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共和最近的時刻 (圖)

　　1945年10月10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簽署了著名的《雙十協定》，經過四十三天的漫長談判，國共達成了和平民主建國共識。　　外患結束之後，中華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內憂，踏上和平、統一、強國之路的可能。還有什麽能比這更讓一個職業外交家為之振奮的大事？民國著名外交官顧維鈞此時遠在倫敦，他見到了從重慶抵達倫敦的中共代表鄧發，鄧發帶來了周恩來的介紹信和毛澤東的問候。由此可見，中共領袖們已經在預想著如何扮演未來外交的角色了。從鄧發那裏，顧維鈞提前知道了重慶談判將會取得成功的消息。他回憶說：　　在不斷變化的國際局勢中，中國共產黨人依然是中國的一個因素。鄧發，中國共產黨出席巴黎職工大會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從重慶到達倫敦。他帶來了周恩來的介紹信和毛澤東的問候。據鄧說，毛要他告訴我，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重慶會談會成功，中國的團結將得到維護，我在這一點上，可以寬心。顯然，他們注意到，我有促進團結的願望，特別是他們聽到我建議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內，以便成為一個真正的全國性代表團。我對鄧說，我非常高興地聽到他們的消息，因為每一個人，包括外國友人在內，都渴望看到我們的統一、民主和繁榮得到維護和發展。中國應該把自己的國家迅速建設好，以便能夠麵對外部世界的緊張局勢，並作為一個主要強國作出充分的貢獻。　　10月11日，重慶宣布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談判的結果。　　(《顧維鈞回憶錄》，第611頁)　　然而，一切卻是虛幻。盡管《雙十協定》簽署，但國共之間的武裝摩擦仍不時發生，內戰的威脅依然存在。如同抗戰期間一樣，美國又一次出麵了，試圖再次發揮其左右國際局麵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已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的中國；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不再處在絕對劣勢；1945年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機。同樣重要的是，1945年蘇聯和美國之間，力量對比已今非昔比。試圖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美國，這一次，真的走進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突然發表演說，聲稱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純粹是由於美國職業外交人員與國務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對華政策紊亂所致，他當即宣布辭任。 一年多以前的1944年，赫爾利曾事先未予通報突然飛抵延安訪問，引起爆炸性轟動；這一次，他又表現出了特立獨行，我行我素，極具爆炸性地把美國與中國內戰危機的關係呈現在世界麵前。　　退役的五星上將再次臨危受命　　在赫爾利發表演說的第二天，11月28日，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物——馬歇爾，在家鄉接到了杜魯門總統的電話。杜魯門委任他出任總統特使，前往中國調解國共衝突。而兩天之前——11月26日，這位五星上將、陸軍參謀長剛剛辭去軍職，準備回到家鄉享受退役後的安逸。　　在杜魯門和不少美國人看來，包括《時代》在內，馬歇爾也許是執行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選。馬歇爾熟悉中國，早在 1914年就來過中國。1927年前後，他曾在駐紮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十五步兵團擔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馬歇爾結識了史迪威，並結下友誼。因為兩人之間的這一特殊曆史淵源，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馬歇爾，極力向羅斯福總統推薦史迪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則以主張支持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而著稱，最後被蔣介石排擠而走。