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現在我們向我們的子孫講我們在中國改革之前和在文革以及下鄉的事，他們聽起來覺得不可思意，那一切就象是很遙遠的事，就象我的母親給我講他們的過去時一樣，那時我也想父母的苦難絕不會再發生，我們這一代是多麽幸福啊。現在才明白每一代都有苦難，隻不過苦難的形式不同罷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廈門島上人。我的父母年青的時候，剛開始是很幸福的。父親是獨子，從父親的口中知道因是獨子，父親受到父母寵愛，家中有幾個姐姐也很關愛這位弟弟，從小就是家裏的寶貝。每一次我跟父親去姑姑家，她總能變出什麽好料給父親吃，雖然那個時代物質都很貧乏。我從沒見過爺爺奶奶聽說很早去世。我 就記得外婆---阿嬤。 阿公阿嬤早年在南洋泰國經商。媽媽是他們的獨女。正像所有的海外華僑，葉落歸根是他們的願望。當他們年老了，就帶著媽媽回到家鄉廈門禾山林後，把生意留給收養的在泰國的兒子經營。他們在家鄉林後社建房買地。林後村就在彭湖村的對麵。過了江頭，走不遠就是薛嶺，朝著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後就在它後頭。就象許多那時的廈門人一樣，他們熱愛自己的家鄉，夢想著生兒育女幸福的生活。
但他們那一輩可說是生不逢時吧，戰爭打破他們安居樂業的美夢。他們的第一次逃出家鄉廈門是在1938年， 日本強盜侵略中國。狗強盜每到一地，就燒殺槍虐。爸爸媽媽鎖上家門，加入向內地逃難的人群。媽媽經常向我們講述這淒慘難忘的逃難。爸媽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著大哥，媽媽裹著還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內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連喝的水都難找著。隻有走到了難民供飯處，排著長長的隊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飯。難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轟亂炸的飛機。國民黨軍在公路上還挖了坑坑窪窪，據說是為了阻擋鬼子。實帶給難民更大困難。時不時難民們掉入坑中。媽媽說她們走了多天才到達惠安。
大姐和外婆則直接從廈門郊區林後社出發。阿嬤動作捎慢，她們差點撞上日本鬼子。阿嬤說她們躲在田裏，看到鬼子開槍射殺沒逃出的農民，還看到澎湖村被鬼子點上火。她說鬼子在五通殺了我們許多同胞。聽了親人的講訴，我對日本人隻有恨，國恥血仇尚記憶尤新。
我的父母是基督教徒，但自從解放後，我的父母不敢談信教的事。唯一珍藏的一本聖經在文革時偷偷燒了，因知道紅衛兵會來抄家。因而我在中國對基督教是一無所知的。唯聽母親多次給我們講他們接受基督教的經過。那是在日本侵略中國占領廈門時，他們逃難到惠安鄉下。有一年鼠疫流行，母親說天天見很多裹在草席的死屍運出埋掉，後來死的人更多了，連埋都來不及。那時我還沒出世，但已有上麵的大姐和三個哥哥。三哥上麵還有個姐姐，一歲多死了。三哥其時也得了上吐下泄。也快不行了。媽媽說那死的老鼠到處可見，逃都沒地方逃。但就有傳教士不怕死，開了大門讓他們進去住。一位傳教士給了母親一包黑得像木炭一樣的粉，讓它給三哥吃。但母親遲遲沒用，這包黑炭粉有用嗎？後來，看到三哥快不行了，就死豬當活豬醫吧！媽把那包黑粉分幾次，加了水一點一點的慢慢的灌進哥的嘴裏。奇跡發生了，他竟然不再拉了。過了幾天他竟然會叫“媽，餓。”。我們一直不清楚那包黑得像炭的粉末是什麽東西，但這奇跡使父母接近了教會，後來都洗禮了。父母親所屬教會是安息日會，是在星期六聚會的，後來我才知道是Seventh-day Adventist.
