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理論求真 風雲圖辯——專訪李洪林
騰訊，《大師》第90期
懷念在“鎮反”中被槍決的蘇校長
《大師》：您一直作理論工作。能不能談談怎樣從一個青年學生進入理論園地？什麽年紀入了黨？最初是如何接觸到共產黨思想的？
李洪林：你們這個欄目是采訪大師的。大師要有學問，我卻沒有什麽學問。小時候家裏窮，又到處流浪，沒有好好念過書，不過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說“兩條道路的鬥爭”嗎？我二十歲以前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二十一歲入黨，要為共產主義奮鬥，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我今年八十八歲，“回顧所來徑”，在這條路上已經都走了六十七年，也該重新認識一下了。
我出生在遼寧省蓋平縣大石橋李家屯。父親童年就失去父母成為孤兒。他隻上了兩年小學，十幾歲就到外麵打工，在商店當學徒，去工廠燒鍋爐。當學徒時學會抄抄寫寫，記賬打算盤。後來在張學良的東北軍騎兵第三師軍需處慢慢熬成一個軍需少尉，每月掙十九元八角錢養活我母親和我。我母親生了四個孩子，農村衛生條件非常差，兩個孩子都是臍帶破傷風死的，一個是麻疹死的，就剩下我一個孩子了。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我和父母親長年到處流浪，那時候有首歌叫做《流亡曲》，其中唱道：“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我還真是走遍了黃河長江，北京、河北、河南、陝西、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都住過。生活很清苦。我上學就更艱難了，小學上了八個，中學上了五個，淨轉學了，大部分時候都在做插班生，剛剛對新課本入了門，剛剛和同學們熟悉了，又流浪到一個新地方去了。所以學問的基礎打得很差，基本上靠自己。我很喜歡讀書，什麽書都看。家裏再困難也還供我上學。隻是1940年在四川時我輟學過一次。當時父親在洛陽前線，母親領著我住在四川廣元鄉下。因為生活困難，到一個糧秣廠給人家抄抄寫寫，一個月可以掙30斤大米。（當時通貨膨脹，國家為保證職工生活，用大米作為基本工資，另加有差別的法幣）。我當時在廣元唯一的中學太華中學讀初二，因為功課比較好，校長很喜歡我，得知我輟學，就找人帶話，不收學費讓我回學校去。當時我家住在離縣城十五裏的鄉下，我就每周從鄉下背著幹糧去學校，又繼續上學了。
我至今都懷念我的校長，他叫蘇華清，抗日戰爭中他逃難到四川，在沒有中等學校的廣元，創辦了私立太華中學，利用一座破廟作為校舍，辛苦辦學，在這座抗日後方的小縣城裏，使一大批青少年能受到中等教育。特別是我，如果不是他的關愛，我的求學之路早就中斷了。後來我之所以能在顛沛流離中一直讀完大學，蘇校長拉了我一把，真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太華的老同學告訴我，廣元解放後，蘇校長在“鎮反運動”中被槍決了。我不知道在戰時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靠私人力量熱心辦學，對青年學子充滿慈愛的一位民間教育家，為什麽會成為“反革命”。我現在對此事當然沒有發言權。但作為當年太華中學的一名學生，和蘇校長朝朝暮暮相處兩年（他和我們一樣，都住在那所破廟裏，洗臉刷牙都在一個院子裏），他除了跑裏跑外為學校的校務教務和事務奔走以外，還要擔任我們班的《國語》課和作文課老師。全班三十幾個學生的作文本，他都一一仔細用紅筆批改。凡有精彩的句子，都要圈圈點點。而且最後都要寫上評語。每次他發還作文本時，同學們都會欣喜地檢閱有多少地方得到圈點，整篇作文又得到什麽評論。這種教學法使學生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說，是他奠定了我白話文的寫作基礎。我不知道，已經把全部時間和整個身心都放到這群孩子身上的蘇校長，怎麽還有時間去當“反革命”呢？世界上有如此熱愛孩子的“反革命”嗎？
曆來新統治者上台，都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辦法一是側重立德（例如大赦天下），一是側重立威（例如焚書坑儒）。立德使人擁護，立威使人害怕，辦法就是殺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雖然屬於專製主義，但除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儒家都提倡“不嗜殺人”和“尚德慎刑”。
“鎮壓反革命”當然屬於立威，但是把它作為一種“運動”，也就是把殺人作為一種運動，甚至給下麵規定指標，而且以殺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隻有毛澤東一個人，顯然這種政治文化和人類文明是背道而馳的，在那種“殺人運動”中，“擴大化”濫殺無辜是必然的。我不能斷定蘇校長之死是否屬於“濫殺”，但我相信，等檔案解密以後，事實總會清楚的。
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真正是“六親不認”
我入黨是在西北農學院上大學的時候，和我住一個房間的同學李殿成是地下黨員，他比我大五六歲，見多識廣，每天給我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又指導我看書，所以我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和一般理論都懂得一些。他後來還跟我講延安，介紹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覺得這個地方真好，能當個共產黨員更好。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校園散步時我問他，你能不能找到共產黨？他說：“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就是共產黨，而且是特委書記，有權批準入黨。我說那我能參加嗎？他說你行啊，我可以批準你。地下入黨，一切從簡，也不用什麽儀式，我就成為共產黨員了。他給我詳細交代了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並且很嚴肅地對我說：“你一定要記住今天這個日子，這是你政治生命開始的第一天。”那一年我21歲，那一天是1946年6月30號，它和我的生日一樣，我都會記一輩子。那時候入黨隻有危險，讓國民黨抓住是要殺頭的，但當時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學運、罷課、鬧學潮。1947年“六二”全國“反饑餓反內戰”大罷課，西北農學院也參加了。我不但組織本班同學參加罷課，而且在自己主編的《農經學報》上報導了這場學潮。我當時別的東西都不懂，隻懂得馬克思主義，而且從心裏相信共產主義是最偉大的事業，加入了共產黨，一心一意就是為這個事業獻身，別的什麽都不顧。當時的心態真有點像和尚出家一樣，六根清淨，一心成佛。
我父母這輩子沒過什麽好日子，父親雖然有個飯碗，在國民黨軍糧廠做軍用餅幹。但是抗日戰爭勝利後，軍糧廠撤銷他就失業了。家裏沒有生活來源，他們倆就靠給人洗麵袋為生（把舊麵袋洗淨漂白，再賣給麵粉廠，麵粉廠再印上商標就能重新使用）。我大學畢業後，按照組織派遣，到陝西郿縣一所中學教書。當時通貨膨脹，每月掙140萬法幣，學校夥食費一個月要138萬，剩下的錢都買不了幾根煙抽，也養不了家。
國民黨那時候對思想文化的控製比共產黨差多了，重慶可以出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三聯書店可以出版很多進步書籍，而且在大學裏的小書攤上就可以買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澤東報告《論聯合政府》，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以及《新民主主義論》等在西北農學院都可以買到。我上大學是全公費，吃飯不要錢。除了夥食費還有點結餘。另外我還給報紙副刊投稿掙些稿費，所以我買了很多進步書籍。後來在中學教書時，用這些書給學生建了一個地下圖書館，書都分散在學生手裏，互相私下傳閱。當時我很注意，書上都沒有我的名字，就這樣教書教了一學期都沒被發現。可是學期快結束時，有個學生把一本蘇聯小說放在課桌上，被國民黨派到學校的教導主任（實際上是個特務）發現了。他就開始查這本書的來頭，還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一看，這個地下圖書館遲早會整個暴露，而且一定會查到我這兒，所以立即找校長辭職，說我叔父幫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校長說：“我們淺水養不了大魚。可是這一學期還沒有完，怎麽辦？”我立刻把西北農學院一個失業在家的同學鄧鵬翔請來頂替我，這才跑掉了。
我這一跑，家裏一點也不知道，我父母兩個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我畢業後教書雖然工資僅夠自己糊口，但畢竟人還在他們身邊。如今忽然渺無蹤影，不知去向，連一封信或一個字都沒留下，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兩人晝夜倚門而望，終於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幾個月，多虧一位東北同鄉熱心照顧，才熬到一年後我回家見麵。我現在一想起來就後悔，對生身父母這樣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時卻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雙親，真正是“六親不認”。
我從郿縣逃出後，找到組織上的一個關係和地下通道，就和我的領導人李殿成一起到延安去了。1975年我五十歲時，曾經寫過一組古體詩給他，紀念我們當時的經曆，其中一首這樣寫道：“朝聞還鄉路，暮乘一葉還。敢辭風波險，為見慈母顏”，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豪情，把自己真正的慈母扔下不管，去投奔了共產黨這個“慈母”。我那次從他們眼皮子底下失蹤，讓他們經曆了整整一年倚閭而望得煎熬，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健康。“黨性”已經完全吞沒了我的人性！這就是我那時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終生。
被批把“小彭德懷”的信給毛澤東，有口難辯
《大師》：之後理論工作是怎麽做起來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他因為組織關係丟掉了，要接受審查才能恢複黨籍，地下工作都是單線領導，所以我的黨籍也必須等待他恢複之後才能恢複。於是組織部就把我分配到延安大學，讓我一邊學習一邊等待。當時延安大學專門吸收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學生，經過短期訓練再分配工作，我到延大先要考試，就是寫一篇文章，這我很在行。他們一看好像我還有點馬克思主義水平，就留在教育處做理論工作。全國解放以後，我先在西安後去蘭州，在西北師範學院一邊做政治工作一邊教政治課，之後又在中央黨校學過兩年哲學，畢業後調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說沒離開過理論工作。其實我的理論基礎還是做地下工作時打下的，至於理論工作所必需的文化知識，除了有幸在中小學遇到一些優秀老師受益不淺之外，主要得益於自學。一有時間就找書來看。甚至在逃難途中都利用機會找書來看。那些年逃難主要是坐船，一坐就是十天半月，特別是從重慶去廣元，在嘉陵江裏逆水而上，整整坐了兩個月的船。真是看了不少書。上大學時，我雖然入了黨要做地下工作，不過學習並不吃力，拿學分沒有問題，所以全部課餘時間都如饑似渴地閱讀一切所能找到的進步書籍和報刊。
