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康雍乾“百年盛世”不過一個泡影 中國落後於世界的關鍵時期
乾隆朝的文字獄，打擊對象竟至擴大到沒有正常思維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滅絕人性的酷刑——淩遲、杖斃，處死缺乏清醒意識的瘋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之多，羅織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過康雍兩朝。
康雍乾百年間，何以被稱為封建時代的“盛世”？後來又是怎樣淪落至落後挨打地步的？我們應該用唯物史觀來研究這個問題——
康熙帝經過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統一台灣，完成了祖國的統一大業。此後約一百年，被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或簡稱康乾 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學家，對此持相反意見。那麽究竟該怎樣認識康雍乾時期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積極措施，結束了北部邊疆長期分裂戰亂的局麵，實現了對北部邊疆的統一管理，有效地遏製沙俄對我國的侵略，加強了北方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曆史上幾千年來民族關係中的大難題。北部邊疆麵貌根本改觀，屢代維修的萬裏長城不再具有軍事屏障的意義。
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尊崇藏傳佛教，改革了活佛轉世製度。乾隆時創建的“金瓶掣簽”，備受歡迎，流傳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廣大地區內，大規模地實行改土歸流，各項製度與措施大體和內地保持一致。這一項改革，大大地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
清政府成功地處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兄弟民族的關係，同時也就是成功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在清政府統治下最終完成的，祖國的神聖版圖是在清朝得到確立的。這是清朝統治的偉大曆史功績。
邊疆、山區和海島的開發成效卓著。有的地區由於農業發展迅速，成為全國重要糧倉。內地的湘西、陝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貴州等山地丘陵地區，也因大量移民，生產發展迅速。邊疆地區卓有成效的開發，不僅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而且有利於祖國邊疆地區的鞏固。清代開發山區和邊疆，其規模和成效，都遠遠超過前代。
康熙年間，明令廢除了中國曆史上長期存在的匠籍製度，使手工業者脫離了世代承襲的勞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清政府又逐漸在全國除少數地區外實行攤丁入地，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在這種稅製下，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鬆弛了。
旗地莊田上落後的農奴製生產方式，至乾隆年間已完成了向租佃製的轉變。由於佃農的人身依附關係逐漸鬆弛，主佃在法律上並無主仆名分。
縱看幾千年的中國史，康雍乾百年間，確可以稱之為封建時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點是，皇帝擁有不受限製的絕對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係統以及一切官吏和全體子民，都必須無條件地根據皇帝的意誌辦事。而這種高度集權，到康雍乾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時建立了軍機處，是君主專製發展到頂峰的產物。軍機處是清代特有的政治體製，秉承皇帝的旨意承辦一切事務，有效地維護皇權的高度集中。
雍正進一步加強的秘密奏折製度，也是君主獨裁專製發展到頂峰的產物。這種遍布全國的密報網，有效地控製全體臣民，並使官吏們彼此防範和互相戒備，大家都誠惶誠恐地為皇帝效忠。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正是中國曆史上稱之為“盛世”的時期。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造就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康雍乾盛世，卻同時給後代子孫留下了一份落後挨打的曆史遺產。
在中國封建專製主義社會裏，因文字觸禁而獲罪，或執政者藉文字羅織罪名以清除異己，史稱文字獄。文字獄在明清兩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為頻繁，最為嚴酷。