由馬歇爾這樣一位與共產黨有著特殊淵源關係，同時又代表美國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國執行調解使命，這顯然不是杜魯門匆忙間做出的草率決定。　　《時代》這樣報道馬歇爾的臨危授命：　　馬歇爾剛剛享受退休生活，就被華盛頓召回去完成一個偉大任務。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莊園裏快樂地修剪樹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時，杜魯門總統打來電話，因受到暴躁的赫爾利大使辭職的困擾和巨大壓力，總統問，將軍能否暫停其收入豐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國去從事一項緊急工作？將軍歎了一口氣，看了看還有一半未來得及打開的行李。十天後，他就在前往重慶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萬兩千英裏的地方。(《時代》，1946年3月25日)　　馬歇爾前往中國，自然首先是出於美國的全球戰略。關於這一點，《時代》講得非常坦率與明確：　　在其它各地，民主和美國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與他們的敵人處在僵持狀態。在東歐，美國的影響已經結束。被占領的德國，陷入四大強國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不得不度過了為時一年混亂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頭痛的棘手問題。甚至美英關係，也因為英國償還貸款事宜而爭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為華盛頓的對立麵；在南亞和印度尼西亞，為爭取自由而不懈鬥爭的人民，正在失去對美國的信任，因為，美國已明顯是在與他們的統治者合作；俄國的力量增強了，但以上情況的產生，並不都與莫斯科有關。　　如果美國不能在中國表現出堅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隻能得出幻想破滅的結論，即美國民主不是一種可供出口的商品。　　馬歇爾極為關注這一危機。去年十月，在辭去軍事首腦職務後的告別演講中，他問道：“難道我們要逃避勝利的責任嗎？……難道我們還要把這次大戰前彌漫著的國際間的不信任，重新又請出來？”對自己提出的熱情洋溢的問題，他作出響亮回答：“我們不能浪費這個勝利……”(《時代》，1945年3月25日)　　馬歇爾走來了。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他閱讀關於中國政治局勢的摘要。這是根據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提供的材料整理出來的。整理者是曾任《時代》駐中緬印、南太平洋和歐洲等戰區的記者詹姆斯·謝普利。征得盧斯同意，謝普利這一次與馬歇爾同行，並擔任新聞秘書和寫作組成員。這是《時代》與馬歇爾中國使命的一個特殊關聯。　　馬歇爾希望“不能浪費”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將美國的影響力和民主擴大到遠東，可是，他的這一次中國之行，最終將證明他的一切想法與努力，不過是浪費。　　“他麵臨著考驗”　　馬歇爾抵達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慶，在那裏負責主持國共之間的軍事停戰會談 。“他麵臨著考驗”，《時代》說得不錯。　　《時代》這樣報道馬歇爾的工作程序：　　實驗的考驗是關於軍事停戰的會談。會談時，馬歇爾特使擔任主席和調解者。他的左邊是周恩來將軍，共產黨的經驗豐富的第一談判高手；他的右邊是張群將軍，政府方麵思想進步的四川省省長。關於軍隊重建的會議期間，這一安排略有變化，隨後馬歇爾隻作為顧問入座，周將軍代表共產黨發言，曾擔任過蔣介石委員長助手的張治中將軍替代為政府代表。(《時代》，1945年3月25日)　　在《時代》記者的筆下，馬歇爾有時表現得十分從容，所提供的生活細節，呈現出當年曆史動蕩的另外一麵：　　在談判期間，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慶陡峭的台階。有時，他還會驅車前往梯田，在那裏，一個遠離自己土地的鄉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種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開始仔細琢磨一天來的進展。穿著拖鞋、睡袍，他坐在書房兼臥室裏的書桌前，兩張馬歇爾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著他。然後，他向華盛頓起草報告。　　