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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好音樂,從小一直延續至今。 對此,我很慶幸,因為音樂給了我太多太多,不止是精神上的享受,還有對人生的體驗和感悟,乃至在逆境中抗爭的勇氣,等等。
飲水思源,這個讓我受益終身的愛好是怎麽來的?我想,小時候家裏的相關影響是一方麵,但更重要的是我遇到的幾位老師和朋友在音樂上給我的啟蒙,教導和幫助。下麵就對這些做一個大致的梳理與回顧。
小時候家庭在音樂方麵的影響
在我家已知的長輩中沒有專業搞文藝的,但我的父母卻都愛好音樂。據說我父親年少時喜歡樂器,口琴,胡琴和小提琴他都玩過,並能奏出完整的曲調。可惜由於曆史的原因,我與父親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也記不清他對我有什麽影響。
父親年輕時
我母親對音樂的愛好主要是喜歡唱,包括當時的流行歌曲和京劇選段。據她回憶,早年在家自娛時,她曾唱過《武家坡》和《四郎探母》等京劇選段,我父親拉胡琴為她伴奏。那應該是他們在一起時的美好時光。記得前些年我回北京探親,母親那時已經八十歲了,還讓我彈鋼琴,她唱了《可憐的秋香》,《四季歌》等老歌。這些都成了珍貴的記憶。
母親年輕時
由於我三歲時父母就被調到外地工作,是姥姥在北京把姐姐,哥哥和我帶大的。姥姥年輕時上過師範學校,屬於那個年代比較有知識的婦女。她對我們幾個嗬護有加,我們也從小和姥姥最親,在外地出生的兩個弟弟就沒這麽幸運了。我雖然不記得姥姥有什麽音樂方麵的愛好,但她對我們的愛好都是很支持的。記得姥姥給哥哥先後買過竹笛和簫;給我先後買過口琴和二胡。
姥姥與姐姐,哥哥和我,約1954年,姥姥52歲左右。
此外,從我記事時起,家裏就有一台老式的留聲機和一些78轉的唱片,中外音樂都有。雖然那時我聽唱片是被動的,但卻很喜歡跟著聽。現在回想,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門德爾鬆的《小提琴協奏曲》和薩拉薩蒂的《吉普賽之歌》等名曲,最早是小時候從家裏的唱片上聽到的。後來我開始上小學不久,家裏買了一台收音機,於是幾乎每天都聽廣播。除了少兒節目和小說連續廣播,經常聽的還有電影插曲,外國歌曲等音樂節目。從唱片上和廣播中聽到的音樂對我也應該有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小學教我們音樂的趙捷老師
我上的宏廟小學是一所曆史悠久的好學校,清末時已經建校;民國時曾是“北師附小”;五十年代曾是“西城區第一中心小學”。在我的印象裏,學校很重視音樂課(當然也重視體育和圖畫等課程)。記得校長王凱庭的嗓音和歌唱都特別好,在校慶等場合曾多次表演過獨唱。近年才得知,王校長是著名作曲家王洛賓(原名王榮庭)的親弟弟。
我小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是同一位老師教音樂,她就是趙捷老師。趙老師在課上不隻教唱歌,還從大約二年級就開始教識譜。我的簡譜知識和識譜能力都是趙老師教授和培養的。還記得一年級時參加全校的歌詠比賽,趙老師讓我擔任本班的指揮,並手把手地教我打拍子。後來在趙老師的指導下,我曾多次擔任本班歌詠比賽的指揮。
趙老師引領我學習音樂的重要一步,是介紹我去參加北京市少年宮民樂隊的課外活動。使我受到了更多音樂方麵的教育和訓練,並認識了我早期音樂學習的另一位恩師劉利輔導員。
2016年秋在北京,我與兩位小學同學一起去看望九十多歲高齡的恩師趙捷老師。左一是邵榮久,專業琵琶演奏家,國家一級演員,曾任江蘇省歌舞劇院民樂團的領導;右一是王永亮,小學合唱團的骨幹,現被譽為業餘歌唱家。
少年宮民樂隊的劉利輔導員
記得上小學三年級時,趙捷老師讓我和另外幾個同學星期日到少年宮,找民樂隊的劉利輔導員。因為那裏要吸收新隊員,趙老師介紹我們幾個同學去麵試。
劉輔導員看了趙老師給他的信以後,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然後讓我們一個一個地試唱了一小段簡譜,麵試就結束了。稍後我和另一位同學邵榮久被吸收到民樂隊預備隊的彈撥組學習秦琴,後來改學中阮,開始就是由劉輔導員教我們的。劉輔導員本人以前是二胡演奏專業的,所以除了輔導民樂隊的合奏,主要教二胡,後來他又為我們彈撥組請來了專搞彈撥樂器的老師。不管怎麽說,劉輔導員是第一位正式教我演奏樂器的恩師。
大約一年以後,我和邵榮久被從預備隊“升級”到民樂隊,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樂隊的合奏。在劉輔導員的指導下,我知道了什麽是總譜,什麽是分譜,怎樣分聲部練習,怎樣在合奏時又要自己演奏好,又要注意聽其它聲部,等等。當時我們民樂隊有二十多人,曾排演過《翠湖春曉》,《瑤族舞曲》等有一定難度的著名樂曲。除合奏外,我們還為少年宮的舞蹈隊和布穀鳥合唱隊伴奏,並時常參加一些演出活動。這些大大豐富了我們的文藝修養與實踐。
可惜大約在我六年級時,劉輔導員被派到北京郊區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民樂隊的活動改由教小提琴的祖振聲輔導員負責,後來又改由教鋼琴的邵紫授輔導員負責。祖輔導員和邵輔導員也都是非常好的老師,他們都為堅持民樂隊的活動做出了很大貢獻。
1964年夏,劉輔導員從他參加“四清”的農村回北京辦事,並在一個星期日回到少年宮看望民樂隊的同學們和當時的輔導員。這是我們在景山萬春亭下的合影。前排中間是劉輔導員,二排右二是祖振聲輔導員,二排右四是邵紫授輔導員,三排左四是好友張以遒,二排右三是我。
不幸的是,劉輔導員後來在農村得了肝癌,不久就去世了。我們永遠懷念敬愛的劉輔導員!
(未完待續)
我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學生,趕上中蘇友好,因而我家的唱片大部分都是蘇聯歌曲和音樂,我當時記得的就是兩個完全陌生的名字:肖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很有時代特色。但小時候父母從沒讓我聽過,直到台灣歌曲進來之後才敢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