乾隆朝的文字獄，打擊對象竟至擴大到沒有正常思維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滅絕人性的酷刑——淩遲、杖斃，處死缺乏清醒意識的瘋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之多，羅織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過康雍兩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標榜，也確實在文化上創造過輝煌的業績，如編纂大型圖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實行文化專製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一個皇帝，在編輯《四庫全書》時銷毀刪改大批珍貴的典籍，銷毀規模之大，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帝王，也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次天災或人禍。乾隆皇帝大搞文化專製主義的時候，正是西方各國大興思想解放的時候，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經濟學說紛紛湧現，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1748年）、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762年）、亞當8226;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這個時期問世的。他們以自己的學說，建立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體係，確立了資產階級政治製度的基本原則。
而這時的中國，仍在沿襲八股取士製度。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是科舉必考的內容。科舉製度造成知識分子非孔孟之書不讀，並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獨立思考。他們沒有睜開眼睛看世界，還自以為數十年的寒窗苦讀，已經充分掌握了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識充實自己。
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中國皇帝的權力受之於天，“天朝統馭萬國”，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視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書，便稱為“敕諭”，皇帝自稱為“朕”，稱本國為“天朝”，文書一開頭就是“奉天承運皇帝敕諭……”這種外交體製與17世紀以來的國際環境是完全不適應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會（當時稱為“敕諭”）中，留下了一段傳世名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他正陶醉在天朝無所不有的迷惘中時，馬戛爾尼帶來的禮品中，就有中華大地所沒有的東西，如：大型天文地理儀器、鍾表、帶支架的燧發火槍和新型船隻模型。這些東西代表了英國當時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
天朝無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幾個皇帝的普遍心態，隻是程度不同罷了。這種心態，使他們不可能睜開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門來的西方物質文明也不屑睜開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說學習和超越了。火藥，本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驕傲，到明末西洋火炮傳入中國後，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領教過了的。到乾隆時，西洋火器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黑色火藥大有改進，並發明了燧發火槍。幾十年後，中國就被新一代的洋槍洋炮打敗了。
從“天朝無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大膽否定。要承認“夷”也有“長技”可“師”，確實是認識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但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來，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學習是從學造洋槍洋炮開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們長期在封閉的狀態下生活，對於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慣例懵然無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進了陌生的國際社會，以致在與西方國家接觸中多次舉措失當。