一天晚上，他讀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自傳時，他發現了一段文字對他的實驗有幫助。第二天，政府和共產黨雙方的與會人員，都拿到了一份翻譯好的文字，前麵還有一個短序：“下麵是向製訂憲法的製憲會議所做的演講。演講者是富蘭克林，當時他已有八十二歲。”　　“當你們召集一批人……他們的偏見，他們的情緒，他們的錯誤意見，他們的地方利益，乃至他們的自私觀點。這樣的東西匯集起來，如何能期待實現一種完美呢？……”(《時代》，1945年3月25日)從報道看，馬歇爾最初的中國之行，似乎進展順利。馬歇爾的軍事調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體成果。1月5日，國共雙方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1月10日，又簽訂《關於停止衝突恢複交通的命令和聲明》。1月10日，馬歇爾、周恩來、張群出席簽署停戰協定儀式。當張群代表國民黨在協定上簽字時，馬歇爾與周恩來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後。他們低頭注視張群的筆尖移動。一張三人的合影，留下維係和平的這一瞬間——美國介入國共衝突扮演調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後的時刻。　　可是，僅僅一年之後，馬歇爾就將铩羽而歸。　　與中共最初的融洽　　1946年新年伊始，來到中國履行軍事調解使命的馬歇爾，與中共方麵的關係，曾顯得頗為融洽。這一點，在時任重慶美國新聞處工作人員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回憶中，可以找到佐證：　　1946年1月，談判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時，重慶的中共代表舉行了一次宴會，他們為美國新聞處安排了兩桌酒席。周恩來坐在其中一桌，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坐在另一桌。酒過三巡，我們都感到有些情不自禁，周恩來晃著身子唱起歌來，我們隨後也跟著唱了起來，葉劍英拿著筷子，在桌邊和杯子上敲起了節拍。幾次祝酒幹杯之後，他們唱起了延安歌曲，我們也唱起情緒激昂的曲子，大多都是南北戰爭時期的歌——現在的音樂有些過於甜蜜、過於輕柔，或者說過於傷感了。周夫人(她喜歡用自己的姓名，鄧穎超)穿著長褲，顯得非常簡樸，非常迷人。(《費正清自傳》，第378頁)　　據美國出版的《馬歇爾傳》所述，剛到中國的馬歇爾曾受到國共雙方的信任，特別是中共方麵人士，與這位當年極力支持過史迪威的人關係頗為融洽。更為重要的，馬歇爾得到了中共希望與美國交往的信息：　　馬歇爾應雙方請求，動手——如他所描述的——“起草一個全麵改組中國軍隊的計劃，其禁例和各種規定類似我們(美國)的民主體係下的軍隊，然而有的是適合於中國，針對中國各地軍閥的威脅和地方官員的不穩狀態的。”經過同國民黨的幾次會談後，他們同意馬歇爾拿這個計劃去同周恩來討論。周飛往延安請示，回來報告說毛澤東準備在過渡階段根據憲法同國民黨合作。他又說他的黨雖是社會主義的，但認識到目前尚不能實行社會主義，此刻應該實行美國模式的政治體係。他堅持認為這就是說“要把美國的政治體係、科學和工業化介紹過來，要把自由個體經濟規劃下的土地改革介紹過來，隻有如此才能促進中國的繁榮和和平。”據周說，毛深信馬歇爾是公正的，願意同美國的方案合作。當問到有消息說毛要訪問俄國時，周笑著說“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國，認為在那裏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馬歇爾傳》，第98頁)　　馬歇爾的回憶是否準確有待考證，但至少為我們認識當時局勢的演變過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國民黨參加談判的張治中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寫到馬歇爾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於共產黨的草案：　　會議從2月14日開始到2月25日，前後正式會議和會外協商多次，最後簽訂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現在，我可以公開一件秘密。在商談開始之前，馬歇爾向蔣提出一個草案。這個草案馬歇爾先沒有給周恩來看過，因為周對這一草案所提的內容始終沒有提到。其中最關重要的三點，其原文如下：　　中國陸軍應編成野戰部隊及後勤部隊。野戰部隊應包括由三個師組成之各軍，再加不超過總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屬部隊。各軍軍長就經由軍事委員會報告於最高統帥。