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導師到敵人：毛澤東與胡適的恩怨往事
大中小2013-09-02 23:21:08轉發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電子報
【多維曆史】毛澤東和胡適相識於20世紀20年代，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對於毛澤東的影響可謂非比尋常，毛澤東曾一度視胡適楷模。但由於諸多原因，兩人漸生齟齬，最終分道揚鑣。毛澤東在建國後一次宴請高級知識分子的座談會上曾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文史作家趙映林撰文《胡適與毛澤東》，講述毛澤東與胡適的恩怨始末。
毛澤東與胡適
新文化運動中的毛澤東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後的中國，隻要向任何一個知識青年提問：“你喜歡讀什麽雜誌？”他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新青年》雜誌。”如果再問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誰？”他同樣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是胡適和陳獨秀。”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毛澤東就曾這樣回答過。
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麽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胡適隻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於1891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還在毛澤東讀中等師範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後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那時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生的由來。後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並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從這，我們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願望，響應蔡元培、吳玉章在北京發出的號召，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七、八個月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準備的工作上”。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
當時，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很不理解。對此，毛澤東做了解釋：“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一年多後，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又說到這件事：“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隻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由此可見，毛澤東最後決定不去法國勤工儉學，主要原因是在於他要了解中國的國情，研究國內的問題。他認為這樣對國家、對民族是更為有利的。後來的曆史證明，毛澤東的確是中國共產黨內最了解國情、最了解農民的領袖。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的形成，不能說與此沒有淵源關係。
毛澤東不去法國的第二個原因呢，則與胡適的態度有關。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胡適讚成、支持他留在國內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讚成“多研究些問題”的。毛澤東在信中提到胡適的《非留學篇》一文，說明毛澤東讀過這篇文章，受到這篇文章影響。
毛澤東不去法國留學的第三個原因，還與那一時期剛好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關。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胡適不想談政治，但這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於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胡適的這些觀點遭到了反駁。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在監獄裏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對當年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談不上是什麽反對馬克思主義。還要說明的是，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雖然首先並主要發生在胡適與李大釗之間，但直到李大釗被奉係軍閥張作霖殺害，李大釗始終都認為自己與胡適之間的友誼超過自己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
毛澤東在這場爭論中是什麽態度呢？就目前見到的史料，筆者認為毛澤東是讚成“多研究些問題”的，因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製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既然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當然不可能跑到國外去研究。所以，毛澤東也就不去法國了。
胡適曾支持過青年毛澤東
而五四運動的發生更堅定了毛澤東留在國內參加火熱鬥爭的決心。
之後，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一手創辦了“文化書社”。書社裏重點銷售的圖書也有胡適的一些著作，如《嚐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白話書信》、《短篇小說集》，或是登載胡適文章較多的刊物《新生活》，還有就是胡適的老師美國杜威教授的書，如《杜威五大講演》、《實驗主義》、《現代教育的趨勢》、《美國政治的發展》等。從文化書社銷售的這些書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態度與立場。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不僅受到胡適的影響，而且在從事革命活動時也得到過胡適的支持。
《西行漫記》記載說，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胡適欣然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要求，表示盡力給予支持，以後他也是這樣做了。說明胡適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當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時，胡適看過之後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胡適撰文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樣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
接著他又專門對《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胡適寫道：“《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麵。《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此時的胡適已經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可卻對充滿反叛精神的《湘江評論》與毛澤東的這篇《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給予這樣高度的評價，也反映了當年風雲際會、名滿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適對青年毛澤東的器重。胡適確實很有眼光。可惜的是，《湘江評論》隻辦了五期，就被湖南督軍張敬堯下令給查封了。
胡適的這段評介、讚揚，無疑是對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革命運動與《湘江評論》的極大支持與鼓舞。以胡適當年的身份、地位與社會影響，他的這篇文章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遠非一般文章所能及，即使如後來名聲響徹雲霄的李大釗、魯迅文章也是一時不及。正是由於胡適對《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的褒揚，使得該文迅速為《新青年》、《星期日》、《晨報》、《新潮》、《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報刊所推薦與轉載。後來大陸在50年代批胡適時，把胡適主持《每周評論》時撰寫的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釗身上。
根據現存已查閱到的史料，我們得知胡適當年還曾支持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談什麽呢？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為了爭取支持；毛澤東去拜訪了胡適，把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誌，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毛澤東在此還特別說明，自修大學的名字是胡適先生給起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生日，中午，胡適在台北家中留秘書胡頌平吃飯，談起了毛澤東的老丈人楊昌濟。胡頌平由此便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老丈人帶進去的嗎？”胡適告訴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燒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那天，胡頌平還特地把心中一個疑問提了出來，他問胡適：“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胡適告訴說：“不，當時章行嚴（章士釗）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不過，毛澤東說自己進北大圖書館是楊昌濟先生介紹的。
