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中國大陸出版社爭搶的暢銷作家，也一度是與中國最頂尖導演合作的炙手可熱的編劇。不過對於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來說，這一切恐怕都已成往事。
記者：現在你在中國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態呢？
嚴歌苓：是一個“社會性死亡”吧，反正你要打我的名字，在百度百科上麵就沒有，就不存在的嘛。
記者：這種“社死”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嚴歌苓：應該是從我說了習近平的那句話呀。
2022年2月，旅居柏林的嚴歌苓與旅美學者周孝正在一期有關人口拐賣的視頻對談中，附和了對方“習近平是人販子”的說法。盡管事後她表示，自己並不知道那是一場網絡直播，但是她不後悔，也不會否認自己說過的話。
嚴歌苓： 我完全不會否認，這是我說過的話，這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嘛，要敢說就要敢承擔後果。
如今，她的作品在中國大陸被查禁，新書無法出版，已經出版的禁止重印，電影項目被叫停，每年損失上千萬元的版稅。
被中國當局封殺後，嚴歌苓拉黑了昔日的一些朋友、合作夥伴。
嚴歌苓：我對中國人，現在這些可以發聲的人比較悲觀。你看整個作家、知識分子圈子，沉默的這麽多，失聲的這麽多。
當然我不能夠譴責他們，我也可以完全諒解他們，因為他們畢竟生活在這個土地上，你可以看到對一個人突然之間的這種否定是多麽容易。
有一些人我也不願意連累人家。如果你每次通點短信都是不講真話的話，我覺得也沒什麽意義。如果講真話的時候就把人家給連累了……因為我相信我的一些通信是被監視，是有人看的。
在嚴歌苓看來，今天的中國有很多裝睡的人。
嚴歌苓：很多啊這種人，不勝枚舉。如果私下裏還清醒，還能跟你講幾句心裏話，這種人就很難得了。有的人私下裏都不敢講的，但是我知道他是明白人。
記者：你為什麽做不到當那種裝睡的人？
嚴歌苓：我怎麽會做得到？我89年跑出來就不要做這種人了。多窩囊啊，做這種人。
跳“土芭蕾”的芳華年代
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藝才能的少年男女從五湖四海被挑選出來，進入解放軍文工團，擔負軍隊文藝宣傳的特殊使命。這是華裔作家、編劇嚴歌苓筆下的小說 《芳華》， 也是她自己的人生寫照。
上世紀50年代末，嚴歌苓生於上海一個書香世家。1966年，毛澤東為清除異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她小學一年級的教育。1970年，12歲的她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文工團。在那個天下大亂的年代，當兵是很多人心目中年輕人最好的選擇。
嚴歌苓：我爸爸開始是很希望我當兵的，因為在那個時候是看不到什麽出路的，除了知識青年下農村。我爸爸當時是很希望我擺脫這樣一種所有孩子的命運。
嚴歌苓的父親嚴敦勳，筆名蕭馬，是一位小說家、劇作家。文革期間被劃為“反黨作家”，工資被凍結，下放安徽勞動。
嚴歌苓：當時我爸爸其實是帶著一個白色的袖章，上麵寫著“反動作家蕭馬”帶我去考試的。那個時候他還住在“牛棚”裏麵。他跟管“牛棚”的這些工宣隊的關係挺好的，所以他就請假帶我去考試。到考場門口，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這個白袖章拿掉了，裝著像一般人一樣就帶我進去了。
盡管父親是“反動作家”，但是能歌善舞的嚴歌苓還是被選中入伍，成為一名文藝兵。和後來被改編成電影的《芳華》中那些毛時代的舞者一樣，紅色芭蕾舞也在嚴歌苓的青春烙下深深印記。
嚴歌苓：那個時代都是樣板戲呀，八個樣板戲，跳過《白毛女》啊什麽的。其實現在看看人家的芭蕾舞，和我們那時候跳的舞差得很遠很遠的，“土芭蕾”吧。但是能夠當一名解放軍，對我們那個時代的少年來講還是非常光榮的。
我是一個很分裂的人
那個時候的孩子都想當兵啊。我們都是被這樣的教育大的。那種紅色的傳統，對解放軍啊、紅軍啊、八路軍啊那種崇拜。
所以實際上我是一個很分裂的人。一方麵是我爸爸他的一套的非常free thinker（自由思想者）的教育——唐詩啊、宋詞啊這種灌輸式的，跟外麵的這種教育就是很分裂的。
在軍隊裏，嚴歌苓自由的天性受到壓製；家庭出身的陰影也深深籠罩著她。政治審查時，她在家庭出身一欄寫上“幹部（已被打倒）”。她變得敏感、自卑、沉默寡言。
嚴歌苓：自己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異類吧，有原罪那種感覺。比如說我聽人家讀白字了，念他們的批判稿也好，表決心的稿子也好，字念白了，或者有什麽字不會寫，我也不敢說，就是別顯得你很能啊，你好像念的書比人家多啊。
我也是裝得很老實吧。那個時候挑兩桶豬的飼料，根本挑不動的。但是強忍著要挑起來去喂我們那幾隻豬。特別希望人家看到我是一個希望得到改造的人。
毛主席要死了怎麽辦？
70年代末，父親的一句話讓嚴歌苓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質疑曾經篤信的價值。
嚴歌苓：我說：“爸爸，毛主席要死了，那怎麽辦呀？”他說：“那不就好了嘛。”
