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記憶中，7月7日一直是“國難紀念日”。但是今天，我們還要紀念一個人，一位曾經深愛這片土地的世界級華人經濟學家：2004年7月7日，被兩度提名諾貝爾獎的楊小凱，因病在澳大利亞溘然長逝，享年56歲。
楊小凱出生於1948年10月6日，今天正是他誕辰70周年紀念日。他生於內戰時期，長於癲狂歲月，“在監獄裏念完大學”。然而，就連象牙塔裏的人士，也不敢輕視他的思想。他對世界造成的影響，靠的是一本本紮實的鴻篇巨著，一篇篇“開拓人類新領域”的天才論文。
楊小凱的出現，使國際社會開始重新評價華人經濟學者的分量：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兩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親自寫信，推薦他擔任講座教授。就連以自負著稱的張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歎：“如果小凱沒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樣的求學際遇，那麽他會有怎樣的成就呢？隻有上帝知道。拿個諾貝爾獎，不是什麽難事。”
就在楊小凱去世前的兩年，布坎南還連續兩次為他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楊小凱的英年早逝，是人類的損失，尤其是中國的巨大損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諾獎得主，中國失去的，則是一位深切洞見中國前途的先知。
2002年3月，Monash大學，楊小凱、布坎南
十年牢獄之災，十年“大學”
楊小凱1948年生於吉林，父母早年參加革命，在湖南省內任職，於是把他帶到了長沙。他的大名是楊曦光，改名是因為，在那動蕩的10年裏，“楊曦光”實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父母雙雙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楊曦光一夜之間變成了“黑五類”。屈辱、憤懣、疑惑之餘，他加入了“造反派”，試圖用那個時代的方式改變中國。滿懷革命激情的他，寫了很多大字報，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中國向何處去》。在文中，他主張徹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體。
沒想到，這張大字報很快火遍了全國。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個楊曦光。康生讀完此文後十分震怒，定性為“反革命的戰馬悲嗚”。
19歲的楊曦光遭此大難，幾乎家破人亡。康生認為一個高中生不可能寫出理論性那麽強的文章，背後一定有黑手。於是，他的父親也被關進了“學習班”，母親因不堪忍受折磨，於1968年1月23日自殺。幾天後，他才得到母親的死訊。悲痛難當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漢，結果被同學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毀，風華正茂的年紀被投進監獄，對大多數人來說，人生可能就此終結——即便沒有絕望消沉，也是滿腔仇恨。但是，10年的鐵窗生涯沒有打倒楊曦光，他不僅拋棄了年少時的稚嫩與激進，還在監獄中找到了他一生為之付出的方向。
楊小凱的母親陳素（前左一）
他後來回憶道：“經曆過革命的騷動，被剝奪了社會地位，受盡了屈辱和辛酸，這之後恢複的秩序和理性，對我就像是雨後的陽光。我像之前參加過革命的舊貴族一樣，在之後的歲月裏，感到深深的歉疚——為我曾經的革命狂熱。”
大夢醒來，他將全部精力投入了學習。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監獄裏的犯人幾乎都是各行業的精英。他瘋狂地拜師學藝，學英文，學微積分，還向工程師學電機、學繪圖；他如饑似渴地閱讀能讀到的所有書籍，正是對《資本論》的反思，讓他邁進了經濟學的大門。外麵的同齡人轟轟烈烈地鬧了10年的革命，監獄裏的楊曦光卻紮紮實實地上了10年“大學”。
他當時已經拋棄國內的政治經濟學，也沒有西方經濟學的訓練，所以思想比較自由。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他不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思想，還獨立推導出四個極重要的經濟學理論：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他作為頂級經濟學家的潛質，在那時就已經顯露。
盡管10年之後出獄時，他發現自己推導出的那些理論，有的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開：“別人想過的東西我也能想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是楊小凱做的”
1978年，楊曦光刑滿釋放，卻無法找到工作。無奈之下，他改用小時候用過的乳名楊小凱，在印刷廠做了一名工人。
“楊西光”的逮捕證
1979年，楊小凱報考社科院碩士生，但由於曆史問題，無法參加考試，於是他在湖南大學數學係旁聽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報考，在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終於獲得參加考試的機會。
楊小凱一考即中，於是在中國社科院做了兩年的實習研究員。在這段時間，他已經完成《經濟控製論初步》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兩部著作。據那個時代過來的經濟學家們回憶，他們當時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楊小凱的這兩本書。
1982年，楊小凱被聘為武漢大學講師。當時，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教授正在武漢大學訪問，楊小凱引起了他的注意。經鄒教授推薦，楊小凱於1983年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博士。
臨出國時，又遇到了麻煩——楊小凱還沒被平反，無法通過政審。鄒教授隻好寫信給中央，才把手續辦下來。
