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淩晨2：30，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返校複課，未果。同日，《光明日報》由近年來活躍在知識界的作家兼記者戴晴出麵， 按原計劃把知識界、理論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請到了報社，對學潮問題進行座談。參加座談的知名人士有溫元凱、李澤厚、包遵信、劉再複、蘇煒、李洪林、於 浩成、李陀、蘇曉康、麥天樞、嚴家其等，絕食團成員王超華也參與了座談。王超華介紹了絕食學生的情況，說堅定者大約隻有20%，主要是北大學生；動搖的有 40%；想走的有20%。她聽說公安部有報告表明，現在大量“盲流”湧向天安門廣場，壞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麵已經難以控製。她聽說知識界準備遊行，想聽聽 各位老師對局勢的看法。她說，你們這些學者都是在學生中相當有影響的，如果能到廣場上去勸說學生離開，至少不會有反作用；現在政府方麵任何人去說，都隻能 起反作用。王超華還說，她在市高聯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協調作用。當有人問有無可能將學生勸走時，她說，對於大多數學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絕食團 的領袖，他們的態度與文字裏麵寫的也是有差別的，但他們的眼睛就盯著北大。盡管《光明日報》負責人在座談會的開場白中指出，遊行，對政治體製改革和法製建 設都會有好處，但如果處理不好，矛盾激化，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到場的學者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比王超華強不了多少，有人甚至還不如王超華，盡管他們在有些領 域頗有造詣，可是在民主政治方麵也隻是小學生的水平。因為感情色彩，他們象毛時代吹捧毛澤東一樣，一邊倒地把動亂責任全部歸為政府，把學潮中的學生捧上了 天，自然充當不好調解人的角色。很多學者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以為中國民主的曙光已經就在眼前，嚴家其提出現在要開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眼前的事件正標誌著 “人治時代的結束”。李澤厚的最後發言認為，要政府出來就一些問題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勸學生暫時 撤離廣場。最後，由溫元凱和蘇曉康根據大家的意見，重新起草了一個文告《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結果，終因嚴家其說了一番要對曆史負責，他個人沒有 權力勸學生撤退的話，和他個人不能簽名的話，與會者同意在呼籲書對政府的三條要求後麵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條的話，我們全體將站到學生運動 一邊”。嚴家其的這番話屬於政治生活中相當惡劣的道德綁架，難道持其它觀點的人就不是出於對曆史的負責嗎，道德綁架的特點就是在敘述觀點時直接把自己的觀 點貼上正義的標簽，以達到脅迫別人不敢說出與其觀點不一致的心裏話的目的。
知名人士座談會的同時，即5月14日下午16時，李鐵映、閻明複、尉建行等再次與30餘所高校的學生對話團進行了對話，發起絕食的部分學生也參與了對話。 盡管閻明複是知識界皆知的改革派，雙方仍然在學運的定性問題和“動亂”的摘帽問題上爭持不下。對於現場直播問題，官方以中央電視台轉播部已開赴迎接戈爾巴 喬夫來訪現場作了搪塞。當學生宣讀了一份絕食同學的遺書後，閻明複以異乎尋常的口吻說︰“我個人理解學運的原因，我知道你們的行動是學生的真正呼聲，但 是，四·二六社論是政治局會議的精神。我有我個人的看法，但我實在不能在這樣的場合說出來。我希望用你們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你們自己的判斷”。在談到“清 場”問題時，閻明複說︰“黨是人民的政黨，不可能用武力來對待學生，你們不撤也沒關係，戈爾巴喬夫明天來訪，就讓我們丟醜吧。在外國，接見國家元首還有人 扔臭雞蛋呢！我們的政府也應該適應特殊情況。但是，我也隻能為你們說這一句話，而你們，也在人民麵前丟了一張牌”。當時的閻明複顯然也沒有認識到時局的嚴 重性，輕易表態政府不會以武力對待學生，由此導致後來學生更加不知妥協；另外在群眾激昂的背景下，百姓才不在乎政府是否丟臉，所以學生並不會因此在人民麵 前丟失了一張牌。雖然閻明複的誠意成功促使了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係的學生間無法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 其實這些正是民眾是非錯亂背景下搞群眾運動的必然結局。而在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卻沒有聽到任何有關對話的廣播，絕食學生懷疑自己被人出賣，要求“現場直 播”，成批衝到對話地點，將會談打斷了。吾爾開希事後評價這次對話，“我們把政府拉到談判桌上坐下來，是絕食策略引起的最大勝利”。不知吾爾開希這番話與 文革期間民眾熱衷於“民整官”的情緒有何不同，他已經忘記了學潮的初衷，在學潮過程中隻要任何一個環節處理不好，導致政治、經濟、文化倒退，大家就都是失 敗者。
據陳小雅《八九民運史》記載，“8時40分，當廣場傳出清華學生擬於當晚撤出，北三環路上出現坦克的消息時，絕食團的廣播宣布︰溫元凱、蘇曉康、劉再複等 十二位學者將步行到達廣場看望大家。還沒有弄清他們來意的學生頓時發出一片歡呼之聲。晚九時，這篇由上述12人簽名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在天安 門廣場對絕食學生宣讀︰
鑒於天安門廣場的情勢，我們十幾位學者作家本著良知和責任心發出如下緊急呼籲︰
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立即發表公開講話，宣布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賬’。
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三、強烈反對以任何借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座絕食的學生采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曆史的罪人。
親愛的廣大同學們︰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理解，非常難過，非常擔憂。從四月中旬以來，你們為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 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以令人欽佩的理性精神和大無畏的勇氣，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人民會永遠記住你們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做出的曆史功績。但是， 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內實現。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 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我們相信，同學們能夠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斷。
但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麵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緊急呼籲》宣讀完後，溫元凱、蘇曉康、戴晴先後發表了演講。為了使學生接受撤退的意見，講演者大大褒揚了學生在前段表現出來的理性精神，象蘇曉康這樣名 噪一時的‘大才子’，居然稱︰‘你們第一次在中國教會，正在教會人民和政府如何進行現代政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你們比政府，比官員，比文化精英聰明得 多……正因為如此，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從他們熱烈崇拜的人物嘴裏，講出如此的讚美之詞，使學生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而且，他們的警覺性並沒 有因饑餓而麻痹。當戴晴進一步引誘學生進入‘圈套’時，原以為來聲援他們，所以一個勁地對講演者叫好的學生，開始轉變態度。等到戴晴說出，學運的性質和學 生自治組織又何必要政府承認；考慮到領導們的水平有限，隻要趙紫陽或者李鵬到這個地方來站一下，不說什麽，大家就撤。好不好？他們終於發出了不是配合的聲 音。嚴家其沒有發表講演，而是在學生領袖的簇擁下走進絕食圈，頻頻向同學們問好。11時10分，當十二位學者撤離廣場時，廣場上‘自由論壇’評論了他們的 行動，不友好地稱︰‘他們有他們的要求，所以，他們已經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笠日，《光明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節目報道了十二位學者的《緊 急呼籲》”。