《大師》：反右時沒波及到您？
李洪林：沒有。那時候我已經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這個單位是直接給毛澤東服務的，專門作調查研究，寫些理論文章。陳伯達是主任，胡繩、田家英是副主任。鳴放時，黨支部書記到處找人征求意見。胡繩的秘書很熱心地提了些意見。反右時，支書從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見匯在一起揭發出來，把他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算是完成任務了。
《大師》：大躍進時期，您曾給《紅旗》雜誌起草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為大躍進鼓與呼，這恐怕是您最脫離實際的理論工作階段了。試想，如果您當時了解一點兒生產一線的真實情況，又會怎麽做？就真的能我手寫我心了嗎？
李洪林：那篇文章應該算我寫的文章裏最“拔尖”的一個，最主觀主義、最左的一篇。那時候工作很忙，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思想界動態》，沒有精力到下麵去看一看實際，隻能通過報紙和內部資料來了解情況。那時候各種信息也都發熱得厲害，滿腦子被那種“大躍進”的氣氛鼓舞起來了，當時很少有人是清醒的。像我給《紅旗》寫的那篇社論，就是真心實意寫的，如果能到下麵真正了解實際情況，我不會那樣寫，因為我沒學會瞪著眼睛說瞎話。
《大師》：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時，您因刊登青年張治水的一封信受到批判。這是您第一次在黨內“犯錯誤”受處罰嗎？當時總結出什麽教訓沒有？
李洪林：張治水當時是武漢華中工學院的一個學生，他當過誌願軍，複員後上大學，家在農村，眼看著所謂“三麵紅旗”對群眾造成的災害這麽嚴重，就給毛寫了一封信，大概有三萬字，全麵地把農村情況反映了一下。他很有水平，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是個“怪胎”。我覺得在1959年能把人民公社稱為“怪胎”的，全中國隻有他一個人，真正把問題都寫透了。中央辦公廳接到這封信以後很重視，覺得是一個動向，直接轉給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編的《思想界動態》不對外發行，隻給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各省第一書記和各部部長看，每期隻印幾百份，一個月兩期，由我負責編。
第一次看到張治水的信真使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根本不了解下麵的實際情況。但是他寫得有鼻子有眼，真可以說是用血淚寫成的信，這個人不可能是亂寫，但是我也不敢貿然相信，因為腦子裏麵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所以就比較客觀地摘了幾千字編成一期《動態》，胡繩也覺得很重要，印好後馬上發。那時正是1959年7月，中央在開廬山會議。當時各省爭先恐後大放衛星，誰吹牛吹得最厲害，得到中央重視，誰就能出名，還能升官。本來廬山會議是一次糾正“大躍進”錯誤的機會，不料彭德懷一封講真話的信碰到了毛的痛處。彭這個人就是直來直去，不像別人會拍毛的馬屁，所以一下子被毛“算老賬”，非把他打下去不可，於是這個會議就變成反右了。
這期《思想界動態》就是這時候用飛機送到廬山，正好撞到了毛的槍口上，因為彭德懷的信就說大躍進不行，太狂熱，要降溫，而這封信是全麵批判“三麵紅旗”，比彭德懷的還要厲害。陳伯達這個人投機心理很重，一天到晚體會研究毛的心態，怎麽樣拍他馬屁，所以他立即扣下這期《動態》，並打電話到北京，讓政治研究室立刻把刊物收回。這時《思想界動態》“捅漏子”的消息很快傳遍沙灘大院，因為陳伯達同時還是《紅旗》雜誌的主編，為了領導方便，把這兩個單位放在沙灘紅樓一個院子裏，當時中宣部也在那裏，所以整個院子裏的人都知道這期《動態》出事了。
反右傾時，我自然成了政治研究室的一個重點對象，說我很配合彭德懷，彭德懷在廬山寫信給毛，我把“小彭德懷”張治水的信給毛，真是有口難辯。關鋒的大字報更厲害，說我摘錄張治水的信，刪去了重要的部分，這是包庇他。其實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彭德懷寫信，但是不知道也不行，這說明我骨子裏就有右傾機會主義，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倒黴了，1960年春天下放到農村種地去，不叫勞動改造，叫做勞動鍛煉。據說“下放”是為了接觸實際，糾正右傾錯誤，但我卻剛好相反，接觸實際以後，越發右傾了。
《大師》：後來這個青年張治水的命運怎麽樣了？
李洪林：他也挨批了，成為當地的一個重點，被叫作“小彭德懷”，後來也是一輩子不得誌。前些年我在美國寫《往事回憶》時，把這件事寫出來刊發在香港一本雜誌上，張治水在深圳看到文章後通過雜誌社聯係到我，我們成了電話聯係的朋友。去年我把他那封信全文摘錄給《炎黃春秋》發表，寄雜誌給他時，他已經腦溢血躺在醫院了，他家人把這件事告訴他，他已經癱瘓，不能講話了，但還能聽見，直掉眼淚。
這是多麽傑出的人才！就這樣坎坷一生，終於被埋沒了。當年在廬山會議上逢迎毛澤東、圍攻彭德懷的那些中共中央委員們，如果站在張治水麵前，能不感到慚愧嗎？他們當時難道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真相一無所知嗎？為什麽沒有一個人敢講真話？如果這些人都能像張治水這樣，如果他們心中多少還有一點良知，中國人民能被毛澤東坑害得餓死幾千萬嗎？
從農村回京後把馬恩列斯藏書全賣給廢品收購站
《大師》：講講你到農村後的情況。
李洪林：下放種地對我是一種懲罰，但卻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最底層。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抗日戰爭逃難時，也多次長期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苦到這個程度，農民還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支配自己。這一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裏是農民哪，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失去一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由。土地改革時分到手裏的田地，如今不但已不再歸他支配，反而成為強製他們的牢籠了。每個農民都是聽由公社支配的“社員”。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有的地方就是出去要飯都得公社批準。農民連討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
我“下放”在北京周口店公社，秋收後被分配去打場，場頭劉三爺是個慈祥的老人。他在場院有個小房，讓我搬去一起住火炕。晚上他要看守場院，不能睡。但是他心疼我，讓我先睡一會兒，到半夜再叫醒我吃白薯，他把犁地時翻出來的小白薯用小炕爐烤熟，一邊吃一邊聊。他給我講了很多農村的事情，特別是“公社化”時的“共產風”怎樣弄得天怒人怨，才使我真正知道張治水那封信是多麽正確。所以那一段生活使我至今回想起來都是難忘的。
《大師》：1962年您又參加了田家英領導的湖南調查？
李洪林：在那之前還有一段經曆，1961年我剛從周口店回機關，又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一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管生產和整社。當時我們工作組三個人搞了一個調查，調查農村曆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單幹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幹，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糧食產量曆年遞減，這是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製度。
我們三人到了高碑店以後，住在隊部，大隊有個小食堂，給我們做飯吃。我們按自己的糧食定量可以吃飽。但是社員每天隻有三四兩的定量。有一天一個農民餓得站不起來，硬是爬到食堂去討一口飯吃！這種情景真讓人心酸，到現在我都記得當時的景象，1959年我因為右傾而挨批，當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下鄉真正接觸了一下實際，就不光是痛苦，而且陷入彷徨了。按照馬克思主義、按照社會主義改造的世界，怎麽成了這個樣子？
1962年到湖南，那時候中國已經被“三麵紅旗”弄得跌到穀底，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派田家英帶了三個調查組去湖南，一個組去湘潭，一個組去湘鄉，我去了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這是劉少奇的老家，比較突出的特點是死人最多，有很多戶死光了。大部分人屋裏就剩一個破床架子，用幾塊破磚和石頭臨時搭的灶台。真是家徒四壁。大躍進的時候，這個地方的掌權者異想天開要“並村”，把農民從依山而建的房子裏趕到水田裏去蓋樓。農民拉家帶口還要喂豬養牛，根本沒法集體住進那種一字排開的簡易樓，隻好又搬回已被廢棄的原址。但原址已被拆得亂七八糟，修修補補也不可能恢複原貌了。這場可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真是把農民整個剝奪得精光！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太苦了。這個組的調查報告最後由我執筆，我都如實寫了。田家英說這份報告把對人的破壞寫得很透，原樣交給毛和劉。結果毛看了以後非常惱火，把田家英批得很厲害，田家英是個有擔當的領導者，他把毛的批評自己完全承擔起來了，不像陳伯達，什麽問題都往下推。
《大師》：從湖南回京後您把馬恩列斯的個人藏書全部賣給廢品收購站，並要求“洗手不幹”了。思想上有如此之大的逆轉，卻仍然隻能服從黨的工作安排？那這種內心與現實的衝突如何排解？
李洪林：共產黨把中國的農村搞成這個樣子，使我這個共產黨員感到痛心和慚愧。想當年入黨時曾以自己從事人類解放事業而自豪，如今這些幹部竟如此胡作非為，如果不改弦更張怎麽得了？但是黨內久已形成的潛規則是“左比右好”，理論就是為這種左傾路線進行包裝。我覺得我的理論實在沒法為這種政治服務，講真話就要犯錯誤，隻有講假話才行，我不能昧著良心做這種事，所以除幾部線裝古書和幾本工具書以外，把曆年藏書都賣掉了，並要求調動工作。當時政研室秘書長柴沫對我還好，安慰並挽留我。共產黨員還有“個人服從組織”這條原則，所以我又留下來了。
