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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到《辛子陵在〈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的發言》，不禁火冒三丈。辛子陵又編造出新謊言來四處散播，而且更荒唐，更離奇，必須盡快批駁，以免謬種流傳。
據《炎黃春秋》介紹，辛子陵的真名叫“宋科”。辛子陵說：“由於長期的所謂‘正麵教育’，有些青年人連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學與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座談，跟他們講了一件真實的事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後，1974年4月，聯合國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我國派出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去紐約。什麽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要用美元。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找出多少錢呢？找出來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鄧小平帶著中國國庫中美元儲備的全部家當，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後來鄧小平團長把他的全部個人經費作為小費給了酒店的服務員，他回家隻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家聽了很信服。”
1974年的辛子陵（宋科）並不在黨中央、國務院工作，與外交部、財政部更不沾邊。他講的這一大段奇聞的出處何在？依據何在？他一字未提。
其實，稍有曆史知識、國際知識和財經知識的人，一看那個《發言》就知道，辛子陵所講的“一件真實的事情”，是辛子陵憑空編造的一個新謊言。
早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通過決議，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十五天後（11月9日），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就乘飛機離開北京去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常駐聯合國總部。與此同時，新華社組建了擁有十來名記者、編輯和工作人員的“新華社聯合國分社”，常駐紐約。第一任分社社長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名記者張海濤（他於80年代回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已離休在家）。
由於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工作繁重，而且經常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來訪，交流情況，商談工作。所以，中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的工作人員相當多。據張海濤同誌介紹，我國代表團到聯合國總部不久，就花485萬美元在紐約的曼哈頓西區購買了一幢擁有 270多套房間的十層大樓，擁有自己的醫務室和汽車隊，辦起了可供三百多人用餐的內部食堂。為了便於招待外賓，食堂裏配備了從國內選調去的高級廚師。
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去紐約出席聯合國特別大會，是在兩年半之後（1974年4月6日）。我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的各項設備都已齊全，連新華社聯合國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設備。鄧小平副總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一到紐約，就住進了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那幢大樓的第十層（鄧小平住的是一個大套間），在代表團的辦公樓辦公，在代表團的食堂吃飯，並在那個食堂宴請來訪的各國友人。辛子陵說“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純粹是辛子陵編造的謊言！
在本機關、本單位的食堂裏吃飯，要給服務員付小費嗎？這樣的怪事誰見過！？辛子陵如此胡編亂造，實在可恥！
辛子陵說，鄧小平回國時，窮得“隻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這也是荒唐之言。當年的代表團人員和隨團采訪的新華社記者都知道一件趣事：鄧小平回國時途經巴黎，用自己的錢在巴黎買了一百個牛角酥（巴黎小吃）。飛機到達北京，發現周總理親到機場迎接，鄧小平當即取出牛角酥來請周恩來等同誌品嚐。
這裏再簡單談談我國的對外貿易、外匯儲備和外事經費情況。
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學貫中西”、眼界開闊而又腳踏實地的先進人物，一貫重視國際交往活動，因而也重視外事經費的籌措。早在日本投降之時，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選調了一批精明能幹的共產黨員，在香港辦起了華潤公司、五豐行等等（統稱“中資公司”），賺取外匯（港幣、英鎊、美元）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那年頭，在蔣管區受到國民黨軍統特務追捕或監控的文化人、學者專家和民主黨派人士，常由南方局領導的地下黨組織設法，把他們送到香港去避難。他們在香港的生活費用，大都來自我們共產黨辦的中資公司，並沒有“缺乏外匯”。
1949年淮海戰役之後，蔣介石的敗局已定。我們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商量，決定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我們黨的地下組織幫助民主黨派人士從南京、上海等地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飛機或蘇聯輪船去華北、東北的解放區。他們的交通費、生活費大都來自我們共產黨在香港辦的中資公司。從來沒有因為“缺乏外匯”而誤事。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二年——1950年12月，美國政府悍然宣布管製中國的全部公私財產，並禁止在美國注冊的船隻開往中國。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非法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從那以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嚴格的封鎖禁運，長達二十年之久。（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98頁）
那二十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是75%麵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有兩個重要渠道：一是通過香港出口、進口；二是從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