中國民間有句古話，捧得高摔得慘。知識分子和輿論當時如此吹捧學生，難道不是善意的捧殺嗎，而且當時人們對理性的理解，隻要學生不參與打砸搶便是理性，殊 不知不依不饒沒有節製在群眾運動中便是最大的不理性。陳小雅的文字顯然對戴晴的溫和態度不恭，正如吾爾開希事後評述，“知識分子錯就錯在，他們沒有把自己 到底是什麽看清楚，他在扮演政府和學生之間斡旋人的角色，我們能使政府的代表團和我們這樣麵對麵地坐下來談判，這是建國四十年來沒有的，這是我們學生作為 一支獨立力量，我們做成了，而到這一天，我們誠摯地請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時候，他們到廣場所說的一句話是：孩子們”：我們大家要有耐心。“他們覺得你們做 得太快了，咱們還是慢慢來，你們最好還是聽你們的爸爸媽媽，你們最好還是聽你們老師，聽政府的話。我不想說太多，你們有什麽資格批評我們”。吾爾開希有朝 一日若是看到莊民的這篇文章，不知是否還是以這句話回答莊民，這絕不是莊民寫這篇文章所希望看到的；如果全國人民也這樣回答莊民，莊民也隻能對著學生高 喊，萬歲！萬萬歲了。王丹事後總結這段經曆，“當十二學者來廣場的時候，形勢看得很清楚，知道繼續僵持下去，對學生沒有好處，而且出於一片好心，在這麽多 同學絕食，付出這麽大的勞動，而政府居然就是這麽不理我們，如果我們撤的話，這叫縱容惡人，那麽我們從感情上沒法接受，讓我很理性地選擇應該怎麽樣，我 說，對不起，我沒有那麽高的理性，因為我沒有麵對理性的對手”。我們談文明也好，民主也罷，總是要糾結在民族素質上，現代文明苛求參與政治的人時刻都需要 理性，無論你的對手是否理性，王丹如此說，就是已經自我淘汰出合格的政治人物行列，理性不比對手高出一籌，學運的意義何在呢；當然學生們的見識和理性是天 然不足的，苛求責怪他們沒有任何意義，隻是中國人民應該以八九學潮為鑒，明確一個概念，學生絕對不適合成為群眾運動的主導。柴玲引用了一句外國記者的話， “你們都在絕食了呀！還要你們怎麽樣”。由此可以看出，是非錯亂不單單是中國人的問題，西方媒體也是極端理想主義情緒泛濫。戴晴事後評價，“我們當時的勸 說失敗了，我當時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知識分子夾在兩批人中間，那就是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我們不知道該怎麽辦”。若說當時的中共政府沒有理 性，顯然有失公道，可是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隻有激進的極端理想主義者自以為知道該怎麽辦，理性的知識分子不知該怎麽辦，黨內改革派也不知該怎麽辦，黨內 保守派也是誠惶誠恐，廣大的中國民眾不關心該怎麽辦，大多都把這次學潮當成了西方的狂歡節。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仍在繼續，人數增加，5月14日已經有人開 始暈倒。
據《天安門》紀錄片描述，“政府的選擇是取消天安門廣場的盛大歡迎儀式，改在機場舉行，三十年來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蘇聯首腦，讓學生給搶去了風頭。戈爾 巴喬夫會見的中國領導人中，有對蘇聯的政治改革深感興趣的趙紫陽，也有對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持高度戒心的李鵬，中國領導中的兩派都需要鄧小平的支持，鄧 小平掌握著軍隊，因此也就掌握著國家政權的命脈。廣場上的絕食已經持續了兩天，還有人在不斷加入，官方依舊沒有作出正式反應。隨著時間的拖延，民眾對學生 的同情和對政府的憤怒與日俱增”。“五月十六日，當戈爾巴喬夫與中國領導繼續會談時，三十萬人在北京街頭舉行了示威遊行，十七、十八兩日，上街的人數達到 百萬”。“政府中溫和的領導人試圖去緩解這場危機，官方媒介獲準對絕食作正麵報道。同時，政府也組織了醫療救護隊，以保證絕食學生的健康。人們憑著過去的 經驗，認為這表明黨的路線有變化，誰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站錯隊，各單位的領導開始允許本單位職工到天安門去聲援學生，有組織的隊伍開始打著本單位的旗號出 現，如今參與示威既正確又安全”。“這一場麵既激動人心又甚為壯觀，最佳鏡頭舉目皆是。為報道中蘇最高級會談而雲集北京的國際媒體，竟遇到了當時全球最具 新聞價值的事件”。很多民運人士後來一直以此聲勢來渲染學潮宣傳民主的功績，並把此聲勢解讀為中國人民的覺醒，前者是沽名釣譽，後者是不識時務。5月16 日，閻明複到學生當中勸說大家盡快停止絕食並返回學校。閻明複說：“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話不相信 的話，我願意作你們的人質，與你們一起回到學校去”。此番話表明閻明複屬於黨內改革派中思想比較激進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在當時買他帳的人也不多，他對學生 鞭策式的評價，非但無法給狂熱的學生降溫，反倒讓激進的學生越發忘乎所以，有些人甚至認為，學潮發展到這一階段，已經不是政府是否對學生秋後算賬的問題 了，而是學潮學生勝利以後新政府是否對原政府官員秋後算賬了。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原定的戈爾巴喬夫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 的儀式被取消。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在大批記者麵前說：“鄧小平同誌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 袖。盡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 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布，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在六四後對趙紫陽 的“審查”中，這句話成為其分裂黨和國家的最重要證據之一，時任趙紫陽秘書的鮑彤事後回憶，在以往的外事活動中，趙紫陽不止一次向外賓通報過黨內這一決 定，這次與以往不同的隻是國內媒體報道了出來。按照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說法，由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兩國兩黨關係正常化並不符合國際慣例，所以趙紫陽把中國 這一國情透露給戈爾巴喬夫，也是順理成章。給趙紫陽安上分裂黨的罪名，此事雖然滑稽，但無法就此事件評價孰是孰非，盡管不排除有人想以小人之心借此搞臭趙 紫陽，但也的確不失為穩定時局的權宜之計，畢竟趙紫陽這一舉措被學潮中激進的知識分子以及學生愚蠢地利用了。普遍輿論認為，這句話引起了鄧小平等的強烈不 滿，兩人從此結怨，其實仔細分析，還有同一前提下的兩種情況。這一前提是，趙紫陽充分相信鄧小平的品德以及改革開放的決心，知道鄧小平不是戀權的人，他之 所以保留軍委主席一職，隻是為了抗衡其他的元老對改革開放的幹擾。前一種情況，改革派勝利，鄧小平與其他元老一起徹底退出中國政治舞台，正好實現鄧小平進 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夙願。另一種情況，趙紫陽已經預感到自己的勝算不大，或者說他已厭倦了中國的政治生活，此時已經萌生了辭職的想法，那樣的話，中共名義上 的一號人物很可能落到保守派的代言人李鵬身上，屆時黨內改革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再幹政則屬於名不正言不順，趙紫陽把這一黨內已有的內部決定公開，就是為了 防止自己敗北後，保證中共仍然由改革派主導。不管如何，趙紫陽公開這一秘密後，學潮中的激進分子則公開把矛頭指向鄧小平，在遊行隊伍中出現了毛澤東和周恩 來的畫像，以及“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等口號。知識界激進人士發表的《五·一七宣言》中講，“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 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二六人民日報 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隻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 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 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製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在這份口口聲聲宣稱“非暴力抗議精神”的革命宣言中，隻字未提勸說學生們停止絕食行動的善意。也正是在這一 期間，中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公開分裂，中共高級領導始終不對學潮表態，而中共旗下的媒體連天播放著各個省部級單位呼籲中央與學生對話的聲明，以及一些企業 對北京學潮中學生持續讚助的報道。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中提到，“趙紫陽當過中國政府總理，後來成為中共的總書記，他具有豐富的經驗。而首要的一點在於：他是鄧小平在中國現代 化和改革事業中的積極追隨者之一。我以為，中蘇兩黨共同麵臨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黨如何在國家和社會民主化的條件下活動。我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曾不止一次 地提出過這個問題；而我們黨的領導者乃至全體黨員，也已經意識並感受到，現在首要的任務是學習在民主的條件下工作。可惜，許多人隻把這種轉變理解為一種宣 傳口號，卻忽視了它的實質”。“趙總書記自己談到了天安門廣場。趙：「學生們對許多事情的看法，顯然是幼稚的，簡單的。他們以為，隻要他們提出口號，似乎 黨和政府就可以在一天之內解決所有問題。現在，人們感到在青年和學生與黨和政府機關之間，相互缺乏理解。我們對他們的情緒不夠理解，他們也不充分理解我 們」”。“「在當代，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決定性的階段。許多青年人都在問：現在，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青年一代很難想象 革命前的中國和舊俄國的落後程度。此外，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也已然出現了一些主觀判斷的錯誤。在中國，這些錯誤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許多國家都進行了政治和經濟改革，從而緩和了社會和階級矛盾。中國曾長期固守業已衰朽了的陳舊模式，而這些模式是蘇聯在十月革命後麵臨資本主義包圍和 遭受武裝幹涉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答世界上——無論社會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問題， 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理論的解釋，那麽，它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衰朽。因此，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與不斷發展著的形勢相適應；需要進行新的理論和概念的 探索。