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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揭秘鄧小平的死因 曝光與江澤民的真實關係(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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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揭秘鄧小平的死因 曝光與江澤民的真實關係(組圖)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一醫院），不過十公裏，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裏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的新華門，經過熙熙攘攘的西單路口、複興門和軍事博物館，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裏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鎔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劃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麵，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那時候老百姓談論的事情大體就是這些，可他們怎麽也不會想到，真正在醫院裏的不是什麽“遭車禍身受重傷的處長”，而是一代偉人鄧小平。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對北方人來說，這意味著吉祥和豐年。可是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麵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隻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裏麵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麽也不說，隻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裏麵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直到五年以後，黃還能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準確不準確，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圖為鄧小平和江澤民合影。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或者跟醫生護士述說怎麽難受，有時候還會發脾氣。可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麽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麽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麽吧！黃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裏守著，一呼即來。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呆若木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警衛秘書張寶忠想起應該互道“新年快樂”，就把大家聚到一塊兒。眾人舉起酒杯，說不出一句話，唯有淚千行。“希望咱們醫務界，在新的一年裏能創造奇跡。”張在心裏這樣說。可惜沒有奇跡。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隻能借助機器來喘息。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麽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裏。現在，她心裏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隻是非到別人說出來，她是不願意讓這種可怕的想法在腦子裏麵成形的。當時她隻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麽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那時是21：08。當晚京城晴空萬裏，皓月當空。圖為鄧小平在江澤民的陪同下和眾人合影留念。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布，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從五棵鬆到八寶山殯儀館，有2500米。筆直的一條大道，連個彎也沒有。1949年共產黨占領這座城市之後便拓寬了這條路，普通的百姓老愛說它是“黃泉路”，可是黨的高級領導人喜歡說這是“去和馬克思做伴的路”。從那以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到這條路上，最早是任弼時，然後是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然後是胡耀邦和陳雲，而這時，鄧小平也在這條路上，漸行漸遠。可是沒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為一談。毛澤東去世時，一種壓倒一切的恐懼感彌漫在全中國。那時候中國人心裏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他領導了那麽久，現在誰來領導我們呢？”可現在，中國人還會有那種恐懼升起的感覺嗎？老百姓似乎挺平靜，沒有震動，沒有抽泣，沒有眼淚，也沒有那麽多想入非非。“他走了，總會有人來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這樣說著，打開收音機，裏麵流淌出一首新的頌歌：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他的墓地在大海裏，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飛機孤寂地盤旋，機艙裏滿是鮮花的芬芳，芬芳中安臥著已經化做灰燼的偉人。他的親屬、生前好友、黨的高級官員守護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麵，隻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毛澤東的後人把他留在天安門廣場上，讓後人世世瞻仰；鄧小平卻讓自己葬身大海，從此杳無蹤跡。