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東西方學界爭議聲不斷。FT中文網就此采訪了旅美學者劉再複教授與中國學者許紀霖教授，請他們就一組相似問題作答。劉再複先生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許紀霖先生從知識分子人格的角度，對莫言獲獎表達了截然不同的觀點，為解讀“莫言現象”提供了多維視角。我們將他們的回答整理匯編於下，以饗讀者。
FT中文網：莫言獲獎，以及莫言的諾貝爾頒獎發言稿引發了很多爭議，一些批評者評價他為“鄉願”，您是如何看待這些爭議的？
劉再複：諾獎影響巨大，莫言獲獎後引起爭議，並不奇怪。不過，正常的爭議應在“審美判斷”的範圍內進行，即討論其文學水平是否名符其實。但目前對莫言的爭議中卻設置了太多“政治法庭”與“道德法庭”，指責莫言為“鄉願”，就是一種嚴酷的、膚淺的帶政治性的道德判斷。這種判斷所以淺陋，是因為它完全沒有麵對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學創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內涵和“莫言”這個名字所呈現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隻要閱讀一下莫言的作品，就會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現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氣和道義水平。在政治高壓之下，有這種勇氣和水平很不簡單。從《透明的紅蘿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麵中國社會現實的黑暗，也都直麵中國國民性的黑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喚，都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火熱的正義感與道德感。莫言創作了十一部長篇小說、三十部中篇小說，八十多篇短篇小說，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視文學劇本以及兩部話劇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隻要讀一部《天堂蒜苔之歌》，就會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氣和大悲憫之心。小說中的中國人是那樣貧窮，那樣可憐，那樣卑微，那樣悲慘，那樣無助；而站在中國人頭上的鄉村小官僚又是那樣凶惡，那麽殘忍，那樣虛偽，那樣狡黠。讀了莫言小說，再麻木的心也會哭泣。像我這樣曾被莫言的道德勇氣所感動的人，聽到有人說莫言是“鄉願”，覺得這完全是對莫言人格的歪曲。
當然，作家的現實主體性與藝術主體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寫作中把個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發揮到極致。作為作家，莫言時而像大魔術師，筆下的語言魔術、情節魔術、主題魔術、手法魔術等變幻無窮；時而像“撒旦”，宣稱文學就是“在上帝的金杯裏撒尿”，講起故事更是“顛覆性敘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權力敘事”和“政治意識形態敘事”完全顛覆了。但我們不能要求莫言在現實生活中，也應充當魔術師也應充當撒旦。我覺得他在現實生活中麵對一些政治性難題確實“不懂”、“不開竅”，確實有些“懦弱”、“幼稚”。然而，恰恰是這種“幼稚”和“混沌”才使莫言成其為莫言。倘若他政治非常成熟老練，善於“鬥爭”也善於迎合，我們這個地球就沒有“莫言”這一巨大的文學存在了。我喜歡莫言，正是喜歡他在寫作中才華橫溢，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有點傻，常常會冒傻氣。要是莫言太聰明，決不會有今天的文學成就。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為他有點傻，所以才能學到“降龍十八掌”的真功夫。黃蓉因為太聰明，所以隻能學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學英雄郭靖。
許紀霖：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研究的專家，不是文學批評家。所以，我從一開始就不是從文學、作品的角度來評論莫言。我是把他視作當代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來評論的。既然作為知識分子出現，人們不僅要看他的作品，也要看他作為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東西。這就像他的作品一樣，同樣要受到公眾和批評界的監督。