至各條款所定複員時期結束之時，作戰部隊應有二十個軍，包括六十個師，每師人數不超過一萬四千人。六十個師中二十個師應由共產黨領導。　　中國空軍應編於一個司令官之下，經過軍事委員會報告於最高統帥。空軍將接受來自共產黨領導部隊之官兵，使受飛行、機械及行政之訓練，其比率至少占實力百分之三十。　　中國海軍應編於一個司令官之下，經過軍事委員會報告於最高統帥。中國海軍將接受來自共產黨領導部隊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總實力百分之三十。　　這等於說，改編之後，準予中共陸軍和國民黨陸軍成一與二之比。而海、空軍是中共當時所沒有的，中共也向未提過這種要求，現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當然為國民黨方麵所料想不到的。這份草案到蔣手上，蔣當然感到非常詫異，馬上請馬歇爾來談話，結果由馬再加修正提出，陸軍比率改成一比五，其餘海、空軍兩點就沒提了。(《張治中回憶錄》，第739頁)　　剛開始采取這種欲緩解雙方對峙措施的馬歇爾，尚能一度獲得中共的理解與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戰協定簽訂之後的一段時間裏，盡管偶有衝突，但軍事協調部的工作還是在進行中。　　短暫的英雄凱旋　　前景似乎一片樂觀。馬歇爾於1946年3月回國休假。他的歸來，被《時代》視為英雄的凱旋。於是，在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時代》上，馬歇爾成了封麵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個子，輕快地走下從中國來的飛機舷梯，滿臉風塵仆仆，也洋溢著耀眼的光彩。到這一時刻，美國特使馬歇爾前往重慶再返回華盛頓，恰好差不多是三個月。　　走向等候著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樣咧開嘴笑，親切地吻了兩下妻子，再依次與前來歡迎的人們一一握手。然後，他匆匆離去，坐上一輛黑色的長帕卡德轎車，向白宮匯報二戰結束以來一個美國人所從事的最有意義的使命。　　他目睹了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備受戰爭折磨的國家，如今仍處在內戰的邊沿，他離開時，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戰，仍存有希望。他在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國人會——的確是熱誠地——感謝他。美國和世界應該感謝馬歇爾所從事的相當重要的服務。這是美國的民主力量、原則、威信，在戰後的一項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來作為建設和完善的模式。(《時代》，1946年3月25日)　　然而，《時代》的報道也意識到已達成的停戰協定，基礎是脆弱的。“危機在前”、“挑戰在前”，這是《時代》談及停戰前景時使用的小標題。顯而易見，盧斯的《時代》仍是站在支持蔣介石的立場上，看待馬歇爾使命與中國前景的關係。對美國一直充滿自信、自傲的盧斯，無疑更為看重美國介入中國事務、影響中國發展的直接推動作用。《時代》寫道：　　三個月來，馬歇爾發揮著一個強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達華盛頓之後，在上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介紹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隻有一個詞談到他個人的作用：　　“中國人民正努力尋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這一努力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領導人推動每天的進展以達成協議……他們在成功地……結束敵意……並且已決定進行整編軍隊的事宜，進而重建一支國家軍隊。他們已同意獲得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即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的民主。……”　　說到此，馬歇爾停頓了，緊張地皺皺眉頭，非常慎重地繼續說道：“如果我們一定要獲得和平——如果這個世界需要和平，就有充分理由說明為什麽中國目前的努力必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賴於其他國家的行動。如果中國被忽略，或者，如果一個計劃是扼殺她目前的渴望，她的努力就將失敗……”　　“我非常了解美國人民對中國的主要興趣，但我不敢肯定他們是否了解中國，或者說了解他們的政治領袖們，是否了解中國致力於團結和經濟穩定的成功，對於美國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來的幾個月，對中國人民……包括對世界未來的和平都極為重要。”