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換一個角度，換一個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澤東剛剛寫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篇文章之後，心情愉悅，上班的時候，他的衛士張仙朋進來給他倒開水，毛澤東就問，小張，你知道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嗎？小張當然不知道，看著毛主席傻笑。毛澤東很有興致地把這篇文章的觀點給他講了一遍，講完以後看他還是似懂非懂，毛澤東長歎一聲說了一句話：“人們常說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這個人啊，隻要給人民留下點兒文就行了。”（20）為了留文，毛澤東確實殫精竭慮。從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評蘇共中央來信的九1評，是當時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陳伯達、康生、吳冷西、胡喬木、田家英等黨內大秀才們參與起草，但最終均由毛澤東欽定。這不是因為毛乃黨內一把手，而是因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籌。在1965年，修改五評《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時，毛在其中親筆加了一個名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1）13年之後，1978年《光明日報》發表思想解放運動的標誌性文章，題目就是這句話。這是毛無意中留給我們的財富。為後世留文，是一個偉人的想法，更是一個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業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尋常，字字看來皆是血”啊！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對應毛澤東晚年的自我總結。他晚年總結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這個說法版本眾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權威版本，出自葉劍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澤東在病榻上召見華國鋒、張春橋、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員，講了這麽一段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是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跟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22）
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風。我們簡單解讀一下這段話——毛的臨終遺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謂立功，他充滿自信，毋庸置疑，無可辯駁。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了，建立了新中國，成了開國領袖。但是在我看來，還是毛澤東讀了一輩子的《三國演義》裏的話說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連、宋來也好，李敖來也好，都在謀求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海峽兩岸早晚是要統一的。這是時過境遷，這是與時俱進。所以這件事我們存而不論。
第二件事，所謂立德，即通過文化大革命來追尋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為當今聖人。但是毛澤東顯然已經感覺到這個事搞砸了，隻是性格使然，硬著頭皮頂住，這符合毛澤東的性格。毛澤東這個人是一輩子從不服輸，從不認錯，他隻能順毛捋，誰逆著他來都不行。彭德懷的悲劇，很能說明問題。從1959年7月2日，毛在廬山會議的吹風會上定在批左傾、批瞎指揮的基調到7月下旬罷免彭德懷，20天內翻雲覆雨的驚天巨變，和彭耿直的性格有關，和彭剛剛出訪東歐八國的見聞感想有關，和黨內黨外的輿論有關，和國內尤其是國際大背景有關，更和毛澤東的好鬥性格有關。若幹因素湊在一起，彭德懷在劫難逃，這就是時也命也。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處就不再細說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也大致如此，一旦發動起來了，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盡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劉少奇，劉以辭職為條件，企圖勸阻文革的深入與擴大，都無濟於事。（23）毛澤東一意孤行，誰說都沒用。真正給了他當頭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鳳凰衛視做了個節目，叫“林彪叛逃之謎”。鳳凰台經常做一些比較微妙、敏感、前沿的題目。他們采訪了當年中國駐蒙古的一個參讚，這個人是第一個趕到林彪墜機現場的中國人。他出來接受采訪時說，我當時趕到現場一看，看那個三叉戟飛機的右翼上有個鬥大的圓洞，我心裏一驚，心想是不是被導彈打的呀？！
這種說法在坊間流傳了許多年，他等於是以目擊人身份又提出這個疑問。鳳凰台很會做，後來話鋒一轉，不回答這個問題了，又回到傳統說法，說周恩來監視屏幕，看著飛機出了山海關，繼續往北飛，然後馬上報告毛澤東，怎麽辦？毛澤東說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但從林彪叛逃的當天晚上開始，毛澤東發高燒，心肺炎犯了，連續兩個月臥床不起。我還很清楚地記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農村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敲鑼打鼓地傳達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葉劍英的講話，說經過醫生會診，毛主席老人家身體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歲。這可是正兒八經傳達的呀！毛澤東那個時候身體的確很好，但林彪這個事情出來以後，一下子垮了。垮到什麽程度？兩個多月高燒不退，其中有兩次缺氧，等於說人就死過去了。周恩來聞訊趕到時，緊張得腿發軟，車都下不了，還是兩個人把他架進毛的臥室。然後，周搖著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鍾，毛才醒過來，可把周恩來都嚇壞了。