那是在76年，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爸爸怎麽（那麽反動）！我聽到他講了這個，我覺得特別吃驚，但是也是耳目一新的那個感覺。我爸爸這麽一句話讓我突然之間反思。我就想也是啊，怎麽日子越過越糟糕？吃的越來越少，越來越困難？
當然我們那個時候不恨毛澤東，但是我們確實是非常恨“四人幫”。“四人幫”怎麽會那麽猖獗的？那不就是因為有毛澤東嘛！
我爸爸這個人也是很分裂的。他出身於一個大的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政治學者嚴恩椿）早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回到大陸去當教授，和胡適、徐誌摩都是朋友。 他（祖父）的這種家世和家學肯定是要把我爸爸教育成一個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
可是我爸爸又很討厭國民黨的腐敗呀什麽的，他從小叛逆，16歲就秘密地參加上海的地下黨。他有很多很多的這種理想，一種烏托邦式的那種理想。但是同時，他又是一個受西方的人文主義影響很深的人，所以他在“解放”以後很快就醒悟了。
他認為他追求的那種理想國是他腦子裏臆造的。後來他看見的鎮反啊、肅反啊、土改呀……所有的東西都是跟他所理解的理想是相悖的。所以我覺得後來一點一點，他就感到那種幻滅。
我爸爸跟我講，他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怎樣在農村做調研，他當時跟我講的時候，他眼淚都流出來了，就寫農村的那種饑餓。
有這樣的一個父親，而且我非常喜歡我爸爸，也非常崇拜他，那他講的話不可能不對我產生作用。我肯定會跟著他一塊來質疑的。
英雄主義光環的熄滅
1979年2月，中國和越南兩個共產主義爆發戰爭。導火索是與蘇聯結盟的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了中國的盟友紅色高棉政權。中國方麵稱其為“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則將其視作一場“反中國擴張主義戰爭”。
戰爭爆發後，嚴歌苓脫下舞鞋，主動要求上前線。
嚴歌苓：作為一個當兵當了好幾年的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覺得好像這個兵當的都是假的似的。我特別希望能夠有這麽一個機會見識一下真的戰爭，到第一線去。我想我這個人，勇敢一直是我的一個（品格），就是有點愣吧，就要求去前線。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不了解整個的大局嘛。當時的宣傳也是越南在不斷地侵擾我們的邊境啊什麽的。我們聽到的都是一麵之詞，根本看不到整個宏觀的大局，整盤的那個棋。
當然我也沒有辦法上前線，他們就把我分到野戰醫院去了。就像《芳華》裏麵的那個蕭穗子一樣到前線的包紮所去采訪。我接觸的就是這些斷胳膊少腿的戰士，很年輕很年輕的。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要被送上前線，好像最後一刹那才知道是要上前線。
估計有20萬中國軍人參加了這場短暫而殘酷的邊境戰爭。戰爭造成確切的傷亡人數中越兩國至今各執一詞。據西方學者統計，雙方各有約三萬軍人陣亡、三萬餘人重傷。
嚴歌苓：我也讀過《西線無戰事》這本小說。他和一個敵方的士兵在一個戰壕裏麵相遇以後，他當時的那種懺悔。我們為什麽要為一些陌生人這樣互相殘殺 ？我當時也就是有一種感覺。到底為什麽呀？這些年輕的士兵要為了根本不認識的一些人去獻出他們的肢體和生命。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寫作了。我寫的第一篇作品叫《十五月兒缺》，寫一個越南的女孩子和中國男孩子的戀愛，又被這個戰爭給分開的故事。當然是非常非常幼稚的，也寫了一些詩歌，那些詩歌倒都是歌頌戰士的。
1981年嚴歌苓調到北京，進入解放軍鐵道兵政治部創作組開始專職寫作，陸續出版了三本軍旅題材的長篇小說。
嚴歌苓：那三部小說對文革、對部隊的那些經曆，實際上對整個的共產主義都在反思和質疑當中。那個時候就對英雄主義的光環徹底就熄滅了。這是一個多少多少個戰士的生命來構成英雄主義。值得嗎？
80年代，從希望到幻滅
1989年春，嚴歌苓進入北京師範大學與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合辦的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班上的學生是當時活躍在中國文壇的一批青年作家。
嚴歌苓：那個時候我們一幫年輕的作家，像莫言啊，劉震雲啊，餘華都是我們同班的同學。整個八零年代是一個非常充滿希望的那個感覺。我們誤認為這就是一個中國文藝複興的開始，以後隻能會是越來越好。這個作家班開始沒多久就進入了學生的抗議。
1989年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猝然離世引發大規模悼念浪潮，並迅速演變為一場席卷全中國的親民主抗議。
記者：那個時候你上街了嗎？
嚴歌苓：我們學校沒有去參加，但是我們經常去廣場上去看。我爸爸那麽大歲數，開著他的三輪摩托車，到天安門廣場上去聽學生們的演講。看到這些學生絕食，我還給他們糖吃。我說別犯傻，哪能還真不吃啊。