清初海禁極嚴，互市僅限貢舶。海禁開後，仍對進出口貿易實行極嚴厲的限製政策。海關稅製極不合理，利於進口不利於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國際貿易競爭意識。稅則混亂，陋規幾十種，海關人員層層中飽。雖然如此，海外貿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並長期保持巨額出超。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貨物品種繁多，貨源充足，特別是許多傳統產品在國際上有廣闊的銷售市場，如絲、茶、瓷、漆等。當時中國的外貿產品蘊藏著巨大的競爭能力。中國也很需要購進國外的許多產品，如銀、銅、火炮、火槍等等。假如清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就可以充實國家財力，改善自己的國防從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實力地位。
大約在雍乾之際，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行業是棉紡織業。棉紡織業用機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機的發明和不斷改進，解決了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動力，使工業生產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國建成了第一個蒸汽機製造廠。
假如我們橫向作一比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國落後於西方並使差距日益擴大的關鍵時期。
來源: 新華網
藏人文化網
第三世章嘉大師
乾隆皇帝的灌頂國師章嘉若貝多吉（1717—1786）生在天祝旦馬鄉禧水河牧民祁姓人家，四歲時任定，並迎接到佑寧寺坐床。出生地遺址上有一顆柏樹，當地稱為“章嘉神樹”，至今尚在。
二世章嘉阿旺曲旦（1642—1714）是哲蚌寺著名的大格西，康熙32年奉旨入朝，為皇帝後宮和諸皇子傳法灌頂，康熙39年被封為熱河皇寺主持，康熙46年封為帝師，賜金印。當時在諸皇子中有信仰藏傳佛教寧瑪派的如十四阿哥等，有信仰格魯派的如四阿哥胤禎等。二世章嘉是四阿哥胤禎的藏傳佛教親教師，與四阿哥關係最密切，對四阿哥繼位，二世章嘉從佛教的角度也出了很大的力。清朝諸皇帝都信仰藏傳佛教，但篤信佛教、受戒閉關修持的隻有雍正、乾隆二帝。據清宮資料顯示，四阿哥胤禎做皇子時喜歡穿藏傳佛教僧裝（皇宮有雍正皇帝穿袈裟修行的壁畫）。二世章嘉曾給皇家子弟和朝臣子弟傳法，培養了一批佛教人才，其中著名的佛教門徒就有十四人，皇子弘曆列名其中，號稱長春居士。他們的都成了皇位繼承人雍乾二朝的重臣。康熙51年和52年在雍王府舉行了兩次盛大法會，請二世章嘉國師灌頂傳法。章嘉國師指點雍親王，得蹈三關。國師稱讚雍親王得大自在。雍王登基後常以大自在自喻。乾隆皇帝從小就拜二世章嘉為師，學習藏傳佛教。後來又跟隨三世章嘉學習藏文、藏語和藏文佛經。他精通藏漢滿蒙四種語文。在《章嘉傳》中說：六世班禪進京祝壽時，乾隆用藏語與班禪交談。班禪驚奇地問：“陛下也懂藏語？”乾隆說：“我跟章嘉活佛學了一點。”乾隆不但精通佛教，而且灌頂受戒，閉關修持，從四十二歲受菩薩戒吃齋，從60歲開始，每月抄寫《般若心經》兩部，直至86歲壽終，堅持不懈。有人說：“抄寫佛經是乾隆皇帝長壽的秘訣”。雍正、乾隆二帝篤信佛教與二世、三世章嘉國師有很大的關係。
雍正元年，派年羹堯率兵清剿青海蒙古叛軍羅布藏丹增部。出行前皇帝給年大將軍下了要在青海找到章嘉國師轉世靈童，安全護送入京的手諭。年軍在甘青蒙藏地區采取燒寺屠僧等高壓威懾政策，當時甘青地區的藏傳佛教寺院大多數被年軍燒毀，未逃脫的活佛僧人也都慘遭殺害。天祝除天堂寺外，華藏寺、石門寺、夏瑪寺等華銳十三座寺院都被燒毀。章嘉活佛的本寺佑寧寺和塔爾寺等均以“同匪”的罪名被燒毀。據藏文資料記載，西寧一次處決蒙藏僧人頭目七百多人，塔爾寺架起柴堆燒死卻藏活佛等大活佛35人。在這種形式下各地喇嘛僧人都離寺逃難，年僅8歲的二世章嘉的轉世靈童也和管家和兩三個隨從人員偷偷逃到了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藏在朱岔峽下麵，麵對大通河，名叫恰孜的茂密森林中的一個岩洞中。年羹堯派人查找國師靈童下落。查知靈童就藏在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但山大溝深，不知具體地點。於是就派兵駐紮在天堂寺河對麵的嘉塘灘。勒令天堂寺限期找到國師靈童，送交軍營，否則就要燒寺屠僧。天堂寺僧人朵倉拉冉巴去到活佛藏身處報告情況。管家和隨從人員十分恐慌，不知所措。靈童說：“他們不會傷害我，我要去見皇帝，你們趕快把我送到軍營”。管家膽小不敢去軍營。由朵倉拉冉巴背著靈童，和莫科宗傑先二人將靈童送到了軍營。年羹堯先將靈童接到西寧，按皇帝的旨意護送入京。三世章嘉若貝多吉從8歲（雍正２年）進京，直到70歲（乾隆51年）圓寂，駐京62年。一生中受到雍、乾兩朝皇帝的特殊恩寵。如，8歲入京後雍正皇帝親自按派藏傳佛教著名學者二世土官活佛和噶謙喜若達吉為經師，教授顯密佛學，一切俸祿和起居車馬規格均按二世章嘉舊列。18歲（雍正12年）完成學業後授於灌頂普賢廣慈大國師銜。