事後不久，周恩來籌備中共“十大”的時候，曾經很委婉地勸說毛澤東不要親自出席“十大”，你不勸，他倒真不一定去，你這一勸倒壞了。毛說，我不光要親自去，還要親自主持。周恩來一看沒招了，隻好找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旁邊的118廳，辟為毛的臨時住所，並且讓毛提前搬進去適應。之後，把輸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隨時防止毛缺氧。這個事情隻有周恩來和毛的醫療小組知道，其他中央領導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關於這一段的回憶文章我看到過很多，但是由此可見，但是各種版本就不一樣了。好多人說，當時毛澤東在“十大”的開幕式上未置一詞，其實是錯誤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實的影像資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澤東居中，右邊是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右派，左邊是王洪文為首的所謂左派，據說這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上來就說了四個字，“會——議——開——始”。說得很不清楚，他這個時候是思維清晰，但是語言嚴重障礙，已經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始”這樣的句子了，隻能來一句“會議開始”就完了。然後，用右手食指點著周恩來，磕磕巴巴地說，“下麵請周恩來同誌作報告。”周恩來站起來對他鞠了個躬，之後等於半彎著腰作了一個很短的報告。
然後是王洪文作了一個《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前後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確實很順利地完成了大會議題。問題是，完了以後，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攙扶著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還在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裏，微笑著鼓掌，周恩來陪著他鼓掌，但心裏納悶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兒熱烈鼓掌。代表的心態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沒有見到毛，感覺毛的身體大不如前，但是畢竟有段距離，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時又覺得見一麵少一麵，所以都很留戀，不願走。五六分鍾過去了，毛終於憋不住了，大聲喊出一句話：“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來一聽就明白了，馬上說，“各位代表，請你們趕快退場，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場。”大家一聽，噢，主席要送我們退場，那就趕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頭鼓著掌慢慢退場了。等人都退場以後，上來四五個人抬著毛的椅子，連人帶椅子一塊抬下去了。真實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來了，他沒法站起來，又不想讓大家看到他身體是這樣子，所以出現了如上一幕。（24）
我說這個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對晚年毛的身體帶來了致命一擊，等於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毛心裏也清楚，但就是不願意服輸認錯。事實已證明他對接班人的判斷是一錯再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第一次談到他的接班人問題。當時蒙哥馬利問他說：“你的繼承人是誰？”毛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答：“劉少奇之後的事我管不了。”（25） 這說明當時毛對劉非常信任，通過這樣一種形式，等於發布了劉將接班的信息。此後，在修改九1評蘇共來信的第九1評中，毛在“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句中的毛澤東之後親自加上了：“和劉少奇同誌”，這句就修改為：“以毛澤東和劉少奇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給了劉一個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第一次出現了毛劉兩幅標準像並列的版式。此後，毛的心態逐漸發生微妙變化，恕不贅言。
還有鄧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澤東晚年的矛盾心態，他原計劃“文化大革命”鬥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結束，結果引發天下大亂，遲遲不能收場。等到1975年，周恩來查出膀胱癌之後，他內心已經認定這個爛攤子隻有鄧小平出來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擔心鄧小平對“文革”秋後算賬，好在鄧小平比毛有靈活性，此前已上書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懷，博得毛的信任。從而導致鄧的複出，取周恩來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項整頓為綱之後，毛又生疑慮，1976年初，明確地指示鄧主持政治局開個會，給“文化大革命”做結論，定調為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實際是給鄧最後一個表現機會，看鄧到底站在哪一邊。