有人告訴我，今天上午，您與鄧小平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很高興，根據他的說法，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戈：「我完全讚成你最後說明的觀點。如果我 們不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必要的教訓，那我們就會陷於困境，而且困難將越來越大。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失敗了嗎？我寧願說：失敗了的，是對於社會主義及其 角色和未來前途的教條主義觀點”。“趙：「改革正在全方位的展開。當前我們所麵臨的一個難題，是價值規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條件下的作用問題。沒有市場，價 值規律不可能發揮作用。由於對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進行限製，要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便無從談起。然而，如果我們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取消這些限製，那又很難控製 物價上漲的範圍。這正好是舊的經濟體製和短缺經濟的後果。這是困難而又相互聯係的兩個問題。以前，我們把這些問題想得簡單了，而現在我們認為，解決這些問 題要經曆一個長期的過程」”。“趙紫陽說，他們（指中國）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他認為，避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進行速度之間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 國政治改革的方針在一九八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業已確定。趙總書記強調，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重要的是「黨政分開」。他同時還談到多黨製的問 題。 趙：「我們不打算建立一種新的、與西方相類似的政黨製度，在那種製度下，各政黨可以輪替執政。我們的曆史條件和實踐與西方不同，現在中國的無論哪一個黨， 都不可能代替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共，中國還有另外一些民主黨派。我們與他們進行協商，互相監督，但起領導和定向作用的是共產黨」。他以「修辭」的方式提出 了一個問題，並強調，這個問題應當由我們一起來回答。趙：「一黨製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在一黨製下，究竟能不能實行對各種消極現象的有效監督，能不能對 黨和政府機關存在的貪汙受賄現象進行有效的鬥爭」？這其實也是我自己的疑問”。“趙：「我注意到你們關於法製社會主義國家的表述。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 益的。我們也曾考慮過這一點。在我看來，這也就是司法的完全獨立性問題。如果詳盡地製定相關的法律，那法院是否將擁有最後決定權呢」？戈：「我想，的確應 該朝這個方向去做。如果法院是民主地組織起來的，如果進入法院的都是真正受尊敬、有權威的人，如果他們被賦予足夠高的法律和經濟地位，最後，如果建立起能 夠保障各係統之間相互監督的機製，那麽，這樣的法院就將作出正確的決定」”。從戈爾巴喬夫這段回憶，可以看出他和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前途都進行過深層次思 考，但畢竟受到曆史以及黨文化的局限，不敢麵對中國的多黨合作純屬作秀，終究還是沒能取得突破性的理論成就。殊不知中國暫時實行一黨製，實屬預防民粹、振 興經濟的需要，絕非因為其他的黨暫時力量不如中共。按理說此時的趙紫陽如果走到廣場的學生之中，而且與知識分子具有良好的默契和合作，中國定能產生翻天覆 地的變化，但是趙紫陽沒有這麽做，估計他也是覺得，與激進知識分子的合作不會默契，站在國家前途的高度，與激進知識分子的合作效果不會好過與保守派的合 作。
梁曉燕事後回憶，“被萬眾矚目是一種很良好的一種感覺，而且本來學生感到很壓抑，現在成了社會的主角，人們很需要他們，而且有一種改造曆史豪邁的感覺，這 種感覺是很能激發人的欲望的”。“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非常純潔的東西，有一種很令人難以忘懷的東西，也有很讓我不能接受甚至讓我惡心的東西，都有，而且是 交織在一起的，這就是曆史，是一個過程，它不可能被完整地抽象出來。我記得在絕食的過程當中，有一部分同學是吃東西的，他們認為絕食隻是手段，就是說我們 的目的是給政府施加壓力，那我們為什麽真的付出犧牲呢？我們可以不犧牲。就有一個同學，他對此非常憤怒，說你們這是在糊弄輿論，你把這種犧牲搞成一種欺 騙，就毫無你的道德優越性，所以他自己就寫了一個血書：‘我要用鮮血捍衛絕食的純潔性’。我特別感動這個事情，我就覺得，有很多事情不在於它最後的政治結 果是什麽，它表現出一種道德自覺性，這樣一種道德自覺性在中國是很少有的”。《天安門》紀錄片描述，“示威風起雲湧，改革派的官員麵臨一種兩難的困境，一 方麵他們無法滿足學生的全部要求，另一方麵，他們又知道如果勸不走學生，強硬派便會毫不猶豫地動武。軍隊已經開始調動，同時自從對話被打斷以來，官方也不 知道誰能代表學生了。與示威學生交流的唯一辦法，是到廣場上去直接麵對嘈雜的人群”。“閻明複離去後不久，廣場上播出了趙紫陽以黨中央的名義發表的書麵講 話，實質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論，但是絕食仍在繼續”。可惜此時絕食學生的訴求已經不再是絕食初始時那樣簡單。戴晴事後評價，“在改革派掌權的時候，也就是 說，趙紫陽在沒有被免職的時候，是除了鄧小平以外，趙紫陽是全國權力最大的一個人，學生不接受趙紫陽任何的讓步，不和趙紫陽做稍微有點誠意的合作，那麽一 直到趙紫陽被開銷。好啦，這時候頑固派拿出來的，就是他們的那一套辦法”。
趙紫陽5月17日的書麵談話。
“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誌，向同學們講幾句話。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製、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製、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麵。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強民主和法製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複健康。這 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眾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誌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麵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都 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盡快恢複健康”。
5月18日，趙紫陽、李鵬、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醫的部分學生。胡啟立在病房單腿跪地慰問學生的表現，又被學潮中激進人士妄加解讀為，胡啟立向絕 食學生下跪懺悔。同日上午11時，李鵬、李鐵映、李錫銘、閻明複、陳希同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 散。見麵會也好，對話也罷，雙方參與人員都應本著不卑不亢相互尊重的文明態度，可是這次李鵬與絕食學生代表的見麵會，雙方所表現出的情緒化，雖然真實，卻 折射出中國政治生活缺少很多文明的規範。李鵬的品質如何，不是輕易能夠下結論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自從八九學潮以後，他心中 的壓力與不爽，長期地寫在了臉上，所以其獨有的皮笑肉不笑給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見麵會是臨時決定的，再加上交通堵塞，中央電視台的記者都去晚了。 李鵬官腔十足地表示，“很高興和大家見麵，和大家見麵晚了一點，向你們表示抱歉”；“今天我來，隻想和你們談一個題目，其餘題目可以以後再談，如何能夠使 參加絕食的同誌能夠早日解脫這樣的困境，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咱們有什麽事情都好商量”；“我三個孩子，我的孩子中沒有一個是搞官倒的”。李鵬的開場白又給 了絕食同學一個借坡下驢的機會，對話之門在保守派李鵬這裏也打開了，可惜現場的學生代表沒有捕捉住這個機會。李鵬在見麵會上表現的不好，而學生代表在會談 中表現的更糟糕。吾爾開希的盛氣淩人更是奪人眼球，指責李鵬出來的太晚了，見麵會大有追責會的架勢。“您剛才說我們隻談一個問題，而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不 是您請我們來談，而是我們廣場這麽多人請您出來談，談幾個問題，應該由我們來說”。而吾爾開希對絕食抗議的展望，應該是黨內改革派更多的人放棄趙紫陽溫和 立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當然包括鄧小平。吾爾開希說，“我們很想讓同學們離開，廣場上現在的情況是，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99.9%服從0.1%， 如果有一個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的其他幾千名同學也不會離開廣場”。這是倡導西方民主的人該有的觀點嗎？這就是學生們自我標榜的理性嗎？對話永遠不可能使 所有的人滿意，如果按照吾爾開希的邏輯，絕食豈不是沒完沒了，對話還有什麽意義。學生代表不滿於中共僅僅對學生愛國熱情的肯定，而是要求中共肯定這次學運 是一場民主運動，對民主似懂非懂的人在毛粉遍地的環境搞民主運動，當事人感受不到其中的滑稽。學生代表也深知中國當時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麵，所以學生代 表與政府互相推諉動亂的責任。學生代表還提出對話要現場直播，而在知識分子都沒有找到北的環境，直播沒有結果的對話絕對是動亂的禍根，因此在大是大非混亂 之時，也隻有把參與討論的人局限於智者，討論才具有積極的價值。