乾隆10年（29歲）晉封為帝師，宮中舉行盛大法會，章嘉國師給乾隆皇帝和後宮後妃、諸皇子進行勝樂灌頂，並傳受修道儀軌。按一般習慣，灌頂傳法的對象可按級別坐在和上師同等高度或較低的法座上接受傳法，按此慣列，皇帝就應該坐在皇帝的寶座上聽講。但乾隆皇帝為了表示對上師的尊敬和虔誠，竟然跪在地上聽講。從此以後章嘉和乾隆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他倆不僅是師徒關係，而且成了誌同道合、親密無間的朋友。如給章嘉國師破格賜龍攆黃轎、龍袍、黃龍傘，上朝免跪拜禮，可以和皇帝同坐一床，太和殿覲見，六世班禪可以坐轎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階，章嘉國師的轎子可以到達第二台階，別的親王寵臣和朝中大員都沒有享受這種規格待遇的資格。可以說，章嘉活佛當時是朝中地位最高的活佛，連達賴、班禪和外蒙政教領袖至尊丹巴在政治上也靠章嘉國師在皇帝麵前的周旋。
章嘉國師的貢獻主要在政治和佛教兩個方麵。在政治方麵，章嘉國師對締造乾隆盛世和諧良好的民族關係，保持蒙藏地區的安定團結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在這方麵所做的幾件重要大事：
一，奉旨護送七世達賴喇嘛重返西藏。康熙59年廢除拉蒙古人藏汗認定的六世達賴巴葛爾強巴，清軍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噶桑嘉措進藏，為躲避政治紛爭而逃到康地的七世達賴喇嘛重返西藏的這十多年是個西藏麵臨內憂外患，政局動蕩不定的時期。先是仲葛爾入侵和反仲葛爾的政治和武裝鬥爭，然後又是拉藏汗一派的蒙古勢力和西藏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後者發展到了俄、龍、傑刺殺康濟鼐及導致兩股勢力內戰。清政府護送七世達賴喇嘛重返西藏，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立場，再加上具有佛教領袖和清政府代表雙重身份的章嘉國師在西藏宗教上層和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調和斡旋。使西藏的政局得到了穩定。
二，以他和乾隆皇帝的特殊關係，影響皇帝對蒙藏工作的決策。如《章嘉傳》中說：乾隆15年，皇帝對西藏殺害駐藏大臣的問題非常惱火，提出要收回達賴地方政府的權利，仿照內地進行改製，設總督、提督等文武官職，各級官員均有朝廷派遣，並派兵長期駐守的設想。就此事向國師征求意見時，國師乘機陳述其利弊關係。說西藏是個特殊地區，藏族全民篤信佛教，穩定社會，獲得民心的辦法是尊重和保護信仰，尊重宗教領袖。做好這方麵的工作，比改製派官駐兵利多弊少，省力省錢。皇帝聽了國師的陳述後打消了對西藏進行改製的念頭。在章嘉國師的影響下，於乾隆36年在熱河行宮建造了仿照西藏布達拉宮的普陀宗乘廟，也稱小布達拉宮。為了迎接六世班禪又特地建造了須彌福壽之廟，（即班禪的寺廟‘紮什倫布’的意思）。並促成了六世班禪入京拜壽和向乾隆灌長壽頂之事。
三，平息外蒙預謀叛亂，維護大清帝國的統一。章嘉國師是外蒙政教合一領袖赫爾哈至尊達丹巴三世意喜丹貝尼瑪的剃度傳法的根本上師，蒙古的王公貴族大部分都是章嘉國師的歸依弟子，因此，章嘉活佛在蒙古地區的影響遠遠超過達賴和班禪。如由朝廷查辦至尊丹巴的哥哥德爾汗親王引起的一場預謀中的赫爾哈七部武裝叛亂用章嘉國師給至尊丹巴的一份親筆信平息了下去。乾隆皇帝感激地說：未動一兵一卒，用一封信平息了一場戰火，國師的本事真大！
章嘉國師在佛教方麵所做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一， 在滿蒙地區擴大了藏傳佛教和藏文化的影響。
1，奉旨主持了藏文“丹珠”（佛經研究論著叢書）蒙譯工作和藏文“甘珠”（佛經）譯為為滿文的工作。
2，以其特殊地位和身份，在皇宮內外，從北京到蒙古草原，東三省滿蒙地區，通過剃度授戒，傳法灌頂，傳播了藏傳佛教，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藏傳佛教的倫理道德和和諧和平、慈悲利眾的哲學思想，通過雍、乾二帝變成了皇室的主流，使藏傳佛教變為國教，在這方麵章嘉國師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康熙皇帝阿彌陀佛轉世，雍正皇帝自稱：天下釋主，破塵居士，不穿僧服的野僧，文殊皇帝。他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他做雍親王的時候潛心研究佛學，寫出了十多本書。並講佛學，收弟子，如鄂爾泰、張廷玉，張照等朝中大臣都是雍正的佛教弟子。後來乾隆皇帝就把雍王府改成了藏傳佛寺，即雍和宮。乾隆皇帝，人稱佛心皇帝。跟隨章嘉國師學習藏文藏語，還在皇宮設了藏文學校，供皇家子弟學習。乾隆皇帝喜歡藏族歌舞和繪畫藝術，現在皇宮保存的文物中還有乾隆皇帝親手畫的二十一度母的唐卡。從西藏夏魯寺請來了葛爾乾舞（即藏傳佛舞）的教師，建立宮中葛爾乾舞隊和佛樂隊，供皇家喜慶節日表演。在皇宮內外建立了多處藏式佛寺，建造了很多藏式密宗佛像法器。故宮中有乾隆皇帝的珍珠袈裟和穿喇嘛服的乾隆畫像。由於這樣，在蒙藏民族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形象不僅是人間的皇帝，而且也是佛國的“曼珠希日”——即文殊菩薩。這是用強權征服永遠達不到的效果。
