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惹塵埃
混沌之間
周末，高考完畢的女兒在家收拾各種書報資料，算計著送進廢品回收站能賣幾個銅錢。我也在整理過期雜誌，看是否要處理的。這時，從一本陳舊雜誌裏掉落出一份紙張略脆的稿子，打開一看，原是一位學人寫的《改革——關於前題、選擇、結論》文章，落款時間接近30年。
白駒過隙，光陰似箭。一晃30年過去，再讀此稿，感歎萬分、心潮澎湃。改革結果如這位學人所當年所預言嗎？對不對，由大家來評判。全文內容如下：
改革——關於前題、選擇、結論
時下中國很熱鬧，上上下下都在討論鄧*小*平提出改革之事。我認為，應該建立怎樣一個戰略思想，這比提出改革口號更難。如何思考與認識這場改革，對此，我想從三個方麵來闡述：一、前題；二、選擇；三、結論。
一、關於前題
從對中國曆史的了解，和對世界曆史的分析，再加以中外比較，我覺得，中國昨天沒有解決的問題，比如民族如何進步、社會如何向前發展等遺難雜症，在當今條件下仍然是阻礙中國曆史前步的一個根本問題。同樣，今天的中國人所作出的全部努力，旨在要解決的仍然是這個根本問題。
然而，我要說，從已開始的實踐行動來看，這種努力結果將會是令人懷疑的。其理由是：這場改革雖然聲勢浩大，但它缺乏一個前題。前題是什麽？一個字：人。前期不考，但說近代。中日同新，中國夭折，日本成功。歸納一點，就是中國人的改革基於要它的人民服從於王道，而日本人鬧維新，則要求天皇順人（民）心。這裏，舉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對比：嚴複和伊藤博文同學英國，畢業後各回自己祖國。嚴複的結局是在洋務派官僚手下邦辦做官謀職，而伊藤博文回國後則有機會施展“圖強”之夢。
如果再以中國近代史上最輝煌一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近代歐洲前夜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相比較，或許更能看清這種“前題”確立與否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中國封建主義的一次大衝擊，它的精典之處就是引進了兩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並把它作為目的高舉著。而錯誤恰巧發生在這裏。手段一旦變成目的，人的一切努力結果都會變形。不用多說，後來的中國曆史實踐經驗已充分證明這點。而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亮出的旗幟則是非常明確的：人文主義，一切圍繞人的前題下進行重新思考。此舉使得曾經一直把上帝奉為神明的人從此有了主宰自己命運的信念。這些覺悟的人成了曆史的推動者，生命自我價值發揚光大的實踐者。當那些主教大人、牧師、神甫對此拚命提出異議、阻擋、進而聯合憲兵、軍警進行鎮壓時，這些意大利人、歐羅巴人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投入戰鬥。“不自由，毋寧死。”體現的恰恰就是這種可貴的人文精神。
今天，當我們冷靜地對兩者開展比對時，不難發現一點：中國社會每一次大的步子，其前題都不是先確立人的個性主體價值，而首先考慮集體形式的存在意義。而“集體”利益又總是被少數權力者牢牢控製。試想，當個體沒有自我生命價值可言時，在王、君、黨、領袖、階級社會、及由意識形態壟斷所拚寫出來的倫理、道德麵前，人隻能屈從於異化了的手段。即便這個手段是忠心“為人民服務”的，但它還是違反了前題。前題隻有一個：“人是目的，一切以人為中心。”
二、關於選擇
改革，在確立人的前題之後，接著要解決的就是手段問題了。而政府想要行使正確的改革之路，避免走上彎道歧路，最重要一條原則就是：選擇。如果說人是自覺的，那麽他的選擇是自由的、自主的、個性的。把所有選擇歸納起來，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唯一選擇”和“最佳選擇”。對於一個落後的民族來說，他們的選擇一般歸於前者：唯一選擇。而對於一個進步的，或者說先進的民族來說，他們的選擇是：最佳選擇。無論是精神競爭、物質生產，都是如此。
舉例說，美國總統選舉，屬於“最佳選擇”的形式表現，而中國執政者上台，則屬於政治上的“唯一選擇”，並且不能有反對此“選擇”的任何勢力集團存在。從古至今，都是如此。毛澤東時代，人們阿諛奉承地說：“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也許還要摸索很長一段時間。”此話似乎想印證一點：“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可倒過來思考，這是整個民族可悲理念，並由此造成個人對領袖盲目崇拜泛濫成災。
在此，我們來分析一下鄧*小*平的改革路子。鄧說：“八十年代要完成三大任務：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三、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了實現這些任務，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紀律和戰鬥力。”（見鄧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所作《目前形勢和任務》的講話）。
前二點且不談，我隻談第三點。企望以“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紀律”方式方法作為“唯一選擇”途徑來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其路子可對？我們知道，“現代化”是一個係統，有技術和意識的，或者說是有經濟的和政治的，還可以說有文化和道德等多元化原素所組成。我們不能僅以通過加強“黨”性為主觀條件，以製定四個現代化如何搞。正確的選擇前題是：以“四化”內在規律性來規定“黨”這個載體有哪些方麵不適應“四化”，需要及時加以改革。是人民需要現代化，而不是“黨”要現代化。鄧*小*平一再強調，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拿鄧公意思是說，中國要先立“基本原則”，後立“民主”。或者說，“基本原則”指導“民主”前行。常識告訴我們，沒有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民主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門坎。鄧公這種選擇法一點也沒有擺脫傳統思維的方法框架。即：以“舊”為標準來觀察和衡量新事物；以“我”為主觀來規定和接納新事物，這是“功利”之為。拿鄧*小*平話來說：現代化是要搞的，但是不能將“舊”的標準推翻掉，“舊”的標準就是“社會*主義*製度”。它的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它的保衛工具是“人民民*主專政”，它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此選擇而行，四個現代化豈不是變成了“舊”標準下的現代化了嗎？改革開放為誰服務？應該是為迎接現代化到來而服務。既然是為現代化服務就應當以它的軸心總攬一切，不能本末倒置。
朱熹說：“天不出仲尼，長夜如漫漫。”這正是中國人這種“唯一選擇”的心態表現。我以為，凡是能為人（民）服務的手段，都是我們可以選擇的對象。選擇對路，改革才不會出現偏差。
三、關於結論
我對改革結論是：人人平等、自由競爭。如果破壞這個遊戲規則，那麽勢必會導致大部分人的權益被少部人瓜分，貧富差距出現。而貧富差距出現則會直接導致各種社會疑難問題冒出。
2009-6-17晨前一點掛
後語：補充上傳原稿，原稿最後一行是：
“三、關於結論，一句話，人人平等，自由競爭。”
本人在整理此稿時，因加進一些現代辭語和個人觀點，故，有畫蛇添足之感。在此說聲：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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