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溫和策略失望了，眼看著改革派已經裏外不是人，他希望的開明專製就要泡湯，下定決心與保守派進行合作，首先確保了國家安定局麵再說，所以 與保守派達成了在北京戒嚴的協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鄧小平阻止了會議期間的相互指責，強調隻討論政府退不退的問題。鄧小平 警告說，如果北京市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不迅速平息的話，意味著中國將冒著經曆另外一次內戰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風險，而他的意見亦得到其他中國共產黨黨內元老 的支持。同日傍晚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製定有關戒嚴的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此時此刻趙紫陽成了孤家寡人，盡 人事看天意，為化解這次學潮做了最後一次努力。5月19日淩晨4：50，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麵對嘈雜的人群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我們來得太晚啦。對不 起同學們了。你們不管怎麽樣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來原諒我們的。我隻是說，現在同學們身體，到了現在已經非常虛弱啦，絕食已 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啦。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將來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盡快結束這次絕食。我也知道， 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複。但是我覺得，要得到滿意的答複，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一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 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終究可以解決，終究我們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 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現在還是要堅持這一條，非要得到滿意答複才停止絕食，但是那個時候就晚啦，沒法補償啦。你們還年輕啊，同學們啊，來日方長，你們 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啦，無所謂。國家和你們的父母，把你們培養撫育上大學不容易啊，現在十九歲，十 八歲，二十幾歲，就這麽把生命犧牲掉，稍微理智想一想啊……
5月1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與軍方領導人以及中共元老會麵。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並表示實施戒嚴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宣布他“錯誤地”選擇胡耀 邦和趙紫陽擔任他的繼任者，並且決定由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的中共總書記職務。由此可見，在這場學潮中，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改革派的權威在黨內外集體受挫，此時 的鄧小平硬著頭皮做了三件事，除了把維護社會穩定作為當務之急，還要在理論上確保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在人事上阻止保守派李鵬成為中共黨魁。戒嚴的 消息傳到廣場，晚9時15分，學生停止絕食，宣布改絕食為靜坐。中央電視台中斷正常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晚上10時，在總後禮堂，中共召開了首都黨政軍 幹部動員大會。李鵬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號召，緊急行動起來，堅決製止在首都已經發生的動亂，迅速恢複各方麵的正常秩序。並宣布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 嚴。趙紫陽以身體不適、頭暈為由拒絕參加大會。趙紫陽此時選擇不作為，客觀上給中國民眾造成了兩個中央的想象，使得全國極端理想主義者更加激進，誰也不能 否認學潮最終的血腥結局與趙紫陽的不作為沒有關係，自此以後，在全國的抗議活動中，“反對垂簾聽政”以及“李鵬下台”成為了抗議的主流。當然，從另一角度 考慮，如若軍隊出現重大變故，中共強硬的戒嚴失敗，趙紫陽的確是改革派中能夠收拾殘局的最佳人選，盡管屆時派別林立，趙紫陽控製局麵的效果也不可能理想， 但是有這麽一個人總比沒有強。鄧小平唱白臉，趙紫陽唱紅臉，也可以理解為改革派阻止社會亂到極點的雙保險，當然趙紫陽選擇不作為的動機是無法考證的，但是 實際效果應該如此。同日，學生的忘乎所以傳染到了社會上，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成立，聲稱以保護學生為有限目標，宣布如果黨和政府不在24小時內無條件接 受絕食學生的兩點要求，則從5月20日中午12時開始，進行全市工人總罷工。
5月2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然而軍隊進入城市後，遭到大量群眾攔阻，戒嚴無法落實。抗議群眾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同時還向士兵提供食物、飲用 水等。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中心推進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待命。數以十萬計的民眾阻止軍隊進城的勇氣， 主要來自於兩個錯覺，一是學潮必勝的信念，盡管他們也不知道學潮勝利以後的中國將是什麽樣；二是相信軍隊麵對群眾不會真槍實彈。值得一提的是，在關乎中國 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學潮中的烏合之眾又犯了一個無法避免的錯誤，那就是拒軍隊於北京城之外。如果當時學生和群眾把戒嚴軍人放進城內，讓軍人與群眾融為一 體，使參與戒嚴的官兵也一起極端理想主義泛濫，中國的曆史必將改寫，至少很難出現軍民嚴重對立的情況。八九學潮的這一教訓，是值得中國人民真正覺醒後的群 眾運動汲取的，運動絕不能主動與軍隊為敵。
5月21日，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曹思源起草了提議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呼籲書，這期間，人大，萬裏，給了無數憤怒的人以無窮的希望。 同時關於張愛萍、肖克、葉飛、李聚奎、楊得誌、陳再道、宋時輪等七名退休上將聯名上書中央軍委的傳言，反對以軍事行動解決麵臨的問題，無疑給學潮注入一劑 強心針。廣場學生的訴求也由“對話”“現場直播”和“正確評價”轉變為“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和“解除戒嚴令”。當然支撐學潮中人頭腦發熱的還 有很多謊言，正如陳小雅在《八九民運史》所記載，“萬裏從加拿大來電，稱李鵬講話不符合憲法。十個副委員長都支持趙紫陽同誌。北京各監獄除重犯其餘犯人全 部撤走，準備關押學生。27軍的駐紮在老山前線的將士們聲明支持這次學生運動。鄧穎超要求退黨。聶榮臻說︰‘誰開槍打學生，我就先斃了誰’！國家11個部 委反對李鵬政府。外交部已宣布脫離中央。上海市已不承認北京政府”等等。
宣布北京戒嚴以後，圍繞是否撤離天安門廣場，一直是天安門廣場上學生一個主要的爭論焦點。因為此時此刻撤離，黨內溫和派基本喪失了話語權，學生對學潮的預 期大不如從前樂觀，有人為此理性認命了，有人為此更為激進。主張撤離的人說服不了主張堅持的人，隻能以腳投票自己離開了，所以滯留在廣場上的人每次表決是 否撤離，都是主張滯留在廣場的人占多數，這也是群眾街頭政治的特點之一，導致北京本地的學生在廣場上越來越少，外地來的學生在廣場上越來越多。抗議活動由 於沒有明確的領導人以及一致性而變得越來越混亂，同時廣場上還出現嚴重的衛生問題。有人建議學生先從天安門廣場撤回校園並且另外組成相關團體，但這個建議 遭到廣場上多數的學生反對，其實此時撤離，明眼人都清楚，若想實現這一願望已經很難了。隨著派係衝突日益增加，各個派係開始爭奪位於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 心，期望能夠借此掌握學生運動的控製權，同時各個派係派遣一些學生前往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各地聲援的學生們，壯大自己的派係力量，而且學生團體之間相互指 責其他派係的成員別有用心。廣場學生成立了“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柴玲當選為總指揮，此時的柴玲認為，“民主機製建立以後，還是應該有一批人通過科學 來救我們的國家，我一直這樣想，但是這次我覺得，如果這個沒有人性的政府不被推翻的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有希望”。5月27日，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在跑馬地 馬場舉辦了《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邀歌唱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為北京的運動籌來了巨款，首批來自香港的帳篷和物資當晚運到了廣場。 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群眾參與了大規模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而在這期間， 包括美國日本等國政府也針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柴玲，一位23歲的小姑娘，因為承受不了組織學潮這一巨大的壓力，思維開始變態。5月28日，柴玲找到一位 美國記者，哭泣著向他介紹了自己在這次學潮中的經曆，也發表了一些變態的感言。