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因此，就說到了毛離開我們30年來，中國大陸對毛澤東評價的三個變化。第一個小變化是1976年到80年代初。毛雖然離去了，但政治上還是堅持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毛澤東的頂禮膜拜變化不大，顯示出了一種民族的巨大的思維慣性。
第二個大變化是８０年代。以思想解放運動為標誌，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時人們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麵，是人的一麵，普通平凡的一麵，有局限的一麵，甚至是犯錯誤的一麵。當時的黨內文件中還有這樣的原話，比如《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第二卷第679頁中說：“毛主席的像在過去公共場所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程度。”還說，“《毛主席語錄》是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廣。”（8）同時，1980年全國隻有21萬人到韶山參觀。這個時期也有把毛妖魔化的書，比如李誌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轉折點是1989年，“六四”以後又開始重新印毛主席像，那時印了37萬張。到1991年，就飆升到了5千萬張，基本上家家戶戶又開始貼毛主席像了。
第三個變化始於1990年初。有個現象很奇怪，好像突然一夜之間，所有的出租車裏邊掛上毛主席像了。最近我看資料，找到了出處，源於何處？是因為1990年的某一天，在廣州市的街頭出了個車禍，八車連環相撞，結果七個司機重傷，隻有一個人安然無恙，完好無缺。為什麽呢？一看，他的車裏掛了個毛主席像。然後，就像中央發了文件一樣，所有的出租車都掛上了毛主席像。人們又開始把毛澤東當成神了，祈求他保佑平安。（9）
之後的高潮是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大家可能看過很多報道和影像資料。毛澤東的銅像迎回韶山的時候，日月同輝，杜鵑花提前一個月怒放。等等。確有其事。
進入21世紀以後，我個人感覺毛澤東熱還在持續升溫，而且這個升溫不是源於官方的發動。比如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電視劇《長征》、《延安頌》，電視文獻片《詩人毛澤東》的播出掀起了新的熱潮。我個人感覺，是一種“政治淡出”和“文化凸顯”。官方沒有更大的動作，更多的悼念、緬懷，追思是來自民間，來自底層，來自人們內心。2005年底，全國婦聯為首的六家單位有一個民調，在中學生裏邊調查“你心目中的英雄”，結果出人意料，第一名的英雄就是毛澤東。今天的中學生——實際是小孩——他們對毛澤東到底有多少了解？毛澤東何以成為他們心目中第一位的英雄？值得研究，更值得慶幸。
我想以這個為例，說明今天的社會、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對毛又開始了重新認識，尤其在座的各位對毛主席都有深厚的感情。當然，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解釋這個現象，包括前麵談到的西方人對毛的公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哲學家、大詩人、開國皇帝、一代雄主等等，特別是在今天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毛的平民意識、草根意識、均富思想，毛的綴滿補丁的睡衣，都使我們感歎唏噓，浮想聯翩。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毛澤東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我說這話的背景是：從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除了少數局部的象左宗棠收複準葛爾盆地，馮子材打鎮南關，劉銘傳收複台灣，總體來說，是打敗仗。100年來，民族的自信心不斷下滑，按魯迅的說法是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沒有信心了，一盤散沙。中華民族自信心的下滑是什麽時候停住的？應該是抗日戰爭，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號召之下，在世界進步力量支持之下，全民族空前團結，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其中也包括毛澤東不跟著共產國際和蘇共老子黨的指揮棒轉，堅持探索中國革命獨特道路的巨大勇氣。再到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最近我看了一個資料，說當時日本有個教授對毛的這句話很不以為然，因為日本人近代以來一直看不起中國人，看到毛澤東的這句話，暗自發笑：你毛澤東說站起來就站起來了？根本不把這當回事。然後，我們保家衛國，抗美援朝，出兵朝鮮是全世界誰都沒有想到的事情。而且，在朝鮮和美國打了個平手。據現在日本防衛廳的材料——他們的軍事教材——把我們在朝鮮打的第二次戰役，即長津湖圍殲美國陸軍第一師，定位為“有史以來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使日本人深受震動。再到20世紀60年代我們勒緊褲帶搞出了“兩彈一星”，經過艱苦卓絕的長期奮鬥，才真正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到了近兩年，西方政要如老布什、小布什，拉姆斯＊菲爾德，布萊爾，普京，賴斯，頻繁來訪，口口聲聲說中國是戰略性的國際大國或是國際性的戰略大國，已經不是外交辭令了。
過去我們常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今天我們還要加一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的今天。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此之謂也。
回到毛澤東詩詞，我認同郭沫若先生的評價，所謂“經綸外，詩詞餘事，泰山北鬥。”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毛澤東治理軍國大事之外，業餘愛好寫點詩詞，但也足已稱得上是泰山北鬥。這個話我認同，以郭沫若詞壇盟主之尊尚如此推崇毛詩，其他人自然信服。其實毛澤東不光是詩壇泰鬥。在世人眼中，他首先是一個超凡魅力型的領袖。治大國如烹小鮮，談笑間導引世界風雲。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五、六十年代，他曾在遊泳池邊上穿著泳褲——說得誇張一點，是光著屁股——接見赫魯曉夫。你不是以老子黨自居嗎，我讓你牛。到了七十年代，毛就更是深居簡出，常常讓大國政要，如尼克鬆總統、田中首相等上書房覲見，這才是大國領袖的風範。還有，八十年代的影後劉曉慶出了一本書叫《我的路》，應該說是開了當代明星大牌出自傳的先河。劉曉慶在這本書裏坦誠地說，我少年時代的夢中情人就是毛澤東。其實她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已經年過70了。毛澤東的個人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一）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代表，或者說是中國最廣大人群的代表。