毛澤東從胡適處取回請胡適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後，就正式擬定了“湖南自修大學章程”，並采納了胡適的一些具體意見和辦法。說明毛澤東很重視胡適提出的建議和意見，也反映了青年毛澤東在從事革命活動時是得到了胡適的支持的。正因為這樣，胡適才贏得了毛澤東對他的尊重。1920年4月，當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後，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澤東一回到湖南便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後的形勢。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麽？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如果胡適對青年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沒有給予支持的話，毛澤東是決不會寫信向他報告湖南“驅張”後的新形勢的。
解放前毛澤東曾爭取胡適“入夥”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提出統戰策略，像胡適這樣的名人自然是努力爭取的。最突出的有兩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3月27日，國民黨行政院發表胡適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胡適長談，希望胡適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談話中，胡適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中國共產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
第二件事還是發生在那一年。這年的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人訪問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適的學生，又是胡適的摯友。毛澤東沒有放過這一統戰機會，在見麵之後，毛澤東便以學生的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對延安的感受與黃炎培對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從延安回到霧都重慶，黃炎培出版了《延安歸來》，對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大加讚賞，說延安“一片光明，溫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卻說毛澤東的氣度“咄咄逼人”。在重慶的報紙上，傅斯年通過文章向自己的老師兼朋友胡適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也談了對毛澤東的上述印象。
胡適見到傅斯年的文章後，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現譯傑弗遜）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此時正值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而斯大林於胡適電報之前兩天，也催迫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會談，電報說：“坦率告訴（中共），我們認為暴動的發展已無前途，中國同誌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並解散其部隊。”對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非常不滿，1949年年底，毛澤東去莫斯科終於講了出來。
不論是胡適的“規勸”，還是斯大林的高壓，毛澤東都沒有聽。胡適的這種態度決定了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了。但毛澤東還是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他說：“隻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了後笑拒了。
這樣一來，胡適從統戰名單中被除去了。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勝利取得全國政權的前夜，1949年1月26日，新華社在廣播中將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列為戰犯。這以此後，胡適又多了一個頭銜——重要的戰爭鼓動者——戰犯。
批判胡適運動的高潮
時間進入五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黨經過鎮壓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後，政權已經完全得到了鞏固。1954年，毛澤東發動了“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而在這之前，在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的“三大運動”的同時，大陸就開始了批判胡適，隻不過當時僅限於知識界的小規模會議。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學舉辦討論“胡適思想問題”的學術會議，接著在上海召開“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在美國的胡適知道後說道：“我一向是樂觀的人，總覺得這種局麵不會長久。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憶。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於溫習胡適的書。”胡適估計“這種局麵不會長久”，是錯估了形勢。到1954年，大陸思想文化界終於掀起了一場全麵大規模地批判胡適思想的政治運動。
這年的10月16日，毛澤東就《紅樓夢》研究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有關人員，號召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一時之間，批判會不計其數，批判文章如雪片飛舞，大家口誅筆伐，當時確實使胡適在大陸的威信掃地。一大批專家學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從1951年算起，這場運動前後斷斷續續進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時才告結束。那時大陸還派人向旅居美國的胡適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適的思想。”胡適笑了起來：“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
胡適的次子胡思杜沒有隨胡適到美國而留在大陸。北平和平解放後，他進華北人民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學習結束分到唐山鐵道學院任教。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他也不得不寫了批判文章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香港《大公報》、台灣的《中央日報》、美國的《紐約時報》等都轉載了他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麽進步性的”，指責胡適“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終在蒙蔽人民”、“某心為美國服務”。又說：“（他的）一係列的反人民的罪狀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還說：“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胡思杜並沒有因為批判了父親，和父親劃清階級界限而免遭厄運，1957年他也成為數十萬右派分子中的一員，結果在絕望中自殺。
胡適回台灣時，蔣介石為了籠絡胡適，專門約見了胡適，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報》，上麵有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蔣介石詢問了胡思杜的近況，對此事表示“關懷”。孰料胡適卻不領情，反認為這是蔣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譏，巧妙地兜出蔣經國的老底：“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這是暗指1927年蔣經國在莫斯科寫文章大罵其父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我的敵人”，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轍嗎？蔣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沒有料到胡適入室操戈，隻好報以苦笑，不歡而散。
胡適對小兒子胡思杜的文章沒有作過任何回應，隻是把這份《大公報》的剪報粘貼在自己的日記裏。但他對大陸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陸的學者（這些學者幾乎不是胡適學生，就是胡適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給沈怡寫信說：“此事（指大陸批胡適的運動）確使我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 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裏。這‘幽靈’是掃不清、除不盡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因我受罪苦！除夕無事，又翻看你寄來兩批資料（指大陸批胡適的剪報），不禁想念許多朋友，終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陸批判和清算胡適思想的時候，台灣“國防部總政治部”在“特字99號《特種批示》中稱胡適”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
胡適以畢生精力致力於思想自由、言論獨立、不肯盲從、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實現個人價值，是否超越了時代，而不為時代所容？否則，魯迅為何要說胡適是一位”荷戟獨彷徨“的曆史鬥士？看來，胡適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
(一青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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