在今天中國的製度環境內，知識分子在有些事情上有所進取，是有難度的。比如，你公然聲援艾未未，是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氣的。要求知識分子做這些事情，是不公正的。甚至，我個人可以原諒，莫言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他被迫退席，還有他說的那些話，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那些場合，他的確有壓力。我對莫言的批評主要是兩件涉及到知識分子底線的道德問題：一個是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個是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說實話，這些事，就是不做也不會付出什麽代價，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這就是我要強調的底線。如果，莫言是一個堅定的左派，相信薄熙來是對的，至今仍相信《講話》是好的，那我即使不同意莫言的政治立場，我依然在人格上尊重他。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那這樣的舉動，要麽說是幼稚，要麽說是無聊，無論是哪一種，我都稱之為一種平庸的“鄉願”。
FT中文網：被批評者詬病最多的是莫言以作協副主席身份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以此質疑他作為作家的人格，您是怎麽看這個問題的？
劉再複：又抄寫，又解釋，這又是冒傻氣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基調是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以政治標準為評價文學的第一標準，甚至要作家詩人成為不穿軍裝的軍隊。這種基調導致二十世紀下半葉前三十年的文學嚴重政治化，以致使文學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轉達形式，危害極大。因此，至今還發動作家抄寫這篇講話，堅持“講話”的精神，顯然是荒謬的。莫言參與抄寫，顯然又犯傻。但他不是投機，而是犯傻。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個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學創作的人，文學寫作是他的第一生命，絕對生命。為了保護這一絕對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麽重要，也不會認真地動腦筋，甚至沒有什麽感覺。許多才華橫溢的天才麵對政治性遊戲都很“麻木”、“糊裏糊塗”，莫言也是如此。他的這一行動頂多隻能算“幼稚”，不應以此對他進行人格裁判。
FT中文網：您如何看待中國作協副主席和諾貝爾文學獎之間的關係？
許紀霖：我覺得莫言有什麽身份無所謂。即使今天莫言是作協主席，如果他夠這個資格領獎，我並不認為這個身份有多麽重要。強調“作協副主席”的身份，可以視作海外的偏見。海外最主要的是以身份劃分人，這是因為他們對於中國體製的不了解。中國現在有很多對體製有抵抗的人，不僅在體製外，也有在體製內的。問題不在於是體製內還是體製外，而是你是不是對體製有距離感，有警覺，在體製內部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這是最基本的。
前陣子有人盯著賀衛方說：你是黨員，怎麽還不退黨？這個很荒謬啊。我也是中共黨員，1984年入的黨，在北大打出“小平你好！”的時候，我們那時對共產黨充滿了希望，充滿了熱情。我曾經寫過李慎之和王元化，我把這兩位我非常尊敬的中共黨內的老人，稱之為“老派共產黨人”，這是李慎之的話。所謂“老派共產黨人”，是為理想而加入共產黨的。早期的共產黨是充滿著理想的，我們當時在80年代初的時候，是懷著這樣一種理想加入共產黨的。所以，我不是說莫言是共產黨員，就應該怎麽樣，這是一種充滿意識形態、思想懶惰的偏見，是不能放在中國具體的曆史語境來看的。對莫言的批評不在於他是黨員或者是作協副主席，而在於他本來應該有所不為，也可以做得到有所不為的，但他卻給自己留下了一個人生的汙點。
劉再複：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諾貝爾文學獎所以有威信，是它曆來隻看“作品”，不看“頭銜”。諾貝爾沒有勢利眼，諾獎沒有勢利眼，這是諾獎一以貫之的尊嚴，也是諾獎贏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寫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堅守、捍衛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讓本真角色像天馬行空，鯨魚躍海，充分地放射內心蘊含的光和熱，從而寫出世紀大畫卷式的文學傳奇。至於世俗角色的“作協副主席”烏紗帽，對他來說，並不重要，也不足掛齒。他自己曾說：“在中國大陸，高官意味著有車有房，有一切優厚的待遇。但我這個副主席是掛名的，不在職的，所以一切照舊，該騎自行車去買菜，還是得騎自行車去買菜；去醫院看病該排隊，還是得排隊。盡管如此，我還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了，很多人見到我叫‘莫主席’，我聽了以後很不舒服，很不適應。誰若叫我莫主席，我認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誰叫我莫老師，我覺得他可以成為我的好朋友。”（引自“文學與我們的時代”，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載於《明報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莫言這段表白是真實的，我完全相信。和莫言相遇相處過的朋友都告訴我，隻要和莫言有所接觸，就會聞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沒有半點“作協副主席”味，更沒有一絲一毫的官味。莫言獲得這麽高的文學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協給予的頭銜。是作協需要莫言，而不是莫言需要作協。更重要的一點是，他當了“作協副主席”之後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懷和大自由的心態，發表痛快淋漓的講話，毫無八股腔調。這說明，“烏紗帽”根本不在他的腦子裏，更沒有成為緊箍咒。帶上“齊天大聖”名號的孫悟空還是孫悟空，帶上“副主席”的魔術師還是魔術師，帶上花紋的大鯨魚還是大鯨魚，這才是關鍵所在。把“作協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質疑者和文壇表象的看客。順便提一句，十五年前，我曾說，一個托爾斯泰比一打蘇聯作協還重要，千萬不要把“作協”看得太重要。