毛最關心的就是他的身後——百年之後。這個事情長話短說，背景就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否定了斯大林。萬國景仰的國際共運領袖、萬民歡呼的二戰救星，一夜之間就被翻了個個，這件事對毛澤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使他開始過多地考慮“百年之後”。直接後果是廬山會議，間接後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學者把文革完全歸罪於毛澤東好鬥的個人性格，認為不鬥爭不足以顯示其個人權威和價值，隻有天下大亂，才需要中流砥柱，“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26）這種看法，顯然片麵化和簡單化了。但無論何種屆時，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文革從一開始，就在中央高層受到了多數人的質疑。當然，鄧小平更不肯接受毛關於三七開的評價，他隻能婉言拒絕。他的靈活性是有底線的，讓他給“文革”作三七開的結論，他堅決不幹。他說，我6年賦閑，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個事情由我來做不合適。由此導致鄧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鄧小平，在毛去世之後，最先對毛作出了“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客觀評價。鄧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7）鄧的意思是，正像功勞歸於集體領導一樣，錯誤也人人有份，隻是程度不同罷了而已。
下麵就該說第三件大事“立言”了。當然，說到立言，首先是《毛澤東選集》，先是四卷，最後是五卷。毛澤東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區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同的解放區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出版統一的《毛澤東選集》，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人參加的編輯小組，由於抗美援朝戰爭，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後遷延10年時間。前三卷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僅《矛盾論》一文，在便條上寫意見，就和編輯小組商榷了十幾個回合，最終還是將“邏輯問題”一節刪掉，顯示了毛的認真和嚴謹。但是到了第四卷，毛僅僅是主持審定，他曾帶著康生、田家英、胡喬木等大秀才們，在廣州郊區的一個賓館住了兩個月修改定稿，期間，毛還說過這麽一段話：“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隻有個別的篇章我還願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這個委員長。”從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時過境遷，今非昔比。但無論如何，《毛澤東選集》的多數文章正如《毛澤東傳》所評價的：“內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藝術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雲流水、議論風生的韻致，還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並茂，充分表現了毛特有的文風。”（28）
問題是，總體看來，我覺得《毛澤東選集》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科學總結，大部分是通過毛澤東的筆寫出來的，還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大筆杆子們的心血和才華，他們曾參與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討論、起草、修改和潤色。他們在延安時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為文章寫得好，比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胡喬木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幹脆以模仿毛的文風而著稱，據說，《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筆。可能正是針對這樣一些議論，毛當年就有過解釋說：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除非少數情況，比如我生病了。那篇《當前時局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病了時，我口述江青同誌記錄的，然後送給任弼時和周恩來看，最後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舉出一個反證，即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為什麽說這篇文章呢？因為這篇文章是當年為了紀念建黨三十周年，為劉少奇寫的講話稿，分工讓胡喬木起草，結果這個文章送給毛審查的時候，毛批了一句話：建議以胡喬木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胡看到以後不敢從命啊！說這個不行，這是給劉主席寫的講話稿啊！毛說你聽我的，劉那裏我去說，另外寫一篇就是了。然後，這篇文章就以胡喬木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也因為這篇文章——因為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隻有黨的主要領導人才有資格去談的——這就大大提高了胡喬木在黨內的地位。今天該文也收進了《胡喬木文選》中。如果當時是劉少奇去講的話，那麽自然就收在《劉少奇文集》裏邊了。