乾隆朝的文字獄，打擊對象竟至擴大到沒有正常思維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滅絕人性的酷刑——淩遲、杖斃，處死缺乏清醒意識的瘋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之多，羅織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過康雍兩朝。
康雍乾百年間，何以被稱為封建時代的“盛世”？後來又是怎樣淪落至落後挨打地步的？我們應該用唯物史觀來研究這個問題——
康熙帝經過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統一台灣，完成了祖國的統一大業。此後約一百年，被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或簡稱康乾 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學家，對此持相反意見。那麽究竟該怎樣認識康雍乾時期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積極措施，結束了北部邊疆長期分裂戰亂的局麵，實現了對北部邊疆的統一管理，有效地遏製沙俄對我國的侵略，加強了北方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曆史上幾千年來民族關係中的大難題。北部邊疆麵貌根本改觀，屢代維修的萬裏長城不再具有軍事屏障的意義。
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尊崇藏傳佛教，改革了活佛轉世製度。乾隆時創建的“金瓶掣簽”，備受歡迎，流傳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廣大地區內，大規模地實行改土歸流，各項製度與措施大體和內地保持一致。這一項改革，大大地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
清政府成功地處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兄弟民族的關係，同時也就是成功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在清政府統治下最終完成的，祖國的神聖版圖是在清朝得到確立的。這是清朝統治的偉大曆史功績。
邊疆、山區和海島的開發成效卓著。有的地區由於農業發展迅速，成為全國重要糧倉。內地的湘西、陝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貴州等山地丘陵地區，也因大量移民，生產發展迅速。邊疆地區卓有成效的開發，不僅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而且有利於祖國邊疆地區的鞏固。清代開發山區和邊疆，其規模和成效，都遠遠超過前代。
康熙年間，明令廢除了中國曆史上長期存在的匠籍製度，使手工業者脫離了世代承襲的勞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清政府又逐漸在全國除少數地區外實行攤丁入地，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在這種稅製下，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鬆弛了。
旗地莊田上落後的農奴製生產方式，至乾隆年間已完成了向租佃製的轉變。由於佃農的人身依附關係逐漸鬆弛，主佃在法律上並無主仆名分。
縱看幾千年的中國史，康雍乾百年間，確可以稱之為封建時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點是，皇帝擁有不受限製的絕對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係統以及一切官吏和全體子民，都必須無條件地根據皇帝的意誌辦事。而這種高度集權，到康雍乾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時建立了軍機處，是君主專製發展到頂峰的產物。軍機處是清代特有的政治體製，秉承皇帝的旨意承辦一切事務，有效地維護皇權的高度集中。
雍正進一步加強的秘密奏折製度，也是君主獨裁專製發展到頂峰的產物。這種遍布全國的密報網，有效地控製全體臣民，並使官吏們彼此防範和互相戒備，大家都誠惶誠恐地為皇帝效忠。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正是中國曆史上稱之為“盛世”的時期。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造就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康雍乾盛世，卻同時給後代子孫留下了一份落後挨打的曆史遺產。
在中國封建專製主義社會裏，因文字觸禁而獲罪，或執政者藉文字羅織罪名以清除異己，史稱文字獄。文字獄在明清兩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為頻繁，最為嚴酷。