在我們的記憶裏，隻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來，和他同在一個境界中。圖為1990年2月，鄧小平、江澤民、李鵬、萬裏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  飛機載著生者緩緩著陸，卓琳走下來，步履遲緩，身上一襲黑色喪服是特別製作的，這證明她對這天的儀式萬分珍重，但是她隻用簡單的幾個字就把圍著她的記者打發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許要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澤民為他的恩師致悼詞的時候，他們未在當場，隻不過坐在遙遠的地方，緊盯電視機屏幕，豎耳聆聽，一下子就聽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政治風波。黨和政府在鄧小平同誌和其他老同誌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同時毫不猶豫地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改革開放。”采取安撫政策，緩和某些劍拔弩張的社會情緒，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中南海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但是這段話還是成為當時最富有刺激性的話題之一。有人說，“左派”是今日我們國家中最團結、最頑強的一個政治團體，這是有一點道理的。沒有證據表明這些人正在為鄧小平的去世額手稱慶，但是卻有足夠的事實證明，隻要鄧小平還在人世，他們就沒有機會反敗為勝。他們是被鄧小平指斥為“理論家”、“政治家”的一群人。過去這些都是尊稱，很榮耀，自從鄧小平1992年說了那些話，這稱謂中就加了貶義，黯然失色。這些人本來都是異軍突起的，青雲直上，忽然間形勢大變，仕途無望，隻好改換門庭，紛紛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納他們的地方。老實說，出現這種局麵，實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論家”們不爭氣。那一段時間，不少曾經最活躍也最出名的人，陸陸續續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擔任”的通知。某人離開中央宣傳部，某人離開了人民日報社，某人離開了國務院研究室，就連那個大人物也好長時間不出來號召大家“尋找毛澤東”了。圖為鄧小平與江澤民在十四大閉幕式上。  然而這些人並沒有絕望。在公開場合銷聲匿跡之後，他們實際上生活得都挺不錯，沒有散夥，也沒有像“右派”們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屢屢遭遇的那樣，被下放到遙遠的鄉下或者邊塞。想當初他們批判政治對手的時候，從來不會有絲毫憐憫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現在看到自己雖然落在下風，卻還能夠安居樂業，就不禁在心裏竊笑。他們在京城的某個地方待下來，養精蓄銳，搜集著“1992年以來”（這是他們後來公開的一係列文章裏特別愛使用的時間短語）危害國家安全的種種異端邪說和危險傾向。中國有個寓言，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說的是失意者不要沮喪，得誌者也不要張狂。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給他們以鼓勵。不錯，他們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權力，但這正好可以讓他們什麽也不幹，專門盯著那些幹事的人。他們眼光天生敏銳，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險為夷的豐富經驗。過去五年裏，他們就這樣臥薪嚐膽，苦苦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就如同一個優秀企業家總是能夠在市場天地裏找到製勝的先機一樣。 “左派”這個稱謂和它的實際含義，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為在他們那裏，“左派”都是堅持最激進的政治主張的一幫人，“右派”則趨向於保守主義。在中國，過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漸漸反過來，“左派”成了堅持舊製度、反對變革的代名詞。1992年以後，擁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們跟政府攜手合作的時候，“左”的人們卻保持了距離。現在，世間已無鄧小平，潛流湧到表麵，形成新一輪紛爭。公開的行動是由一個名叫馮寶興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詞鋒犀利地質問《與總書記談心》“是一本什麽樣的書？”這本書是半年前出版的，數以萬計看到它的人，都發現它的書名和它遭遇的“質問”一樣給人懸念，因為它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同江澤民總書記有過一番麵對麵的交談。而實際上，作者隻是在憑借江澤民的公開講話來闡明自己的觀點。出版者冠以“談心”之名，也許想讓總書記的思想看上去親切可人，也許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讀者，當然也有可能具有商業方麵的企圖，所以如果有人說它名不副實甚至嘩眾取寵，都不算過分。不過，馮寶興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說此書“提出了一個不以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為必要條件的‘新社會主義觀’”，是一個與黨中央決議“相對立的理論綱領”。中國人多少年來習慣於把對思想的批判轉向對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馮寶興放過了書的作者，而將攻擊矛頭轉向序作者。“此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領導同誌作‘序’”，馮寫道。他不能理解，“對這樣一部包含有與黨的一貫主張相對立的書，為什麽會受到這位領導同誌如此之高的讚揚”。這話口氣還算委婉，也沒指名道姓，但顯然是在暗示，這個作序的人有可能是這一“理論綱領”的幕後策劃者。讀者看到這裏，不免吃驚，因為那人的姓名在書上寫得清清楚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此人身材不高，鋒芒畢露，喜歡滔滔不絕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既批評“左派”，又批評“右派”，善於在黨的理論中摻進自己的主張，同時也信奉“我不讚成你，但我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類純粹自由主義的主張。