還有一篇文章也說明問題，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重要著作。這篇文章是胡喬木根據毛澤東四次講話整理出來，然後發給駐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省市書記，在100多個人裏邊征求意見，以胡喬木為首的小組改了11稿，毛澤東改了兩稿，前後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發表在《人民日報》。（29）
所以我要說，《毛澤東選集》更多體現的是集體智慧。不僅有陳伯達等“大秘”們直接參與部分文稿的起草與修改，還有劉少奇領銜的《毛選》編輯委員會的審定與把關，還有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和三元帥五大將組成的《毛選》第四卷注釋審定小組，對軍事條目注釋的審定與把關。怎麽能說不是集體智慧呢？那麽什麽不是集體智慧呢？毛澤東詩詞。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隻有詩詞才是真正個人化的、心靈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隻有詩詞不需要討論，也沒有秘書能代得了筆。盡管有人傳《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的，這是扯淡，胡喬木沒有這個才華，沒有這個手筆，更沒有這個氣魄。他寫詩詞還是跟毛澤東學的呢，充其量也不過是毛澤東一個及格的學生罷了。而且，以我書寫我詩曆來是中國文人一個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詩人興會，餘音繞梁，翰墨流芳。蘇東坡就是這方麵的一個傑出代表，詩、詞、文、書、畫樣樣一流，在當時人們就把他的詩書真跡看作無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黃州時期，當時的太後、皇後經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詩文作品，今天流傳下來的前後《赤壁賦》的帖就是這樣的奉命之作。和絕大多數中國文人一樣，毛澤東也不例外，願意把自己的詩詞手書贈人，如《沁園春·雪》《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等都是毛澤東詩書合壁的精品。
那麽隨之而來就有一個問題，詩詞如此重要，毛的生前為什麽沒有欽定出一個更加全麵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釋的版本隻有37首，而這37首結集出版業是頗為興師動眾的。雖然這些詩詞都是陸續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國家大刊發表過的，但結集出版前，毛還是親自授意開了一個征求意見的高規格座談會。毛用鉛筆寫了兩張條子，一張寫著：“我寫的這些東西請大家議一議”；一張寫著出席座談會人員的名單，即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揚、田家英、何其芳、馮至、田間、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領導和著名詩人共20餘人。臧克家寫了23條書麵意見，托田家英轉呈毛澤東，後被采納13條。（30）毛死後胡喬木主編的是67首。我現在已經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編的書就叫《毛澤東詩詞全編的一種解讀》。毛生前為什麽隻出了37首？在我看來是兩個原因，一是過於重視，因為過於重視而導致推敲不定，猶豫再三而終無定論。毛澤東一生殺伐征戰，決斷無數，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詩詞來卻謹小慎微、患得患失。這個情況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大家都熟知這個“層林盡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跡，那裏邊是“層巒盡染”。到底是“層巒盡染”好還是“層林盡染”好呢？這說不清，詩無達詁啊！我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還有一個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從字麵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難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見的版本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都灰燼，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淚眼也無由。”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版本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淚眼也無由。”還有一個例子更典型，1923年寫給楊開慧的《賀新郎·別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把他的詩詞拿出來作係統修改，其中改得最厲害的就是《賀新郎·別友》，改得麵目全非，等於重寫了一遍。就這個例子我又敢說一句話，古今中外還沒有哪一個詩人作家像毛澤東如此嚴謹地對待自己的創作。什麽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詞不就百十個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麵我認可郭沫若的說法，“詩詞餘事”，另一方麵，大量的事例又告訴我們，並非餘事，你去中南海菊香書屋看毛書案旁的書架，正中擺的就是《魯迅全集》，詩詞工具書以及他的詩詞手稿。這就自然讓我們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詩詞。
第二個原因就隻能歸罪於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亂，十年不已，血雨腥風，風聲鶴唳，詩詞本為雅事，此等環境和心境，還如何改得了詩詞？據保管毛澤東詩詞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生前對他的手稿念茲在茲，1973年，80高齡的毛澤東拿出他的詩詞企圖作最後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對《賀新郎·別友》改進甚多，對其它大部分詩作已經是無能為力了。沒有親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詩詞版本行世，可以說是毛澤東的終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總體看來，一個書法，一個詩詞，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澤東玩的就是這兩樣，而且都玩到了極致。當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多方麵的承傳，這個我們在後麵還將逐步談到，此處從略。
