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斯是我的好朋友。我在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做了三年，克裏斯是那裏的合夥人。他是個很成功的房地產律師。但是在我麵前，他是個非常和氣友善，時時搞怪的朋友，一點架子都沒有。
到底我們是怎樣認識的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好像很自然地就聊到一起了。那時克裏斯正在做著一樁中國人的生意 – 一位香港老板要購買曼哈頓的一個樓層，找到克裏斯代理。生意進展的很順利。Closing那天，買主關老板從香港飛來紐約，在我們事務所呆了一個上午，順利將生意完結。
然而用過午餐，關老板卻沒能如願返回香港。他和克裏斯在關於律師費用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克裏斯做了一些額外的，但卻是必須的工作，而關老板不肯支付這筆在他看來是合同之外的律師費。兩個人關在會議室兩個小時，都討論不出個結果來。
喝咖啡休息的時候，我被叫到會議室去緩和氣氛。我盡心盡力地和雙方聊著中美兩國影視圈的各種八卦，幾乎要將我平時的積累傾囊而出的時候，兩個人的臉色才和緩下來，可以接著談錢了。
正要準備開始進入下一輪談判，關老板的手機響了，是關老板在巴西的助理打過來的。關老板在巴西買了一座礦，也是剛剛結完生意，到了付律師費的時候了。巴西的律師特別便宜，這麽大的生意隻要他七千美金。這個電話就是助理打來跟關老板要錢的。關老板這會兒正在氣頭兒上，尤其聽不得律師要錢，他沒好氣地對著電話說：“七千沒有，給他兩千，告訴他下次我去巴西請他吃飯！”
兩分鍾以後我聽到電話裏的回音：“Deal!”
那天的談判結束後，關老板來到我的辦公室找我，讓我去香港發展。關老板說你們美國太死板，什麽都要照章辦事，你們美國的律師一天到晚就是坐在辦公室裏給人家寫文件，這哪像個賺錢的樣子？關老板說，要賺錢就得去那些法律不健全的地方，比如中國大陸，“我在中國大陸揾錢容易的狠啊！”
我後來也沒有問克裏斯，關老板最後有沒有付給他那筆額外的律師費。但是我笑著跟克裏斯提過關老板的建議，我說如果我沒有老公在這裏，我就去香港揾錢。克裏斯說他要是還沒結婚，他也想去香港。
克裏斯去香港工作倒也方便，他年輕時考下了在英國做律師的執照。後來他雖然沒有在英國發展自己的事業，但是一直拿倫敦當第二故鄉，時不時的就過去玩兒兩天。他知道我向往倫敦，卻從沒有機會去，就約我和我先生跟他們夫婦一起去。他去倫敦都是選擇周末，周五去，禮拜一回來。因為地方熟，一個周末就夠玩兒了。我覺得這個主意簡直酷極了，”I am going to London for the weekend.” 聽起來就好像倫敦是我們家後院兒一樣，要多唬人就有多唬人。興致勃勃地回去跟老公商量，誰知他堅決不去，說是懶得簽證。我嫁了個宅男，他一天到晚呆在家裏種花，哪都不去。開始我還因為這個和他吵，後來我也懶的吵了，嫁雞隨雞，不去就不去吧。
但是我現在真的很後悔，沒有和克裏斯一起去倫敦。人生充滿無法預知的未來。今年夏天我們還在網上聊天，說要兩家搭伴兒去歐洲。沒有想到，到現在已經是不可能了。
克裏斯個子很高，穿一身筆挺的西裝，是個型男，但是這個型男卻有一顆柔軟的心。有一次克裏斯來我的辦公室找我閑聊，那時正值“中國好聲音”第一季熱播，我在網上聽王韻壹的搖滾。被克裏斯看到，他就坐下來不走了。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是搖滾迷，上大學時他有自己的樂隊，他們還去了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他說那是他一生最難忘的經曆。那天下班的時候，克裏斯等著我一起坐火車回家，跟我講了一路他的搖滾時代。那些樂隊的名字，還有令他靈魂出竅的吉他片段。講到激動處，我隱約看到他眼裏有淚光閃爍。
第二天，克裏斯帶給我一張Woodstock 音樂節的記錄片碟片，讓我好好看看，說這是他的青年時代。
我聽說過大名鼎鼎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但隻是聽說而已，因為有一次在新浪娛樂新聞中看到李安要拍一部記錄片，叫“製造伍德斯托克。”
克裏斯的碟我實在看不下去。滿眼破衣爛衫的身體，配上蓬頭垢麵，神情恍惚的臉，滿耳的尖叫嘶喊和其他各種各樣的噪音，看了五分鍾，我感覺自己要瘋了。
我隻好去文字中了解伍德斯托克。讀完袁越的《一代人去那裏相互問好 － 回望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我才知道，原來克裏斯的年輕時代是這樣度過的：