陳伯達怕《思想界動態》再給他惹禍，當時已經停刊。湖南調查回來不久，田家英有一次來找我，讓我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這個工作量很大，除了《毛選》，還要搜集所有他公開發表的言論。我一直編了一兩年。編好後，田家英很欣賞，找了人民出版社用《毛選》的規格來出版一大本精裝的《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作為內部專用書，發給中央委員、正部長和各地方一把手。
1964年這本書剛編完，原來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擴大成為馬列主義研究院，陳伯達當院長，副院長是胡繩和周揚，柴沫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由軍隊調去一個專職黨委書記趙易亞。此人在文革中領導全院紅衛兵奪了權，鬥死了柴沫，然後就把我和丁偉誌、王忍之、還有馬仲揚（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讓我們一天到晚挨批鬥、掃廁所，三九寒冬還要我們掏大糞，送到農村去施肥。
到1969年，陳伯達就解散了研究院，少數幾個人留在北京，大部分人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把我們安置到漢沽國營農場當工人，我被分配到畜牧隊，在鴨房養鴨子，後來又到機務隊當副隊長，在那裏還學會了開拖拉機。蘇聯“老大哥”把淘汰了的鏈軌式拖拉機賣給中國，整個是一個大鐵塊，笨重之極，中國還當成寶貝。有一次我在水田裏耕地，拖拉機脫了軌，隻好用人海戰術把拖拉機抬起來放到旁邊，然後把鏈軌擺直，再把這個大鐵塊抬上去。
胡耀邦看中了我的批毛文章《科學和迷信》
《大師》：這就是您文革中的經曆？
李洪林：是。1974年我從漢沽農場調到河北省委宣傳部研究室，實際上就是河北省委的寫作班子。這裏寫文章是集體，大夥兒湊，而且在內容上也都得“對口徑”，不能超出“兩報一刊”的提法，以免犯錯誤。
我那時候很懷念延安的作風，人和人的關係很平等，大家都住窯洞、吃小米，穿的衣服也都一樣，領導上沒有官架子。後來到了政研室，領導上也都平易近人。到了河北省委宣傳部，雖然一般同事都很樸實，但是有些官員太俗氣了，官兒不大，文化不高，架子不小。所以我不愛坐機關，愛往外走，正好1975年冬要派工作組下鄉去搞學大寨，我就主動去了。
去的地方是河北任邱縣天門口公社。這次下鄉又接觸到一些過去沒見過的新鮮事，像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樣，我也可以說是目睹了不少怪現狀。“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是毛澤東促進中國工農業生產的兩條萬靈咒語。隻要農業一學大寨，生產立刻都上去了。這一回到了任邱以後我才知道，原來學大寨是一場災難，陳永貴搞的那一套對全國農村可是造了大孽。不管什麽地方，都要“改天換地”，大搞水利工程。一是“挖渠”，一是“平地”。“平地”方麵，要求“埂直如線、地平如鏡”，結果是大量翻土，用生土蓋住熟土造成平地，地就不肥了。在挖渠方麵，最缺德的是不斷重挖，因為每一任縣委書記都要按自己的意誌在地圖上畫出渠道走向，命令各公社重新挖過。所以當時有個口號叫作：“張書記挖了王書記埋，李書記上任又重來”。我到地裏看過，確實是這樣，不少巨大的幹渠挖了半截就不要了，新書記來了又另挖新的，不但浪費了大量人工，而且好好的耕地被挖得亂七八糟，挖渠翻出來的大量黃土，又覆蓋了大片青苗。中國農民的血汗，就是這樣被那些官老爺們任意踐踏！這就是“農業學大寨”！
1975年底開始批鄧，其實鄧小平從1975年重新上台以後很得人心。文化大革命把大家搞苦了，他上來以後人們覺得還有希望。然而剛有一點希望又要批鄧，所以群眾的心又涼了……
接著周恩來又去世了，當然我現在因為材料看得多了，對周的認識有變化，但當時對周是非常有感情的。那時已經知道他和毛的矛盾，他死的時候毛都不去看他一眼。從《參考消息》上得知，送周的靈車上八寶山的時候，整個長安街站滿了人，我也很難過，當時就寫到：“靈車一去不複歸，忍教忠骨化成灰？朔風街頭人百萬，熱淚翻作雪花飛。”
開春以後，“學大寨”運動結束，我也就回到石家莊。不久爆發了“四五”運動，人們借清明節悼念周恩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宣泄對毛澤東的不滿。這是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即將崩潰的標誌，因為人民群眾已經公開反對他了。當時各省都奉命組織大規模遊行，“擁護華國鋒聲討鄧小平”，但這有什麽用呢？民心向背不是誰能製造的。
《大師》：您在《往事回憶》裏記述了唐山大地震後的一些怪現狀，比如救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救災物品第一緊要的是毛的書和像，還有個老翁因失手打碎毛的石膏像而遭槍決。能否認為，這些親眼所見的荒謬是您不久後的《領袖與人民》、《科學和迷信》等文章的催化劑？
李洪林：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他所造就的無知而有權的長官們的胡作非為，以及這些年來對人民思想上和社會風氣的毒害，都促使我重新思考。毛去世後，我在唐山的追悼大會上還看見一個中年婦女坐在毛的像前，裝出痛不欲生的樣子，一邊幹嚎一邊喊著“唉呀，毛主席啊，我們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啊”，就像以前出殯時的專業哭喪婦，真是大煞風景。毛澤東幾十年的高壓和愚弄，居然能把人的精神麵貌扭曲到這種程度！
我在唐山抗震救災指揮部一直住到1976年底，纖維板搭的抗震棚很冷，晚上毛巾都凍成冰片。但我實在不願意回機關去看臉色，所以幾次輪換我都不走。十月間聽到“四人幫”被抓起來的消息，整個指揮部都沸騰了。有人立即去買酒，但買不著，所有的酒都賣光了。可見人心的憤怒已經到了臨界點，對毛徹底失望了，本來“四人幫”就是毛的四條狗，但是這層窗戶紙到現在還不肯捅破，毛的頭像還高掛在天安門。這一點我很佩服吳祖光，他在政協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屍首從紀念堂裏扔出去！我覺得吳祖光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裏少有的硬骨頭之一。
《大師》：後來您怎麽去了中國曆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工作？
李洪林：出於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彥和丁偉誌的關心。他們在北京都恢複工作了。丁偉誌建議吳江（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把我調到黨校去。洪廷彥在曆史博物館工作，也向楊振亞館長舉薦我。楊館長看過我當時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腦力勞動的曆史命運》。（這篇文章影響較大，涉及十九年前我對張春橋文章的批評。）楊完全讚成我的觀點，聽了洪廷彥的推薦，馬上派人到河北去，把我調來，專門負責籌備建黨28年黨史展覽。同時還解決了我全家的北京戶口。
曆史博物館的黨史展覽原來已經準備了一個基礎，但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思路：整個展廳裏全是紅海洋，大紅標語、語錄，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一個人，比如建黨那部分，連陳獨秀都不提。為了恢複曆史本來麵目，我和博物館的同事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把這個陳列修改得比較真實了。其所以說“比較真實”，是限於黨內高層所能接受的程度。特別像“黨史”這種東西，要擺脫政治，在當今的曆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大師》：原來1958年您就和張春橋交過手了。爭論什麽問題？
李洪林：1958年張春橋在上海寫了一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他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鼓吹平均主義，攻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否定按勞分配製度，把現實的社會差別都說成“等級製”。這篇文章被毛澤東看中，親自加上按語，命《人民日報》轉載，於是立刻風靡全國。正常的社會分工和差別都成為譴責的對象，一些學生不但群起著書立說，而且要上台講課。連醫院裏的分科看病和醫生與護士的分工，也都成為“資產階級法權”而受到責難。當時我並不知道張春橋這篇文章的後台是毛澤東，隻知道不能讓這種缺乏常識的文章誤人子弟，貽笑大方。所以前後寫了兩篇文章批評張的觀點，不過沒有指名道姓。大概《人民日報》早己意識到張春橋那篇文章的問題了，所以我那兩篇文章都發表了。我也很高興，能為扭轉左派幼稚病出了一點力。誰知到了1959年反右傾時，這兩篇文章頓時從“香花”變成“毒草”，反倒成為我一貫右傾的罪狀了。
中國有句俗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哪知道連二十年都不到，1977年我的“毒草”又變成“香花”了。因為鄧小平剛恢複工作要抓科技，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腦力勞動又吃香了。《光明日報》編輯部從舊的《人民日報》上發現當年我那兩聯篇批評張春橋的文章，專門派編輯到石家莊向我約稿，於是我就按照原來的思路寫了那篇《腦力勞動的曆史命運》。
《大師》：當時您又如何獲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這一兼職的呢？
李洪林：我還在曆史博物館的時候，起草小組就經常找我開會。並沒有人告訴我說誰讓我參加起草組，可能是胡耀邦，因為他喜歡我的文章，而且指名把我調到中宣部的。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寫過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學和迷信》。我覺得，如果不從毛澤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不可能從泥坑裏爬出來，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大道。所謂解放思想，就是打破毛的枷鎖，但是誰也不從正麵提出這個問題。於是我就提出：要破除“現代迷信”，“現代迷信”就是毛澤東。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王若水、汪子嵩，社長胡績偉都要發這篇文章，但總編輯秦川為了穩妥不敢發，就把稿子退給我了。