一年兩次“廣交會”，吸引了大量外國來的商人，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打開了一個大缺口。我國從對外貿易中所得的美元、英鎊，除去開支（包括外事活動的開支），還有不少節餘。這些節餘（即外匯儲備），一部分存在香港的銀行裏，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銀行。一來是為了“保險”（瑞士的銀行不聽美國政府指揮，不會侵吞或凍結中國的存款），二是可以得利息。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幫”煽起的極左思潮影響下，我國經濟曾一度受到較大的幹擾、破壞。但是，我國的對外貿易照常進行，每年兩次的“廣交會”照樣舉辦。
進入70年代，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加快。1970年，達到45•9億美元。1971年，由於我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特別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請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增長更快。1972年上升到63億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長74%，達到109•8億美元（其中，進口51•6億美元，出口58•2億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長32•7%，達到 145•7億美元。（見《陳雲傳》第1407頁，第1433頁）對外貿易的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占75%，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進出口隻占25%。（見《陳雲傳》第1406頁）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美國的經濟、金融卻出了大問題。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宣布，國內外的個人和公司不能用美元去美國的銀行兌換黃金，隻有外國的中央銀行才能用美元向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兌換黃金（35美元兌一盎司黃金）。1973年3月，美國政府進一步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連外國的中央銀行也不能用美元向美國的銀行兌換黃金了。誰要黃金，請到自由市場去購買。
1973年7月，即鄧小平率團去聯合國開會之前九個月，陳雲找財政部、外貿部和銀行的負責同誌談話：“目前，我國的外匯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陳雲主張把我國存在外國銀行的美元取出來，買成黃金作儲備。當時，銀行的同誌想不通，因為把美元存在瑞士的銀行裏可以得利息。取出美元買黃金，會帶來利息損失。陳雲同誌多次對銀行和外貿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強調：美元肯定要貶值，取美元買黃金至少可以保值。在需要大量美元的時候，可以賣黃金換美元嘛！（見《陳雲傳》第1414頁）
請看，1973——1974年間，主管經濟的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為“外匯儲備較多”而擔憂；辛子陵卻說，1974年4月鄧小平率團去紐約參加聯合國特別大會時，中國的全部外匯儲備隻有三萬八千美元，“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多麽荒唐啊！
當年有一件大事值得在這裏說一說。
由於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較多，在周恩來和陳雲、李先念等同誌的指導和支持下，國家計委接連提出了從國外進口先進的大型成套設備以武裝我國工業的計劃和方案。
1972年8月，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的報告，從西德、日本進口一米七軋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這項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資為38•96億元，使用外匯6億美元。
1973年，國務院批準並開始實施著名的“四三方案”。即：用43億美元，從國外進口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引進項目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工廠、四十三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製造工廠和斯貝發動機等等。（見《陳雲傳》第1401—1404頁）
“四三方案”自1973年起陸續簽約，執行。加上後來追加的項目，達到51•4億美元。按黃金價格計算，當年的51•4億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七八百億美元。
與人民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是石油化工業、化學纖維工業。當年建設的合成纖維工廠在1978年前後陸續建成投產，大量的滌綸（的確良）、晴綸、錦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各種各樣的塑料製品進入商店，很快就解決了我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使中國人民告別了“憑布票買衣服”的曆史。
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和廣大職工，既是國家的主人，又是本工廠、本企業的主人，工作積極性很高。他們不是單純使用從外國引進的先進設備，而是在使用中研究它，改進它，然後自己製造出更好更先進的設備來。這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精神，使我國的工業迅速騰飛。
“四三方案”引進的以石油、天然氣為原料的“大化肥”設備13套，在1978年前後建成投產。以後又繼續引進，與我們自己生產的機器、設備配套，使“大化肥”生產設備達到33套，年產尿素1593萬噸。按照一斤尿素可增產4—5斤稻穀計算，1593萬噸尿素可增產稻穀 6500萬—8000萬噸。這對於增加糧食產量，解決我國人民的吃飯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現在，我國各地的百貨商店裏，食品、服裝、鞋帽、輕化工業產品和家用電器的品種很多，質量很高，價錢也不貴。售貨員不愁商品少，愁的是銷售不快。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商店裏去逛，很多日用商品（特別是服裝、鞋帽、兒童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追本溯源，一是上世紀60年代幾個大油田的發現和開采，為國家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化工原料；二是“文革”後期的“四三方案”大規模引進先進設備，為我國工業的現代化提供了新台階。