“最近我一直感覺到特別悲哀，而且同學本身的民主素質也相當差，說句實在的 話，在我倡議和發起絕食的這一天，我心裏就很明白，不會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是失敗的，我一直清楚這一點，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給 大家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但我心裏很明白，我就是越幹越悲哀，大約四月二十幾號時，我就開始感覺到了。那時我想，我現在也想說，但是我一直不 願意說，因為中國人不能罵中國人，但是我不得不說，有時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我不值得為你獻身！可是又想到這次運動中，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正 直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識界的人。同學們總在問下一步幹什麽？我們能達到什麽要求？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 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真正地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 怎麽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麽上層人士，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拚命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 助政府，不讓政府采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同學們在自我崩潰瓦解的情況下撤回學校的話，他們 就會把運動中的先進的領袖，還有黨內軍內的，能與他們相抵製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呼聲的人全部清洗幹淨。鄧小平就說了：有極少數人，黨內有，社會上有，學 生中也有一小撮，所以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們講。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是他們還是 年輕的孩子們”。當時記者問柴玲：“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柴玲答道：“我想我不會的”。記者問：“為什麽呢”？柴玲答道：“因為我跟大家不一 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個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我自私，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接著幹下去，因為 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第二天晚上，柴玲在一位記者麵前表示，在同學們的勸說下，她改變了辭職的主意，要繼續留下來。由此可見八九學潮不得善 終與學生領袖的激進和變態不無關係，可是理性的人們在他們失去不良影響以後也不必對他們追責，而在他們極端理想主義危害尚在之時，也隻能以集體人權為重， 限製那些極端理想主義者忽悠的權力。
5月30日，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二十餘名師生集體創作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民主女神”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隔空相望。 天安門管理處為此發表聲明說，這是極其不嚴肅的行為，並稱雕像所處的位置曆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這樣做是對國家尊嚴的侮辱和踐踏。 政府的表態顯然缺乏說服力，遠不如《天安門》紀錄片的思考更具價值。“民主這人人掛在嘴邊的口號，民主女神矗立在天安門前，在毛澤東像的正前方，毛澤東也 提倡過民主，而且是大民主。民主到底意味著什麽？又由誰來決定她的含義？如果她真的來到中國，會是什麽模樣？至少有這樣的可能，那時候人們會發現，她的麵 孔並不陌生”。民主在西方都走了樣，在中國這樣貧瘠愚昧的地方，走樣則是必然。吳國光事後評價，“被毛澤東禁錮的那套思維方式，經過十年雖然有了一些裂 縫，但是整個民族想問題的方式還沒有更新，一兩百年的過程中，中國人流了無數的血，中國人的勇氣是鼓了一次又一次，用了兩百年，這個民族的勇氣到現在並沒 有消耗完，它還在不斷爭取自己的理想的東西，但最後帶來的都是悲劇，都是理想的破滅，所以我覺得中國人缺的倒不是理想，中國人缺的，用一個什麽樣的辦法去 實現理想，所以中國人缺的不是勇氣，缺少的是實現勇氣所向往的那種目標的智慧，中國人缺的不是心，中國人缺的是腦子。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隻有一個腦子， 就是毛澤東，那麽毛澤東死了以後，十幾億人的腦子要恢複功能，要比胃慢得多”。
由於廣場上傳言，“北京學生接受達七位數字以上的海內外捐款”，而北京的學生又號召外地學生經費自理，外地學生的境遇每況愈下，開始質疑封從德和柴玲等學 生領袖的賬目不清，終於釀成6月1日淩晨的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及其丈夫封從德被其他學生領袖綁架的事件。柴玲評價該事件，“種種跡象表明，這是場有組織 有預謀的計劃，政府正在收買一些學生中的變節份子，想大力地破壞和削減廣場上的組織領導力量，葬送我們這場學運”。柴玲的這一評價，與中共的四·二六社 論，都帶有強烈的黨文化烙印，封從德事後調侃，“我現在開始理解李鵬為什麽要鎮壓學生運動了”。調侃終歸是調侃，其實中國人普遍缺少的便是換位思考。
劉曉波事後回憶說，“由於5月27日那次撤離的決定被柴玲他們否定掉以後，學生在廣場的情況是撤也撤不下來，維持下去形象越來越差，廣場上的人是越來越 少，當時聯席會議研究的重要問題，就是怎麽樣整頓廣場秩序，要麽咱們就好好地撤掉，要麽我們堅持下來，我們應該好一點的形象，不應該隻坐在那，好像沒什麽 事可幹，想不出什麽辦法來。當時我就想，那麽，還不如去絕食”。侯德健事後回憶，“劉曉波跟我說，如果我們不到廣場上去，不去麵對和學生同樣的危險，我們 就沒有發言權”。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門廣場進行72小時有限絕食，即著名的“四君子絕食”，同時發布了《六二絕食宣言》。盡管 宣言也表現出一些激進，並且有意無意地搶占著道德製高點，但還是比學生的訴求多了很多理性。宣言的絕食目的中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 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 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 為仇恨隻能產生暴力和專製。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隻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 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 意識”。“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平上。隻講思想啟蒙，不講實際操作；隻講目標，而不講手段、過程、程序。 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政府在決策方麵的重大失誤還表現在所謂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過絕食，我們要告 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作為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主動地參與了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必須承 認，民主地治理國家，對每個中國公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全體中國公民都必須從頭學起。包括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兩方麵的失誤都是 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知錯必認、知錯必改，從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轉化為積極的財富，在不斷地改正錯誤中逐步地學會民主地治理我們的國家”。劉曉波在廣場上 演講時說，“這次學生運動的重大失誤就在於，它隻強調和政府之間的對抗關係，而忽略了或者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設，你建設這個組織根本就不民主的話，即使學 管代替了軍管，這恰恰不是這次民主運動的勝利，恰恰是它最大的失敗，最大可悲之處”。劉曉波事後回憶說，“我沒法確定政府決定要用槍，要用血來平息這場運 動的時候，與我們絕食究竟有沒有內在的因果關係。如果有，那我這內疚可能要跟隨我一輩子。六四流血事件發生以後，從我走出廣場，一開始我就有一種沉重的心 理負擔，直到今天這種心理負擔仍然沒有解除”。“我們的呼籲就是，要使政府和學生方麵都消除階級鬥爭意識，消除敵人意識，開始寬容，我們都要反省自身，我 們這次的絕食行動並不是英雄壯舉，而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這麽幾個人，對我們過去的軟弱表示一次懺悔”。侯德健事後回憶，“任何時候都不可以做這種秘密的、 保守的、私下的這種鬥爭，這種鬥爭的結果，那就是你的父親和你的父親的父親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你反對、你打倒的一切，那麽你用這些方法打倒你要打倒的對 象，結果是你必須再被打倒一次，何必呢？那麽這個運動的目的又在哪裏呢”。劉曉波的回憶，“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的絕食行為會重新掀起一次高潮，廣場又變成 人山人海的地方，但是就廣場去的那麽多人，究竟多少人是因為宣言感召的，我覺得大多數人還不是，大多數人還是由於我們這種絕食行為，特別是有侯德健這麽一 個名揚全國的著名歌星在那”。“其實我覺得我在整個運動中有特別大的人格分裂，比如說我那個絕食宣言中說，消滅仇恨意識等等，而我站在紀念碑上看這下麵萬 眾歡騰，那種勁兒覺得克服戒嚴有望的時候，聲音中再也沒有了理性。進入具體運作，能不能用理性把握住自己的行為，能不能在萬眾歡騰的情況下，知道自己的究 竟這半斤八兩是什麽？知道自己這角色是什麽？這個東西太難了。人麵對那個時候，我站在廣場上，萬眾歡呼，我這個時候講話，就是一言興邦”。劉曉波此段反思 是指自己當時曾在廣場上盲目的樂觀，“讓全世界改變思路，今天誰在主宰中國命運？是人民”。可以說，在八九學潮中閃現的最靚麗的政治之星當屬劉曉波了，而 且劉曉波臨終前的近三十年表現，特別是其敢於自我否定時刻反思的境界，彰顯了其極高的品質，可惜劉曉波畢生都沒能徹底擺脫極端理想主義，中共改革派終因自 身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始終沒能給予劉曉波應有的保護，當然這也與體製外政治力量始終對劉曉波理性的否定不無關係。如果討論八九學潮給中國帶來的不良後 果，當屬體製內外政治力量之間埋下的刻骨仇恨，正如柴玲變態時的願望一樣。
