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進修 – 我的兩位導師

1987年，我經本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推薦與考核，得到國家教委主管的“中英友好獎學金”，公派到英國進修一年，專業是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

英方主管“中英友好獎學金”的機構是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他們安排我到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社會人類學係（Department of Social-Anthropology，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因為民族音樂學當時在英國最強的教授約翰 布拉金（John Blacking）在那裏任教。

英國的大學教育體製和美中等國家不大一樣，通常一個係隻有一位教授，其他教書者都是講師（Lecturer），教齡長者可以成為“資深講師”（Senior Lectures）。布拉金教授當時是係裏唯一的教授。由於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側重在非洲等地，而我的背景是中國音樂，布拉金教授並沒有具體指導我，而是安排一位對中國音樂有研究的資深講師倫勃朗 伍爾潑特博士（Dr. Rembrandt Wolpert）具體指導我。這樣，我在進修期間就有兩位導師，即中文常說的“大導”和“二導”。

 

我的“大導”約翰 布拉金教授

布拉金教授1928年十月生於英格蘭，是國際著名的民族音樂學家和社會人類學家，曾擔任過國際民族音樂學學會（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的主席，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的執行理事，以及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社會人類學係的係主任。他有多部專著發表，如著名的《人類具有何等的音樂才能？》（How Musical Is Man？），是這個領域的經典文獻之一。

我於1988年1月到達貝爾法斯特以後，很快見到了布拉金教授。當時他已年近六十，平時教學任務重，工作相當忙，但他很注意與學生們的交流。他除了給係裏主修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生開一門研討課（seminar），係裏定期舉行的“研究生論壇”，他也盡量出席，並認真做筆記，還總是積極地提一些富有啟發性的問題。

布拉金教授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他告訴我，他曾於1983年到香港出席過一次道教音樂研討會，並應邀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音樂的社會功能的演講。布拉金教授並不主張我把研究領域從中國轉到西方國家或世界其它地區，而是鼓勵我繼續對中國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當然是用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以後我越來越認識到，他的這個建議是很英明的。

記得1988年深秋的一天，一位來自韓國的布拉金教授的博士生來到我的自習隔間，聲音低沉地告訴我：經醫生檢查確診，布拉金教授患胰腺癌晚期，手術已無濟於事；他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仍然精神開朗，堅持在家為學生進行個別輔導。那個韓國同學說到這裏，忍不住哭了。我當時都傻了！因為這壞消息來得太突然， 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麽，隻是用不連貫的英語說，我很震驚…… 我很悲傷……  那以後我再沒見過布拉金教授。

後來得知布拉金教授於1990年1月病逝，那時我已經回國一年了。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後，我在國內的《音樂學術信息》期刊上發表了悼念布拉金教授的文章。如今他去世已近三十年，但每當我回想起在貝爾法斯特進修的日子，都會想到布拉金教授，願他安息！

順便記一筆，布拉金教授的那位韓國學生叫嚴慧卿（Haekyung Um），這三個漢字是我們初次見麵時她寫的 。她後來堅持完成了學業，得到博士學位，現在英國利物浦大學任音樂資深講師及研究生部主任。嚴博士曾於2017年到中國大陸訪問講學，已是一位國際知名的民族音樂學家。

上圖是係裏民族音樂學專業的一次師生聚會，正麵靠窗就座的是布拉金教授。

 

我的“二導”倫勃朗 伍爾潑特博士

伍爾潑特博士（Dr. Rembrandt Wolpert）是德國人，大學本科在德國學音樂理論，後到英國劍橋隨著名音樂學家勞倫斯·畢鏗（Laurence Emest Rowland Picken）教授讀研，博士論文是研究唐代傳到日本的古譜。伍爾潑特博士具體指導我的進修，平時每周和我談一次，指導我閱讀文獻，並與我討論，使我對西方的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實踐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在他的幫助下，我還先後參加了兩個學術會議，並都宣讀了論文（關於那兩個會議的情況，我將在下一篇回憶中談到）。

伍爾潑特博士的夫人馬克漢姆博士（Dr. Elizabeth Markham）也是畢鏗教授的學生，主攻日本古代音樂，當時她也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作研究工作。

如果說“大導”布拉金教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長輩學者，那麽“二導”伍爾潑特博士對我來說更像是個“哥們兒”。我這麽說對他並無不尊之意，而是因為他對我一點架子也沒有，很多事都和我商量著來。他曾告訴我，他屬狗，比我大四歲。他訪問過中國大陸和台灣，學過一些中文。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是“吳任帆”。對我來說，他既是老師，也是兄長。

那年暑假，伍爾潑特博士回德國度假期間，安排我到德國進行了為期十餘天的“學術考察”，同時參與幾位德國學者合作研究中國戲曲的一個項目。

原來在當時的前一年，即1987年，以德國格廷根大學東亞係（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Institute for East-Asian Studies）主任羅斯納教授（Prof. Dr. Erhard Rosner）為首的幾位學者開始了一個研究中國戲曲的項目，並到安徽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伍爾潑特博士也參與其中。稍後他們把研究對象鎖定在安徽的一個地方劇種 -- 廬劇，並訪問了合肥市廬劇院，帶回了一個新編古裝戲《廉泉試官》的劇本和曲譜，準備對這個劇目做深入的研究。

我在那次“學術考察”期間，就住在巴伐利亞州維森特海德鎮（Wiesentheid）伍爾潑特博士的家裏。他開車帶我到哥廷根大學，訪問了羅斯納教授；還帶我到威爾斯堡訪問了另一位自由職業的民族音樂學家。對那個研究廬劇的項目，我愉快地應邀做了一點輔助性的工作，即把《廉泉試官》全劇的曲譜從簡譜翻譯成五線譜，並把全部歌詞的漢字和漢語拚音寫在五線譜音符下的相應位置。

我那次到德國“學術考察”，是伍爾潑特博士一手安排的，所以我要特別感謝他。從我在法蘭克福下飛機，他就開車來接我；吃住都在他家，由他母親和夫人準備一日三餐。在德國期間的一切外出，包括拜訪學者，以及看演出，觀光等活動，都是伍爾潑特博士開車帶我去的。

伍爾潑特博士後來曾到新西蘭的一所大學工作過多年，後又到美國阿肯瑟大學（University of Arkansas）擔任教授。他現在已經退休，是阿肯瑟大學的榮譽教授。

上圖是與前一張照片所攝的同一次聚會，正麵靠窗就座的是伍爾潑特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