現在，我們可以在“兩個代表”的問題上下結論了：第一，由於毛澤東代表中國農民，從而擁有了廣度，贏得了曆史；第二，由於毛澤東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從而擁有了深度，他將贏得未來。李敖曾在多種場合引用了現代著名學者蔣廷黻的一個問題：漢武帝和司馬遷誰對中國曆史貢獻更大？影響更遠？李、蔣都選擇了司馬遷。這就是我所謂的立言的威力，於此，我甚至還想到，再過500年，長征會不會因為是毛澤東《七律、長征》的一個注腳而方為後人所知呢？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對應毛澤東晚年的自我總結。他晚年總結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這個說法版本眾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權威版本，出自葉劍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澤東在病榻上召見華國鋒、張春橋、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員，講了這麽一段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是可以論定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跟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22）
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風。我們簡單解讀一下這段話——毛的臨終遺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謂立功，他充滿自信，毋庸置疑，無可辯駁。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了，建立了新中國，成了開國領袖。但是在我看來，還是毛澤東讀了一輩子的《三國演義》裏的話說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連、宋來也好，李敖來也好，都在謀求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海峽兩岸早晚是要統一的。這是時過境遷，這是與時俱進。所以這件事我們存而不論。
第二件事，所謂立德，即通過文化大革命來追尋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為當今聖人。但是毛澤東顯然已經感覺到這個事搞砸了，隻是性格使然，硬著頭皮頂住，這符合毛澤東的性格。毛澤東這個人是一輩子從不服輸，從不認錯，他隻能順毛捋，誰逆著他來都不行。彭德懷的悲劇，很能說明問題。從1959年7月2日，毛在廬山會議的吹風會上定在批左傾、批瞎指揮的基調到7月下旬罷免彭德懷，20天內翻雲覆雨的驚天巨變，和彭耿直的性格有關，和彭剛剛出訪東歐八國的見聞感想有關，和黨內黨外的輿論有關，和國內尤其是國際大背景有關，更和毛澤東的好鬥性格有關。若幹因素湊在一起，彭德懷在劫難逃，這就是時也命也。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處就不再細說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也大致如此，一旦發動起來了，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盡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劉少奇，劉以辭職為條件，企圖勸阻文革的深入與擴大，都無濟於事。（23）毛澤東一意孤行，誰說都沒用。真正給了他當頭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鳳凰衛視做了個節目，叫“林彪叛逃之謎”。鳳凰台經常做一些比較微妙、敏感、前沿的題目。他們采訪了當年中國駐蒙古的一個參讚，這個人是第一個趕到林彪墜機現場的中國人。他出來接受采訪時說，我當時趕到現場一看，看那個三叉戟飛機的右翼上有個鬥大的圓洞，我心裏一驚，心想是不是被導彈打的呀？！
這種說法在坊間流傳了許多年，他等於是以目擊人身份又提出這個疑問。鳳凰台很會做，後來話鋒一轉，不回答這個問題了，又回到傳統說法，說周恩來監視屏幕，看著飛機出了山海關，繼續往北飛，然後馬上報告毛澤東，怎麽辦？毛澤東說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但從林彪叛逃的當天晚上開始，毛澤東發高燒，心肺炎犯了，連續兩個月臥床不起。我還很清楚地記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農村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敲鑼打鼓地傳達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葉劍英的講話，說經過醫生會診，毛主席老人家身體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歲。這可是正兒八經傳達的呀！毛澤東那個時候身體的確很好，但林彪這個事情出來以後，一下子垮了。垮到什麽程度？兩個多月高燒不退，其中有兩次缺氧，等於說人就死過去了。周恩來聞訊趕到時，緊張得腿發軟，車都下不了，還是兩個人把他架進毛的臥室。然後，周搖著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鍾，毛才醒過來，可把周恩來都嚇壞了。