6月2日晚間，一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 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走私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 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的門口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另外一批沒有攜帶武器的部隊從人民大會堂出 現後很快遭到抗議群眾包圍，並且在混亂中造成數人受傷；之後雙方原地坐下並且開始吟唱歌曲，最後部隊撤退回到人民大會堂大廳內。宣布戒嚴是一回事，而要真 正以武力清場則是另一回事，中共黨內為重新統一意見，又花費了十多天的時間，傳說中反對戒嚴的國防部長秦基偉於6月3日代表鄧小平和楊尚昆慰問戒嚴部隊， 當晚的中共媒體又開始反複播放《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采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 事者負責”，標誌著中共已經基本達成共識，武力平息學潮。
八九學潮遠不如其另一個稱謂“六四事件”令人刻骨銘心，因為近三十年來，幾十年如一日，華人把控的所有自由媒體，幾乎把所有精力都傾瀉在六月三日和四日這 一結合夜的武力清場上了。很多激進人士甚至把這一事件稱為“六四大屠殺”，等同於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這種說法又屬於典型的道德綁架，我們說希特勒屠殺猶太 人，當時的局麵是猶太人躲避，而納粹是千方百計地追殺；而六四事件中，中共是生怕聚眾示威的人不跑，顯然六四大屠殺一說，實屬危言聳聽。自己沒有能力確定 死亡數字以及天安門廣場是否死人，卻根據道聽途說沒完沒了地持續這一毫無價值的爭論，不惜讓中國實現文明缺少了諸多選項，無非想達到下麵目的：渲染仇恨， 中共邪惡，學生領袖偉光正。盡管毛粉代表人物孔慶東的極左觀點令知識分子蒙羞，但在這一點上，所謂西方民主人士遠不如孔慶東表達得透徹，“死一個人也是遺 憾的，死一個人也是不應該的”，即中共在八九學潮中的曆史責任是無法抹殺的。莊民對六四事件的第一反應是，抗議群眾在北京一直是人滿為患，一旦真槍實彈清 場，說血流成河那是輕的，可是隨著事後進行的社會調查，以及與網絡資料信息的核對，發現自己最初的認識實屬幼稚的想當然。劉曉波事後回憶，“當時我們紀念 碑的那一塊兒還是比較平靜的，正如侯德健說的，就象一個風暴眼一樣，旁邊刮風刮得昏天黑地，但是我們那個絕食棚旁邊相對來講是比較平靜的”。“突然天安門 廣場上官方的大喇叭就響了，開始播送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就是國家已經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那麽大的廣場，好幾十萬人的廣場，半個 小時內就空了，就剩紀念碑周圍的這些人了，確實感到比較恐怖”。當時的中國人普遍沒有信仰，這也是八九學潮失敗的一點，隻是忙著鼓動人們發泄，並沒有開化 民眾的舉措。沒有信仰的聚集自然隻是烏合之眾，更談不上集體的勇敢，而中共武力清場恰恰利用了這一點。中共政府清楚，示威的人數比部隊人數還多，指望把示 威群眾架走，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抗議群眾已經不怕什麽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了，清場再以橡皮子彈過渡，也隻能帶來更大的對抗以及更多的傷亡，所以一上來便 是真槍實彈，造成一種恐怖氣氛，以實現驅散示威人群的目的。其實中共也知道軍隊的離心離德，所以組織了百餘名政治上可靠的軍人開道，自五棵鬆附近開始，經 複興門外大街和長安西街緩慢逼向天安門，途中在木樨地附近衝突最為慘烈；也正是這百餘名軍人遇見阻攔和抵抗時毫不含糊地開槍，其餘時間還衝天開槍，確保槍 聲不斷，使整個北京都陷入到恐怖之中。6月20日莊民去北京，在長安街上坐公交時，難得有座不說，車內鴉雀無聲，可見當時的恐怖程度。這一恐怖的後遺症延 續至今，造成中國思想界的死氣沉沉，負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八九學潮造成的無政府狀態又是恐怖以外的手段所難以終結的。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是，六四前後的 背景就是這樣，悲劇結局是注定的，關鍵是如何使悲劇所造成的損失最小化。中共六四的武力清場是否做到了這一點，莊民不敢妄加評論，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以鄧 小平為代表的中共中有良心的人是秉持了這一原則的，這雖不是鄧小平的光榮，但是如果因此把鄧小平歸為十惡不赦，顯然是對鄧小平晚年憂國憂民品德的褻瀆。當 然誰也不能確保當時中共所有高官都是本著中國穩定的大局，但由於這需要分析每個高官的動機，而這又幾乎是人類無法完成的事情，所以處理曆史問題不得不留有 遺憾。正義之師能夠完成的，便是營造一個氛圍，使更多的高官放下曆史包袱，讓他們在公開場合站到積極支持中國實現文明的行列中來。人類曆史已經無數次證 明，一個充滿仇恨的民族是與人類文明無緣的，因此無論是私欲膨脹製造仇恨的人還是渲染仇恨的人，都將一同成為曆史的罪人。不知何時起，中共黨文化中又多了 一個“集體人權”的概念，按理說人類實現文明必須賦予這一理念應有的地位，隻是由於中共的定義充斥著狹隘，導致更多的人對這個概念嗤之以鼻。“集體人權” 應該定義為，在無法確保所有人權益的客觀環境下，或者說受人們智慧局限注定不能保障所有人權益的時候，以犧牲少數人的權益為代價，來保障更多人的生存或權 益。隻是由於針對許多具體問題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這個概念時常被濫用，本來可以不必傷害少數人權益便可確保集體權益的時候，還要無端去傷害少數人 的合法權益，這便屬於濫用集體人權的概念；因此也隻有隨著人類素質的不斷提高，這個概念被濫用的幾率才會減低。
中共平息學潮的策略是，先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然後再實現全北京市恢複秩序，以至全國。除了西邊部隊是由百餘名軍人真槍實彈開道，東邊的部隊是在槍響以後走 著方隊合唱著軍歌高喊著口號進入市中心的，南邊的部隊則是軍人硬著頭皮擠進城市中心的，北邊的部隊則被群眾攔阻在馬甸至清河一線。而由於當時的北京謠言滿 天飛，美國之音又報道了一些謠言，什麽38軍與27軍打起來啦，導致西邊百餘名真槍實彈的軍人所過之處，群眾便又把街道占領，出現了激進人士燒軍車而後續 軍人袖手旁觀的情景。6月4日淩晨2:30，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紀念碑前的學生麵臨著兩難選擇，若堅持下去就會 有生命危險，但他們若是撤離，便會愧對那些因保護他們而獻身的人。最終還是在主張撤退的人勸說下，侯德健和周舵代表廣場上人員與部隊進行談判，戒嚴部隊在 請示後同意廣場上人員撤離，並在東南角留出了撤退的通道，經過一番激烈爭論和表決，最終學生於5:10左右高唱著《國際歌》撤離天安門廣場。當時主張撤退 的人勸說主張堅持的人，“血已經流得夠多，足以喚醒人民”。事已至此，莊民除了酸楚，還能說什麽呢，廣場上的人員無論何時撤離，減少了血腥與仇恨，總是好 的。天安門實現了清場，可是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的衝突又持續了幾天，雙方都有傷亡，而北京之外的很多城市，示威和遊行此起彼伏，又持續了幾天。由於美國之 音報道27軍是武力清場的主力，所以石家莊市民與學生到27軍軍部門前請願，途中橫著一排三輪車開道，每個車上都有一個花圈，隊伍雖然不長，但也氣勢磅 礴。事後了解到，27軍主要負責天安門清場任務，之前一直埋伏在人民大會堂。
中共重新確立了權威，可是重塑信譽的過程是令人作嘔的。比如說，給六四事件定性為，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軍隊本來動武在前， 激進群眾燒軍車在後，中共沒有在論證學潮實屬冷暴力上下功夫，而在新聞宣傳中卻顛倒了順序，燒軍車卻成了平爆的理由。可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如果不這麽做， 便不可能重新建立秩序，如果具有理論自信，也便不會出現六四悲劇了，所以中共在六四後的諸多做法盡管令人作嘔，可是又無法因此過多地指責中共，珍惜中國維 穩局麵的人會理解，中共在六四前後的部分謊言，對於其中改革派來講，也可以理解為善意的謊言。6月6日，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布會，發言人袁木表示“初步 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份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袁木還提到有5000名軍人受傷，而包括違法暴徒和圍觀群眾在內，有2000 名平民受傷。這組統計數字，在海外引起了很多毫無價值的爭議，其實這些數據在中國實現文明之時，獲得相對準確的數字那是易如反掌。六四事件後中共缺乏公信 力，即使公布了真實數據，民眾還是會選擇不相信，更何況袁木當時也表示，那隻是初步統計結果，即使未來得到準確的數字是比這個多，也不能確定當時袁木說謊 了。針對柴玲和吾爾開希等關於天安門廣場學生大量死亡的說法，侯德健義正辭嚴地批駁，“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 坦克碾壓學生撤退的人群等等。