後來《中國青年》雜誌複刊找我約稿，我就把這篇文章給了他們，他們把這篇文章給胡耀邦看，他拿紅鉛筆改了幾個字，建議用“本刊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並囑《中國青年》問我同不同意不用我的名字發表，我說那當然好了，特約評論員更有權威。因為這篇文章，胡耀邦當時就知道我了，1979年籌備理論務虛會時，胡耀邦就決定調我進中宣部。我在曆史博物館做完黨史展覽後，就到中宣部報到並且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組了。
《大師》：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是個什麽規模的組織？
李洪林：規模不大，也就十來個人。起初是起草建國30周年的葉帥講話，接著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組住在玉泉山，工作環境很好。不過我在中宣部工作很忙，家裏還有二老重病臥床需要照顧，所以不能全天參加，隻是開會時去一下，平時都在城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那時我雖然寫了很多文章，但一概沒有稿費。我的工資還是二十多年前的148元，根本沒有錢給父母看病。他們隻能躺在家裏熬時間。我晚上回家能陪陪他們，使他們在走向生命盡頭之前，每天能看到我在他們跟前，能夠聽到我的聲音，還能感覺到我的手在撫摸他們——這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最好的“醫療”了。
記得老友吳祖光寫過一幅大字悲歎自己的命運。但他不寫“生不逢時”，而是寫“生正逢時”。這是多麽挖苦！又是多麽痛心！寥寥四個字，真把我們這種人的命運說絕了！等到後來我有能力給父母看病時，他們早已去世了！“子欲養而親不待”，我是多麽“生正逢時”啊！
三中全會·兩不規定·四項基本原則
《大師》：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論局任副局長，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論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國理論動向的職能部門。當時分三個處，並且編印一種不定期的《理論工作動態》。
我在中宣部時除了日常業務以外，還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組織雙周座談會。因為理論務虛會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在理論方麵抓得最好的一次，會議的思想活躍程度也是中共曆史上空前的。為了使它不至於“絕後”我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定期開小型理論務虛會，也發簡報，一方麵給上麵送，一方麵給各省發，這樣就能把是想解放的勢頭保持下去。於是我找耀邦商量，並建議由他親自主持，他完全同意，並決定每兩周開會一次，同時叫我馬上籌備。可惜後來這個會開得並不多，因為胡耀邦當總書記後，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長了。
他一離開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艱難了。其實我剛調去中宣部時，在北大讀書的孩子少民就不讚成我去，看來，還是年輕人正確。我去中宣部，隻是在胡耀邦當部長時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繼任部長時，對我也很信任，隻是他也沒幹多久，就突然被鄧力群取代，於是我就步入險途了。
1982年鄧力群當部長後，因為我抗拒了他的命令（要我去上海調查給中央提出批評意見者的姓名），他把我職務撤下來卻不放我走。1983年反精神汙染時要整黨，他組織了五次全宣傳部的大會批判我一個人。據我所知，中央機關沒哪個單位是這麽整人的，部長在整風時自己不作檢查，卻把不順從自己的人拿出來大批判。我已經被逼到牆角，隻能挺身奉陪。好在他還沒有剝奪我的發言權，所以我能針鋒相對予以回擊。最後他任何帽子也沒給我扣上，隻好放我走了。
《大師》：1979年理論務虛會，為何一個“不設禁區、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會議，會以一篇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尾？此文對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如何？
李洪林：這是個180度的大轉彎，我體會特別深刻，因為理論務虛會開始時，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找我給華國鋒準備閉幕式講話，他們講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膽地講，讓思想界整個活躍起來。於是我一邊參加小組會，一邊起草華國鋒講話稿，春節休會前我已經寫好講話稿交給胡耀邦和胡喬木看，大體上好像還可以，然後就排版，排個大樣又送上去，之後就再沒有消息了。
春節以後事情就變化了，華國鋒也不講話了，改由鄧小平來講。為此專門成立一個由胡喬木領導的新起草組，成員有我、吳江、宋振庭、滕文生四個人。胡耀邦領著我們到鄧小平家聽指示。鄧的基本調子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嚴厲批評社會上的大字報和民間小報，以及社會上的亂象。原來1978年底給四五運動平反，在社會上影響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都爆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那時候暴露得非常醒目，整個社會都沸騰了。所以務虛會開會時，上麵就批下來兩個文件給會議參考，一個是上海市告急，一個是四川省告急，說社會上亂得很，每天都有人到黨委和政府部門鬧事，他們都辦不了公了。
鄧小平批評社會上的亂象，這是一方麵，另外就是批評黨內這隻手太軟，他講過兩隻手都要硬，抓經濟、抓思想，實際上就是批評胡耀邦。這以後我們起草組再沒開過會，閉幕式上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實際上是胡喬木一個人起草的，直到3月30號在人民大會堂聽取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時，我才第一次聽到具體內容，確實是180度大轉彎，從“兩個不要”變成“四個堅持”，對比太鮮明了！我分析鄧小平態度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除了剛才談到的社會形勢以外，還跟西單牆的一篇大字報有關。
《中國青年》複刊號出版時，被汪東興批評“沒有突出華主席”，要求雜誌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有人把《中國青年》複刊號一頁頁攤開貼到西單牆上，吸引了很多人來看，接著貼出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西單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論務虛會休會期間，一個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直接批鄧小平。鄧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單牆的，他講過“鴉雀無聲不好”。他和葉劍英都支持大字報這種形式，支持群眾自由表達意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複工作的一些老幹部是反對大字報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報被這些老幹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這張大字報的抄件送到鄧小平麵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報嗎？看看吧。鄧小平是什麽人，毛澤東不是說他“綿裏藏針”嘛，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報才貼出幾天，就被抓起來了。
事實上鄧小平這個閉幕講話，應該說是中共度過文革危機後左的本性重新亮相。黨內主流是什麽呢？就是“左”。
中國共產黨整個領導骨幹都是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一手培養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他們的思想方式，毛澤東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見不一樣的人都得搞掉。黨內凡是有爭論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寧左勿右”，這是一切“有經驗”黨員的立命之本。 “左”沒有問題，即便錯了也隻是方法問題，表明立場堅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場問題，從輕的說法算是右傾，要是被劃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隻有1978年胡耀邦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反左的，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黨內外一致擁護，是因為黨的各級領導都被打倒了，隻有反左，他們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傾傳統已經深入骨髓，這些人反左，隻是權宜之計。如果打個比方，這個黨的基本政治傾向就像彈簧門一樣，總是向著左邊，被人推開以後，一撒手馬上又恢複原狀了。所以這種“左”已經不是哪一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共產黨的黨性決定的。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幹部一恢複工作後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報一下子就把鄧小平說服的原因。
事實上三中全會開過之後，黨內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領導骨幹的左傾故態迅速複萌，是促使鄧小平左轉的主要動力，這就是他為什麽能來個180度的大轉彎，從“兩個不要”變成“四個堅持”的由來。鄧小平四項原則講話以後，各個地方聞風而動，一次席卷全國的左傾回潮形成了。
要問鄧小平這篇講話對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那就是它終結了當代中國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重新用“緊箍咒”套在中國人民頭上，又恢複了毛澤東時代對人民思想的鉗製，或者說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
理論務虛會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轉折點。從鄧小平講四項基本原則起，局麵急轉直下。一夜之間，反左變成反右了。