這又可以一分為三。第一，毛澤東是中國農民之子。去過韶山的人，一定對毛澤東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據20世紀中葉土地改革政策，毛澤東家劃為富農。但是坦率地說，根據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切身體會和了解，我覺得富農恰恰是中國傳統中最本分、最勤儉甚至是最吝嗇的農民，才會在40年代末期創下那麽一份家業，就像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一樣，勤儉持家，甚至到了吝嗇刻薄的程度。這樣的家庭無非兩件事：種地讀書，耕讀傳家。種好地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然後供子孫讀書，讀書幹什麽呢？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少年毛澤東走的是典型的這個路子。沿坡討源，據此我們就可以理解毛的平民意識從何而來，毛的草根意識從何而來，大概就是從這兒來的，因為他是典型的中國農民之子。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曆代中共領袖中，又有幾個是真正出身農民的？為什麽強調此點？因為此點與中國革命重大相關。所謂中國國情，一是農民，二是農村。不了解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就不能說懂得中國國情。曆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選擇，也是中國國情的選擇。因為毛澤東和中國農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國農民最迫切的要求和願望。所以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農民運動領袖。你們看他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當時農民的革命要求的體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徹和深刻，對地主的種種剝削形式的認識是何等的尖銳和犀利。他取幾乎和農民一致的立場，為廣大農民熱切呼號，他以當時不同凡響，甚至明顯有悖於陳獨秀們和共產國際指示的理論發現，成為了當時具有濃鬱書生氣的中共高層中的另類。事實上，此時他已經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預言了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和正確方向，即農村包圍城市，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他親自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農運”中堅，他們猶如星星之火，灑向全國，終成燎原之勢。此其二。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是把馬列主義本土化、中國化——極而言之——農民化的傑出代表。用經典的表述，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它的表現形式就是毛澤東思想。當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主要形成於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時期。它甚至也包含了當時一些黨外民主人士的理論啟發。譬如說梁漱溟，1938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澤東一見如故。其實，梁漱溟和陳伯達研究中國傳統哲學，都有同樣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哲學和當時從西方輸入的馬列主義有很多相通之處，我們可以把中國傳統哲學加以改造，從而創建一種中國式的馬列主義、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這一點對毛澤東深有啟發，是毛、梁持續20年友誼的重要思想基礎，也是當年毛選陳為秘書的重要前提。
再一個，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前後播出的那幾個電視劇，像《長征》、《延安頌》，裏邊有一些曆史細節跟以往大相徑庭，比如，在這些電視劇裏隻有周恩來——由於他的性格溫文爾雅——始終是口稱“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這是曆史的真實。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憶一下，在所有這些電視劇裏麵，毛澤東從來沒有引經據典說“馬克思怎麽說，列寧怎麽說”，這也是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最常說的是些什麽話呢？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長征之初，實際是潰逃，我們叫戰略大轉移。這樣的局麵、處境怎麽傳達給廣大將士，毛澤東用了個形象的說法，是“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再比如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崽賣爺田心不痛”，等等，這都是湖南農民說的話，江西老表說的話。但是，他這種表述恰恰是最準確、最真實、最形象生動的，把要說的事情說出來——廣大官兵一下就聽懂了——這一點至關重要。