乾隆朝的文字獄，打擊對象竟至擴大到沒有正常思維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滅絕人性的酷刑——淩遲、杖斃，處死缺乏清醒意識的瘋漢。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之多，羅織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過康雍兩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標榜，也確實在文化上創造過輝煌的業績，如編纂大型圖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實行文化專製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一個皇帝，在編輯《四庫全書》時銷毀刪改大批珍貴的典籍，銷毀規模之大，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帝王，也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次天災或人禍。乾隆皇帝大搞文化專製主義的時候，正是西方各國大興思想解放的時候，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經濟學說紛紛湧現，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1748年）、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762年）、亞當8226;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這個時期問世的。他們以自己的學說，建立了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體係，確立了資產階級政治製度的基本原則。
而這時的中國，仍在沿襲八股取士製度。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是科舉必考的內容。科舉製度造成知識分子非孔孟之書不讀，並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獨立思考。他們沒有睜開眼睛看世界，還自以為數十年的寒窗苦讀，已經充分掌握了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識充實自己。
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中國皇帝的權力受之於天，“天朝統馭萬國”，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視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書，便稱為“敕諭”，皇帝自稱為“朕”，稱本國為“天朝”，文書一開頭就是“奉天承運皇帝敕諭……”這種外交體製與17世紀以來的國際環境是完全不適應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會（當時稱為“敕諭”）中，留下了一段傳世名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他正陶醉在天朝無所不有的迷惘中時，馬戛爾尼帶來的禮品中，就有中華大地所沒有的東西，如：大型天文地理儀器、鍾表、帶支架的燧發火槍和新型船隻模型。這些東西代表了英國當時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
天朝無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幾個皇帝的普遍心態，隻是程度不同罷了。這種心態，使他們不可能睜開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門來的西方物質文明也不屑睜開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說學習和超越了。火藥，本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驕傲，到明末西洋火炮傳入中國後，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領教過了的。到乾隆時，西洋火器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黑色火藥大有改進，並發明了燧發火槍。幾十年後，中國就被新一代的洋槍洋炮打敗了。
從“天朝無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大膽否定。要承認“夷”也有“長技”可“師”，確實是認識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但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來，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學習是從學造洋槍洋炮開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們長期在封閉的狀態下生活，對於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慣例懵然無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進了陌生的國際社會，以致在與西方國家接觸中多次舉措失當。清初海禁極嚴，互市僅限貢舶。海禁開後，仍對進出口貿易實行極嚴厲的限製政策。