騰訊，《大師》第90期
懷念在“鎮反”中被槍決的蘇校長
《大師》：您一直作理論工作。能不能談談怎樣從一個青年學生進入理論園地？什麽年紀入了黨？最初是如何接觸到共產黨思想的？
李洪林：你們這個欄目是采訪大師的。大師要有學問，我卻沒有什麽學問。小時候家裏窮，又到處流浪，沒有好好念過書，不過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說“兩條道路的鬥爭”嗎？我二十歲以前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二十一歲入黨，要為共產主義奮鬥，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我今年八十八歲，“回顧所來徑”，在這條路上已經都走了六十七年，也該重新認識一下了。
我出生在遼寧省蓋平縣大石橋李家屯。父親童年就失去父母成為孤兒。他隻上了兩年小學，十幾歲就到外麵打工，在商店當學徒，去工廠燒鍋爐。當學徒時學會抄抄寫寫，記賬打算盤。後來在張學良的東北軍騎兵第三師軍需處慢慢熬成一個軍需少尉，每月掙十九元八角錢養活我母親和我。我母親生了四個孩子，農村衛生條件非常差，兩個孩子都是臍帶破傷風死的，一個是麻疹死的，就剩下我一個孩子了。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我和父母親長年到處流浪，那時候有首歌叫做《流亡曲》，其中唱道：“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我還真是走遍了黃河長江，北京、河北、河南、陝西、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都住過。生活很清苦。我上學就更艱難了，小學上了八個，中學上了五個，淨轉學了，大部分時候都在做插班生，剛剛對新課本入了門，剛剛和同學們熟悉了，又流浪到一個新地方去了。所以學問的基礎打得很差，基本上靠自己。我很喜歡讀書，什麽書都看。家裏再困難也還供我上學。隻是1940年在四川時我輟學過一次。當時父親在洛陽前線，母親領著我住在四川廣元鄉下。因為生活困難，到一個糧秣廠給人家抄抄寫寫，一個月可以掙30斤大米。（當時通貨膨脹，國家為保證職工生活，用大米作為基本工資，另加有差別的法幣）。我當時在廣元唯一的中學太華中學讀初二，因為功課比較好，校長很喜歡我，得知我輟學，就找人帶話，不收學費讓我回學校去。當時我家住在離縣城十五裏的鄉下，我就每周從鄉下背著幹糧去學校，又繼續上學了。
我至今都懷念我的校長，他叫蘇華清，抗日戰爭中他逃難到四川，在沒有中等學校的廣元，創辦了私立太華中學，利用一座破廟作為校舍，辛苦辦學，在這座抗日後方的小縣城裏，使一大批青少年能受到中等教育。特別是我，如果不是他的關愛，我的求學之路早就中斷了。後來我之所以能在顛沛流離中一直讀完大學，蘇校長拉了我一把，真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太華的老同學告訴我，廣元解放後，蘇校長在“鎮反運動”中被槍決了。我不知道在戰時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靠私人力量熱心辦學，對青年學子充滿慈愛的一位民間教育家，為什麽會成為“反革命”。我現在對此事當然沒有發言權。但作為當年太華中學的一名學生，和蘇校長朝朝暮暮相處兩年（他和我們一樣，都住在那所破廟裏，洗臉刷牙都在一個院子裏），他除了跑裏跑外為學校的校務教務和事務奔走以外，還要擔任我們班的《國語》課和作文課老師。全班三十幾個學生的作文本，他都一一仔細用紅筆批改。凡有精彩的句子，都要圈圈點點。而且最後都要寫上評語。每次他發還作文本時，同學們都會欣喜地檢閱有多少地方得到圈點，整篇作文又得到什麽評論。這種教學法使學生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說，是他奠定了我白話文的寫作基礎。我不知道，已經把全部時間和整個身心都放到這群孩子身上的蘇校長，怎麽還有時間去當“反革命”呢？世界上有如此熱愛孩子的“反革命”嗎？
曆來新統治者上台，都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辦法一是側重立德（例如大赦天下），一是側重立威（例如焚書坑儒）。立德使人擁護，立威使人害怕，辦法就是殺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雖然屬於專製主義，但除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儒家都提倡“不嗜殺人”和“尚德慎刑”。
“鎮壓反革命”當然屬於立威，但是把它作為一種“運動”，也就是把殺人作為一種運動，甚至給下麵規定指標，而且以殺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隻有毛澤東一個人，顯然這種政治文化和人類文明是背道而馳的，在那種“殺人運動”中，“擴大化”濫殺無辜是必然的。我不能斷定蘇校長之死是否屬於“濫殺”，但我相信，等檔案解密以後，事實總會清楚的。
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真正是“六親不認”
我入黨是在西北農學院上大學的時候，和我住一個房間的同學李殿成是地下黨員，他比我大五六歲，見多識廣，每天給我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又指導我看書，所以我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和一般理論都懂得一些。他後來還跟我講延安，介紹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覺得這個地方真好，能當個共產黨員更好。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校園散步時我問他，你能不能找到共產黨？他說：“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就是共產黨，而且是特委書記，有權批準入黨。我說那我能參加嗎？他說你行啊，我可以批準你。地下入黨，一切從簡，也不用什麽儀式，我就成為共產黨員了。他給我詳細交代了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並且很嚴肅地對我說：“你一定要記住今天這個日子，這是你政治生命開始的第一天。”那一年我21歲，那一天是1946年6月30號，它和我的生日一樣，我都會記一輩子。那時候入黨隻有危險，讓國民黨抓住是要殺頭的，但當時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學運、罷課、鬧學潮。1947年“六二”全國“反饑餓反內戰”大罷課，西北農學院也參加了。我不但組織本班同學參加罷課，而且在自己主編的《農經學報》上報導了這場學潮。我當時別的東西都不懂，隻懂得馬克思主義，而且從心裏相信共產主義是最偉大的事業，加入了共產黨，一心一意就是為這個事業獻身，別的什麽都不顧。當時的心態真有點像和尚出家一樣，六根清淨，一心成佛。
我父母這輩子沒過什麽好日子，父親雖然有個飯碗，在國民黨軍糧廠做軍用餅幹。但是抗日戰爭勝利後，軍糧廠撤銷他就失業了。家裏沒有生活來源，他們倆就靠給人洗麵袋為生（把舊麵袋洗淨漂白，再賣給麵粉廠，麵粉廠再印上商標就能重新使用）。我大學畢業後，按照組織派遣，到陝西郿縣一所中學教書。當時通貨膨脹，每月掙140萬法幣，學校夥食費一個月要138萬，剩下的錢都買不了幾根煙抽，也養不了家。
國民黨那時候對思想文化的控製比共產黨差多了，重慶可以出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三聯書店可以出版很多進步書籍，而且在大學裏的小書攤上就可以買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澤東報告《論聯合政府》，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以及《新民主主義論》等在西北農學院都可以買到。我上大學是全公費，吃飯不要錢。除了夥食費還有點結餘。另外我還給報紙副刊投稿掙些稿費，所以我買了很多進步書籍。後來在中學教書時，用這些書給學生建了一個地下圖書館，書都分散在學生手裏，互相私下傳閱。當時我很注意，書上都沒有我的名字，就這樣教書教了一學期都沒被發現。可是學期快結束時，有個學生把一本蘇聯小說放在課桌上，被國民黨派到學校的教導主任（實際上是個特務）發現了。他就開始查這本書的來頭，還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一看，這個地下圖書館遲早會整個暴露，而且一定會查到我這兒，所以立即找校長辭職，說我叔父幫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校長說：“我們淺水養不了大魚。可是這一學期還沒有完，怎麽辦？”我立刻把西北農學院一個失業在家的同學鄧鵬翔請來頂替我，這才跑掉了。
我這一跑，家裏一點也不知道，我父母兩個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我畢業後教書雖然工資僅夠自己糊口，但畢竟人還在他們身邊。如今忽然渺無蹤影，不知去向，連一封信或一個字都沒留下，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兩人晝夜倚門而望，終於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幾個月，多虧一位東北同鄉熱心照顧，才熬到一年後我回家見麵。我現在一想起來就後悔，對生身父母這樣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時卻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雙親，真正是“六親不認”。
我從郿縣逃出後，找到組織上的一個關係和地下通道，就和我的領導人李殿成一起到延安去了。1975年我五十歲時，曾經寫過一組古體詩給他，紀念我們當時的經曆，其中一首這樣寫道：“朝聞還鄉路，暮乘一葉還。敢辭風波險，為見慈母顏”，這是一種典型的革命豪情，把自己真正的慈母扔下不管，去投奔了共產黨這個“慈母”。我那次從他們眼皮子底下失蹤，讓他們經曆了整整一年倚閭而望得煎熬，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健康。“黨性”已經完全吞沒了我的人性！這就是我那時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終生。
被批把“小彭德懷”的信給毛澤東，有口難辯
《大師》：之後理論工作是怎麽做起來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他因為組織關係丟掉了，要接受審查才能恢複黨籍，地下工作都是單線領導，所以我的黨籍也必須等待他恢複之後才能恢複。於是組織部就把我分配到延安大學，讓我一邊學習一邊等待。當時延安大學專門吸收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學生，經過短期訓練再分配工作，我到延大先要考試，就是寫一篇文章，這我很在行。他們一看好像我還有點馬克思主義水平，就留在教育處做理論工作。全國解放以後，我先在西安後去蘭州，在西北師範學院一邊做政治工作一邊教政治課，之後又在中央黨校學過兩年哲學，畢業後調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說沒離開過理論工作。其實我的理論基礎還是做地下工作時打下的，至於理論工作所必需的文化知識，除了有幸在中小學遇到一些優秀老師受益不淺之外，主要得益於自學。一有時間就找書來看。甚至在逃難途中都利用機會找書來看。那些年逃難主要是坐船，一坐就是十天半月，特別是從重慶去廣元，在嘉陵江裏逆水而上，整整坐了兩個月的船。真是看了不少書。上大學時，我雖然入了黨要做地下工作，不過學習並不吃力，拿學分沒有問題，所以全部課餘時間都如饑似渴地閱讀一切所能找到的進步書籍和報刊。