事後不久，周恩來籌備中共“十大”的時候，曾經很委婉地勸說毛澤東不要親自出席“十大”，你不勸，他倒真不一定去，你這一勸倒壞了。毛說，我不光要親自去，還要親自主持。周恩來一看沒招了，隻好找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旁邊的118廳，辟為毛的臨時住所，並且讓毛提前搬進去適應。之後，把輸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隨時防止毛缺氧。這個事情隻有周恩來和毛的醫療小組知道，其他中央領導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關於這一段的回憶文章我看到過很多，但是由此可見，但是各種版本就不一樣了。好多人說，當時毛澤東在“十大”的開幕式上未置一詞，其實是錯誤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實的影像資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澤東居中，右邊是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右派，左邊是王洪文為首的所謂左派，據說這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上來就說了四個字，“會——議——開——始”。說得很不清楚，他這個時候是思維清晰，但是語言嚴重障礙，已經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始”這樣的句子了，隻能來一句“會議開始”就完了。然後，用右手食指點著周恩來，磕磕巴巴地說，“下麵請周恩來同誌作報告。”周恩來站起來對他鞠了個躬，之後等於半彎著腰作了一個很短的報告。
然後是王洪文作了一個《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前後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確實很順利地完成了大會議題。問題是，完了以後，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攙扶著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還在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裏，微笑著鼓掌，周恩來陪著他鼓掌，但心裏納悶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兒熱烈鼓掌。代表的心態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沒有見到毛，感覺毛的身體大不如前，但是畢竟有段距離，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時又覺得見一麵少一麵，所以都很留戀，不願走。五六分鍾過去了，毛終於憋不住了，大聲喊出一句話：“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來一聽就明白了，馬上說，“各位代表，請你們趕快退場，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場。”大家一聽，噢，主席要送我們退場，那就趕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頭鼓著掌慢慢退場了。等人都退場以後，上來四五個人抬著毛的椅子，連人帶椅子一塊抬下去了。真實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來了，他沒法站起來，又不想讓大家看到他身體是這樣子，所以出現了如上一幕。（24）
我說這個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對晚年毛的身體帶來了致命一擊，等於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毛心裏也清楚，但就是不願意服輸認錯。事實已證明他對接班人的判斷是一錯再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第一次談到他的接班人問題。當時蒙哥馬利問他說：“你的繼承人是誰？”毛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答：“劉少奇之後的事我管不了。”（25） 這說明當時毛對劉非常信任，通過這樣一種形式，等於發布了劉將接班的信息。此後，在修改九1評蘇共來信的第九1評中，毛在“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句中的毛澤東之後親自加上了：“和劉少奇同誌”，這句就修改為：“以毛澤東和劉少奇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給了劉一個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第一次出現了毛劉兩幅標準像並列的版式。此後，毛的心態逐漸發生微妙變化，恕不贅言。
還有鄧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澤東晚年的矛盾心態，他原計劃“文化大革命”鬥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結束，結果引發天下大亂，遲遲不能收場。等到1975年，周恩來查出膀胱癌之後，他內心已經認定這個爛攤子隻有鄧小平出來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擔心鄧小平對“文革”秋後算賬，好在鄧小平比毛有靈活性，此前已上書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懷，博得毛的信任。從而導致鄧的複出，取周恩來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項整頓為綱之後，毛又生疑慮，1976年初，明確地指示鄧主持政治局開個會，給“文化大革命”做結論，定調為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實際是給鄧最後一個表現機會，看鄧到底站在哪一邊。毛最關心的就是他的身後——百年之後。這個事情長話短說，背景就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否定了斯大林。萬國景仰的國際共運領袖、萬民歡呼的二戰救星，一夜之間就被翻了個個，這件事對毛澤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使他開始過多地考慮“百年之後”。直接後果是廬山會議，間接後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學者把文革完全歸罪於毛澤東好鬥的個人性格，認為不鬥爭不足以顯示其個人權威和價值，隻有天下大亂，才需要中流砥柱，“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26）這種看法，顯然片麵化和簡單化了。但無論何種屆時，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文革從一開始，就在中央高層受到了多數人的質疑。當然，鄧小平更不肯接受毛關於三七開的評價，他隻能婉言拒絕。他的靈活性是有底線的，讓他給“文革”作三七開的結論，他堅決不幹。他說，我6年賦閑，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個事情由我來做不合適。由此導致鄧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鄧小平，在毛去世之後，最先對毛作出了“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客觀評價。鄧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7）鄧的意思是，正像功勞歸於集體領導一樣，錯誤也人人有份，隻是程度不同罷了而已。