自從保守主義的“理論家”在1992年以後銷聲匿跡，他就成了北京意識形態舞台上一個挺活躍的人物，身邊圍著不少思想活躍、政治主張激烈的年輕人。現在半路殺出一個馮寶興，讓不少人都在猜測劉吉是否犯了錯誤。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錯誤”。圖為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然而有“政治錯誤”的人還不止一個。在這同一期雜誌上，就把張賢亮和劉吉並列了。張在8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的歲月裏是個挺有名氣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畫了專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難，可是就像我們在前邊提到的，總是有爭議，現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劉貽清在《中流》上撰文說，張賢亮在詛咒黨中央。這在中國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證據確鑿，張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監，甚至和他筆下那些悲慘人物有著同樣下場。劉貽清的證據是張的小說《無法蘇醒》。它發表在1995年第5期《中國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趙鷲，像張過去描寫過的人物一樣，是個“右派”，並且為此坐了十年監獄，後來卻又奇跡般地成了數項專利的擁有者和一個卓有成效的企業家。就在人們對他刮目相看的時候，他卻自覺自願地回到監獄，因為他要補足過去自己還未服滿的徒刑。看來這個人的精神有些問題。有一天他終於要出獄了，卻發現外麵一片混亂，標語如海，上麵寫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把趙鷲揪出來”等等革命口號。20多年以前的情景頓時浮現在眼前，趙鷲想，“完了，‘文革’又來了”，然後昏倒在地，從此無法蘇醒。張賢亮講了一個荒誕故事，也許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種被扭曲的社會心理、有一種複舊思潮。這一點為劉貽清格外關注。後者寫道：“張賢亮妄言改革開放已然倒轉，極‘左’的東西也已回潮。說穿了，這矛頭主要就是對準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或者詛咒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能力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或者誣蔑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搞極‘左’，要否定改革開放路線。除此二者，難道還有別的解釋嗎？”圖為1992年3月，鄧小平南巡時留影。  這樣的批評要是放在20年前，大家都不會覺得意外，可現在是1997年，就讓人不免驚慌，以為發生了什麽事變，於是翻回來仔細研究這本雜誌。《中流》一向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為己任。這是一個挺莊嚴的理想（有人後來挖苦地指出，這刊名的含義不能符合創辦者的初衷，因為“中流”二字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意思其實是“水流的中央”，他們的本意大約是想做那屹立在滾滾逆流中巋然不動的砥柱山，所以應該把他們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們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對），隻是出版多年，影響不大，這一次因為有了這些文章，像“理論綱領”、“詛咒”、“誣蔑”之類的用詞格外尖銳，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讓人不免頓生疑竇：莫非鄧小平屍骨未寒，意識形態的爭鬥就卷土重來？令人不安的跡象越來越多。涉嫌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人名單，也越來越長，根據一篇文章點出來的名字，至少有39人。這篇文章在這個春天裏出現在京城，以傳單方式公布，到處流傳，題目是《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作者靜心研讀報刊，但凡發現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論，便摘錄下來，終於有了結論：從1992年開始，“資產階級自由化向四項基本原則展開了猛烈的反撲。而各級黨委此時卻停止了組織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得以自由發展”。又開列“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若幹條，還把“自由化言論”的所有者記錄在案。按照先後順序，這些人有：李澤厚、王德勝、陶東風、王若水、王嶽川、王蒙、劉軍寧、董輔礽、劉偉、樊綱、於光遠、劉吉、厲有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張厚義、許宏業、劉迎秋、劉新宜、鍾朋榮、張維迎、王玨、王山、劉平清、張宇、晏智傑、梁小民、胡績偉、袁紅冰、許明、張文顯、浦興祖、遠江、茅海建、李慎之、吳祖光、曹思源、鄧正來。圖為江澤民（右一）。  一下子有這麽多人被拉出來示眾，應該說，不是什麽隨隨便便的舉動。有些東西，看來並不重要，也沒有過分糾纏。可有些話顯然經過充分準備，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樣子。比如針對王蒙的那些攻擊若能成立，這位前文化部部長和前中央委員就算被投進秦城監獄，也不過分。根據那篇《王蒙其人其事》發表在《中流》雜誌1997年第1期。提出的指控，此人是個“黨內的不同政見者”，從來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國外和國內發表了無數的“反動言論”，證明他同國外的反動勢力有著說不清楚的關係。在1989年的“北京風波”平息後，他居然“‘稱病’拒絕慰問戒嚴部隊，拒絕出席黨中央緊急處理這一重大事件的全會”。作者憤怒地指出，這個人“身處共產黨內，卻不說黨的話，不辦黨的事，不信黨的理論、理想、目標和宗旨”，和流亡美國的不同政見分子劉賓雁“心心相印”。不過，“比起王蒙，劉賓雁隻能哀歎‘望塵莫及’了！劉賓雁辦不到的，王蒙卻‘得心應手’、輕而易舉地辦到了！”他的想法是這樣的，我們國家的所有製模式不僅不符合國情，而且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對不上號”。