(《時代》，1946年3月25日)　　接下來的幾個月真的很重要。中國局勢很快急轉直下，嚴峻的現實擊碎了馬歇爾的樂觀與期待，更擊碎了盧斯以及很多美國人的自信與自傲。當馬歇爾於6月重新回到中國時，短暫的停戰已經不可挽回地結束了。　　铩羽而歸，黯然退場　　按照一般說法，內戰爆發是以1946年6月26日中共鄂豫皖根據地的中原部隊成功突圍為標誌。雖然在馬歇爾進行軍事調解的同時，美方繼續按照抗戰期間的協議向國民黨軍隊提供軍援，並以飛機幫助運輸國民黨軍隊至各戰略要地，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徹底終結了中共與美國的交往。　　馬歇爾陷入了尷尬的兩難困境之中。一方麵，他不再被中共視為可以信任的朋友了；另一方麵，他又覺得自己被蔣介石所利用。《馬歇爾傳》寫道：　　共產黨責怪馬歇爾。9月14日的延安廣播攻擊他沒有反對“加劇的中國內戰”，並宣稱他的調解已失敗。廣播還聲稱馬歇爾的威望已降至最低點，甚至他的公正性也成了問題。　　10月1日，他對司徒雷登說，他認為國民黨是在利用他作為掩護，以繼續進攻共產黨。那一天，馬歇爾致函委員長說，除非找到協議的基礎以終止戰爭，他將向總統提議將他召回，美國終止其調停的努力。(《馬歇爾傳》，第133—134頁)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中共代表團將在日內返回延安。國共和談最後一次、也是永遠地關上了大門。 11月19日，周恩來等乘飛機返回延安。　　馬歇爾也到了離開南京的時候了。1947年1月8日，他啟程回國，铩羽而歸。這一天，距1946年1月10日國、共簽訂停戰協議一周年隻差兩天。一年的時光，在人們的期盼、樂觀、失望、悲觀、激昂、興奮諸多情緒的變化替代中，就這樣結束了。　　馬歇爾個人的政治經曆，卻沒有因離開中國而結束。相反，就在離開中國的第二天，他被杜魯門任命為新的國務卿。新年之際出版的《時代》，也把馬歇爾評選為1946年年度人物，一年之內，他兩度成為封麵人物。　　在中國失敗而歸的馬歇爾，卻在歐洲獲得了巨大成功。1953年，他因在西歐實施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成功地使戰後西歐經濟得到複興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位評獎委員說，這是諾貝爾和平獎第一次被授予一位職業軍人，這樣做，不是獎勵他的軍事功績，而是獎勵他為和平事業所做的工作。馬歇爾在演講中說：“對於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一位軍人，有相當多的議論。這些議論顯然很能影響其他人，但對我則恐怕就沒有什麽影響……經常擺在我麵前的是寫得清清楚楚的戰爭費用的分類賬目，支撐它的則是墓碑。這一切激勵著我去尋找某種途徑或方法，以避免另一場戰爭災難。”　　這番話，為歐洲而講，而非中國。　　馬歇爾從中國黯然退場，正是美國多年來對華政策徹底失敗的標誌。隨著馬歇爾使命失敗，隨著中共取得勝利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自1900年義和團運動以來，在政治、外交、傳教、教育、文化、軍事諸多領域苦心孤詣經營的一切，它曾經具有的對中國的重要影響，將化為一片雲煙，盡然散去。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欲與蘇聯在中國爭奪影響力的美國，這一次敗在了蘇聯手下。幾年後，共產黨中國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因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而愈演愈烈，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蘇交惡之後才開始發生微妙變化。1969年，中國與蘇聯因珍寶島領土之爭而發生軍事摩擦，中蘇關係一時間劍拔弩張，中國與俄國以及蘇聯之間存在過的諸多曆史糾葛，也於此時重新成為輿論的焦點。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與美國恢複往來的可能與努力，終於浮出水麵。　　1972年，尼克鬆總統曆史性地訪問中國。在北京機場，他走下舷梯，遠遠地將手伸向佇立一旁歡迎他的周恩來總理。此時，距1946年馬歇爾的離去，已然過去二十六年。當年被翻過去的一頁，在世界注目下，重新翻開。---------------------------------- 　這個標題是我加的。一直想探討當時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共和，失敗的根源是什麽，誰的責任。如果實現了，中國這幾十年走的會是什麽道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