那麽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麽我不知道別人在哪裏看見的，我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我一直在想， 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麽如果我們真的是用謊言打擊說謊的敵人，那隻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的需要而已， 那麽這個事情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麽之後的話，你再也無力去打擊你的敵人了”。盡管侯德健這段評論明顯帶有政治正確的偏執，可 他的理性還是受到了體製外所謂民主人士的排斥。按照侯德健以至西方現代的理念，政府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不必究其原委，皆是戰犯或法西斯所為。按照這一 理念，西方早期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鎮壓，以及蔣介石對工人運動的鎮壓，便都喪失了正義性。其實這些現代理念都是建立在沒有民粹作惡基礎之上的，而在世界以及 中國曆史中，民粹作惡又是屢見不鮮，禍國殃民的程度不亞於野蠻專製，而且野蠻專製得以統治的基礎便是民粹的泛濫，因此對待群眾運動的評價必須存在正反兩個 方麵的評價，對待政府與群眾運動的衝突也必須具有正反兩個方麵的評價，即對民意的鎮壓是邪惡的，對民粹的鎮壓盡管包含很多悲情色彩，但也是必須的。中共在 八九學潮期間最終以武力清場，是否具有正義性應從以下幾個方麵分析：首先論證八九學潮是否屬於民粹泛濫？學生在運動中雖然占領了道德製高點，但在當時背景 下他們的訴求明顯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甚至連學生領袖自己都不敢公開明確自己的奮鬥目標，隻能以反官倒的旗幟招搖，圍剿的卻是政府中務實促進中國進步 的政治力量，而且其捕風捉影、不依不饒的手段嚴重踐踏了社會應有的秩序；其次論證中共當時如若倒台，中國是否會亂？盡管任何人也拿不出中共倒台後一定會亂 的有力證據，可是同樣，任何人也拿不出中共倒台後中國一定不會亂的有力證據，任何判斷也隻能從中共倒台後動亂的概率分析，至少辛亥革命的曆史已經給過中國 一次慘痛的教訓，沒有做好物質和精神準備，從集權盲目追求共和，最終結局隻能是中國曆史再多一次惡性循環，從共和到軍事割據，再淪為獨裁；其次論證八九學 潮除了武力清場，中共再無更好的其他方法平息學潮，八九學潮至今已有二十九周年，目前還未看到哪派政治人物給出過更好的辦法，隻是從傳說中的鄧小平遺囑中 透露出這麽個意思，當然從理論上不是沒有，中共再等待一段時間，一位品德優良並且充滿智慧的權威突然從天而降，順利地引導了學潮的走向，但即使神話成真， 中共維穩的出發點是毋庸置疑的，把武力清場歸為法西斯行為實屬情緒的發泄。中共在八九學潮期間的錯誤在於，對中國前途的茫然，由於黨內分歧，耽誤了處置學 潮的最佳時機。再說學運領袖說謊，實屬氣急敗壞的表現，無非想借助民眾的情緒成事，漠視了是非對於中國文明的重要，而且體製外人士說謊，不比執政者說謊， 除了對個人有利，對於社會進步沒有絲毫價值。而這始終是近三十年來體製外活躍的所謂民主人士的短板，殊不知熱衷於捕風捉影，與造謠中傷沒有什麽本質區別。
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發表談話。“首先，我對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誌們表示沉痛的哀 悼”。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人，無論軍人還是群眾，都是中國政治上幼稚無知造成的無辜，所以理應全部進行悼念，隻是當時若要悼念示威群眾自然會引發新的爭 議，影響社會秩序恢複，所以在中國人民覺醒之後，對六四事件中所有逝者進行悼念，應是正義人士努力的目標之一。也可以如丁子霖所願，她在六四中逝去的兒 子，“應該跟和他一起倒下的人放在一起”，悼念同時還可以以此來警示中國人時刻堤防極端理想主義。“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 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誌健 在，他們經曆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采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誌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鄧小平這段表述可以說是大實話，也反映出當時中共黨內的分歧依然不小。國內外極端理想主義泛濫，人類對現代文明的一知半解，注定了八九學潮的必然到來；同 時開國元老的健在，基層百姓對開國領袖和元老的天然敬畏，對終結八九學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曆史已經無數次證明，這種震懾隻能實現一時的穩定，解決不 了中國的長治久安，所以在中國實現文明的基礎條件成熟時，如果中共不能與時俱進，社會動蕩的潛在風險還是巨大的；另外鄧小平在這時隻是強調了元老的積極作 用，對元老的不滿則是隱忍不發，畢竟當務之急是社會秩序恢複。鄧小平關於四·二六社論和八九學潮的評價，八九學潮定為動亂應該沒有什麽毛病，問題出在錯以 黨文化批判參與學潮的人，嚴格地講，群眾運動也隻有被極端理想主義忽悠的情況下才會淪為動亂，鄧小平這種大智慧的人骨子裏不會真的厭惡西方的民主，之所以 還要否定西方的政治製度，還是維穩的需要。“對方不隻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眾，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 是問題的實質”。說來說去，八九學潮還是廣大群眾的認識問題，否則即使存在十惡不赦的一小撮，在群眾運動中也不可能興風作浪，不過從此也可以看出，鄧小平 十分擔憂學潮最終會使文革式的造反派漁翁得利。“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陪襯， 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製度”，其核心如果改為“否定開明專製”可能更符合事實，在人民覺醒起來以後才更具有說服力。“雖然犧牲了許多同誌非 常令人痛心，但客觀地分析事件的過程，人們就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鄧小平的這一觀點雖然脫離了清場的實際，但是否可以理解為對人民解放軍 的鞭策呢？從此也可以看出，在鄧小平的理念中，武力平息學潮，在其一生中絕非什麽光榮的事，與毛澤東把運動整人視為一生的光榮有著本質的區別。說句對六四 逝者大不敬的話，鄧小平明知武力清場會麵臨遺臭萬年的風險，可還是以中國穩定大局為重，依然堅定地製止動亂，不計當代人會如何評說，這反而是政治人物身上 難得的高貴品質。莊民向朋友提及自己的著書計劃時，朋友好意地提醒，你想好這本書的受眾沒有？是啊！不僅在中國，著書立說的成敗在於是否擁有龐大的受眾， 可是政治時事書籍如果也遵循市場經濟這一規則，無論討好高官還是討好基層民眾，真理便會被淹沒在阿諛奉承之中。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句話對於惡貫 滿盈的人來講是多麽的瀟灑，而對於憂國憂民的人來講是多麽的沉重；鄧小平遺囑把自己的骨灰撒進大海，說明鄧小平也拿不準中國的未來，民粹對中國前途還會存 在多大負麵影響。“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 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可惜鄧小平的這一夙願，過了近三十年在中國還是沒解決好，中國隻是消極地采取了矯枉 必須過正的維穩舉措，中國人對未來始終不能形成清晰的藍圖。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可以說是左右開弓，先隱性批判了極端理想主義派以後，矛頭指向了黨內保守 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正確不正確”？“不能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 “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誌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 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重要的是，切不要 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 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我們在改革中遇到的難題比在開放中遇到的難題要多。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 大會的製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製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並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製度”。鄧小平這裏排斥西方三權鼎立製度，從其後來昭示的“三個有 利於”理論，完全可以實現自我否定，遺憾他生前並沒有明確這個問題。其實暫時否定西方三權鼎立製度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鑒於我們的經濟基礎不足以抵製廣大基 層民眾情緒和利益的幹擾，民眾的素質不足以抵製極端理想主義的忽悠；一旦這些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明確了是非，此時的民眾再敢於理性表達對人類文明的向 往，中共黨內必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政治體製改革。追求人類文明的人，都不能忽視以下幾點：專家治國，國強民富，權力相互製約，民主選舉，廣泛監督，利 益平衡。