FT中文網：在中國現行政治體製下，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和機遇在哪裏？莫言獲得諾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會有怎樣的影響？
劉再複：我出國前，知道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是政治的幹擾，現在又多了一個“經濟市場”的幹擾。但根本的困境並非外部環境，而是作家本身內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自給的。隻有自己意識到自由，覺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說莫言是“黃土地上的奇跡”，正是因為他在一個最貧瘠的鄉村裏，也是在一個很難生長的土地上，卻自己長成一棵獨立支撐的大樹，一個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長環境惡劣到極點，“困境”困到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機遇卻在苦難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個案。曹雪芹在文字獄最猖獗的時代，隱姓埋名，卻創造出中國文學的第一經典極品《紅樓夢》。莫言給作家的啟迪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啟迪之一是他告訴人們：饑餓，苦難，貧窮，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學最好的搖籃。
不過，外部人文環境的自由寬鬆也確實有益於創作。但中國的人文環境還是有問題。我因為是高行健的摯友和研究者，就切身體驗到被禁錮的傷痛。
像高行健這樣的漢語寫作天才，至今他的作品還不能進入他的祖國，還在被禁錮，連他的名字也不能在書刊上自由出現。我所寫的研究高行健的書籍與作品也還不能自由出版。此事既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恥辱，也是我的心靈困境。我了解一點“全息論”，從高行健這滴血，我感受到當代文學全身的許多信息。不過，我也看到，像莫言這種“顛覆性寫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強大的作品還能在大陸暢通無阻，說明當下寫作的自由度比我在國內的那個時期強多了。莫言獲獎對於那些真愛文學、真把全生命投入文學的作家肯定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所謂積極影響，是指創作心理影響。“彼能往，我亦能往”，這一心理肯定會在當代作家中擴大。
前些天我到李歐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講》，便說到西方英美小說想象力的貧乏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中產階級，其生活體驗太有限了，身邊的現實不夠多姿多彩，對曆史的回憶皆從書本中來……唯一可以發揮的就是敘事技巧。然而，技巧沒有想象力的支撐和現實的視野，也隻能落於玩弄文字的層次。所以有些理論家認為：文學原創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參見《人文六講》第8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李教授所說的這一西方文學困境，正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機遇。中國當代作家經曆的生活不僅多姿多彩而且還經曆過莫言似的大苦大難，大愛大恨，生活體驗刻骨銘心，倘若能夠充分表述，一定會有成就。莫言的代表作全是既有現實的深廣度又有想象的視野。其成功的密碼正是在這裏。他的震撼力來自開掘現實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經營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麽動人。莫言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的基本經驗，乃是敢於衝破一切教條的束縛，敢於直麵現實、直麵人性，把苦難化為資源，把困境化為機遇，把“慘淡的人生、淋漓的鮮血”化作長江黃河似的壯闊審美形式，並非敘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僅啟迪了中國作家，恐怕也能啟迪歐美作家，也許還能刺激他們從沉迷於“敘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脫出來。