下麵就該說第三件大事“立言”了。當然，說到立言，首先是《毛澤東選集》，先是四卷，最後是五卷。毛澤東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區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同的解放區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出版統一的《毛澤東選集》，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人參加的編輯小組，由於抗美援朝戰爭，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後遷延10年時間。前三卷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僅《矛盾論》一文，在便條上寫意見，就和編輯小組商榷了十幾個回合，最終還是將“邏輯問題”一節刪掉，顯示了毛的認真和嚴謹。但是到了第四卷，毛僅僅是主持審定，他曾帶著康生、田家英、胡喬木等大秀才們，在廣州郊區的一個賓館住了兩個月修改定稿，期間，毛還說過這麽一段話：“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隻有個別的篇章我還願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這個委員長。”從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時過境遷，今非昔比。但無論如何，《毛澤東選集》的多數文章正如《毛澤東傳》所評價的：“內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藝術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雲流水、議論風生的韻致，還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並茂，充分表現了毛特有的文風。”（28）
問題是，總體看來，我覺得《毛澤東選集》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科學總結，大部分是通過毛澤東的筆寫出來的，還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大筆杆子們的心血和才華，他們曾參與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討論、起草、修改和潤色。他們在延安時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為文章寫得好，比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胡喬木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幹脆以模仿毛的文風而著稱，據說，《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筆。可能正是針對這樣一些議論，毛當年就有過解釋說：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除非少數情況，比如我生病了。那篇《當前時局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病了時，我口述江青同誌記錄的，然後送給任弼時和周恩來看，最後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舉出一個反證，即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為什麽說這篇文章呢？因為這篇文章是當年為了紀念建黨三十周年，為劉少奇寫的講話稿，分工讓胡喬木起草，結果這個文章送給毛審查的時候，毛批了一句話：建議以胡喬木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胡看到以後不敢從命啊！說這個不行，這是給劉主席寫的講話稿啊！毛說你聽我的，劉那裏我去說，另外寫一篇就是了。然後，這篇文章就以胡喬木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也因為這篇文章——因為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隻有黨的主要領導人才有資格去談的——這就大大提高了胡喬木在黨內的地位。今天該文也收進了《胡喬木文選》中。如果當時是劉少奇去講的話，那麽自然就收在《劉少奇文集》裏邊了。
還有一篇文章也說明問題，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重要著作。這篇文章是胡喬木根據毛澤東四次講話整理出來，然後發給駐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省市書記，在100多個人裏邊征求意見，以胡喬木為首的小組改了11稿，毛澤東改了兩稿，前後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發表在《人民日報》。（29）