6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通輯全國民運人士。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勵之、李淑嫻，而該夫婦早已於清場之夜逃至美國駐中國 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翌日21名學生被通輯；6月14日再頒布命令，搜捕工自聯的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進一步通緝嚴家其、包遵信、陳一谘、萬潤 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19日至21日舉行了擴大會議，為這次全會的召開作了準備。全會通過 《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 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麵做了一些有益的工 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鑒於趙紫陽的上述錯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項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 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免去芮 杏文、閻明複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6月29日至7月6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十項的規定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的提請，經過委員表決，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職務。
為了防止毛澤東式野蠻專製複辟，鄧小平在華國鋒下台之際，在黨內高層設計了多權分立，把實際上擁有重要政治權力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委 主席由不同人擔任。可是經過不足十年的檢驗，鄧小平發現，這樣的設計雖然相對理想，但是在中國當時的國情下，中共總書記缺少把握全局的權威，所以兩任改革 派的總書記才接連倒台。通過短時間的考察，鄧小平認定江澤民是既能堅持改革開放又能確保中國穩定過渡的“合格的黨的總書記”，所以決定自己在十三屆五中全 會上辭職，並將軍委主席一職集江澤民於一身，並在三年後打掉楊家將時把國家主席一職也給了江澤民，以加固改革派接班人的權力。在此期間，鄧小平發表了一係 列講話，並以非常程序向軍內幹部傳達，即軍內傳達完畢後將書麵稿收回。大致意思如下，“我一直想找個合適的機會退下來，可是現在看來這個機會等不到了，所 以這次無論如何要退休”；“現在看來顧問委員會積極作用不大，建議下屆中央全會取消”。學潮中知識界不是反對“垂簾聽政”老年政治嗎？鄧小平在局勢穩定後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實現知識界的這一夙願。其實無論鄧小平主張設立顧問委員會，還是撤銷顧問委員會，都是一個目的，使老人政治退出中國政治中心。由此可 見，鄧小平采取強硬立場平息學潮，絕非為了保護自身權力，實為把社會穩定擺在了首位。鄧小平當時還指出，“1984年至1988年是中國曆史上政治經濟最 好的時期”，“趙紫陽的問題，應該交給後代去評價”。由此可以看出，對於兩次學潮落馬的總書記，鄧小平充其量就是恨鐵不成鋼的情緒，麵對保守派對二人的圍 剿，鄧小平一直處於保護者的角色。之後不久，鄧小平又說過，“歡迎海外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祖國經濟建設”，甚至包括六四期間逃離出去的民運人士，可見在鄧 小平的骨子裏，從來沒有把民運分子當成自己的敵人。當然，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中共始終不讓通緝中的吾爾開希等回國，雖然看似荒謬，也的確不利於中國的法 製建設，不過若讓這些依然激進的人士回國，中共勢必把自己放在兩難的位置。抓，增加新的仇恨，不抓，激進人士勢必會危害社會穩定。
2015年6月7日，莊民熱線參與美國之音的《海峽論談》節目，“莊民認為，民主人士先不必糾結中共在什麽時間以什麽方式重新評價六四，如今在海外的當年 學生領袖，應該率先為自己當年的不成熟，向全國人民，特別是六四死難者家屬進行誠摯道歉”。當時的現場嘉賓，自由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曹鬱芬在節目中回應 說，“為什麽要叫當年二十幾歲的中國民運人士出來道歉，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孩子，本來在任何地方來講，一個國家的小孩為什麽要負擔這麽大的責任？如果說執政 者是負責的話，所以我覺得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者，他是第一個要，強者你要自己作出來反省，道歉應該由他們開始”。因為熱線的時間限製，莊民的觀點當時還沒有 表達完整，便被主持人打斷，因為在美國之音尋求不到熱線和嘉賓的平等，自由世界的媒體也很難把是非探討清楚，所以隻能在這裏補全自己的觀點。從曹鬱芬的談 話中，隱約可以看出，她對當年學生領袖的做法並非完全認同，但是畏於輿論的壓力而不敢對學生運動說三道四，所以隻能以學生領袖當時還小替他們開脫。首先順 著曹鬱芬的話論證一個值得政治人物思考的問題，從學生延伸到一個時期內沒有繳納收入稅的人，是否有資格介入監督公職人員以外的政治生活？莊民認為，在莊民 的諸多另類觀點被人類普遍接受之前，當年的學生領袖沒有必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當年的整個知識界也沒有必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正如莊民也不苛求中共承擔更多的 責任一樣，因為這是人類的文明規範出了問題，責怪具體任何人都是於事無補。當年的學生領袖在當時年輕不假，可是他們也與莊民一起在成長，現今也都步入中 年，而且都已不再年輕，近三十年過去，我們經過反思總該有點新的收獲。道歉不是承擔責任，道歉說明我們骨子裏對當年逝者的尊重，說明我們具有反思的品德， 還可警示現今和未來的年輕人防範極端理想主義再現，向中共政府傳遞我們已經成熟的信息。因為政府要員的言行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八九學潮評價的變化關乎 著中國的政治經濟穩定，而體製外政治人物是否務實理性又是關乎政治經濟是否穩定的關鍵，所以體製外政治力量率先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對中國文明進程才極具建 設性，也隻有體製外政治力量向中共政府和中國人民表現出自己政治上的成熟，才便於中共政府走出政治體製改革這一關鍵的一步，教條地苛求中共先道歉，純屬體 製外政治人物的虛榮在作怪。而且體製外民主人士也隻有先表現出我們的成熟和理性，才能檢驗出中共政府政治體製改革多年停滯不前的根源，是由於中共要員私欲 膨脹，還是由於體製外活躍的政治勢力不給中共華麗轉身的機會；如果我們連這個問題都確定不了，還要一味指責中共，空談革命，那我們便成了曆史的罪人。體製 外民主人士表現出自己的成熟和理性後，中國支持與反對改革的力量對比才能傾向改革的一邊，中共體製內的改革力量才能心無旁騖地推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有 人會幼稚地認為，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再也沒有了改革派，其實這還是一刀切衡量組織或個人的意識在作怪，正義人士應該堅信一點，隻要中國明確了是非，隨著中國 人民表現出足夠的智慧和理性，中共體製內因為種種原因曾經反對政治體製改革的高官也會倒向支持政治體製改革的一邊。明確了這個問題，當年的學生領袖如果還 不願意向六四死難者家屬道歉，那麽完全可以確定，不願道歉的人不是智力有問題，便是品質有問題。也正是因為當年的學生領袖始終未能積極地反思自己，所以在 台灣2014年3月發起的“太陽花運動”中，八九學潮的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又親臨其中，在一個自由世界不辨是非，不知民進黨霸占議會講桌才是這場危機 的始作俑者，以民粹街頭政府破壞了民主的代議製，在中國大陸也起到了極壞的示範作用，政治經濟的教訓都極為慘痛。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快三十年，中共始終把這一話題列為禁忌，雖然短時期可以實現維穩的目的，可是不爭論的環境卻削弱了明確是非的能力，人心渙散對中華民族實 現文明極為不利。為了減少民眾聚集的機會，中國連春節都不敢賦予其節日應有的喜慶，中央電視台單調的一台春晚便把全國人民給打發了，在本該狂歡的春節，春 晚還時常成為假大空的政治教育，還不如華人傳統的廟會更具節日的氣氛；片麵強調舉國所有家庭同時團圓，在春節期間把偌大的中國搞的毫無生氣，市場蕭條。人 類社會總會有壓力，而這些壓力必須定期地進行釋放，否則不僅影響個人身體和生活，還是社會動蕩的潛在因素；而節假日的聚集狂歡應該不失為釋放壓力的良好方 式，使人們及時釋放心中的不爽與壓力，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中共有意在回避六四事件，從積極的角度理解依然是為了穩定，確保經濟發展的大環境， 而在海內外活躍的所謂民主人士，這三十年來的努力則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有努力幾乎都在與中共背道而馳，破壞中國的穩定環境。趁著中共不敢辯駁，他們借 機以點帶麵宣傳八九學潮，除了渲染仇恨便是標榜自己，還把平反六四這一訴求淩駕於實現文明之上，還荒謬地爭論中共是否有資格平反六四。平反六四意味著什 麽？那就是中共政府全錯了，八九學潮中的激進分子全部偉光正，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八九學潮實為在是非混亂的背景下務實與激進的路線之爭，其中值得肯定的， 也隻有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而這一點恰恰在學潮初期便已經被中共政府肯定過了。可以預言，即使有朝一日有人給六四平反了，客觀上也隻是為了平複人們心中的 一種情緒，絕非為了還給中國一個公道。六四應該紀念，有益的紀念是為了悼念亡靈，反思方方麵麵的不足，重新明確群眾運動的文明規範，而絕不該是為了渲染仇 恨，為少數人沽名釣譽。即八九學潮留給中國人的，隻有無盡的哀思和反思，沒有勝利者；中國的文明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政府對民意任何形式的打壓都是可恥 的，而政府對民粹的打壓也是必需的，所以真正的民主人士在促進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言行的度。積極理性表達，杜絕捕風捉影，尊重法製秩序， 切忌不依不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