台灣的毛澤東研究權威學者、《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在他所撰寫的台版《毛澤東語錄*導讀》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這個共產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於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路線指示”。楊照進一步指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所構成：其一，“承認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略必當是持久戰，可是戰術上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其二，“是承認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並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10）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們所謂黨的曆次路線鬥爭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識分子，留洋回來的大學教授。而毛澤東是長沙第一師範畢業的，如果以學曆論，介乎中專和大專之間，充其量算是科舉時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領導幹部的標準是不夠的。但是大家別忘了，如前所述，毛澤東熟悉農民、熟悉農村，大量語言來自民間，來自生活，來自鄉間俚語，來自一種中國農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麵，毛澤東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到經史子集、詩詞曲賦等，都讀得熟極了，特別像《離騷》、《九歌》、《莊子》、《昭明文選》、《韓昌黎集》等重要經典都能背誦，脫口而出，信手拈來。僅以“毛選四卷”為例，其中的引文、成語、典故，引自《左傳》48條、《史記》42條、《孟子》26條、《論語》22條、《禮記》14條、《尚書》13條、《詩經》9條……這種童子功，使毛澤東終身受益，講話作文常常是縱論古今，引經據典，妙語連珠。
1965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和作家詩人們縱論文學史，進而談及狀元問題：“曆史上的狀元，出色的沒有幾個。唐朝的李白、杜甫兩大詩人都不是狀元。出色的狀元隻有文天祥、秦檜。柳宗元、韓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羅貫中、蒲鬆林等，都不是狀元。……”（11）
自古以來，學曆和創造力就不等同。我還因此得出三個不等式：第一，學曆不等於學問。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並不如此，學曆很高的人學問不見得很大；第二，學問不等於能力。滿腹經綸的人實際操作能力不見得很強；第三，能力不等於天賦。最高的境界是天賦。毛屬於學曆較低，學問很大，能力極強，天賦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當年林彪的說法，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出一個、世界幾百年出一個的人物。
再細分，毛澤東首先是個偉大的實踐論者。少年時期當過農民，師範畢業參軍當過一年兵，青年時期搞過學運，1919年領導湖南學生“驅張”，崢嶸初露。師範期間利用寒暑假去農村搞調查，獲益匪淺。所以他後來一直很重視調查，名言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實踐出真知”，“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間，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毛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如何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尋求一個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理論體係。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黨校的一段講話所指出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誌卻在這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有些同誌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寫文章、講話，就像寫小說一樣，有形象有細節。前麵文雅生動，然後就開始變了。當時延安的整風對象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俄蘇派，所謂的教條主義，毛澤東這個講話就是針對他們講的：
“應該老實的對他們說，你的教條一點用處也沒有，或者大喝一聲，你的教條還沒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條呢，它們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這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文風，大雅大俗，前麵雅的有成語，有小說語言，後麵俗的又如村夫。這種尖酸刻薄的諷刺和挖苦，沉重打擊了王明的自尊心。因為王明當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帶著陳雲和康生從莫斯科飛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去接他，說：“我們今天歡迎從天上來的人……”，此話一語雙關，有實情，有諷喻，典型的毛風格。坐著飛機來當然是天上來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王來自莫斯科，來自共產國際，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中國國情。其實王確為季米特洛夫所推許，準備來延安接班的。“共產國際”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馬列原典讀得好，俄語講得好啊，年輕有為，才華橫溢。當年在延安聽王明作報告是一種享受，是一道風景，他講4個小時講8個小時不要一個紙片，滔滔不絕，洋洋灑灑，最後回頭總結時“一二三四五”，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聞者無不折服。對這種雅人，毛澤東就和他來粗的。
當然，毛王之爭的要害不在於雅俗之爭，而在於王明的理論脫離實際，無條件地搬用馬恩列斯，套用蘇聯經驗，鼓吹城市暴動，遠離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民相去何遠，隔膜何深，他怎麽能是毛澤東的對手呢？解放後，毛澤東在《調查工作》一文中談起他的軍事思想來，還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裏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那時打仗，形勢那麽緊張，誰還管什麽《孫子兵法》，什麽戰鬥條令，通通都忘記了的……”（13）這裏麵的“有人講”指的就是王明。現在有一種資料表明，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就帶了一本《三國演義》，但是他也絕對不可能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毛如此說不過是極言實踐的第一性罷了，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區別，也是他戰勝王明的最大奧秘。