我們最大的熱點就是覺得中國可能會有希望了。如果政府和學生產生良性的對話的話，這就是最大的一次變革。但沒想到是這樣一個結局。
1989年6月4日淩晨那殘酷、血腥的場麵至今刻在嚴歌苓的記憶裏。
嚴歌苓：六四的時候，那天晚上我是住在我的婆婆家，在虎坊橋。淩晨的時候聽見有槍響，我就跑到樓底下來了。馬路上站了很多人，說怎麽回事啊？我就一直順著兒往和平門走，離天安門就比較近了。
走到大概一半的時候，看到從小街上有平板車上拉著一些傷員。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淩晨4、5點的時候，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當時我就悲傷的不得了。這怎麽辦呀？接下去還會發生什麽呢？
記者：你去醫院看過嗎？
嚴歌苓：看過，當時沿著長安街有好幾個醫院。我記得鐵道醫院裏麵有很多屍體，真是像走在一場噩夢裏麵那個感覺。 悲憤吧，當然。我哭了很多天，為了這個事情。
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到六部口去了，六部口的坦克就這樣（和人們對峙）。我就看著那些當兵的，非常非常的憤怒，但是也不敢喊。我們有好多這樣的年輕人就這樣和坦克上那些士兵對視。我覺得非常失望。怎麽一下子這個槍口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當時還有一點點幻想，希望他們搞錯了，是不是聽到一個什麽錯誤的命令還是怎麽樣。後來就發現不對，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在說這是一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就覺得就沒法說了這事兒。
六四鎮壓後，中國當局很快在全國展開大搜捕。各個學校、機關、工廠也掀起政治清洗的高潮。
嚴歌苓：我們那個班也停止教課，開始進入學習班和揭發的（階段）。我聽說有人已經開始揭發別人了。我就從此再也不去那個地方。
老作家已經經過這樣的時代，成為這樣時代的犧牲品好幾次了。他們到了這種時候又會去揭發別人，又會去出賣別人。我就覺得大的環境和個體的那種東西形成的這種輪回好像我們是擺脫不了的。如果想擺脫的話，就是離開那裏。
出走·流亡·回歸
1989年底，嚴歌苓赴美留學。曾經她以為，那年春夏之交的夢魘會成為中國無法跨越的一道坎兒。
嚴歌苓：我感覺這個事情這個政府怎麽收場呢？噯，就這麽硬收了。我也覺得老百姓難道不對這個事情有所記恨嗎呢？也就過去了，好像被遺忘了。中國人的忘性太好了，記性太差了。
嚴歌苓曾說，作家應該有一種主動性和自覺性，替民族書寫一些曆史。2006年，她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在中國大陸出版。
嚴歌苓：第一部回中國去主動出版的是《第九個寡婦》，是寫土改的。我寫的是一個童養媳把她的公公救下來藏在地窖裏。那個時候好幾個雜誌都給我退稿了，不能發表的。後來它還是出版了，當時一下子還挺轟動的。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她以驚人的速度出版了十餘部長篇小說，很多都圍繞宏大時代背景下個體命運的跌宕流離。
嚴歌苓：《小姨多鶴》這樣的作品寫一個日本人——一個敵人的女兒留在中國，要跟著一個中國的家庭曆經所有這些讓她不可能被隱藏的運動。
2009年我開始寫《陸犯焉識》。一個人被當做政治上的敵人在大西北流放了那麽長時間。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尤其是在49年以後的這種遭際整個的大反思。
記者：聽說《陸犯焉識》當時也被退稿了。
嚴歌苓：雜誌社退的，但是出版社還是出了。
這些作品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很多被搬上銀幕，盡管有些被改得麵目全非。但是隨著中國言論尺度的收緊，嚴歌苓的作品在中國的出版變得越來越艱難。
嚴歌苓：到《芳華》寫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比較緊了，那時候習近平已經掌權好幾年了，逐漸這個國家的政治空氣變得缺氧。我必須捏著鼻子忍受他們的刪改。因為我如果不接受刪改就是不要出。不要出的話，我的編輯的辛苦和心血就浪費了。
2020年初，嚴歌苓覺得她沒有辦法捏著鼻子再沉默下去了。當時，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3月，她在網上發文批評中國政府隱瞞疫情真相。她也叩問，中國人為什麽如此健忘？為什麽要為加害者隱瞞？
“南京大屠殺，三年饑荒，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拚命對自己瞞著，不瞞著就不是正能量。不計較是非，不記仇，似乎也是我們寬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們善於寬恕，得理饒人，但我們也成了隱瞞者。”
按下發送鍵的那個瞬間，她知道自己已經斬斷了退路。
我一點也不悲觀，我覺得事情壞到一定的程度，走向荒誕就是改善的開始。你想在秦二世說，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指鹿為馬是長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