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鍾不僅為楊佳而鳴

喪鍾不僅為楊佳而鳴



我有親人住在內地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他們樓下有好幾家水果攤販，其中一家生意特好。競爭對手妒忌得牙癢癢，就誣告他私賣香煙。煙草專賣局的人衝進來搜查，攤主認為他們沒有證據和法律手續，所以抗拒搜查。煙草專賣局的先生們便把警察叫來，把攤主一頓好揍，水果鋪被抄個天翻地覆，也不見香煙。在“執法”過程中，路人甲路見不平，起哄“警察打人啦！”於是，攤主和個路人甲同時被收押。一個月後，攤主被釋放，路人甲還被圈著。

沒人知道路人甲的結局如何。後來沒有聽說他撿起剔骨刀，襲警維權的傳聞。所以，可以肯定他在看守所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出來後一定“洗心革麵，從新做人”，絕對不敢為別人伸張正義。更可能當自己的正當權益受損時，也會選擇委曲求全。在一個有法不依，政府權力無限膨脹的社會裏，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蟻民似乎隻有兩種選擇：一是以暴易暴，這是異數；一是忍氣吞聲，此乃常態。

沒有人否認楊佳的犯罪事實。然而，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社會的人，如果看到中國最高法院的一個大紅印戳，便認為法律得以維護，正義得以伸張，然後踴躍的在這一紙判決書上追加一個自己道德的評價“莫拿罪犯楊佳當英雄”，那真是太容易，太簡單，“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了。試問您想過沒有中國為什麽會有產生楊佳的土壤，為什麽會有楊佳的崇拜者，為什麽一個物質文化日益發達的社會裏，青年們不相信司法，而是渴望、向往用暴力維護自己尊嚴的勇氣呢？再問如果您本人或者您的父兄家人某日不幸遭遇警察暴力，成為楊佳或者前文中的路人甲，您會怎麽作呢？再假設在審判您的過程中，您的母親神秘失蹤，被強製關進精神病院，每天被要求服用幾片藥物，您又會怎麽想呢？

在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中，政府侵犯任何一位公民的權益，就是對全體公民權益的踐踏。這個信念在美國乃至西方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大家守望相助，時時刻刻警惕政府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濫權。人們不僅關心受害者的權益，同時關注罪犯的權益；如有必要，也不吝惜給以罪犯道義上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大家更是緊緊盯牢審判過程，以確保司法程序上的公正、透明，因為人們有理由相信下一個受審的或許是自己。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的中國人大都生活穩定，即使對眼下的經濟危機稍有恐懼，但普遍對社會公正仍然滿懷信心。當我們在這個製度中受益時，也應該學習西方人對弱者的同情、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對司法程序的堅持，並把這些進步的聲音投射到中國社會。如果這不是你我力所能及的事，那麽至少我們還可以努力保持一些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能力，質疑那些把一位青年逼上絕路的警察執法行為，反省這個倉促的審判過程，而斷斷不是對終審判決拾人牙慧式的唱和和對楊佳及其崇拜者們簡單的道德批判。翻遍曆史，中國從來都不缺乏道德批判和對當權者的擁護，缺乏的是對弱者的同情和對法律程序的堅持。

六位遇害警察是兒子，是父親，是丈夫。加上楊佳，七個家庭從此支離破碎。我們聽到一連串的喪鍾，喪鍾不僅為遇害警察而鳴，也是為楊佳而鳴，更是為活著的你我而鳴。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任何一刻你我都可能成為受害者或罪犯中的任何一方，你不是烈士，我也不是英雄，我們同樣是這個製度的受害人。在下一輪的喪鍾響徹大洋彼岸之前，請我們反思:

　　“沒有人是一座島嶼，孤零零形影相弔；每個人都是洲陸的一塊，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角。如果海水衝走了一楞土疙瘩，歐羅巴就少了一楞土疙瘩；如果海水衝走了一塊海岬，歐羅巴就少了一塊海岬；如果海水衝走了朋友或自己的莊廈，歐羅巴就少了一座莊廈：別人的死都是我的損失，我同全人類相依為命；喪鍾敲時不要問是誰死，喪鍾正是為你而響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