《大師》：反右時沒波及到您？
李洪林：沒有。那時候我已經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這個單位是直接給毛澤東服務的，專門作調查研究，寫些理論文章。陳伯達是主任，胡繩、田家英是副主任。鳴放時，黨支部書記到處找人征求意見。胡繩的秘書很熱心地提了些意見。反右時，支書從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見匯在一起揭發出來，把他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算是完成任務了。
《大師》：大躍進時期，您曾給《紅旗》雜誌起草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為大躍進鼓與呼，這恐怕是您最脫離實際的理論工作階段了。試想，如果您當時了解一點兒生產一線的真實情況，又會怎麽做？就真的能我手寫我心了嗎？
李洪林：那篇文章應該算我寫的文章裏最“拔尖”的一個，最主觀主義、最左的一篇。那時候工作很忙，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思想界動態》，沒有精力到下麵去看一看實際，隻能通過報紙和內部資料來了解情況。那時候各種信息也都發熱得厲害，滿腦子被那種“大躍進”的氣氛鼓舞起來了，當時很少有人是清醒的。像我給《紅旗》寫的那篇社論，就是真心實意寫的，如果能到下麵真正了解實際情況，我不會那樣寫，因為我沒學會瞪著眼睛說瞎話。
《大師》：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時，您因刊登青年張治水的一封信受到批判。這是您第一次在黨內“犯錯誤”受處罰嗎？當時總結出什麽教訓沒有？
李洪林：張治水當時是武漢華中工學院的一個學生，他當過誌願軍，複員後上大學，家在農村，眼看著所謂“三麵紅旗”對群眾造成的災害這麽嚴重，就給毛寫了一封信，大概有三萬字，全麵地把農村情況反映了一下。他很有水平，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是個“怪胎”。我覺得在1959年能把人民公社稱為“怪胎”的，全中國隻有他一個人，真正把問題都寫透了。中央辦公廳接到這封信以後很重視，覺得是一個動向，直接轉給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編的《思想界動態》不對外發行，隻給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各省第一書記和各部部長看，每期隻印幾百份，一個月兩期，由我負責編。
第一次看到張治水的信真使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根本不了解下麵的實際情況。但是他寫得有鼻子有眼，真可以說是用血淚寫成的信，這個人不可能是亂寫，但是我也不敢貿然相信，因為腦子裏麵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所以就比較客觀地摘了幾千字編成一期《動態》，胡繩也覺得很重要，印好後馬上發。那時正是1959年7月，中央在開廬山會議。當時各省爭先恐後大放衛星，誰吹牛吹得最厲害，得到中央重視，誰就能出名，還能升官。本來廬山會議是一次糾正“大躍進”錯誤的機會，不料彭德懷一封講真話的信碰到了毛的痛處。彭這個人就是直來直去，不像別人會拍毛的馬屁，所以一下子被毛“算老賬”，非把他打下去不可，於是這個會議就變成反右了。
這期《思想界動態》就是這時候用飛機送到廬山，正好撞到了毛的槍口上，因為彭德懷的信就說大躍進不行，太狂熱，要降溫，而這封信是全麵批判“三麵紅旗”，比彭德懷的還要厲害。陳伯達這個人投機心理很重，一天到晚體會研究毛的心態，怎麽樣拍他馬屁，所以他立即扣下這期《動態》，並打電話到北京，讓政治研究室立刻把刊物收回。這時《思想界動態》“捅漏子”的消息很快傳遍沙灘大院，因為陳伯達同時還是《紅旗》雜誌的主編，為了領導方便，把這兩個單位放在沙灘紅樓一個院子裏，當時中宣部也在那裏，所以整個院子裏的人都知道這期《動態》出事了。
反右傾時，我自然成了政治研究室的一個重點對象，說我很配合彭德懷，彭德懷在廬山寫信給毛，我把“小彭德懷”張治水的信給毛，真是有口難辯。關鋒的大字報更厲害，說我摘錄張治水的信，刪去了重要的部分，這是包庇他。其實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彭德懷寫信，但是不知道也不行，這說明我骨子裏就有右傾機會主義，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倒黴了，1960年春天下放到農村種地去，不叫勞動改造，叫做勞動鍛煉。據說“下放”是為了接觸實際，糾正右傾錯誤，但我卻剛好相反，接觸實際以後，越發右傾了。
《大師》：後來這個青年張治水的命運怎麽樣了？
李洪林：他也挨批了，成為當地的一個重點，被叫作“小彭德懷”，後來也是一輩子不得誌。前些年我在美國寫《往事回憶》時，把這件事寫出來刊發在香港一本雜誌上，張治水在深圳看到文章後通過雜誌社聯係到我，我們成了電話聯係的朋友。去年我把他那封信全文摘錄給《炎黃春秋》發表，寄雜誌給他時，他已經腦溢血躺在醫院了，他家人把這件事告訴他，他已經癱瘓，不能講話了，但還能聽見，直掉眼淚。
這是多麽傑出的人才！就這樣坎坷一生，終於被埋沒了。當年在廬山會議上逢迎毛澤東、圍攻彭德懷的那些中共中央委員們，如果站在張治水麵前，能不感到慚愧嗎？他們當時難道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真相一無所知嗎？為什麽沒有一個人敢講真話？如果這些人都能像張治水這樣，如果他們心中多少還有一點良知，中國人民能被毛澤東坑害得餓死幾千萬嗎？
從農村回京後把馬恩列斯藏書全賣給廢品收購站
《大師》：講講你到農村後的情況。
李洪林：下放種地對我是一種懲罰，但卻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最底層。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抗日戰爭逃難時，也多次長期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苦到這個程度，農民還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支配自己。這一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裏是農民哪，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失去一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由。土地改革時分到手裏的田地，如今不但已不再歸他支配，反而成為強製他們的牢籠了。每個農民都是聽由公社支配的“社員”。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有的地方就是出去要飯都得公社批準。農民連討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
我“下放”在北京周口店公社，秋收後被分配去打場，場頭劉三爺是個慈祥的老人。他在場院有個小房，讓我搬去一起住火炕。晚上他要看守場院，不能睡。但是他心疼我，讓我先睡一會兒，到半夜再叫醒我吃白薯，他把犁地時翻出來的小白薯用小炕爐烤熟，一邊吃一邊聊。他給我講了很多農村的事情，特別是“公社化”時的“共產風”怎樣弄得天怒人怨，才使我真正知道張治水那封信是多麽正確。所以那一段生活使我至今回想起來都是難忘的。
《大師》：1962年您又參加了田家英領導的湖南調查？
李洪林：在那之前還有一段經曆，1961年我剛從周口店回機關，又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一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管生產和整社。當時我們工作組三個人搞了一個調查，調查農村曆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單幹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幹，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糧食產量曆年遞減，這是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製度。
我們三人到了高碑店以後，住在隊部，大隊有個小食堂，給我們做飯吃。我們按自己的糧食定量可以吃飽。但是社員每天隻有三四兩的定量。有一天一個農民餓得站不起來，硬是爬到食堂去討一口飯吃！這種情景真讓人心酸，到現在我都記得當時的景象，1959年我因為右傾而挨批，當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下鄉真正接觸了一下實際，就不光是痛苦，而且陷入彷徨了。按照馬克思主義、按照社會主義改造的世界，怎麽成了這個樣子？
1962年到湖南，那時候中國已經被“三麵紅旗”弄得跌到穀底，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派田家英帶了三個調查組去湖南，一個組去湘潭，一個組去湘鄉，我去了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這是劉少奇的老家，比較突出的特點是死人最多，有很多戶死光了。大部分人屋裏就剩一個破床架子，用幾塊破磚和石頭臨時搭的灶台。真是家徒四壁。大躍進的時候，這個地方的掌權者異想天開要“並村”，把農民從依山而建的房子裏趕到水田裏去蓋樓。農民拉家帶口還要喂豬養牛，根本沒法集體住進那種一字排開的簡易樓，隻好又搬回已被廢棄的原址。但原址已被拆得亂七八糟，修修補補也不可能恢複原貌了。這場可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真是把農民整個剝奪得精光！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太苦了。這個組的調查報告最後由我執筆，我都如實寫了。田家英說這份報告把對人的破壞寫得很透，原樣交給毛和劉。結果毛看了以後非常惱火，把田家英批得很厲害，田家英是個有擔當的領導者，他把毛的批評自己完全承擔起來了，不像陳伯達，什麽問題都往下推。
《大師》：從湖南回京後您把馬恩列斯的個人藏書全部賣給廢品收購站，並要求“洗手不幹”了。思想上有如此之大的逆轉，卻仍然隻能服從黨的工作安排？那這種內心與現實的衝突如何排解？
李洪林：共產黨把中國的農村搞成這個樣子，使我這個共產黨員感到痛心和慚愧。想當年入黨時曾以自己從事人類解放事業而自豪，如今這些幹部竟如此胡作非為，如果不改弦更張怎麽得了？但是黨內久已形成的潛規則是“左比右好”，理論就是為這種左傾路線進行包裝。我覺得我的理論實在沒法為這種政治服務，講真話就要犯錯誤，隻有講假話才行，我不能昧著良心做這種事，所以除幾部線裝古書和幾本工具書以外，把曆年藏書都賣掉了，並要求調動工作。當時政研室秘書長柴沫對我還好，安慰並挽留我。共產黨員還有“個人服從組織”這條原則，所以我又留下來了。