所有製問題還在束縛我們生產力的發展。比如人為地實行全民所有製的公有製，類似於揠苗助長；比如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不但有排斥的一麵，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麵；比如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比如建立一種使多數勞動者占有多數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形式……這些想法雖然新鮮犀利，但卻並不成熟，而且，作為一個整日忙於實際工作的官員，從事這樣艱深的理論探討實在是勉為其難。他的一同在黨校裏學習的朋友就曾勸他，“不要做費力不討好的事情，畢業論文也不必認真，隨便抄抄報紙就過去了嘛”。事實上大多數在黨校學習的官員都是這樣做的。但是厲有為不能同意，他腦子裏的疑問太多，打算在這所高級幹部的理論殿堂中弄弄清楚，於是費時月餘，晝夜苦讀，弄得血壓都高起來。文章本來還在修改當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學習小組上陳述，大家都說講得好，讓他在班裏講，他就講了，大約100人聽了他的發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這個發言，”他說，“他們既然如此大義凜然，為什麽要行此偷雞摸狗的勾當，不肯事先說清楚他們要幹什麽？又為什麽連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讓我知道呢？”圖為鄧小平舊照。  被稱為“左派”和“右派”的人們相互已經勢成水火，和解無望了，雙方都說話太多，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這個多事的春天裏，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許多事情突然發生，同此前鄧小平的去世和此後即將召開的十五大有著密切關聯。對於厲有為、劉吉、王蒙展開如此嚴厲的批評，當然也不是因為這三個人特別壞，而是期望殺一儆百，或者叫做“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國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變幻，心中明白，這些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卻不是在這時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後便在私下徘徊回蕩，至少在兩年以前就已經蠢蠢欲動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兩年前的那個春天。那時候，加快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東西南北遙相呼應，一浪高過一浪，未肯低落。中國開始彈奏改革的新樂章。國家體改委新聞發言人馮並說：“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思維突破已全麵接近臨界點。”這是來自政府的聲音。經濟學家也在急切地呼喚改革，有如吳敬璉所說，“少爭熱與不熱，多說改與不改”。至於黨的領導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澤民視察東北三省並且發表了一個講話。公開的報道說，江澤民此行為期12天，“詳細了解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發展情況和遇到的各種問題”。其講話的主旨，可以用12個字來概括：堅定信心，正視困難，鍥而不舍。從大局上說，我們國家的改革的確進入了一個關鍵時刻。國有企業的“攻堅戰”，實際上是在檢驗中國人有沒有開辟新路的信心和膽量。膽子大些，就有可能到達“柳暗花明”的境界；膽小，就難免盡是“山窮水盡”的感歎。圖為江澤民。  然而所謂“新路”，其實就是放開“所有製”，有如馮並所說之“臨界點”，也即專家所說“資本製度”，或者叫做“財產製度”。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難能深入的關鍵所在，其情勢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時候經濟局麵幾近崩潰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夢想都黯然失色，意識形態淨化運動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億萬公社社員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向人民公社製度發起挑戰，曆五年“拉鋸戰”後，包產到戶席卷全國，人民公社的曆史也就以失敗而告終。現在，同樣的情形再一次發生，隻不過，那一次是發生在鄉下，這一次是發生在城裏。從經濟的局麵來看，再不改革，隻有死路一條；但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前後兩次全都遭遇到國內保守主義者的頑強阻擊。前一次他們說，包產到戶是“複辟資本主義”，這一次換了一種說法，叫做私營經濟“威脅國家安全”。盡管不能像前幾年那樣隨心所欲地使用黨的報紙，但卻仍然戰鬥不息，這讓人們再次感歎他們的頑強。鄧小平不是說“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嗎？現在，他們正是要證明他們的說法有根據。黨的宣傳部門一向對輿論方麵的異常動態反應敏捷，還命令所有屬下媒體“守土有責”，絕不允許不符合黨的方針的言論出現在報端，但那都是對付“右派”言論的經驗，至於眼前這些理論，盡管危言聳聽，卻對其聽之任之。這讓這些人得到鼓勵，在後來的兩年中，開動一切機器——正規的和非正規的，把他們的意見拿出來，一個接著一個。第一個前麵已經提到；第二個叫做《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然後《當代思潮》雜誌總編輯又發奮寫了第三個，叫做《關於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的若幹理論和政策問題》；還有第四個，就是《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人們把前前後後這些文章連貫起來一看，就說“這是四份‘萬言書’啊”。圖為鄧小平。  老實說，這些人的宣傳工作幹得的確出色。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黨”的樣子，或者至少也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了。黨的宣傳部門不去阻止他們，並不意味著接受了他們的理論。因為，能夠證明這些人的政治主張與黨的既定方針不一樣的證據太多了——至少不比他們尖銳批評的“右派”少。