伍德斯托克是紐約附近郊區的一個小鎮。1902年，一位有錢有閑的英國帥哥，厭惡工業社會，來到伍德斯托克，打算將這裏建成他理想中的烏托邦。快進到1960年代，烏托邦早已建成，又因為全球的“左傾”思潮， 這裏吸引了來自美國各地的激進的頹廢的藝術家，包括鮑勃迪倫。發瘋的土壤已經具備。
1967年，烏托邦被四個富二代嬉皮士看中，四位理想主義者辭去華爾街的高薪工作，罄盡心力要在這裏辦個盛大的搖滾大爬梯。消息傳出，50萬嬉皮士從全國各地聚集伍德斯托克。紐約警察局要派警察來維持治安，音樂節組委會還要親自出麵麵試幾百名警察，凡對嬉皮士有偏見的一律不用。因為來的人太多，伍德斯托克小鎮沒有那個大的地方，所以搖滾爬梯其實是在距離伍德斯托克不遠的一個山穀裏進行的。50萬嬉皮士，幾百名對嬉皮士感興趣的警察，在一個遠離人群，水電都不通的小山穀裏，不分晝夜地聽三四天搖滾，會發生什麽情況？
很快就屎尿遍地了。因為聽音樂聽高了，需要嗑藥，嗑藥高了以後就容易屎尿失禁，又由於衛生設備不完善，遍地黃白之物得不到及時的處理，為了抵抗這嗆人的氣味，就隻能再繼續嗑藥。
台上的歌手也被熏的忘了歌詞，隻好大聲叫喊：”自由！自由！自由！” 一瞬間，所有的嬉皮像是突然找到了自己靈魂的歸宿，找到了自己流浪的意義，馬上拿開捂著嘴的手，淚流滿麵地跟著呐喊自由。
。。。
伍德斯托克是美國音樂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樂節。後來專家們認為，這麽多激進分子聚集一處卻沒有出現大規模鬥毆和死傷事故，就是因為大家全高了。
“從那以後，整整一代人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號：伍德斯托克一代。雖然後來人們都說，當初參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年輕人現在都是公司老板和華爾街的股票經紀人，可不管怎樣，伍德斯托克以及後來的這部紀錄片都真實地記錄了這一代人曾經有過的夢想，和他們火紅的青春。”
從那以後，克裏斯和我有好幾次一起坐火車回家，一起談起伍德斯托克。克裏斯臉上偶爾露出的神往，讓我覺得他又看到了留著長發，頭發上插著鮮花，嗑著藥唱著歌的自己。我告訴他，我們也有自己的“天安門一代”。我沒有告訴他的是，我沒有真正經曆過天安門，我的伍德斯托克是羅大佑，李宗盛，還有那一次我失戀之後喝了一瓶二鍋頭，四瓶燕京啤酒的經曆。
John Grisham 在他的小說裏這樣描寫律師： the well-dressed zombies ride upward to yet another day of useless labor. 克裏斯和我在工作中就是兩個穿著講究，麵無表情的僵屍。 但是在工作之外，我們偶爾會一起懷念各自那有熱血的年輕時代。
在紐約的三年我做的非常不愉快。後來終於下決心離開那裏，來到了灣區。有時回想那段紐約的日子，克裏斯的友誼幾乎是唯一的溫馨回憶。
我搬來加州以後，克裏斯還常常給我來信。我會在上班的時候突然收到一封這樣開頭的信：Hi Kiddo? What’s up Kiddo? 我知道這必是克裏斯。克裏斯是個很敞亮的人，他把友情也處理的非常的敞亮。他的關心和愛護都在陽光下，在春風裏，就如同那一句 Hi Kiddo, 如此溫暖，又如此明朗；如此明朗，卻又特別溫暖。
克裏斯有兩次介紹他在紐約的客戶來加州找我做他們的代理。他在對客戶的介紹中，稱我是 a very intelligent, very capable young lawyer. 任何時候想起來，在這個充滿競爭的領域裏，我有克裏斯這樣可親可愛的朋友，心裏都充滿著快樂和安寧。
我的朋友克裏斯，昨天早晨因為心髒病突發，於家中去世，終年51歲。
我是在今天早晨8點半鍾的時候，接到克裏斯秘書打來的電話,得知了克裏斯的死訊。我無法再繼續工作，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為克裏斯流了很多的眼淚。
在我的Email Inbox裏麵，最後一封來自克裏斯的信是10月22號收到的。那時他剛剛從意大利度假回來，發信來給我講述他在意大利看到的博物館，意大利的街道，還有路邊的披薩店。那個Email我沒有回。 收到的時候我沒時間回，下班後又忘了回，後來也沒有再想起來回。直到今天，我不需要回了。以後也不會再有這樣以 “Hi Kiddo” 開頭的Email等著我回複了。
I will forever remember to reply my friends' emails right away.
安妮，你真的來了，能在這兒看到你真高興！我在灣區啊，咱倆鄰居了吧這回？我也是前幾天在家壇看帖子，才發現你也在加州啊！！你也是我的偶像，也允許我追一回？
周末愉快！！
原來你到加州了，在南邊嗎？在北邊的話我可是要追星的:) 在南邊也有可能哦。。。
無論如何, 祝福你和咱們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