陳伯達怕《思想界動態》再給他惹禍，當時已經停刊。湖南調查回來不久，田家英有一次來找我，讓我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這個工作量很大，除了《毛選》，還要搜集所有他公開發表的言論。我一直編了一兩年。編好後，田家英很欣賞，找了人民出版社用《毛選》的規格來出版一大本精裝的《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作為內部專用書，發給中央委員、正部長和各地方一把手。
1964年這本書剛編完，原來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擴大成為馬列主義研究院，陳伯達當院長，副院長是胡繩和周揚，柴沫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由軍隊調去一個專職黨委書記趙易亞。此人在文革中領導全院紅衛兵奪了權，鬥死了柴沫，然後就把我和丁偉誌、王忍之、還有馬仲揚（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讓我們一天到晚挨批鬥、掃廁所，三九寒冬還要我們掏大糞，送到農村去施肥。
到1969年，陳伯達就解散了研究院，少數幾個人留在北京，大部分人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把我們安置到漢沽國營農場當工人，我被分配到畜牧隊，在鴨房養鴨子，後來又到機務隊當副隊長，在那裏還學會了開拖拉機。蘇聯“老大哥”把淘汰了的鏈軌式拖拉機賣給中國，整個是一個大鐵塊，笨重之極，中國還當成寶貝。有一次我在水田裏耕地，拖拉機脫了軌，隻好用人海戰術把拖拉機抬起來放到旁邊，然後把鏈軌擺直，再把這個大鐵塊抬上去。
胡耀邦看中了我的批毛文章《科學和迷信》
《大師》：這就是您文革中的經曆？
李洪林：是。1974年我從漢沽農場調到河北省委宣傳部研究室，實際上就是河北省委的寫作班子。這裏寫文章是集體，大夥兒湊，而且在內容上也都得“對口徑”，不能超出“兩報一刊”的提法，以免犯錯誤。
我那時候很懷念延安的作風，人和人的關係很平等，大家都住窯洞、吃小米，穿的衣服也都一樣，領導上沒有官架子。後來到了政研室，領導上也都平易近人。到了河北省委宣傳部，雖然一般同事都很樸實，但是有些官員太俗氣了，官兒不大，文化不高，架子不小。所以我不愛坐機關，愛往外走，正好1975年冬要派工作組下鄉去搞學大寨，我就主動去了。
去的地方是河北任邱縣天門口公社。這次下鄉又接觸到一些過去沒見過的新鮮事，像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樣，我也可以說是目睹了不少怪現狀。“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是毛澤東促進中國工農業生產的兩條萬靈咒語。隻要農業一學大寨，生產立刻都上去了。這一回到了任邱以後我才知道，原來學大寨是一場災難，陳永貴搞的那一套對全國農村可是造了大孽。不管什麽地方，都要“改天換地”，大搞水利工程。一是“挖渠”，一是“平地”。“平地”方麵，要求“埂直如線、地平如鏡”，結果是大量翻土，用生土蓋住熟土造成平地，地就不肥了。在挖渠方麵，最缺德的是不斷重挖，因為每一任縣委書記都要按自己的意誌在地圖上畫出渠道走向，命令各公社重新挖過。所以當時有個口號叫作：“張書記挖了王書記埋，李書記上任又重來”。我到地裏看過，確實是這樣，不少巨大的幹渠挖了半截就不要了，新書記來了又另挖新的，不但浪費了大量人工，而且好好的耕地被挖得亂七八糟，挖渠翻出來的大量黃土，又覆蓋了大片青苗。中國農民的血汗，就是這樣被那些官老爺們任意踐踏！這就是“農業學大寨”！
1975年底開始批鄧，其實鄧小平從1975年重新上台以後很得人心。文化大革命把大家搞苦了，他上來以後人們覺得還有希望。然而剛有一點希望又要批鄧，所以群眾的心又涼了……
接著周恩來又去世了，當然我現在因為材料看得多了，對周的認識有變化，但當時對周是非常有感情的。那時已經知道他和毛的矛盾，他死的時候毛都不去看他一眼。從《參考消息》上得知，送周的靈車上八寶山的時候，整個長安街站滿了人，我也很難過，當時就寫到：“靈車一去不複歸，忍教忠骨化成灰？朔風街頭人百萬，熱淚翻作雪花飛。”
開春以後，“學大寨”運動結束，我也就回到石家莊。不久爆發了“四五”運動，人們借清明節悼念周恩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宣泄對毛澤東的不滿。這是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即將崩潰的標誌，因為人民群眾已經公開反對他了。當時各省都奉命組織大規模遊行，“擁護華國鋒聲討鄧小平”，但這有什麽用呢？民心向背不是誰能製造的。
《大師》：您在《往事回憶》裏記述了唐山大地震後的一些怪現狀，比如救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救災物品第一緊要的是毛的書和像，還有個老翁因失手打碎毛的石膏像而遭槍決。能否認為，這些親眼所見的荒謬是您不久後的《領袖與人民》、《科學和迷信》等文章的催化劑？
李洪林：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他所造就的無知而有權的長官們的胡作非為，以及這些年來對人民思想上和社會風氣的毒害，都促使我重新思考。毛去世後，我在唐山的追悼大會上還看見一個中年婦女坐在毛的像前，裝出痛不欲生的樣子，一邊幹嚎一邊喊著“唉呀，毛主席啊，我們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啊”，就像以前出殯時的專業哭喪婦，真是大煞風景。毛澤東幾十年的高壓和愚弄，居然能把人的精神麵貌扭曲到這種程度！
我在唐山抗震救災指揮部一直住到1976年底，纖維板搭的抗震棚很冷，晚上毛巾都凍成冰片。但我實在不願意回機關去看臉色，所以幾次輪換我都不走。十月間聽到“四人幫”被抓起來的消息，整個指揮部都沸騰了。有人立即去買酒，但買不著，所有的酒都賣光了。可見人心的憤怒已經到了臨界點，對毛徹底失望了，本來“四人幫”就是毛的四條狗，但是這層窗戶紙到現在還不肯捅破，毛的頭像還高掛在天安門。這一點我很佩服吳祖光，他在政協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屍首從紀念堂裏扔出去！我覺得吳祖光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裏少有的硬骨頭之一。
《大師》：後來您怎麽去了中國曆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工作？
李洪林：出於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彥和丁偉誌的關心。他們在北京都恢複工作了。丁偉誌建議吳江（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把我調到黨校去。洪廷彥在曆史博物館工作，也向楊振亞館長舉薦我。楊館長看過我當時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腦力勞動的曆史命運》。（這篇文章影響較大，涉及十九年前我對張春橋文章的批評。）楊完全讚成我的觀點，聽了洪廷彥的推薦，馬上派人到河北去，把我調來，專門負責籌備建黨28年黨史展覽。同時還解決了我全家的北京戶口。
曆史博物館的黨史展覽原來已經準備了一個基礎，但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思路：整個展廳裏全是紅海洋，大紅標語、語錄，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一個人，比如建黨那部分，連陳獨秀都不提。為了恢複曆史本來麵目，我和博物館的同事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把這個陳列修改得比較真實了。其所以說“比較真實”，是限於黨內高層所能接受的程度。特別像“黨史”這種東西，要擺脫政治，在當今的曆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大師》：原來1958年您就和張春橋交過手了。爭論什麽問題？
李洪林：1958年張春橋在上海寫了一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他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鼓吹平均主義，攻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否定按勞分配製度，把現實的社會差別都說成“等級製”。這篇文章被毛澤東看中，親自加上按語，命《人民日報》轉載，於是立刻風靡全國。正常的社會分工和差別都成為譴責的對象，一些學生不但群起著書立說，而且要上台講課。連醫院裏的分科看病和醫生與護士的分工，也都成為“資產階級法權”而受到責難。當時我並不知道張春橋這篇文章的後台是毛澤東，隻知道不能讓這種缺乏常識的文章誤人子弟，貽笑大方。所以前後寫了兩篇文章批評張的觀點，不過沒有指名道姓。大概《人民日報》早己意識到張春橋那篇文章的問題了，所以我那兩篇文章都發表了。我也很高興，能為扭轉左派幼稚病出了一點力。誰知到了1959年反右傾時，這兩篇文章頓時從“香花”變成“毒草”，反倒成為我一貫右傾的罪狀了。
中國有句俗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哪知道連二十年都不到，1977年我的“毒草”又變成“香花”了。因為鄧小平剛恢複工作要抓科技，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腦力勞動又吃香了。《光明日報》編輯部從舊的《人民日報》上發現當年我那兩聯篇批評張春橋的文章，專門派編輯到石家莊向我約稿，於是我就按照原來的思路寫了那篇《腦力勞動的曆史命運》。
《大師》：當時您又如何獲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這一兼職的呢？
李洪林：我還在曆史博物館的時候，起草小組就經常找我開會。並沒有人告訴我說誰讓我參加起草組，可能是胡耀邦，因為他喜歡我的文章，而且指名把我調到中宣部的。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寫過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學和迷信》。我覺得，如果不從毛澤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不可能從泥坑裏爬出來，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大道。所謂解放思想，就是打破毛的枷鎖，但是誰也不從正麵提出這個問題。於是我就提出：要破除“現代迷信”，“現代迷信”就是毛澤東。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王若水、汪子嵩，社長胡績偉都要發這篇文章，但總編輯秦川為了穩妥不敢發，就把稿子退給我了。
後來《中國青年》雜誌複刊找我約稿，我就把這篇文章給了他們，他們把這篇文章給胡耀邦看，他拿紅鉛筆改了幾個字，建議用“本刊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並囑《中國青年》問我同不同意不用我的名字發表，我說那當然好了，特約評論員更有權威。因為這篇文章，胡耀邦當時就知道我了，1979年籌備理論務虛會時，胡耀邦就決定調我進中宣部。我在曆史博物館做完黨史展覽後，就到中宣部報到並且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組了。