父親解放後的第一個工作的單位是在廈門一中當教師。父親是教語文的，寫了一手好書法，因從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時能在雞蛋殼上用毛筆工整地用蠅頭小字，寫下整首長詩。後來學校分校，父親留在老校區，就是現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過青少年時光的地方。
舊五中是個美麗的校園，小巧靈隴， “美麗的海風徐徐吹來，美麗的校園裏百花盛開，老榕樹在風中宣浪，母校的生活豐富多彩，”我從小在那長大，托兒所在校邊上，實驗小學也在校邊上。實驗小學後門和五中後門緊相聯，在實小上完了課，放學後在五中吃午飯。那靠著後門邊上的黃色的辦公樓下就是食堂。從大蒸籠裏找到飯缽，買了五分錢的大鍋菜，上了三樓的語文組，和爸爸分了吃，那時難得吃上幾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個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實在太多了。母親說剛解放時，也就是生下第七個孩子我妹妹時，她是全廈門市第一個自動上第一醫院要求結紮的。還賣了最後的金戒指，才交上手術和住院費的。母親被開腹後，那後來成為院長的醫生，花了很長時間也沒找到輸卵管。後來終於找著了，也給輸卵管打了結了，再縫上了，母親半條命也沒了。由於流血過多，人就像死了一樣，蠟黃蠟黃的。幸虧母親在南洋出生長大，底子不錯，所以挺過來了。不知是找錯輸卵管呢，還是沒結紮好，反正母親是第二年又懷孕了，接著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們要趕到這偉大的時代，誰也阻檔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師中經濟最困難的。媽媽說，他是跌下“兒女坑”了。他總是省吃儉用，經常穿著一套舊黑衣服，拖著布鞋， 不修邊副，瘦瘦高高的，比媽媽高過一個頭。他走起路來很快。上小學時，我打著赤腳，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
父母已去世。這次回國帶來些舊照片，其中有一張較清楚的是他和他的學生在他們畢業是照的照片，父親是左起第四個人，這是他最後一屆帶畢業的學生。另外一張是市政府發的教師證，(前和後)。和老校長再見麵的照片。最後兩張很舊了，但父親班上的學生可能還可認出來。第九屆的學生和我同年應該都是60多歲了。
66年文革時他是新初中一年級的班主任，也就是他的最後一屆學生。因他們年紀較小吧，父親在文革時受盡那最後一班學生的欺辱。文革後，他再也沒上講台。他後來一直在教育學院參加編寫漢語大詞典的工作。父親是個平凡的中國小知識分子。印象中他膽子小，對工作很兢業。解放後從一中開始，到一五中分校後，留在五中一直當語文老師和班主任直到文革。他最大的享受是泡茶。先喝早茶再吃早飯。雖然他生活很苦，養育了十個孩子，五男五女，但他有好天性，很愛講笑話，也許這就是他能在患難之中活下來的原故。
父親寫一手好毛筆字，霞溪路上的舊教堂上的福音堂三個大字，舊五中的校旗是他的手書。小時候還可聽到他拉二胡，阿炳的二泉映月等。後來不知什麽時候就再也沒拉過二胡了。父親喜愛字帖，他常從思明南路的古舊書店買來各種故舊字帖，可惜文革中都給毀了。文革後他又買來不少書，收集書是讀書人的改不了的習慣。
1988年我出國留學，他十分高興。他也和大家到汽車站送行。看到他行走已不如過去，知道這一去遠離故鄉，難以再和父親話仙飲茶。果然是永別。
母親前年去世，享年95。她和父親白頭到老，生了十多個兒女，有五男五女成人，現在我們也全都成了祖父母了。母親不但照顧十個子女，而且照顧父親。父親非常幸福，因在父親最艱辛時。母親總在他身邊照顧他。我們從小到離家，十個孩子的衣服全是她一雙手縫紉成。她總沒閑過，忙裏忙外。母親在縫紉廠工作，忙到大年除夕才能有空做自家的衣服。記得母親在除夕之夜總要車衣到天明，為的是讓我們大年初一能有新衣穿。
母親和父親一樣寫的一手好毛筆字，她經常替人代書，記得小時候，母親有一位朋友，我就記得我們叫她雪花嬸，她經常來家請母親代寫信給南洋的丈夫。有一陣子她沒收到丈夫的來信，更沒有收到寄來的錢。很久沒了音信，又聽說了不少道聽途說的壞消息，好象他在南洋又娶媳婦了，雪花嬸甚是傷心和憤怒，總叫母親寫信去罵那無情無義的變心郎，但母親從沒象她所交代的那樣去寫。母親用一顆慈愛的心，在信中談到能理解他在外的艱辛的話，同時也詳細談廈門的幾個孩子的健康成長，和想念父親的事，更多是夫妻清深，一封又一封，情義綿綿，終於打動了他，有一天他又回了信，寄了錢回來養活一家老小。後來把她們全接到他的身邊去了。去到南洋後，雪花嬸才知道是母親替她寫去的信拉回了她丈夫的心。這件事是雪花嬸親自告訴我的。母親真是一位聰明又善良的人啊。
因父母在國共合作時在內地加入國民黨，解放前他們全是中學的普通教員。父母因這個所謂的曆史問題在解放後受盡迫害，但為了十個孩子，他們任勞任怨把我們撫養成人。十個孩子中老大，老二，老三全上了山，老五，老六，老八全下了鄉，貧窮加歧視，家中總是家徒四壁，父母需多大的愛和毅力來承受這一切苦難啊！但父母永遠是我們在困難時候的依靠和後盾。
母親在年紀很大了還得為老十，一個弱智的小女兒，操勞，到政府去請求和反映，直到她也有了工作，也成了家。母親所做的一切，是常人難以做成的。在她的身上我可看到傳統的中國婦女的老牛精神，她的一生吃的全是草，吐出來的全是奶啊。
一代總有一代的艱辛，但頑強的中國人世世代代在艱難困苦中永遠象不老鬆，不屈不撓屹立在世界之林，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看到象我父母一樣平凡大偉大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