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犇的博客
音樂欣賞， 往事回顧
1992年12月，我受單位委派，參與了到印度的一次學術訪問，為期十餘天。那是印度政府舉辦“中國文化節”期間，有多種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動。記得中國政府派出了山東省京劇團，中國木偶劇團，一個畫家小組，和一個藝術學者小組參與了那個文化節。我有幸成為藝術學者小組的成員之一。
當時文化部讓中國藝術研究院選派音樂和舞蹈的學者各一名，組成藝術學者小組。對人選的要求是：在本領域有突出學術成果並能用英語演講和交流，因為沒有經費再派專職的翻譯人員。經過院領導和音樂研究所及舞蹈研究所的領導們協商，最後決定，舞研所派所長資華筠去；音研所派我去。
資華筠所長曾是國家一級演員，比我年長十多歲，是前輩和老大姐。能與她同行我很幸運，一路上隨時聊天，使我學到了很多有關舞蹈的知識，這是後話了。
在出發之前，我們在印度的活動日程就已經安排好了，先到新德裏一周左右，然後到孟買兩三天，最後從孟買回國。印方負責接待我們的是印度國家級藝術研究院，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是對等單位。
記得我們乘的飛機是晚上到達新德裏的，中國駐印度使館文化處的一位官員以及印方負責接待和陪同我們的一位女士都來接機。巧的是，資華筠所長此前曾訪問過印度，這兩位接機的人士她都認識，因此一些需要詢問和商量的細節都由資所長出麵，我就“大樹底下好乘涼”了。
第二天上午，印度文化部召開了大會，歡迎中方來參加藝術節的人員。記得中國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長和駐印度的大使等出席了歡迎會，會後還有招待會及午餐，氣氛相當友好。
我們藝術學者小組的活動首先是訪問接待單位，即印度的國家藝術研究院。在那裏，該院的一位領導會見了我們。她年輕時也曾著名的舞蹈家，還曾與資華筠所長的老師，中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有過一麵之交。這位領導同我們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上圖是印度藝術研究院的一位領導會見我們時的合影，右二是印方負責接待和陪同我們的那位女士。
我們這次出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在印度藝術研究院做關於中國舞蹈和中國音樂的講座各一次。在會見了該院領導的當天下午，就進行了我的講座。
我講座的題目是《中國琵琶和琵琶音樂》。選定這個題目，主要是因為中國現在叫做琵琶的這種樂器最早起源於中亞的波斯一帶，是在公元四世紀時，經過印度（古稱“天竺”）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北方的。這些有敦煌北魏時期的壁畫，大同雲崗的石刻，以及《隋書 音樂誌》關於“天竺樂”的記載為依據。這種樂器後來在印度雖然已經失傳，但如今印度音樂中的西塔爾（一種撥奏弦鳴樂器）據信是改自波斯的塞塔爾，而塞塔爾應該與中國的琵琶同源。
我事先為這個講座做了充分準備，寫出了講稿的全文，並準備了相關的幻燈片以及演奏錄音等。講座的時間是一小時，前45分鍾是由我宣講，包括展示幻燈，放錄音等；後15分鍾是由我回答聽眾的問題。講座進行得都很順利，隻是在最後回答問題時，一位女士提出請我在現場示範演奏一下琵琶。可惜，我沒帶琵琶來，而從印度藝術研究院庫房裏臨時找出的一把琵琶已經年久失修，很多品已經開膠脫落了，實在沒法彈，隻好作罷。這是個教訓，雖然讓我準備演講時沒人提出要帶樂器，但我自己應該想到，至少應該帶上琵琶和指甲，以便聽眾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時能招架一下。當然，講座的其它方麵都還可以，在場的中國駐印使館文化處的代表也表示肯定。
上圖是我在印度藝術研究院講座時的情景。手裏拿的琵琶是印方從庫房裏找出來的，由於年久失修，已經沒法彈了。
資華筠所長的講座是關於中國第一個取材於敦煌題材的女子雙人舞《飛天》。這個舞蹈是五十年代由戴愛蓮先生創作（編舞），當時的青年舞蹈家資華筠和她的一位同事首演的。由於敦煌飛天的造型與印度的古典舞蹈有相通之處，雙人舞《飛天》自然吸收了印度古典舞蹈的一些因素；當然其中也有中國傳統舞蹈的因素，比如長綢舞。這個舞蹈是中印文化交流在創作和表演領域的一個範例。
完成了主要的講座以後，我們參觀訪問了幾所音樂和舞蹈院校。在新德裏一家音樂學院（具體名字我已記不清了），我應邀講了一堂大課“中國傳統器樂概述”。這也是出發前就定下的題目，我也做了充分準備。由於時間限定在一小時左右，不可能麵麵俱到，我選取了古琴，箏，琵琶，竹笛，管子，嗩呐，二胡等中國的主要樂器，介紹了它們各自的簡要曆史及代表性樂曲，也介紹了常見的兩種傳統器樂合奏形式及樂曲，附以相關的幻燈片和錄音。
那天我在講這個大課時有個小花絮。記得是講到箏曲《漁舟唱晚》，放了一段錄音後，聽課的學生們忽然議論紛紛，聲音不小。我問大家有什麽問題可以提，他們也不提。後來好像是學院的領導出麵提醒，大家才安靜下來。課後，我和那裏的教師們座談時，我問學生們那時是在議論什麽；他們告訴我，因為學生們覺得那段音樂與印度傳統音樂中的某種“拉格”（Raga，可以暫且理解為有音階及一定情緒意義的旋律框架，是即興演奏的種子）非常相似，覺得很驚訝。我因為沒學過印度音樂，對那二者究竟怎樣相似也不清楚，但我相信印度學生們那樣的反應不是沒有原因的。至於二者為什麽會那樣相似，當然可以認為是偶然的巧合，因為沒有二者直接相關的證據。但我認為不能簡單地這樣看，因為在曆史上，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包括音樂（當然影響是互相的，不否認會存在相反方向的影響）。例如有的史學家認為，唐代著名的宮調理論“燕樂二十八調”是以南北朝時“龜茲樂”的宮調理論“五旦七調”為基礎奠定的；而“龜茲樂”的宮調理論又是吸收了古代印度的音樂理論，結合龜茲等地的音樂發展而成的（見百度百科“蘇祗婆”條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7%A5%97%E5%A9%86 ）。而近代印度音樂中的“拉格”又是和古代印度的音樂理論一脈相承的。這樣看，中國傳統音樂中的某些曲調與印度的某些“拉格”有些相似，也就不奇怪了。
上圖是我在新德裏一所音樂學院講學時的情景。人家根據傳統，準備了可以盤腿而坐的台子；但我偏偏不能長時間盤腿坐，隻好坐在台邊上。
在新德裏時，負責接待的那位印方女士還設法給我們安排了一天專程到泰姬陵的遊覽。
上圖是我在泰姬陵前的留影，是資華筠所長用她的自動（膠卷）相機給照的。
從印度回國後，資所長和我向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領導做了詳細的口頭匯報，領導很滿意。我們的這次出訪任務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1993年8月，我離開北京到美國留學。由於走得倉促，未及向資所長辭行，就在到了美國後給她去了封信。不久就收到了她的回信，給予我熱情的鼓勵和祝福，後來就再沒聯係了。近年從互聯網上得知，資華筠所長已於2014年因病去世，享年79歲，願她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