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犇的博客
音樂欣賞， 往事回顧
完成了在英國一年的進修，我於1989年1月回國，繼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工作。
1991年7月，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31屆世界大會在香港召開，主要議題是中國及東亞地區的傳統音樂研究。來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學者，包括二十多位中國大陸的學者，參加了大會，我也有幸身在其中。參加這次大會的收獲和感想很多，下麵是印象較深的兩個方麵。
關於卞趙如蘭（Rulan Chao Pian）教授的開場主題演講
記得大會學術活動的第一天上午（開幕招待會是在前一天晚上），大會安排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卞趙如蘭教授做開場主題演講（key speech）。卞教授是海外著名的中國音樂研究學者，她演講的題目是 “一個民族音樂學工作者的回郷記”（Return of the Native Ethnomusicologist），演講的大意大意如下：
卞教授於1986年到中國甘肅采訪“花兒會”（唱民歌“花兒”的民間節日），遇到幾個年輕人自己不唱歌，卻用手提雙喇叭錄音機大聲播放已錄製的歌，這幹擾了人們在現場的歌唱。卞教授忍不住低聲勸阻了兩位這樣做的青年。她同行的一位美國同事開玩笑地問她：“你這不是在篡改現場嗎？”（“Aren’t you tampering with the field?”）這雖然是句玩笑，但引發了卞教授的思考。一般認為，文化的研究者應該采取“圈外人”（outsider）的立場，即對研究對象盡量保持客觀，且不應幹涉現場。但在做實地考查時，有時會遇到一些特殊情況，比如當看到有的傳統就要失傳時，即使是文化的“圈外人”也可能會幹預。卞教授進而討論了在做考察和研究時，“圈內人”或“圈外人”通常具有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應該注意的相關問題。卞教授認為，如果我們不得不對現場進行幹涉，那麽把這種幹涉記錄下來也就可以了。
後來，卞教授的主題演講發表在《傳統音樂年鑒》第24期（1992），見 “Return of the Native Ethnomusicologist.”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4: 1–7.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yearbook-for-traditional-music/article/return-of-the-native-ethnomusicologist/69CED68F7A115B1C5AB15477AB332379 。為了以上複述的確切，本文作者參照了這個後來發表的版本。
這個主題演講以個人的親身經曆，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本領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研究者作為被研究文化的“圈內人”或“圈外人”應該注意的問題。演講非常精彩，受到了與會者們的熱烈歡迎。
我理解，大會安排這個主題演講，是很妥當，很及時的。因為本屆大會的主要議題是中國及東亞音樂，而在與會者中，中國文化的“圈內人”和“圈外人”都有，特別是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二十多位學者，這在以往的ICTM 大會是從來沒有過的。開場的主題演講闡述的這個問題，是每一位與會者都需要麵對，需要思考的。
然而後來我聽說，在當天下午的關於“圈內人-圈外人”的專題討論會上，有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對這個議題似乎有些誤解，甚至認為這沒有多大意義。我想，這恐怕是因為他們實際並沒聽懂卞教授的演講 ，而且對國際上相關學科（包括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等）中的“圈內人-圈外人”的有關論點也缺乏了解，才導致了那種誤解。
可惜我那天下午去了另一個分會場（關於東北亞的薩滿教音樂研究的專題），沒能參加關於“圈內人-圈外人”的討論會。假如當時我在場，會爭取發言，從正麵談談我聽卞教授演講的收獲，以及對相關議題的理解。
關於大會的語言交流
上麵說到，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並沒聽懂卞教授的主題演講，這是有原因的。因為主題演講是用英語，而當時大會並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翻譯。
關於大會用什麽語言，籌委會在會前就已經決定並通知了，除了必須提交論文的英文摘要外，宣讀論文時可自己選用英語或中文。這當然方便了與會者，但實際的情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多用中文宣講論文（隻有兩人例外）；而其他與會者基本都是用英語。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假如英語的聽力不行，別人用英語宣讀的論文和發言就聽不懂；反之亦然。
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為了讓外國人也能聽懂自己的論文，私下找人幫助做現場口譯。我由於曾在英國進修過一年，被認為是英語“好”的。盡管我明白自己的水平很有限，但考慮到有個口譯總比沒有強，所以不自量力，先後應邀為三位學者做了口譯，包括黃翔鵬先生為大會所做的主題演講。那次口譯給有些與會者留有印象，以致對我後來的生活道路也產生了某種影響。這是後話，在此暫不贅述。
記得在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書記馮光鈺先生的演講做口譯時發生了一個小問題，令我難忘。與另外兩位學者不同，馮先生是在走上講台時，才向我招手說：“你來幫我翻譯一下。”（而另外兩位學者都是提前一兩天就和我說好並給了我講稿，以便我有點時間做準備。） 我當時感到很突然，但又不好拒絕，隻得硬著頭皮跟他上了講台。馮先生主要是介紹中國音協領導全國有關部門編輯“五大集成”（即《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和《中國琴曲集成》）的工作。他對我還是挺照顧的，基本是自己說一兩句，就停下來讓我翻一下。那個小問題發生在他回答問題的時候。記得來自荷蘭的年輕學者高文厚（Frank Kouvenhoven）先生用英語提問，他和他夫人到江蘇南部考察民歌期間，曾發現當地有不少色情的（erotic）民歌，但在中國的“民歌集”一類的出版物中卻看不到這類歌曲，這是為什麽？在我口譯這個問題時，把“erotic song”簡單翻成了“情歌”，問題就出在這裏。馮先生似乎是把“情歌”聽成了“琴歌”，於是出現了答非所問的情況。由於已經超時，演講就在主持人的幹預下結束了。事後我想，“erotic song”應該翻成“色情歌曲”才是；“情歌”的英語應該是“love song”。
還想記一筆，我在大會上的論文是“琵琶音樂與其社會背景”（Pipa Music and Its Social Contexts）是用英語宣讀的（由於原文較長，在會上隻能宣讀一部分）。宣讀後回答問題也基本順利。當然正如前麵已經說的，在會上用英語宣讀論文有得也有失：得是外國人能聽懂；失是一些中國與會者聽不懂。比較理想的辦法是用雙語宣讀，但由於有時間限製，如果用雙語，展示的內容就會少一半。所以在那種情況下，沒有十全十美的辦法。
據說後來ICTM 開國際大會時，會議用語隻限定為英語，無論會議的地點在哪裏。
上圖是大會開幕那天，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們的合影（隻有前排右一的那位女士來自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