海關稅製極不合理，利於進口不利於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國際貿易競爭意識。稅則混亂，陋規幾十種，海關人員層層中飽。雖然如此，海外貿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並長期保持巨額出超。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貨物品種繁多，貨源充足，特別是許多傳統產品在國際上有廣闊的銷售市場，如絲、茶、瓷、漆等。當時中國的外貿產品蘊藏著巨大的競爭能力。中國也很需要購進國外的許多產品，如銀、銅、火炮、火槍等等。假如清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就可以充實國家財力，改善自己的國防從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實力地位。
大約在雍乾之際，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行業是棉紡織業。棉紡織業用機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機的發明和不斷改進，解決了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動力，使工業生產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國建成了第一個蒸汽機製造廠。
假如我們橫向作一比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國落後於西方並使差距日益擴大的關鍵時期。
來源: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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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章嘉大師
乾隆皇帝的灌頂國師章嘉若貝多吉（1717—1786）生在天祝旦馬鄉禧水河牧民祁姓人家，四歲時任定，並迎接到佑寧寺坐床。出生地遺址上有一顆柏樹，當地稱為“章嘉神樹”，至今尚在。
二世章嘉阿旺曲旦（1642—1714）是哲蚌寺著名的大格西，康熙32年奉旨入朝，為皇帝後宮和諸皇子傳法灌頂，康熙39年被封為熱河皇寺主持，康熙46年封為帝師，賜金印。當時在諸皇子中有信仰藏傳佛教寧瑪派的如十四阿哥等，有信仰格魯派的如四阿哥胤禎等。二世章嘉是四阿哥胤禎的藏傳佛教親教師，與四阿哥關係最密切，對四阿哥繼位，二世章嘉從佛教的角度也出了很大的力。清朝諸皇帝都信仰藏傳佛教，但篤信佛教、受戒閉關修持的隻有雍正、乾隆二帝。據清宮資料顯示，四阿哥胤禎做皇子時喜歡穿藏傳佛教僧裝（皇宮有雍正皇帝穿袈裟修行的壁畫）。二世章嘉曾給皇家子弟和朝臣子弟傳法，培養了一批佛教人才，其中著名的佛教門徒就有十四人，皇子弘曆列名其中，號稱長春居士。他們的都成了皇位繼承人雍乾二朝的重臣。康熙51年和52年在雍王府舉行了兩次盛大法會，請二世章嘉國師灌頂傳法。章嘉國師指點雍親王，得蹈三關。國師稱讚雍親王得大自在。雍王登基後常以大自在自喻。乾隆皇帝從小就拜二世章嘉為師，學習藏傳佛教。後來又跟隨三世章嘉學習藏文、藏語和藏文佛經。他精通藏漢滿蒙四種語文。在《章嘉傳》中說：六世班禪進京祝壽時，乾隆用藏語與班禪交談。班禪驚奇地問：“陛下也懂藏語？”乾隆說：“我跟章嘉活佛學了一點。”乾隆不但精通佛教，而且灌頂受戒，閉關修持，從四十二歲受菩薩戒吃齋，從60歲開始，每月抄寫《般若心經》兩部，直至86歲壽終，堅持不懈。有人說：“抄寫佛經是乾隆皇帝長壽的秘訣”。雍正、乾隆二帝篤信佛教與二世、三世章嘉國師有很大的關係。
雍正元年，派年羹堯率兵清剿青海蒙古叛軍羅布藏丹增部。出行前皇帝給年大將軍下了要在青海找到章嘉國師轉世靈童，安全護送入京的手諭。年軍在甘青蒙藏地區采取燒寺屠僧等高壓威懾政策，當時甘青地區的藏傳佛教寺院大多數被年軍燒毀，未逃脫的活佛僧人也都慘遭殺害。天祝除天堂寺外，華藏寺、石門寺、夏瑪寺等華銳十三座寺院都被燒毀。章嘉活佛的本寺佑寧寺和塔爾寺等均以“同匪”的罪名被燒毀。據藏文資料記載，西寧一次處決蒙藏僧人頭目七百多人，塔爾寺架起柴堆燒死卻藏活佛等大活佛35人。在這種形式下各地喇嘛僧人都離寺逃難，年僅8歲的二世章嘉的轉世靈童也和管家和兩三個隨從人員偷偷逃到了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藏在朱岔峽下麵，麵對大通河，名叫恰孜的茂密森林中的一個岩洞中。年羹堯派人查找國師靈童下落。查知靈童就藏在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但山大溝深，不知具體地點。於是就派兵駐紮在天堂寺河對麵的嘉塘灘。勒令天堂寺限期找到國師靈童，送交軍營，否則就要燒寺屠僧。天堂寺僧人朵倉拉冉巴去到活佛藏身處報告情況。管家和隨從人員十分恐慌，不知所措。靈童說：“他們不會傷害我，我要去見皇帝，你們趕快把我送到軍營”。管家膽小不敢去軍營。由朵倉拉冉巴背著靈童，和莫科宗傑先二人將靈童送到了軍營。年羹堯先將靈童接到西寧，按皇帝的旨意護送入京。三世章嘉若貝多吉從8歲（雍正２年）進京，直到70歲（乾隆51年）圓寂，駐京62年。一生中受到雍、乾兩朝皇帝的特殊恩寵。如，8歲入京後雍正皇帝親自按派藏傳佛教著名學者二世土官活佛和噶謙喜若達吉為經師，教授顯密佛學，一切俸祿和起居車馬規格均按二世章嘉舊列。18歲（雍正12年）完成學業後授於灌頂普賢廣慈大國師銜。