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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趙孟頫 《老子像》
元代文人畫的興起,與道教的興盛有共同的時代因素和內在的精神聯係,因為元代畫壇的幾位巨匠同時也是道教的信奉者。首開其風的是畫壇領袖趙孟頫,他雖然身在朝廷,但內在精神始終不離“清靜”二字,其畫風簡約、清遠,蘊含著道教的美學思想。
元代繪畫史有一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有相當一部分畫家都信奉道教。這些畫家或直接投入道門,或在家修道,或具有一定的道教思想,其作品或多或少蘊含著道家、道教的審美思想及意趣,形成了清、靜、簡、淡、雅、拙、空、遠的元代文人畫風格,在畫壇上占據了主流地位,並影響了明、清兩代畫壇的走勢。元初的趙孟頫和元末的“元四家”(黃公望、倪瓚、王蒙、吳鎮)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早在元代以前,道家和道教思想已成為一些畫家的精神家園。道教奉道家創始人老子為始祖,老子提出的“大象無形,大音希聲”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繪畫追求寫意、神似、自然的風格和神韻,顧愷之、吳道子、宋徽宗等畫家都是道教徒。到了元代,道教思想對畫家的影響呈愈演愈烈之勢,乃至出現了畫家集體信道的奇特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元代統治者貶儒崇道的政策有密切關係。
儒、釋、道三教中,儒教的地位本來一直高於釋、道(個別時期除外),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佛教和道教受到空前重視,儒教地位急劇下降。由王喆創立的全真道迅速崛起,和已傳承千年的正一道並駕齊驅,均受到元代統治者的庇護,享受免除差役、賦稅的特殊待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曾經叱吒風雲的儒士,其社會地位降到了曆史的最低點,在一張流行於元朝的社會階層排行榜上,“儒”居第九位,僅排在“丐”之上。文人畫家絕大部分都是儒士,麵對科舉之途受阻、入仕無門的困境,便紛紛投入道教所開辟的“桃源洞天”,有人借筆墨以抒其抑鬱之情,有人將道家清靜無為思想融入筆端,講求意趣,各自形成獨特的風格。
出生於南宋末年的趙孟頫,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十一世孫、秦王趙德芳的嫡係子孫。父親曾任宋朝的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史。他天生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在少年時代便有遠大的誌向。但可惜好景不長,十一歲時父親便去世,二十多歲時又經曆了亡國之痛。雖然後來他的命運峰回路轉,被元朝重用,屢次加官晉爵,晚年更是官居一品,但數度受到權臣的排斥刁難,無法施展才華,實現其抱負。故內心深處仍鬱鬱不得誌,常有“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謝安”之歎。同時,他以宋宗室的身份仕元,為時人所詬病,而他自己對此抱有慚意。因此,通過信奉宗教追求精神上的解脫,就成為他必然的選擇,而最終他選擇了道教。
趙孟頫和道教的關係,從其名號就可略見一斑。他的字號很多,比較常用的是鬆雪道人、水晶宮道人、在家道人、太上弟子等,這些字號直接表明了趙孟頫的另一個身份——在家修行的道人。他之所以信奉道教,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也有時代背景的原因。宋代皇室向來崇道,宋徽宗還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很多皇室宗親都是道教徒,趙孟頫的祖先也不例外,據說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任職於道觀。
同時,趙孟頫生活的時代,正是道教影響最大、傳播最廣之時。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詔全真道所尊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喆五祖為“真君”,又封王喆七大弟子為“真人”。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全真五祖為“帝君”,七真為“真君”,丘處機弟子尹誌平等十八人為“真人”。道教初創人張陵的後代也受元室扶植,元世祖曾三次召見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命總領江南道教。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授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為“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全真道的地盤主要在北方,正一道則以南方為根據地。
在這種特殊的家庭和時代背景下,趙孟頫與道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兒時便結識了活躍於宋、元之際的茅山宗高道杜道堅,並尊杜道堅為師,後來又受法訣於茅山宗道士劉大彬,可以算是一名茅山宗道士。此外,他和玄教(龍虎宗支派)首任大宗師張留孫、第二任大宗師吳全節等也過從甚密。趙孟頫曾遵師囑畫老子像和《玄元十子圖》,並旁書小傳。“玄元十子”是指關尹子、文子、庚桑子、列子等道教先賢。在《玄元十子圖》之後,趙孟頫寫道:“師(杜道堅)囑餘作老子及十子像,並采諸家之言為列傳。十一傳見之,所以明老子之道,如此將藏諸名山,以貽後人。子謂茲事不可以辭,乃神交千古,仿佛此卷,用成斯美。”
趙孟頫和張留孫、吳全節也是莫逆之交,他是元朝高官、畫壇領袖,張、吳是道教領袖,他們曾經同在集賢院裏共事,經常切磋交流,產生了深厚的友誼。張留孫死後,趙孟頫親自撰文並書寫了紀念他的碑銘,此碑目前保留在北京東嶽廟大殿旁的庭院裏,是研究元代道教和趙孟頫書法藝術的珍貴文物。
全真道以合一三教為旗號,王喆勸人誦佛教《般若心經》、道教《道德經》、《清靜經》及儒家《孝經》,趙孟頫對這種理念非常認同,曾作《三教圖》倡導三教合一,晚年以書寫儒、道、釋經文為樂。元仁宗評價他“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能及”,可謂公允之言。
趙孟頫是“全能藝術家”,詩、書、畫、金石無所不精,特別是書法和繪畫的成就最高。明人王世貞曾說“文人畫起自東坡,至鬆雪敞開大門”;明人董其昌稱他的畫為“元人冠冕”。趙孟頫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靠過人的天賦外,還得益於他的道教修養。
道教崇尚簡約、簡易,老子《道德經》提出“少則得,多則惑”,這種思想對趙孟頫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元代畫壇中,他首先提倡“簡”的風格,認為筆墨應盡量從簡,方能突出意境,顯露靈性。他向往古代繪畫樸素的風格,提出了“古”和“簡”的統一。他在自跋畫卷中說:“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便自為(謂)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為不知者說也。”他的繪畫作品,既能簡,又能密,表達出深遠的意境。
趙孟頫的《鬆下老子圖》,對“簡”和“繁”的處理極為恰當。清人錢杜在《鬆壺畫憶》中評論說:“《鬆下老子圖》,一鬆、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鬆極煩,石極簡;藤榻極煩,人物極簡;人物中衣褶極簡,帶與冠履極煩。即此可悟參差之道。”
也有人認為趙孟頫的畫作可以用“清”字來概括,這個“清”的意境也源於道家哲學。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修道到一定境界,心靈自然會“清”。有了心靈之“清”,才能把握天地之“清”。畫麵“清”,境界便遠。趙孟頫的繪畫實踐,正是道教審美思想和意趣在藝術創作中的體現。
然而,趙孟頫畢竟還有凡心,和以得道為目的的出家道士有所不同,因而不能守拙,也不能實行道家以拙保身的處世哲學。所以他的書法“圓轉流麗”,其繪畫也就缺乏“拙”的味道。明末清初傅青主和顧凝遠,曾分別以因巧失拙的觀點,批評趙孟頫的繪畫和書法。盡管如此,趙孟頫仍然開創了元代文人畫的新風尚,為文人畫成為主流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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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藝術家批評元代的 ?