所以我要說，《毛澤東選集》更多體現的是集體智慧。不僅有陳伯達等“大秘”們直接參與部分文稿的起草與修改，還有劉少奇領銜的《毛選》編輯委員會的審定與把關，還有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和三元帥五大將組成的《毛選》第四卷注釋審定小組，對軍事條目注釋的審定與把關。怎麽能說不是集體智慧呢？那麽什麽不是集體智慧呢？毛澤東詩詞。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隻有詩詞才是真正個人化的、心靈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隻有詩詞不需要討論，也沒有秘書能代得了筆。盡管有人傳《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的，這是扯淡，胡喬木沒有這個才華，沒有這個手筆，更沒有這個氣魄。他寫詩詞還是跟毛澤東學的呢，充其量也不過是毛澤東一個及格的學生罷了。而且，以我書寫我詩曆來是中國文人一個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詩人興會，餘音繞梁，翰墨流芳。蘇東坡就是這方麵的一個傑出代表，詩、詞、文、書、畫樣樣一流，在當時人們就把他的詩書真跡看作無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黃州時期，當時的太後、皇後經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詩文作品，今天流傳下來的前後《赤壁賦》的帖就是這樣的奉命之作。和絕大多數中國文人一樣，毛澤東也不例外，願意把自己的詩詞手書贈人，如《沁園春·雪》《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等都是毛澤東詩書合壁的精品。
那麽隨之而來就有一個問題，詩詞如此重要，毛的生前為什麽沒有欽定出一個更加全麵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釋的版本隻有37首，而這37首結集出版業是頗為興師動眾的。雖然這些詩詞都是陸續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國家大刊發表過的，但結集出版前，毛還是親自授意開了一個征求意見的高規格座談會。毛用鉛筆寫了兩張條子，一張寫著：“我寫的這些東西請大家議一議”；一張寫著出席座談會人員的名單，即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揚、田家英、何其芳、馮至、田間、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領導和著名詩人共20餘人。臧克家寫了23條書麵意見，托田家英轉呈毛澤東，後被采納13條。（30）毛死後胡喬木主編的是67首。我現在已經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編的書就叫《毛澤東詩詞全編的一種解讀》。毛生前為什麽隻出了37首？在我看來是兩個原因，一是過於重視，因為過於重視而導致推敲不定，猶豫再三而終無定論。毛澤東一生殺伐征戰，決斷無數，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詩詞來卻謹小慎微、患得患失。這個情況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大家都熟知這個“層林盡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跡，那裏邊是“層巒盡染”。到底是“層巒盡染”好還是“層林盡染”好呢？這說不清，詩無達詁啊！我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還有一個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從字麵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難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見的版本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都灰燼，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淚眼也無由。”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版本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淚眼也無由。”還有一個例子更典型，1923年寫給楊開慧的《賀新郎·別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把他的詩詞拿出來作係統修改，其中改得最厲害的就是《賀新郎·別友》，改得麵目全非，等於重寫了一遍。就這個例子我又敢說一句話，古今中外還沒有哪一個詩人作家像毛澤東如此嚴謹地對待自己的創作。什麽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詞不就百十個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麵我認可郭沫若的說法，“詩詞餘事”，另一方麵，大量的事例又告訴我們，並非餘事，你去中南海菊香書屋看毛書案旁的書架，正中擺的就是《魯迅全集》，詩詞工具書以及他的詩詞手稿。這就自然讓我們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詩詞。
第二個原因就隻能歸罪於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亂，十年不已，血雨腥風，風聲鶴唳，詩詞本為雅事，此等環境和心境，還如何改得了詩詞？據保管毛澤東詩詞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生前對他的手稿念茲在茲，1973年，80高齡的毛澤東拿出他的詩詞企圖作最後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對《賀新郎·別友》改進甚多，對其它大部分詩作已經是無能為力了。沒有親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詩詞版本行世，可以說是毛澤東的終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總體看來，一個書法，一個詩詞，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澤東玩的就是這兩樣，而且都玩到了極致。當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多方麵的承傳，這個我們在後麵還將逐步談到，此處從略。
現在，我們可以在“兩個代表”的問題上下結論了：第一，由於毛澤東代表中國農民，從而擁有了廣度，贏得了曆史；第二，由於毛澤東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從而擁有了深度，他將贏得未來。李敖曾在多種場合引用了現代著名學者蔣廷黻的一個問題：漢武帝和司馬遷誰對中國曆史貢獻更大？影響更遠？李、蔣都選擇了司馬遷。這就是我所謂的立言的威力，於此，我甚至還想到，再過500年，長征會不會因為是毛澤東《七律、長征》的一個注腳而方為後人所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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