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犇的博客
音樂欣賞， 往事回顧
郭乃安先生，中國著名音樂學家，1920年11月16日生，貴州盤縣人。1939年貴州省立盤縣師範畢業，1941年在重慶進國立音樂院學習理論作曲，1947年畢業。曾於1946年1月與同學共同發起成立“山歌社”，並被選為社長，從事進步的學生運動及民間音樂的收集與研究。畢業後任上海《時代日報》副刊《新音樂》編輯，主持中華音樂學校教務工作。1949年以後，曾在上海總工會、文化部藝術局從事文化管理工作。1959年到中國音樂研究所，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院研究生部音樂係主任，期刊《中國音樂學》主編，博士研究生導師。曾主編《民族音樂概論》、《中國音樂辭典》，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卷》編纂工作，並發表多種音樂學方麵的論著，是當代中國音樂學的奠基人之一。郭乃安先生於2015年10月7日去世，享年95歲。以下文章寫於2018年初，原載《中國音樂學》2018年第四期。
恩師郭乃安先生已去世兩年多了。作為郭先生的學生，我總覺得應該為紀念先生做點什麽。感謝老同學薛藝兵幫我聯係到音樂研究所劉東升老師，給了這個機會。郭先生傑出的學術成就已經多有論述，就不重複了。這裏想回顧郭先生對我個人教導的幾個片段，借以懷念郭先生。
初次見到郭先生
第一次見到郭先生是 1982年春到音研所參加考研的複試。當時我在山西省雁北藝校教書，報考院研究生部以曹安和，郭乃安為導師的音樂學專業，民族音樂理論研究方向的碩士生。筆試過後不久，收到複試的通知。記得那天走進口試的考場，見到對麵坐著幾位先生。經教學秘書介紹，為首的就是當時擔任研究生部音樂係主任的郭乃安先生，李純一，許健等先生也在座。
主要是由郭先生提問題。他人很和氣，先問了我以前學習音樂的經曆和目前的工作情況；接著又問了讀過哪些有關的書，有什麽收獲和感想，對什麽問題感興趣等等。記得許健先生插話，問我葉棟譯解的《敦煌曲譜》看過沒有，感覺怎樣；我回答看過，感覺那旋律有點怪，就再說不出什麽了。口試開始時我還有些拘謹，後來看到先生們都很平易近人，使我也不那麽緊張了。整個過程沒有多少考試的氣氛，倒更像就是先生和學生在聊天。第一次見到郭先生，他的和藹可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複試後不久，我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這次考研成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首先是在專業學習方麵邁上了新的台階，有機會直接向郭先生等德高望重的前輩們學習；同時，也摘掉了最高學曆是“工農兵學員”的帽子；畢業後留在音研所工作，也了卻了想要回北京工作的夙願（以前我是被卷入“上山下鄉”才離開北京的）。回想起來， 這成功的關鍵是郭先生錄取了我做他的學生。對此，我是永遠心存感激之情的。
郭先生對我碩士論文的精心指導
我碩士論文的每一步進展，都是在郭先生的指導下取得的。記得一入學，先生們就要求我們開始考慮各自論文的選題，越早決定越好。我由於在大學主修琵琶演奏，畢業後又教書，對學術研究沒有經驗，所以對論文選題一時拿不定主意。後來還是郭先生給我提了個建議，看能不能對傳統琵琶小曲做些研究。他讓我先看看有關材料再做決定。我經過一番研讀，很快認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題。因為第一，把現存傳統琵琶曲譜上的一百多首小曲作為研究對象，目標明確，範圍也不是很大；第二，以前沒有人對此做過專門研究；第三，可以把我琵琶演奏的經驗用上。對郭先生為我想出這個適合的好題目，我非常感激，也非常佩服。
記得在開始寫論文的時候，郭先生要我先寫出一份詳細的提綱，包括各個部分的內容和論點，要舉什麽譜例，說明什麽問題等等。我最初交給郭先生的提綱內容相當“豐富”，恨不得涵蓋所有能涉及的方麵，包括對琵琶小曲裏四分之三音的來曆及樂律學方麵的的探討，琵琶小曲的標題與曲意，甚至還有“琵琶小曲中的美學”等等。郭先生看了以後，認為內容過於龐雜，有些問題也不易說透。他建議全文在序言之後分三大部分：一，對六十八板結構的源頭“八板”的探討；二，對琵琶小曲本身的探討，側重曲調和結構；三，對小曲聯套，即從小曲發展而成的大曲的探討。對其它方麵，或省掉，或一帶而過。這些建議給我指明了方向，使後來的寫作和答辯都比較順利。
郭先生關於民族民間音樂研究的一次發言
1985年我畢業後到音研所工作不久，有一次《中國音樂學》編輯部召開了一個關於民族民間音樂研究的座談會。與會者有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室和《中國音樂學》編輯部的同事們。郭先生作為這個領域的前輩及《中國音樂學》的主編也在座。記得在討論學科建設時，我發言說，本學科應該有一套“獨立於和不同於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目的，對象和方法。隨後郭先生發言，在談到本學科和中國音樂史研究的關係時，他說不大同意我剛才說的。他建議我們不要和中國音樂史研究分得那麽清，而是應該加強和音樂史研究的聯係，把本學科的史學基礎打紮實（大意）。他還語重心長地以親身經曆說明，他的工作是多麽得益於對音樂史深入係統的研習。郭先生的發言使我認識到自己先前的片麵，給我的印象和教育很深。