《大師》：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是個什麽規模的組織？
李洪林：規模不大，也就十來個人。起初是起草建國30周年的葉帥講話，接著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組住在玉泉山，工作環境很好。不過我在中宣部工作很忙，家裏還有二老重病臥床需要照顧，所以不能全天參加，隻是開會時去一下，平時都在城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那時我雖然寫了很多文章，但一概沒有稿費。我的工資還是二十多年前的148元，根本沒有錢給父母看病。他們隻能躺在家裏熬時間。我晚上回家能陪陪他們，使他們在走向生命盡頭之前，每天能看到我在他們跟前，能夠聽到我的聲音，還能感覺到我的手在撫摸他們——這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最好的“醫療”了。
記得老友吳祖光寫過一幅大字悲歎自己的命運。但他不寫“生不逢時”，而是寫“生正逢時”。這是多麽挖苦！又是多麽痛心！寥寥四個字，真把我們這種人的命運說絕了！等到後來我有能力給父母看病時，他們早已去世了！“子欲養而親不待”，我是多麽“生正逢時”啊！
三中全會·兩不規定·四項基本原則
《大師》：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論局任副局長，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論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國理論動向的職能部門。當時分三個處，並且編印一種不定期的《理論工作動態》。
我在中宣部時除了日常業務以外，還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組織雙周座談會。因為理論務虛會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在理論方麵抓得最好的一次，會議的思想活躍程度也是中共曆史上空前的。為了使它不至於“絕後”我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定期開小型理論務虛會，也發簡報，一方麵給上麵送，一方麵給各省發，這樣就能把是想解放的勢頭保持下去。於是我找耀邦商量，並建議由他親自主持，他完全同意，並決定每兩周開會一次，同時叫我馬上籌備。可惜後來這個會開得並不多，因為胡耀邦當總書記後，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長了。
他一離開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艱難了。其實我剛調去中宣部時，在北大讀書的孩子少民就不讚成我去，看來，還是年輕人正確。我去中宣部，隻是在胡耀邦當部長時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繼任部長時，對我也很信任，隻是他也沒幹多久，就突然被鄧力群取代，於是我就步入險途了。
1982年鄧力群當部長後，因為我抗拒了他的命令（要我去上海調查給中央提出批評意見者的姓名），他把我職務撤下來卻不放我走。1983年反精神汙染時要整黨，他組織了五次全宣傳部的大會批判我一個人。據我所知，中央機關沒哪個單位是這麽整人的，部長在整風時自己不作檢查，卻把不順從自己的人拿出來大批判。我已經被逼到牆角，隻能挺身奉陪。好在他還沒有剝奪我的發言權，所以我能針鋒相對予以回擊。最後他任何帽子也沒給我扣上，隻好放我走了。
《大師》：1979年理論務虛會，為何一個“不設禁區、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會議，會以一篇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尾？此文對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如何？
李洪林：這是個180度的大轉彎，我體會特別深刻，因為理論務虛會開始時，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找我給華國鋒準備閉幕式講話，他們講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膽地講，讓思想界整個活躍起來。於是我一邊參加小組會，一邊起草華國鋒講話稿，春節休會前我已經寫好講話稿交給胡耀邦和胡喬木看，大體上好像還可以，然後就排版，排個大樣又送上去，之後就再沒有消息了。
春節以後事情就變化了，華國鋒也不講話了，改由鄧小平來講。為此專門成立一個由胡喬木領導的新起草組，成員有我、吳江、宋振庭、滕文生四個人。胡耀邦領著我們到鄧小平家聽指示。鄧的基本調子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嚴厲批評社會上的大字報和民間小報，以及社會上的亂象。原來1978年底給四五運動平反，在社會上影響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都爆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那時候暴露得非常醒目，整個社會都沸騰了。所以務虛會開會時，上麵就批下來兩個文件給會議參考，一個是上海市告急，一個是四川省告急，說社會上亂得很，每天都有人到黨委和政府部門鬧事，他們都辦不了公了。
鄧小平批評社會上的亂象，這是一方麵，另外就是批評黨內這隻手太軟，他講過兩隻手都要硬，抓經濟、抓思想，實際上就是批評胡耀邦。這以後我們起草組再沒開過會，閉幕式上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實際上是胡喬木一個人起草的，直到3月30號在人民大會堂聽取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時，我才第一次聽到具體內容，確實是180度大轉彎，從“兩個不要”變成“四個堅持”，對比太鮮明了！我分析鄧小平態度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除了剛才談到的社會形勢以外，還跟西單牆的一篇大字報有關。
《中國青年》複刊號出版時，被汪東興批評“沒有突出華主席”，要求雜誌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有人把《中國青年》複刊號一頁頁攤開貼到西單牆上，吸引了很多人來看，接著貼出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西單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論務虛會休會期間，一個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直接批鄧小平。鄧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單牆的，他講過“鴉雀無聲不好”。他和葉劍英都支持大字報這種形式，支持群眾自由表達意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複工作的一些老幹部是反對大字報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報被這些老幹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這張大字報的抄件送到鄧小平麵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報嗎？看看吧。鄧小平是什麽人，毛澤東不是說他“綿裏藏針”嘛，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報才貼出幾天，就被抓起來了。
事實上鄧小平這個閉幕講話，應該說是中共度過文革危機後左的本性重新亮相。黨內主流是什麽呢？就是“左”。
中國共產黨整個領導骨幹都是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一手培養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他們的思想方式，毛澤東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見不一樣的人都得搞掉。黨內凡是有爭論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寧左勿右”，這是一切“有經驗”黨員的立命之本。 “左”沒有問題，即便錯了也隻是方法問題，表明立場堅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場問題，從輕的說法算是右傾，要是被劃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隻有1978年胡耀邦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反左的，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黨內外一致擁護，是因為黨的各級領導都被打倒了，隻有反左，他們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傾傳統已經深入骨髓，這些人反左，隻是權宜之計。如果打個比方，這個黨的基本政治傾向就像彈簧門一樣，總是向著左邊，被人推開以後，一撒手馬上又恢複原狀了。所以這種“左”已經不是哪一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共產黨的黨性決定的。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幹部一恢複工作後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報一下子就把鄧小平說服的原因。
事實上三中全會開過之後，黨內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領導骨幹的左傾故態迅速複萌，是促使鄧小平左轉的主要動力，這就是他為什麽能來個180度的大轉彎，從“兩個不要”變成“四個堅持”的由來。鄧小平四項原則講話以後，各個地方聞風而動，一次席卷全國的左傾回潮形成了。
要問鄧小平這篇講話對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那就是它終結了當代中國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重新用“緊箍咒”套在中國人民頭上，又恢複了毛澤東時代對人民思想的鉗製，或者說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
理論務虛會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轉折點。從鄧小平講四項基本原則起，局麵急轉直下。一夜之間，反左變成反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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