辛子陵想全盤否定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近日讀到《辛子陵在〈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的發言》，不禁火冒三丈。辛子陵又編造出新謊言來四處散播，而且更荒唐，更離奇，必須盡快批駁，以免謬種流傳。
據《炎黃春秋》介紹，辛子陵的真名叫“宋科”。辛子陵說：“由於長期的所謂‘正麵教育’，有些青年人連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學與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座談，跟他們講了一件真實的事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後，1974年4月，聯合國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我國派出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去紐約。什麽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要用美元。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找出多少錢呢？找出來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鄧小平帶著中國國庫中美元儲備的全部家當，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後來鄧小平團長把他的全部個人經費作為小費給了酒店的服務員，他回家隻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家聽了很信服。”
1974年的辛子陵（宋科）並不在黨中央、國務院工作，與外交部、財政部更不沾邊。他講的這一大段奇聞的出處何在？依據何在？他一字未提。
其實，稍有曆史知識、國際知識和財經知識的人，一看那個《發言》就知道，辛子陵所講的“一件真實的事情”，是辛子陵憑空編造的一個新謊言。
早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通過決議，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十五天後（11月9日），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就乘飛機離開北京去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常駐聯合國總部。與此同時，新華社組建了擁有十來名記者、編輯和工作人員的“新華社聯合國分社”，常駐紐約。第一任分社社長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名記者張海濤（他於80年代回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已離休在家）。
由於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工作繁重，而且經常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來訪，交流情況，商談工作。所以，中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的工作人員相當多。據張海濤同誌介紹，我國代表團到聯合國總部不久，就花485萬美元在紐約的曼哈頓西區購買了一幢擁有 270多套房間的十層大樓，擁有自己的醫務室和汽車隊，辦起了可供三百多人用餐的內部食堂。為了便於招待外賓，食堂裏配備了從國內選調去的高級廚師。
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去紐約出席聯合國特別大會，是在兩年半之後（1974年4月6日）。我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的各項設備都已齊全，連新華社聯合國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設備。鄧小平副總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一到紐約，就住進了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那幢大樓的第十層（鄧小平住的是一個大套間），在代表團的辦公樓辦公，在代表團的食堂吃飯，並在那個食堂宴請來訪的各國友人。辛子陵說“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純粹是辛子陵編造的謊言！
在本機關、本單位的食堂裏吃飯，要給服務員付小費嗎？這樣的怪事誰見過！？辛子陵如此胡編亂造，實在可恥！
辛子陵說，鄧小平回國時，窮得“隻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這也是荒唐之言。當年的代表團人員和隨團采訪的新華社記者都知道一件趣事：鄧小平回國時途經巴黎，用自己的錢在巴黎買了一百個牛角酥（巴黎小吃）。飛機到達北京，發現周總理親到機場迎接，鄧小平當即取出牛角酥來請周恩來等同誌品嚐。
這裏再簡單談談我國的對外貿易、外匯儲備和外事經費情況。
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學貫中西”、眼界開闊而又腳踏實地的先進人物，一貫重視國際交往活動，因而也重視外事經費的籌措。早在日本投降之時，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選調了一批精明能幹的共產黨員，在香港辦起了華潤公司、五豐行等等（統稱“中資公司”），賺取外匯（港幣、英鎊、美元）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那年頭，在蔣管區受到國民黨軍統特務追捕或監控的文化人、學者專家和民主黨派人士，常由南方局領導的地下黨組織設法，把他們送到香港去避難。他們在香港的生活費用，大都來自我們共產黨辦的中資公司，並沒有“缺乏外匯”。
1949年淮海戰役之後，蔣介石的敗局已定。我們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商量，決定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我們黨的地下組織幫助民主黨派人士從南京、上海等地前往香港，再由香港乘飛機或蘇聯輪船去華北、東北的解放區。他們的交通費、生活費大都來自我們共產黨在香港辦的中資公司。從來沒有因為“缺乏外匯”而誤事。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二年——1950年12月，美國政府悍然宣布管製中國的全部公私財產，並禁止在美國注冊的船隻開往中國。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非法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從那以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嚴格的封鎖禁運，長達二十年之久。（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98頁）
那二十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是75%麵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有兩個重要渠道：一是通過香港出口、進口；二是從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