隨後應《中國音樂學》編輯部之約，我根據那天自己的發言及後來的討論，整理出短文“關於民族民間音樂研究的兩點意見”，發表在《中國音樂學》創刊號上。那時候，期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經過主編郭先生親自審閱的。以後隨著工作經驗的增加，我越發感到郭先生“史論不分家”的思想是多麽英明！
對郭先生的“人物專訪”
1991年初，《中國音樂年鑒》編輯部給了我一個任務 - 以特約記者的身份采訪郭先生。由於事先郭先生和我都做了相應的準備，談話本身進行得很順利，采訪錄後來發表在當年的《中國音樂年鑒》。這次經曆使我更加深入全麵地了解了郭先生，特別是他高瞻遠矚的學術視野和觀念，兢兢業業實事求是的學風，以及謙虛謹慎無私奉獻的為人。
記得在采訪前，我把要提的問題交給郭先生後，他傳給了我一份學術簡曆。其中提到了一些我認為十分值得驕傲的早期革命經曆，特別是郭先生在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學習期間，曾於1946年與同學共同發起成立“山歌社”，並被選為社長，從事進步的學生運動及民間音樂的收集與研究。我覺得這本身就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重要的一頁，所以想請郭先生在采訪中談談當時的情況。但可能是出於謙虛的考慮，郭先生對這方麵沒有多談。發表的采訪錄是從1959年他調到音樂研究所以後談起的，關於在那之前的革命工作經曆都沒有談到。還記得我把采訪錄整理出來拿給郭先生審閱時，他把不少我作為采訪者對他工作的高度評價和讚揚都給刪掉了。
郭先生對我在其它方麵的關心和教導
郭先生對我爭取出國留學的努力一直是支持的。1993年夏，我被美國匹茲堡大學音樂係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專業錄取為研究生，決定出國留學。臨行前，我到郭先生家與他話別。記得那天郭先生談了一些海外中國音樂研究的情況，還談到趙元任和趙如蘭曾到所裏來訪問過，錄取我的榮鴻曾是趙如蘭的學生等等。郭先生還囑咐我走之前到公證處做一個出生公證。我當時還不大清楚出生公證有什麽用，後來才明白它的重要，越發感謝郭先生的提醒和關心。
1997年夏，我於出國四年後第一次回國。當時我已經修夠了學分，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以及題為“清宮儀式音樂與清代的統治”的論文計劃，並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做了相關的典籍研究。那次回國主要是到北京，沈陽等地做進一步的圖書館工作以及相關的曆史遺跡考察。記得去看望郭先生時，向他匯報了論文的計劃，說明選這個題目的主要原因是考慮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在這方麵的史料比較全。當時曾擔心郭先生會對這個選題有異議，因為在國內權威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明清宮廷音樂被認為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反麵教材”。郭先生仔細聽取了我的匯報後，並沒有提出批評意見，隻是說“對清代宮廷音樂以前沒有過專門的研究，你要做很多工作了。”接著又談到相關的史料，他告誡我說，明清的史料相對較多，要注意去偽存真，挑選最靠得住，最有價值的。
1998年，我在美國收到了從北京寄來的郭先生的文集《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雖然以前讀過其中的一些文章，但通讀全書仍然使我有很多收獲和啟發。如今看著扉頁上郭先生的題字和簽名，我心中充滿深切的懷念。恩師郭乃安先生的教導讓我受益終身。
上圖是1991年《中國音樂年鑒》郭乃安先生采訪錄的首頁。
如果有時間，也許您願意看看。：-）
我去參加麵試，知道麵試的一個內容是朗讀一段英文的專業內容並翻譯，但是本人的口語不佳，有點緊張。我想我就準備一下吧，從不知從何入手，然後我就把知道的不多的一些英文專業內容過一邊腦子，隨便選中了一段，通讀了n遍後去了。
結果老師出題，給的英文居然恰恰就是我準備的那一段，不多也不少。結果可想而知，我故意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念出來翻譯出來，座中皆點頭讚許。
直到現在多年之後，我都不知道怎麽就那麽寸，讓我猜中了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