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進修 - 兩個學術會議

在英國進修期間，我先後參加了兩個不同的學術會議，收獲都很大。下麵先說國際傳統音樂學會英國分會1988年年會。

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簡稱 ICTM）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於1947年。其英國分會（UK Chapter）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一直很活躍，每年都召開年會。我有幸參加了該分會1988年的年會。

記得1988年一月，我到女王大學後第一次與伍爾潑特博士談學習計劃時，他就給了我ICTM 英國分會當年年會的通知。會議將於三月下旬在英格蘭的達廷頓藝術學院（Dartington College of Arts）舉行，提交論文摘要的截止日期是一月底。伍爾潑特博士認為我應該去參加，並爭取提交論文。我雖然覺得時間很緊，用英文寫論文也沒把握，但在伍爾潑特博士的熱情鼓勵下，還是決定試一試。

這次年會的議題之一是關於傳統音樂的傳承方式。由於我剛到北愛爾蘭，如果要從頭開始做某種傳統音樂的研究再寫論文，顯然是來不及的。伍爾潑特博士建議，我可以在以前比較熟悉的中國傳統音樂中選一種，對其傳承方式進行研究，寫出論文。英國的同行們對此會感興趣的。

按照伍爾潑特博士的建議，我當時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談中國傳統琵琶曲的傳承，包括近代流傳的工尺譜與琵琶演奏的師傅對徒弟的口傳等；另一個選題是從我近年對河北省屈家營“音樂會”的研究中，集中論述其傳承方式，包括從手抄工尺譜，到唱譜時的加花，再到實際演奏。伍爾潑特博士聽了我的考慮，表示他更傾向於屈家營這個選題。我自己也覺得屈家營的東西是近年才發現的，更應該深入探討，於是就定了做屈家營這個選題。我先寫出了論文摘要，經過伍爾潑特博士幫助修正英語，寄給會議的組委會，很快收到了批準。我又按會議要求的長短寫出了論文的全文，再經伍爾潑特博士的修正，終於如期去參加了會議並宣讀了論文。

正如伍爾潑特博士的預見，與會的英國同事們對我的論文表現出很大興趣。我讀完後，提問很踴躍，在會下還有人找我談有關的問題。一個比較突出的討論是，他們一些人研究的非洲或中東的傳統音樂是純口傳的，沒有曲譜；而屈家營“音樂會”是有曲譜的，而實際演奏的音樂又和曲譜不完全一樣。正如我在論文中指出的，他們的曲譜隻記錄了曲調的骨架，而唱譜時的加花是音樂傳承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代表了口傳的部分。口頭唱譜和實際演奏比書寫曲譜要豐富得多。重要的是，這種傳承方式在中國具有普遍性，很多有傳統曲譜的器樂合奏都是運用這種方式來傳承音樂的。

通過會上的多篇論文及討論，使我學到了很多。會議還利用一個晚上開了個聯歡會，幾乎每個與會者都被邀請表演了節目。由於有少數來自亞洲，非洲和歐洲其它國家的人，加上英國本土的學者也能演奏各種傳統音樂，聯歡會實際就是不同國家和民族傳統音樂的一個小型匯演。這使我大開眼界，豐富了對世界上不同地區傳統音樂的感性認識。我是應邀帶著琵琶去的，在聯歡會上也演奏了傳統樂曲《陽春白雪》。很多人告訴我，他們是第一次見到聽到琵琶的演奏。

會下，ICTM 英國分會會刊的編輯問我是否願意把論文發表在會刊上；我當然表示願意。於是在當年秋天出版的會刊上，我的論文被發表在顯著位置（是排在“編者的話”和年會綜合報道後的第一篇論文）。

上圖是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簡稱 ICTM）英國分會（UK Chapter）1988年秋季會刊（總期第21期）的封麵和目錄。

那是我第一次參加西方的學術會議，也是第一次在西方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雖然以後參加的會議和發表的論文多了，但那個第一次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英國進修期間參加的另一個學術會議是“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那是1988年四月中旬由英國京士頓學院音樂分院（Kingston College，School of Music）倡議召集，該分院院長何司能（Edward Ho）教授主持操辦的。這種專門以中國音樂為對象的國際研討會至少在歐洲尚屬首次。出席會議的有來自歐洲，北美，亞洲，及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地的學者，作曲家，演奏家等數十人。會議有一個議題：“音樂家對音樂學家 – 一次積極的對話”，但論文和討論實際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使我增長了不少知識和見識。我在會上也宣讀了關於屈家營“音樂會”的論文，這使英國及國際上一些學者第一次聽說了屈家營“音樂會”及其基本信息，客觀上擴大了這種中國傳統音樂的在國際上的影響。

那次會議還利用晚上時間，組織了幾場小型的音樂會，包括上海民族樂團古琴演奏家龔一的獨奏音樂會，台灣著名琵琶演奏家王正平的獨奏音樂會，以及臺北市立國樂團各聲部首席共五人組成的“國樂室內樂團”的音樂會。這些演出使與會者更加體會到中國音樂的豐富與魅力，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那次會議還使我有一個收獲，就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台灣同胞。出席那次會議的台灣同胞，除了上麵已提到的演奏家們，還包括台灣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特約教授莊本立先生，臺北市立國樂團的領隊李時銘博士，以及台灣《聯合報》的一位記者（可惜我沒記住她的姓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南京藝術學院高厚永教授，古琴演奏家龔一先生，以及本文作者，在會上會下經常和台灣同胞交流，相談甚歡。這種情形連與會的“洋人”都注意到了。我曾聽到伍爾潑特博士在飯桌上對另一個“洋人”說，（大意）來自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開始還互相有點矜持，但越來越接近，很快就像是老朋友了。那次經曆使我深切地體會到，正像人們常說的，血濃於水。

上圖是臺北市立國樂團的“國樂室內樂團”專場演出後，部分與會華人上台祝賀時的合影。前排從右至左：龔一，莊本立，高厚永，王正平，本文作者；後排從右至左：李時銘，琵琶演奏家紀永濱，南胡演奏家郭銘傳，（抱歉，後麵三位女士的姓名沒有記錄），笛子演奏家陳中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