一年兩次“廣交會”，吸引了大量外國來的商人，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打開了一個大缺口。我國從對外貿易中所得的美元、英鎊，除去開支（包括外事活動的開支），還有不少節餘。這些節餘（即外匯儲備），一部分存在香港的銀行裏，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銀行。一來是為了“保險”（瑞士的銀行不聽美國政府指揮，不會侵吞或凍結中國的存款），二是可以得利息。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幫”煽起的極左思潮影響下，我國經濟曾一度受到較大的幹擾、破壞。但是，我國的對外貿易照常進行，每年兩次的“廣交會”照樣舉辦。
進入70年代，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加快。1970年，達到45•9億美元。1971年，由於我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特別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請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增長更快。1972年上升到63億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長74%，達到109•8億美元（其中，進口51•6億美元，出口58•2億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長32•7%，達到 145•7億美元。（見《陳雲傳》第1407頁，第1433頁）對外貿易的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占75%，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進出口隻占25%。（見《陳雲傳》第1406頁）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美國的經濟、金融卻出了大問題。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宣布，國內外的個人和公司不能用美元去美國的銀行兌換黃金，隻有外國的中央銀行才能用美元向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兌換黃金（35美元兌一盎司黃金）。1973年3月，美國政府進一步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連外國的中央銀行也不能用美元向美國的銀行兌換黃金了。誰要黃金，請到自由市場去購買。
1973年7月，即鄧小平率團去聯合國開會之前九個月，陳雲找財政部、外貿部和銀行的負責同誌談話：“目前，我國的外匯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陳雲主張把我國存在外國銀行的美元取出來，買成黃金作儲備。當時，銀行的同誌想不通，因為把美元存在瑞士的銀行裏可以得利息。取出美元買黃金，會帶來利息損失。陳雲同誌多次對銀行和外貿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強調：美元肯定要貶值，取美元買黃金至少可以保值。在需要大量美元的時候，可以賣黃金換美元嘛！（見《陳雲傳》第1414頁）
請看，1973——1974年間，主管經濟的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為“外匯儲備較多”而擔憂；辛子陵卻說，1974年4月鄧小平率團去紐約參加聯合國特別大會時，中國的全部外匯儲備隻有三萬八千美元，“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多麽荒唐啊！
當年有一件大事值得在這裏說一說。
由於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較多，在周恩來和陳雲、李先念等同誌的指導和支持下，國家計委接連提出了從國外進口先進的大型成套設備以武裝我國工業的計劃和方案。
1972年8月，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的報告，從西德、日本進口一米七軋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這項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資為38•96億元，使用外匯6億美元。
1973年，國務院批準並開始實施著名的“四三方案”。即：用43億美元，從國外進口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引進項目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工廠、四十三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製造工廠和斯貝發動機等等。（見《陳雲傳》第1401—1404頁）
“四三方案”自1973年起陸續簽約，執行。加上後來追加的項目，達到51•4億美元。按黃金價格計算，當年的51•4億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七八百億美元。
與人民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是石油化工業、化學纖維工業。當年建設的合成纖維工廠在1978年前後陸續建成投產，大量的滌綸（的確良）、晴綸、錦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各種各樣的塑料製品進入商店，很快就解決了我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使中國人民告別了“憑布票買衣服”的曆史。
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和廣大職工，既是國家的主人，又是本工廠、本企業的主人，工作積極性很高。他們不是單純使用從外國引進的先進設備，而是在使用中研究它，改進它，然後自己製造出更好更先進的設備來。這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精神，使我國的工業迅速騰飛。
“四三方案”引進的以石油、天然氣為原料的“大化肥”設備13套，在1978年前後建成投產。以後又繼續引進，與我們自己生產的機器、設備配套，使“大化肥”生產設備達到33套，年產尿素1593萬噸。按照一斤尿素可增產4—5斤稻穀計算，1593萬噸尿素可增產稻穀 6500萬—8000萬噸。這對於增加糧食產量，解決我國人民的吃飯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現在，我國各地的百貨商店裏，食品、服裝、鞋帽、輕化工業產品和家用電器的品種很多，質量很高，價錢也不貴。售貨員不愁商品少，愁的是銷售不快。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商店裏去逛，很多日用商品（特別是服裝、鞋帽、兒童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追本溯源，一是上世紀60年代幾個大油田的發現和開采，為國家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化工原料；二是“文革”後期的“四三方案”大規模引進先進設備，為我國工業的現代化提供了新台階。
辛子陵想全盤否定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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