許紀霖：中國文學如果要發展，最好就是純文學回歸到文學本身，有一個自由的空間，比較少地受到製約。一個是環境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另一個就是能夠超脫於市場和金錢之外。國外的一些優秀作家，是被大學養起來的，成為駐校作家，或者得到基金會的資助。這些資助是沒有條件的，讓你過體麵的生活，或者僅僅是維持溫飽的狀態。但是今天，很多作家，有非常功利的目標。過去說，文學為時代寫作，為民族寫作。後來，有些作家說，為自我寫作，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作家，開始為金錢和市場寫作，現在又多了一個為諾貝爾寫作。
莫言得諾獎，很可能帶來的會是負影響。我最近看到一個排行榜，15本書中13本是莫言的，大家隻讀莫言，而忽略了其他作家，以為莫言就代表了中國當代文學。在這樣一個商業市場裏，如果贏者通吃的話，就成為一個零和遊戲，其他的作家更被忽略，除非別的作家又拿了一次諾貝爾獎，所以說是負影響。這使得一部分作家開始向莫言學習，以諾貝爾文學獎為標準來生產自己的作品，目前來看隻會有負影響，而沒有絲毫的助益。
FT中文網：香港文化界、知識界如何看待莫言獲獎？
劉再複：我於今年十月來到香港，之後則到泰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國內的廣東、雲南旅遊，與香港文化界、知識界並沒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也不知道文化界、知識界對莫言獲獎如何看待。但陸陸續續還是讀了一些報刊也陸陸續續聽到一些香港朋友的評說。我很高興，看到香港不同派別的報刊都像報道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那樣地在頭版頭條用巨大的篇幅刊登莫言獲獎的消息，也很高興地看到《明報月刊》、《亞洲周刊》、《城市文藝》等刊物出版“莫言專輯”，衷心禮讚莫言。與此同時，也讀到一些報刊批評莫言的政治性言論與行為，例如在法蘭克福書展時“退場”的政治行為和回應媒體的答卷。莫言的答卷我能理解，香港媒體對他的批評我也能理解。
FT中文網：現在所有的爭議都是圍繞在人格和道德層麵，如果單從作品來講，它的文學性你怎麽看？
許紀霖：作品的文學性是見仁見智的，我不想對他的文學做太多的評價，因為我不是文學批評家。但是我想說，從文學角度而言，和他同一個水準的有一批人，而不是他一個人。也就是說，莫言獲獎有理由，王安憶、餘華獲獎，也同樣都有理由。雖然我個人不喜歡莫言，但是我想歐洲人喜歡。我想說的是，中國文學的崛起，不能以被西方承認來作為標誌。諾貝爾文學獎隻是國際各大獎項中的一個而已，它當然重要，但它不是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最高的尺度。如果是唯一的最高的尺度，我們倒要反省了。中國的獎，譬如茅盾獎、魯迅獎，為什麽大家就不承認呢？問題在哪裏呢？像日本的芥川獎，在日本的文學界、媒體和公眾裏的分量，不亞於諾貝爾文學獎的。為什麽中國沒有芥川獎這種份量的獎呢？現在中國，上上下下，從政府，到媒體，到老百姓，把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太重了，好像隻要諾貝爾文學獎承認我們了，我們的文學就被承認了。諾貝爾文學獎不過是歐洲一些學者、文學評論家以他們的眼光看出來的一個標準而已，多多少少有點東方主義的偏好。如果我們把這種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價值標準，那麽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沒有看得那麽重。但從莫言得獎以後，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熱來看，這恰恰是中國今天精神墮落的一個標誌，失去主體性墮落的一個標誌。
FT中文網：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有何意義？
劉再複：這個問題我已在接受《亞洲周刊》江迅兄的采訪時說過了。采訪錄發表在十二月二十日這一期上。我從表層意義談到深層意義。表層有“關注”意義，即推動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關注中國當代文學；還有“鼓舞”意義，即鼓舞中國當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寫作。而主要是“啟迪”意義，這是深層意義。莫言給中國當代作家最大的啟迪是：文學是最自由的領域，它的創造完全可以像天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體驗、自己的發現、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手法均推向極致，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應是文學創作的文本策略。莫言雖說是在“講故事”，但他卻講出大氣象、大格局、大悲憫，講出荷馬史詩似的大敘述，講出巴爾紮克世紀畫卷似的大結構，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創造，不把任何教條、任何全科玉律放在眼裏地創造。莫言敢於宣稱“文學就是在上帝的金杯裏撒尿”，這不是粗野，而是衝破牢籠的大氣魄。魯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羅詩力說》，就期待中國能出現敢於蔑視教條的摩羅精神、撒旦精神。這種精神，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FT中文網：有時候文未必如其人，有些人文章很漂亮，做人很苟且。那您能寬容一個人的人格和他寫文字的風格是不統一的嗎？