第二個大變化是８０年代。以思想解放運動為標誌，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時人們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麵，是人的一麵，普通平凡的一麵，有局限的一麵，甚至是犯錯誤的一麵。當時的黨內文件中還有這樣的原話，比如《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第二卷第679頁中說：“毛主席的像在過去公共場所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程度。”還說，“《毛主席語錄》是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廣。”（8）同時，1980年全國隻有21萬人到韶山參觀。這個時期也有把毛妖魔化的書，比如李誌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轉折點是1989年，“六四”以後又開始重新印毛主席像，那時印了37萬張。到1991年，就飆升到了5千萬張，基本上家家戶戶又開始貼毛主席像了。
第三個變化始於1990年初。有個現象很奇怪，好像突然一夜之間，所有的出租車裏邊掛上毛主席像了。最近我看資料，找到了出處，源於何處？是因為1990年的某一天，在廣州市的街頭出了個車禍，八車連環相撞，結果七個司機重傷，隻有一個人安然無恙，完好無缺。為什麽呢？一看，他的車裏掛了個毛主席像。然後，就像中央發了文件一樣，所有的出租車都掛上了毛主席像。人們又開始把毛澤東當成神了，祈求他保佑平安。（9）
之後的高潮是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大家可能看過很多報道和影像資料。毛澤東的銅像迎回韶山的時候，日月同輝，杜鵑花提前一個月怒放。等等。確有其事。
進入21世紀以後，我個人感覺毛澤東熱還在持續升溫，而且這個升溫不是源於官方的發動。比如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電視劇《長征》、《延安頌》，電視文獻片《詩人毛澤東》的播出掀起了新的熱潮。我個人感覺，是一種“政治淡出”和“文化凸顯”。官方沒有更大的動作，更多的悼念、緬懷，追思是來自民間，來自底層，來自人們內心。2005年底，全國婦聯為首的六家單位有一個民調，在中學生裏邊調查“你心目中的英雄”，結果出人意料，第一名的英雄就是毛澤東。今天的中學生——實際是小孩——他們對毛澤東到底有多少了解？毛澤東何以成為他們心目中第一位的英雄？值得研究，更值得慶幸。
我想以這個為例，說明今天的社會、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對毛又開始了重新認識，尤其在座的各位對毛主席都有深厚的感情。當然，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解釋這個現象，包括前麵談到的西方人對毛的公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哲學家、大詩人、開國皇帝、一代雄主等等，特別是在今天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毛的平民意識、草根意識、均富思想，毛的綴滿補丁的睡衣，都使我們感歎唏噓，浮想聯翩。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毛澤東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我說這話的背景是：從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除了少數局部的象左宗棠收複準葛爾盆地，馮子材打鎮南關，劉銘傳收複台灣，總體來說，是打敗仗。100年來，民族的自信心不斷下滑，按魯迅的說法是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沒有信心了，一盤散沙。中華民族自信心的下滑是什麽時候停住的？應該是抗日戰爭，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號召之下，在世界進步力量支持之下，全民族空前團結，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其中也包括毛澤東不跟著共產國際和蘇共老子黨的指揮棒轉，堅持探索中國革命獨特道路的巨大勇氣。再到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最近我看了一個資料，說當時日本有個教授對毛的這句話很不以為然，因為日本人近代以來一直看不起中國人，看到毛澤東的這句話，暗自發笑：你毛澤東說站起來就站起來了？根本不把這當回事。然後，我們保家衛國，抗美援朝，出兵朝鮮是全世界誰都沒有想到的事情。而且，在朝鮮和美國打了個平手。據現在日本防衛廳的材料——他們的軍事教材——把我們在朝鮮打的第二次戰役，即長津湖圍殲美國陸軍第一師，定位為“有史以來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使日本人深受震動。再到20世紀60年代我們勒緊褲帶搞出了“兩彈一星”，經過艱苦卓絕的長期奮鬥，才真正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到了近兩年，西方政要如老布什、小布什，拉姆斯＊菲爾德，布萊爾，普京，賴斯，頻繁來訪，口口聲聲說中國是戰略性的國際大國或是國際性的戰略大國，已經不是外交辭令了。
過去我們常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今天我們還要加一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的今天。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此之謂也。
回到毛澤東詩詞，我認同郭沫若先生的評價，所謂“經綸外，詩詞餘事，泰山北鬥。”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毛澤東治理軍國大事之外，業餘愛好寫點詩詞，但也足已稱得上是泰山北鬥。這個話我認同，以郭沫若詞壇盟主之尊尚如此推崇毛詩，其他人自然信服。其實毛澤東不光是詩壇泰鬥。在世人眼中，他首先是一個超凡魅力型的領袖。治大國如烹小鮮，談笑間導引世界風雲。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五、六十年代，他曾在遊泳池邊上穿著泳褲——說得誇張一點，是光著屁股——接見赫魯曉夫。你不是以老子黨自居嗎，我讓你牛。到了七十年代，毛就更是深居簡出，常常讓大國政要，如尼克鬆總統、田中首相等上書房覲見，這才是大國領袖的風範。還有，八十年代的影後劉曉慶出了一本書叫《我的路》，應該說是開了當代明星大牌出自傳的先河。劉曉慶在這本書裏坦誠地說，我少年時代的夢中情人就是毛澤東。其實她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已經年過70了。毛澤東的個人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一）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代表，或者說是中國最廣大人群的代表。