從大字報到普林斯頓，楊小凱花了整整17年，終於進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與頂尖學者切磋的過程中，他對自己的思想體係越發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又去耶魯念了一年博士後，隨後受聘於澳大利亞八大名校之一：莫納什大學。
楊小凱的經濟學上的成就，令全球學術界側目。1988年時，他的博士論文就被多方評價為“真正的開創性研究”，“一篇具有改變經濟學所有基本定律的潛力的論文”。他在澳大利亞任教期間，諾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說：“我認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在莫納什大學，就是楊小凱所做的。”
1987，Monash大學，與家人
1998年，楊小凱經濟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一經出版，便被公認為自馬歇爾、薩謬爾森以來最重要的第三代經濟學教科書。該書的匿名審稿人評價：“這一研究激動人心，令人屏息以視。楊是世上少有幾個可以思考這類問題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決這類問題的人之一。這一工作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為理論經濟學家先驅的國際名聲。”
楊小凱之問：中國向何處去？
作家蘇小和曾說：“楊小凱是一個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可以和亞當.斯密直接對話”。早期的學術生涯中，楊小凱主要致力於開拓新經濟理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楊小凱將注意力轉移到落後國家轉型，尤其是中國的轉型問題上。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楊小凱生前身後都蜚聲海外，卻在國內備受冷遇。除了經濟學家的圈子，很少有人聽過這個名字，更別說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後，茅yu軾先生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薦，希望邀請楊小凱回國講學，但這些建議都如石沉大海。楊小凱逝去10餘年後，林毅夫與張維迎“產業政策”的大辯論引發全社會熱議，卻很少有人記得：這場辯論，不過是楊小凱在去世前，與林毅夫“後發優勢還是後發劣勢”辯論的延續。
當時，絕大多數經濟學都相信“後發優勢”理論：落後國家即便不改革政治製度，單純依靠學習先進科技，也可以達到現代化。但楊小凱發現，所謂“後發優勢”理論，根本無法解釋很多現象：拉美國家在獨立後，一直在借用最先進的科技成果，為什麽經濟卻普遍走向衰敗？如果“後發優勢”真的成立，為何洋務運動無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潰？
楊小凱拋開主流觀點，借用沃森“對後發者的詛咒”，重新分析了落後國家的轉型曆史。為什麽叫“詛咒”？因為落後國家模仿先進國家的空間很大，他們往往先選擇更容易模仿的技術，而製度改革因為觸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艱難。這種做法或許在短期內會帶來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隱患。
以晚清的洋務運動為例。洋務運動以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模式，通過模仿西方技術，建立了一批先進企業。這種模式當時的確曾讓中國成為亞洲強國，但最後為什麽失敗了？
楊小凱在台灣、美國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業史檔案後，得出結論：在不改革製度的前提下，技術帶來的經濟發展，隻會助長政府的機會主義；政府和官辦企業利用特權，與民爭利，損害社會利益。最後，非但私人企業無法發展、政府和官辦企業貪汙腐敗橫行，國家的整體活力也必然被蠶食！在這種製度下，官辦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於長期的經濟發展。
楊小凱的上述分析，被他整理在題為《百年經濟史筆記》的文章當中。作家蘇小和跟隨楊小凱提供的線索，花費5年時間，走訪世界各地，寫成《百年經濟史筆記》一書，蘇小和公開表示，本書是“致敬楊小凱之作”。
楊小凱進一步指出：一個國家，隻有政府的權力被限製住之後，經濟才可能真正地健康發展，英國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麵案例。二戰後，美軍為日本起草了一部限政主義憲法，其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以及“專利保護”的原則，成為日本成功的秩序基石。（參閱《現代日本史》）
他說：“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說明，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製度的好學生，在考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是沒有資格講‘製度創新’的。”
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振聾發聵的忠告，有多少人還記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視！？
一篇《中國向何處去》，讓他坐了10年監獄，卻獲得了滿堂喝彩；這篇《百年經濟史筆記》令他彪炳史冊，卻在當代中國備受唾罵——生前的最後幾年，楊小凱似乎又回到了他出發的地方。
作為經濟學大師，楊小凱後半生幾乎都是在國外度過的，但他似乎從未真正拋下自己的故土，拋下19歲那年的追問——經濟學，隻是他回答這個問題所選擇的另一種方式。作為基督徒，在自知時日無多之時，他將最終的關懷，給予了那些受苦的生靈、孱弱的靈魂。
與妻子吳小娟
今天，楊小凱已經遠去14年，但今天的中國，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難道不都在他的預言中？回頭再看，楊小凱“後發劣勢”的觀點，豈不正是解決當下的“轉型困境”最亟需的思想資源？
世間再無楊小凱，但轉型之路依然漫長。惟願他的思想遺產，和他的忠告，不再繼續被埋沒下去。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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