黨中央說，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十五大上又說是“組成部分”），他們說：“重新出現的私有製經濟將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經濟後盾。”黨的最重要的國策之一就是擴大對外開放，他們說：“我國對外國依賴加深，與過去相比，容易受製於人。”黨中央將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作為最重要的理論指導，他們說：“1992年以後，資產階級自由化逐漸占了上風。”黨的領袖多次說，經濟建設是中心，不能讓任何東西來幹擾這個中心，他們說：“階級鬥爭有可能重新上升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還嚴厲地指出，有一種“有相當的市場”的錯誤思想，也就是認為“隻要經濟發展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以至於認為‘反和平演變’是‘左’傾路線的必然產物，將會衝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黨中央說，我們已經完成了從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轉變，他們說：“領導權和路線這兩個對我們黨來說生死攸關的問題，還未最終解決”，“很難保證在黨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黨中央主張對工業實行股份製改造，他們說：“用股份製來改造社會主義公有製達到私有化的目的，這是曆史的倒退。”朱鎔基說：“以公有製為主體，不是以國有製為主體。”他們說：“這樣理解的主體實際上並不是主體。”朱鎔基說：“至於那些漢堡包、幾個膠卷、頭發卡子，你搞幾個外資，有什麽關係呢？”他們說：“主張國有經濟應退出競爭行業的觀點頗為流行……這種主張實際上就是讓我們國家承擔虧損，讓各種資本盈利。從而使我們的國有經濟變成主要為國內外資本服務的經濟。”江澤民說：“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堅定信心。”他們說：“每逢改革開放加快時，非公有經濟就加快發展，必然衝減國有經濟所占份額。”他們的觀點真是不少，盡管缺少想象力，但卻無比犀利，刀刀見血。開始的時候，人們還隻是覺得驚訝，驚訝之後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來還以為隻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見者’，”一個老資格的編輯說，“現在才知道，這些旗幟鮮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見’！”圖為江澤民（右一）。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他的準備了幾個月的講話。此後幾個月中，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把這次講話叫做“五二九”講話。中國內外，對於這個講話的評論如潮。有人說，這是鄧小平逝世後，黨的領導人第一次係統地闡述其治國理論；有人說，這是將要召開的新一屆黨代表大會的指導思想，甚至就是江澤民政治報告的“底本”；也有人說，這是事先選擇一個場合來傳遞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經常說的“吹風”，征求黨內反應，以便決定以後的行動。議論紛紛，見仁見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懷疑，江澤民的話顯然是對全國的聽眾，尤其是對所有高級幹部說的，這是政治運作鏈條中的必要環節，所謂中央黨校省部級畢業班的畢業典禮，隻是在這樣的時候提供了這樣一個講台。所以，在會場裏麵，除了這一批畢業學員外，還坐著全國各省、市、區的黨政主要領導人，以及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人。圖為鄧小平。  江的講話全文2萬多字，公開報道的部分為其中4000多字，由新華通訊社統一播發，所有報刊都統一行動，刊登了新華社通稿。其餘未公開的部分，則迅速在黨內傳達。公開發表的部分態度平和，對於新一輪意識形態的爭論未予置評。可是，在現場直接聆聽江澤民講話的人，都發現他心有所指。很多讀過“萬言書”的人還可以聽明白，他的很多話明顯是針對“左”的人士的。他說：“旗幟問題至關緊要，在當代中國，隻有鄧小平的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一定是針對“左”的人士的否定鄧小平的傾向。他說：“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這一定是在批評“左”的人士拿著馬克思的條條到處嚇唬人的做法。他說：“實踐證明，我們這樣做，沒有離開社會主義，而是在腳踏實地建設社會主義。”顯然也是針對“左派”指斥改革開放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的論述。他說：“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製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這實際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爭論。聽者把他的這些話匯聚在一起，頓時明白：這是兩年多來黨中央最高領導第一次公開地回答“萬言書”的指責。圖為江澤民。  此後幾個月中，官方媒體號召全國學習講話，以此統一思想。可是在中國，一樣東西的價值並不在於媒體的追捧，民間的毀譽往往更接近事實的真相。當時百姓中間，有人把“五二九”當作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點，又有人說這是過譽之詞。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兩種說法都有足夠的證據，1997年5月29日這一天的中國，的確洋溢著強烈的解放思想的氣息，中南海的主旨在於搬開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但卻沒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衝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給保守派留下一個台階，讓他們卷鋪蓋走人。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隻要有個台階，也就有了死灰複燃的機會，有如中國人一句俗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圖為江澤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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