這又可以一分為三。第一，毛澤東是中國農民之子。去過韶山的人，一定對毛澤東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據20世紀中葉土地改革政策，毛澤東家劃為富農。但是坦率地說，根據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切身體會和了解，我覺得富農恰恰是中國傳統中最本分、最勤儉甚至是最吝嗇的農民，才會在40年代末期創下那麽一份家業，就像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一樣，勤儉持家，甚至到了吝嗇刻薄的程度。這樣的家庭無非兩件事：種地讀書，耕讀傳家。種好地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然後供子孫讀書，讀書幹什麽呢？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少年毛澤東走的是典型的這個路子。沿坡討源，據此我們就可以理解毛的平民意識從何而來，毛的草根意識從何而來，大概就是從這兒來的，因為他是典型的中國農民之子。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曆代中共領袖中，又有幾個是真正出身農民的？為什麽強調此點？因為此點與中國革命重大相關。所謂中國國情，一是農民，二是農村。不了解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就不能說懂得中國國情。曆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選擇，也是中國國情的選擇。因為毛澤東和中國農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國農民最迫切的要求和願望。所以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農民運動領袖。你們看他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當時農民的革命要求的體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徹和深刻，對地主的種種剝削形式的認識是何等的尖銳和犀利。他取幾乎和農民一致的立場，為廣大農民熱切呼號，他以當時不同凡響，甚至明顯有悖於陳獨秀們和共產國際指示的理論發現，成為了當時具有濃鬱書生氣的中共高層中的另類。事實上，此時他已經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預言了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和正確方向，即農村包圍城市，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他親自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農運”中堅，他們猶如星星之火，灑向全國，終成燎原之勢。此其二。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是把馬列主義本土化、中國化——極而言之——農民化的傑出代表。用經典的表述，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它的表現形式就是毛澤東思想。當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主要形成於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時期。它甚至也包含了當時一些黨外民主人士的理論啟發。譬如說梁漱溟，1938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澤東一見如故。其實，梁漱溟和陳伯達研究中國傳統哲學，都有同樣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哲學和當時從西方輸入的馬列主義有很多相通之處，我們可以把中國傳統哲學加以改造，從而創建一種中國式的馬列主義、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這一點對毛澤東深有啟發，是毛、梁持續20年友誼的重要思想基礎，也是當年毛選陳為秘書的重要前提。
再一個，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前後播出的那幾個電視劇，像《長征》、《延安頌》，裏邊有一些曆史細節跟以往大相徑庭，比如，在這些電視劇裏隻有周恩來——由於他的性格溫文爾雅——始終是口稱“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這是曆史的真實。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憶一下，在所有這些電視劇裏麵，毛澤東從來沒有引經據典說“馬克思怎麽說，列寧怎麽說”，這也是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最常說的是些什麽話呢？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長征之初，實際是潰逃，我們叫戰略大轉移。這樣的局麵、處境怎麽傳達給廣大將士，毛澤東用了個形象的說法，是“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再比如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崽賣爺田心不痛”，等等，這都是湖南農民說的話，江西老表說的話。但是，他這種表述恰恰是最準確、最真實、最形象生動的，把要說的事情說出來——廣大官兵一下就聽懂了——這一點至關重要。
台灣的毛澤東研究權威學者、《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在他所撰寫的台版《毛澤東語錄*導讀》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這個共產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於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路線指示”。楊照進一步指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所構成：其一，“承認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略必當是持久戰，可是戰術上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其二，“是承認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並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10）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們所謂黨的曆次路線鬥爭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識分子，留洋回來的大學教授。