乾隆10年（29歲）晉封為帝師，宮中舉行盛大法會，章嘉國師給乾隆皇帝和後宮後妃、諸皇子進行勝樂灌頂，並傳受修道儀軌。按一般習慣，灌頂傳法的對象可按級別坐在和上師同等高度或較低的法座上接受傳法，按此慣列，皇帝就應該坐在皇帝的寶座上聽講。但乾隆皇帝為了表示對上師的尊敬和虔誠，竟然跪在地上聽講。從此以後章嘉和乾隆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他倆不僅是師徒關係，而且成了誌同道合、親密無間的朋友。如給章嘉國師破格賜龍攆黃轎、龍袍、黃龍傘，上朝免跪拜禮，可以和皇帝同坐一床，太和殿覲見，六世班禪可以坐轎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階，章嘉國師的轎子可以到達第二台階，別的親王寵臣和朝中大員都沒有享受這種規格待遇的資格。可以說，章嘉活佛當時是朝中地位最高的活佛，連達賴、班禪和外蒙政教領袖至尊丹巴在政治上也靠章嘉國師在皇帝麵前的周旋。
章嘉國師的貢獻主要在政治和佛教兩個方麵。在政治方麵，章嘉國師對締造乾隆盛世和諧良好的民族關係，保持蒙藏地區的安定團結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在這方麵所做的幾件重要大事：
一，奉旨護送七世達賴喇嘛重返西藏。康熙59年廢除拉蒙古人藏汗認定的六世達賴巴葛爾強巴，清軍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噶桑嘉措進藏，為躲避政治紛爭而逃到康地的七世達賴喇嘛重返西藏的這十多年是個西藏麵臨內憂外患，政局動蕩不定的時期。先是仲葛爾入侵和反仲葛爾的政治和武裝鬥爭，然後又是拉藏汗一派的蒙古勢力和西藏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後者發展到了俄、龍、傑刺殺康濟鼐及導致兩股勢力內戰。清政府護送七世達賴喇嘛重返西藏，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立場，再加上具有佛教領袖和清政府代表雙重身份的章嘉國師在西藏宗教上層和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調和斡旋。使西藏的政局得到了穩定。
二，以他和乾隆皇帝的特殊關係，影響皇帝對蒙藏工作的決策。如《章嘉傳》中說：乾隆15年，皇帝對西藏殺害駐藏大臣的問題非常惱火，提出要收回達賴地方政府的權利，仿照內地進行改製，設總督、提督等文武官職，各級官員均有朝廷派遣，並派兵長期駐守的設想。就此事向國師征求意見時，國師乘機陳述其利弊關係。說西藏是個特殊地區，藏族全民篤信佛教，穩定社會，獲得民心的辦法是尊重和保護信仰，尊重宗教領袖。做好這方麵的工作，比改製派官駐兵利多弊少，省力省錢。皇帝聽了國師的陳述後打消了對西藏進行改製的念頭。在章嘉國師的影響下，於乾隆36年在熱河行宮建造了仿照西藏布達拉宮的普陀宗乘廟，也稱小布達拉宮。為了迎接六世班禪又特地建造了須彌福壽之廟，（即班禪的寺廟‘紮什倫布’的意思）。並促成了六世班禪入京拜壽和向乾隆灌長壽頂之事。
三，平息外蒙預謀叛亂，維護大清帝國的統一。章嘉國師是外蒙政教合一領袖赫爾哈至尊達丹巴三世意喜丹貝尼瑪的剃度傳法的根本上師，蒙古的王公貴族大部分都是章嘉國師的歸依弟子，因此，章嘉活佛在蒙古地區的影響遠遠超過達賴和班禪。如由朝廷查辦至尊丹巴的哥哥德爾汗親王引起的一場預謀中的赫爾哈七部武裝叛亂用章嘉國師給至尊丹巴的一份親筆信平息了下去。乾隆皇帝感激地說：未動一兵一卒，用一封信平息了一場戰火，國師的本事真大！
章嘉國師在佛教方麵所做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一， 在滿蒙地區擴大了藏傳佛教和藏文化的影響。
1，奉旨主持了藏文“丹珠”（佛經研究論著叢書）蒙譯工作和藏文“甘珠”（佛經）譯為為滿文的工作。
2，以其特殊地位和身份，在皇宮內外，從北京到蒙古草原，東三省滿蒙地區，通過剃度授戒，傳法灌頂，傳播了藏傳佛教，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藏傳佛教的倫理道德和和諧和平、慈悲利眾的哲學思想，通過雍、乾二帝變成了皇室的主流，使藏傳佛教變為國教，在這方麵章嘉國師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康熙皇帝阿彌陀佛轉世，雍正皇帝自稱：天下釋主，破塵居士，不穿僧服的野僧，文殊皇帝。他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他做雍親王的時候潛心研究佛學，寫出了十多本書。並講佛學，收弟子，如鄂爾泰、張廷玉，張照等朝中大臣都是雍正的佛教弟子。後來乾隆皇帝就把雍王府改成了藏傳佛寺，即雍和宮。乾隆皇帝，人稱佛心皇帝。跟隨章嘉國師學習藏文藏語，還在皇宮設了藏文學校，供皇家子弟學習。乾隆皇帝喜歡藏族歌舞和繪畫藝術，現在皇宮保存的文物中還有乾隆皇帝親手畫的二十一度母的唐卡。從西藏夏魯寺請來了葛爾乾舞（即藏傳佛舞）的教師，建立宮中葛爾乾舞隊和佛樂隊，供皇家喜慶節日表演。在皇宮內外建立了多處藏式佛寺，建造了很多藏式密宗佛像法器。故宮中有乾隆皇帝的珍珠袈裟和穿喇嘛服的乾隆畫像。由於這樣，在蒙藏民族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形象不僅是人間的皇帝，而且也是佛國的“曼珠希日”——即文殊菩薩。這是用強權征服永遠達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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