許紀霖：如果做人隻是不善，一般意義上是可以寬容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底線，那不在寬容之列。譬如說，培根，作為科學家和思想家，當然沒什麽好說的，但是他在曆史上，有很多小人的、卑劣的行為。我們不能因為培根那麽偉大，那些東西就要為尊者諱。這一點，中國古代儒家是非常強調知行合一的。今天呢，知識、文學和道德實踐，似乎已經是二元化的，這也可以理解。
孔子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做一個聖人很難，這不應該作為對大眾的標準。但一個人即使不能成為君子，至少可以成為一個正派人，這是做人的底線。儒家的問題在於，要求太高，要麽是君子，要麽是小人，其實這兩個標準之間，大部分人都有可能做到，那就是正派人，也可以說至少是個狷者，能有所不為。這對每個人都應該是有要求的。而對公眾人物的要求就該更高一些，因為你已經從公眾身份上得到很多了。現在中國的公眾人物，要什麽好處的時候，就說我是公眾人物，我是有身價的，是有市場價值的；但麵對道德標準時，他又混同於一般人了，說我也是個人嘛。這其實是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
我在發表過對莫言的批評後，網絡上也有很多網友指責我不寬容。寬容跟鄉願不一樣，寬容是有限度的。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鄉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沒有一個價值標準，這叫鄉願。對惡寬容，那這種寬容就是一種平庸的惡。莫言隻是平庸，沒說他是惡。但是否能對平庸寬容，也要分兩種情況，要看涉不涉及到底線。一個人如果沒有表現出美德，你應該寬容他，比如看到老人他也沒站起來讓位；但如果一個人連底線都沒守住，那不是寬容能夠容納的了。
FT中文網：那您覺得有沒有可能，一個作家在現實中比較傾向於妥協，但在文學作品中，卻能夠保全他自己的精神追求呢？有這個可能性嗎？
許紀霖：有，當然有。在納粹時期，有很多這樣的專家和學者。文學當中有堅守，現實中卻很軟弱。這恐怕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狀況。我憂慮的也是這個狀況。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文革完全可能再來一次。文革當中有一些積極表現的人。我自己是研究知識分子的，曆次運動，在知識分子內部，積極表現的是少部分人，勇敢抗拒的也是少部分人，大概也就各占10%，大部分人，80%的人，都是隨大流。有些人內心很清楚，但是很軟弱，該守的沒有守住。譬如說馮亦代，60年代，章詒和揭發他做臥底。馮亦代是個公認的好人，但是有些界限他沒有守住。也有些人，連這個意識都沒有。中國曆次運動的悲劇，都是這麽發生的。
有時候又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現實生活中越平庸，作品中越是勇敢無畏。這很像以前德國的知識分子。德國的知識分子因為當時也是在非常專製的環境內，在現實中非常軟弱，但是他們的哲學又具有很強的批判性，從康德到黑格爾，整個19世紀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我們今天也是這樣。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大家有一個反省，痛定思痛。讓我驚訝的是，好了傷疤忘了痛，也不過就過了三十年，大家突然都忘記那段曆史了，歌頌唱紅打黑的人裏麵也有是經曆過文革的，怎麽就輕輕地放下了呢？那段曆史的記憶在哪裏呢？
巴金老人晚年寫了懺悔錄《隨想錄》。他懺悔的是，在被吃之前，他也在吃人，他也參與去批判別人，他覺得他參與了作惡。巴金老人發表《隨想錄》的時候，大家都肅然起敬，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像巴金老人那樣做。但是今天你看莫言做的事情，已經沒有人有這樣的警醒。既然可以原諒莫言，也就可以原諒自己。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怎麽樣，《講話》抄了又怎麽樣，好像已經無所謂。90年代到今天，我覺得最大的傷害就是，犬儒和價值虛無主義盛行。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與莫言相比，我更關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總體。李安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老虎”，我也可以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莫言，也就是內心的軟弱，雙重人格的，鄉願的那麵，平庸的那一麵。我特別聲明，也包括我自己。我每天也在和內心中的“莫言”作鬥爭。我今天它們的存在，也就是讓我們警醒。所以，我今天批評莫言，也是一個警醒和自我警醒。我不在乎莫言怎麽樣，莫言對我太不重要了，但莫言現象對我們太重要了。
FT中文網：您80年代起就與莫言有交往，對莫言這些年來在文學與文學領域的發展，您有何評價？