而毛澤東是長沙第一師範畢業的，如果以學曆論，介乎中專和大專之間，充其量算是科舉時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領導幹部的標準是不夠的。但是大家別忘了，如前所述，毛澤東熟悉農民、熟悉農村，大量語言來自民間，來自生活，來自鄉間俚語，來自一種中國農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麵，毛澤東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到經史子集、詩詞曲賦等，都讀得熟極了，特別像《離騷》、《九歌》、《莊子》、《昭明文選》、《韓昌黎集》等重要經典都能背誦，脫口而出，信手拈來。僅以“毛選四卷”為例，其中的引文、成語、典故，引自《左傳》48條、《史記》42條、《孟子》26條、《論語》22條、《禮記》14條、《尚書》13條、《詩經》9條……這種童子功，使毛澤東終身受益，講話作文常常是縱論古今，引經據典，妙語連珠。
1965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和作家詩人們縱論文學史，進而談及狀元問題：“曆史上的狀元，出色的沒有幾個。唐朝的李白、杜甫兩大詩人都不是狀元。出色的狀元隻有文天祥、秦檜。柳宗元、韓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羅貫中、蒲鬆林等，都不是狀元。……”（11）
自古以來，學曆和創造力就不等同。我還因此得出三個不等式：第一，學曆不等於學問。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並不如此，學曆很高的人學問不見得很大；第二，學問不等於能力。滿腹經綸的人實際操作能力不見得很強；第三，能力不等於天賦。最高的境界是天賦。毛屬於學曆較低，學問很大，能力極強，天賦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當年林彪的說法，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出一個、世界幾百年出一個的人物。
再細分，毛澤東首先是個偉大的實踐論者。少年時期當過農民，師範畢業參軍當過一年兵，青年時期搞過學運，1919年領導湖南學生“驅張”，崢嶸初露。師範期間利用寒暑假去農村搞調查，獲益匪淺。所以他後來一直很重視調查，名言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實踐出真知”，“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間，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毛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如何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尋求一個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理論體係。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黨校的一段講話所指出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誌卻在這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有些同誌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寫文章、講話，就像寫小說一樣，有形象有細節。前麵文雅生動，然後就開始變了。當時延安的整風對象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俄蘇派，所謂的教條主義，毛澤東這個講話就是針對他們講的：
“應該老實的對他們說，你的教條一點用處也沒有，或者大喝一聲，你的教條還沒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條呢，它們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這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文風，大雅大俗，前麵雅的有成語，有小說語言，後麵俗的又如村夫。這種尖酸刻薄的諷刺和挖苦，沉重打擊了王明的自尊心。因為王明當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帶著陳雲和康生從莫斯科飛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去接他，說：“我們今天歡迎從天上來的人……”，此話一語雙關，有實情，有諷喻，典型的毛風格。坐著飛機來當然是天上來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王來自莫斯科，來自共產國際，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中國國情。其實王確為季米特洛夫所推許，準備來延安接班的。“共產國際”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馬列原典讀得好，俄語講得好啊，年輕有為，才華橫溢。當年在延安聽王明作報告是一種享受，是一道風景，他講4個小時講8個小時不要一個紙片，滔滔不絕，洋洋灑灑，最後回頭總結時“一二三四五”，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聞者無不折服。對這種雅人，毛澤東就和他來粗的。
當然，毛王之爭的要害不在於雅俗之爭，而在於王明的理論脫離實際，無條件地搬用馬恩列斯，套用蘇聯經驗，鼓吹城市暴動，遠離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民相去何遠，隔膜何深，他怎麽能是毛澤東的對手呢？解放後，毛澤東在《調查工作》一文中談起他的軍事思想來，還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裏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那時打仗，形勢那麽緊張，誰還管什麽《孫子兵法》，什麽戰鬥條令，通通都忘記了的……”（13）這裏麵的“有人講”指的就是王明。現在有一種資料表明，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就帶了一本《三國演義》，但是他也絕對不可能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毛如此說不過是極言實踐的第一性罷了，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區別，也是他戰勝王明的最大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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