了解，缺點和問題其實非常容易被呈現，對於這些人物的理解也就更加客觀，報道和敘述也就會更加準確和理性。

但媒體當時由於自己的需要，僅僅根據一麵的狀況就無限地加以肯定，形成了幾乎一致的公共輿論，變成了社會的定評。他們也就變成了“完人”。其長處被無限誇大，其短處卻被視而不見。而且輿論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誇大，對於當事人自己的未必完全切實的敘述采取無保留的相信的態度，其實也是推波助瀾，而當事人自己也難免順水推舟，在水漲船高中失掉了自我約束的分寸。於是，許多誇大就更加誇大得漫無邊際，許多溢美之辭就益發脫離實際。最後就引起人們的反感和嘲諷。

一旦一些問題和毛病被揭露，公眾和媒體又有一種“看笑話”的心態，又是一哄而起，對於這些被媒體捧起來的公眾人物的“倒掉”充滿快意。其缺點和問題又難免被無限誇大，過去的瘡疤被揭開，過去的不得體之處被隨意嘲笑和挖苦。同時由於互聯網的匿名的特點和無限的傳播能力，在網上的言論的巨大影響和需要承擔的責任之間的反差巨大，網絡輿論往往會更加嚴苛和隨意。在一哄而起的肯定之後，又有了一哄而起的否定。這樣的狀況難免陷入一個“怪圈”。媒體和公眾往往按照自己的想像和需要塑造一個人物，把他捧起來的時候唯恐其不完美，充滿道德崇拜。而一旦發現他的缺點和問題，又以揭秘的方式無情抨擊，充滿道德義憤。我們往往急躁地尋找“完人”，又往往急躁地全盤否定。魯迅先生所說的“捧殺”和“棒殺”的一體兩麵在這裏體現得相當充分。

我們當然應該要求公眾人物自己更加自律，更加實事求是。但同時社會和媒體似乎也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公眾人物。這裏首先需要的是一種分寸感，對一個人的長處、對於社會的貢獻和他的道德水準都做實事求是的評估，肯定其可以肯定的方麵的同時，其實也對於其弱點和問題客觀地看待，客觀地報道。我們可以想見，如果當時媒體在肯定“國學大師”或“背妻男”的時候，就能實事求是地點出其問題，今天大家也就不會有一種失望和焦慮。同時，我們社會需要一種從容感，就是對於人性有更加客觀的體察和了解。我們應該認識到，人性和社會本身就具有相當的複雜性，我們當然應該對於完美的人性和道德的光輝抱有堅定的信心和進行不懈的追求，但對於現實生活的複雜性和人生的不完美的客觀體認其實也是一個社會成熟和理性的標誌。我們在追求道德理想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追求本身也是長期的；我們在追求完美的同時，也應該體認不完美也是人生的一種難以避免的常態。一個理性而不是情緒化的社會，從容而不是急躁的社會其實會進步得更快，也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