劉再複：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中文係讀書，我與他有一段課堂之緣。出國之後，邀請我到科羅拉多大學的葛浩文教授，罷黜百家，獨尊莫言。他不僅翻譯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著莫言的名字，像和尚天天念經，於是，我也跟著念，跟著注視莫言的文學步伐。從一九八四年秋天至今將近三十年中，莫言給了我四次創作的衝擊波。第一波是他的中篇小說也是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這篇小說，藝術完整，基調淒楚動人。其主人公黑孩，未說一句話，卻見證了那個時代的全部苦難和中國人承受苦難的人間最頑強的生命力。其文學價值決不在《阿Q正傳》之下。衝擊波的第二階段是小說《紅高粱》連同電影《紅高粱》的出現。這部小說從語言上說缺少《透明的紅蘿卜》那種無窮韻味，但在精神上卻進一步把生命之火點燃，同時又顛覆了曆史，即顛覆了習慣性的權力敘事。第二次衝擊波，是《天堂蒜苔之歌》和《酒國》。這兩部作品，一部是現實寫作，一部是荒誕寫作，二者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批判力度，讓人讀後驚心動魄。第三次衝擊波是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豐乳肥臀》，此部長篇把《紅高粱》的曆史解構推向極致，尤其是把中國人種退化的敘事推向極致。這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個人化）的百年中國滄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運史。此書像重磅炸彈似地一掃教科書的慣性敘事。最後是新世紀的第四次衝擊波，《檀香刑》（2001）、《生死疲勞》（2006）、《蛙》（2009），一部接一部地爆炸，既是在“文壇”的空中爆炸，又是在讀者的心中爆炸。我注意到，莫言每一部小說都在突破自己，對於一個已經創造出八部長篇小說的作家，要突破自己絕對不是簡單的事。但莫言卻不斷變幻自己的麵目和手法，把想象力發揮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被第四衝擊波震撼之後，我已確信，莫言是一個產生於中國的巴爾紮克似的偉大作家。此次他獲諾獎，隻是給這個大作家錦上添花，並非雪中送炭。
至於這二、三十年莫言在文學上有什麽發展？這是個大題目，恐怕得待莫言研究者去探討。我隻能說說印象：莫言的第四衝擊波比前三波寫得冷靜一些，而且更重審美形式，更可回味。或者說，筆法更成熟，思想性與藝術性更為統一。《蛙》的後半部甚至隱含“我”和“姑姑”的懺悔意識；“姑姑”一生激進，扼殺（強迫流產）了九千多嬰兒，晚年卻和丈夫捏了九千多個泥娃娃，而且最後捏的那一個，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嬰兒。這種救贖情懷說明莫言在“一瀉千裏”的寫法中已放入“冷觀”與“審視”，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讀了許子東教授評《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這一點，他在闡釋“泥娃娃的隱喻”時，指出“這是一種奇特的懺悔”，很有見地，也對我很有啟發。他的《生死疲勞》，更是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的完美結合，絕對是百年來人類文學的經典極品。
除了小說文本的“發展”。去年十二月二日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中，講述“貪官也可憐”，把“貪官”也視為一個“人”，也從人性的視角去看。這說明莫言已經不再把批判現實作為創作的出發點，而是把“盯著人”、“貼著人”、“抒寫人”作為寫作的基本點。這種意識的自覺，正是莫言的“發展”。他獲得諾獎之後所發表的言論，非常低調，一點也不激憤與亢奮，這也說明他的主體意識比前期冷靜。我認為這是他的進步。
FT中文網：莫言的英文翻譯葛浩文教授，是您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同事與朋友，您對他有所評價嗎？
劉再複：葛浩文教授是一個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國人尊敬的翻譯家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家。他是猶太裔的美國人，除了英文水平高之外，其中文語言能力恐怕沒有另一個外國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的中文說得比我好。他比我大兩歲，數十年來他把全生命投入中國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尤其投入的是肖紅與莫言。他和夫人林麗君教授，都極為勤奮，常為一個字、一個詞的翻譯而終日苦思苦索，其精神真是令人感動。迄今為止，他們已翻譯了魯迅、肖紅、陳若曦、白先勇、王禎和、朱天文、張潔、賈平凹、李銳、楊絳、李昂、黃春明、古華、蘇童、阿來、韓少功、虹影、王朔、艾蓓、老鬼等作家的三十多部小說，為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傳播作出了“前無古人”的重大貢獻。他的翻譯涵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大部分代表作，不管有沒有銷路，隻要是好作家好作品，他就翻譯，完全沒有商業需求。他還和他的學生蔡元豐組織翻譯我的文學理論，這項工程，隻有辛苦，完全無利可圖。一個外國人，能夠對中國文學如此深情，能夠如此為中國文學付出畢生心力，能夠翻譯出如此大量讓西方刮目相看的作家作品，其功絕不在治水的大禹之下。對於這種一個中國文學的偉大朋友，我隻能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至於翻譯水平，我因為英文不好，沒有發言權，但美國那麽多出版社的英文編輯，絕對不是瞎子。他們選擇葛浩文，信賴葛浩文，完全選擇對了，信賴對了。他們最有發言權。總之，我衷心欽佩老葛這位“性情中人”，這位為中國文學天才雙手握筆、兩肋插刀、一往情深、一以貫之的語言巨匠。
（責編：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